孙希磊 ||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社会文化发展

2022-05-21 颐源书屋

展开全文

本文原载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z1期，作者：孙希磊。

摘要：1938～1945年期间，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坚持办学，不仅使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得以传承发展，同时，对云南地方的经济、政治、教育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云南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拓展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的领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得以有机的结合。

关键词：西南联大；云南；科学研究；社会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了坚持抗战，保存我国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设施，大批高等学校和科研文化机构迁往中国的内陆，形成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辐射到西南、西北地区，高密度科研文教机构聚集的新型的“文化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教育文化大迁移，不仅把先进的思想文化保留住，而且使之带到了封闭落后的内陆，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尤其以西南联大的入滇，对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这种影响和作用或直接或间接、或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云南近代化的步伐。本文旨在以西南联大为一个案例，用以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力量和作用。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学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梅贻琦为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日常校务。从华北平津南下，先迁徙到湖南长沙，立足未稳，武汉陷落，又奉教育部令继续南下，经过艰辛的长途迁徙，最终分三批抵达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校区，坚持办学。在迁徙过程中，其中一支队伍由三校的200余名学生组成“湘黔滇考察团”，在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教授的率领下，辗转西南数省，徒步3500余华里，到达昆明。此举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至1945年5月复员北归，在云南渡过整整8年，在这艰苦卓绝的8年中，西南联大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1] （侯德础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P55）创造了“学术自由发展”和“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凝聚和荟萃了颇为鼎盛的教授阵容，不仅使中国现代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赓扬不绝，而且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丽篇章。[1] （侯德础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P55）更加可贵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身处国难忧患之际，心志不移，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续传承上下求索。他们对“客籍异乡”的云南充满了热爱之情，对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神秘生僻的少数民族文化充满了浓厚兴趣，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以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研究方法，在非常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对云南的自然、人文、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系统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成果斐然。为云南的社会经济能够在战时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保障，同时，也使云南的科学研究水平得以提高，使云南现代学术和教育得到发展。

（一） “边疆研究”—注重实地调查，促进云南和西南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

战前，中国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不论政治经济或是科技文化，都是处于相对落后的层次，即使重庆、昆明、成都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华东、华北地区相比较也有较大的差距。昆明在战前正规的大学只有一所（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远不及上海（25所）和北平（15所）。在工业经济方面，云南除了个旧锡矿、造币厂、兵工修配厂、大道生纺织场外，基本没有近代工业。[2]（《云南历史经验与西部大开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P227～228）云南由于地处边陲，向被视为化外之地，地区文化长期不被世人所关注。但是,云南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富饶宝地!它地理环境优越、地质地貌奇特、自然资源丰富；水利资源的蕴涵量和矿藏量在全国都占有重要比重；云南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蕴涵着风采多姿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这种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区人文景观，对来自中原内陆的大批学者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引起他们对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是，至到战前，由于地处边陲，远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区，所以发展较为缓慢。随着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迅速沦陷，中国政府的西迁和内陆大批工厂企业、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的大转移，过去封闭偏僻、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变成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和复兴基地，而且，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国家与民族的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云南发展的历史机遇到来了。

战时西南大后方社会文化的跨越式进步是伴随着沦陷区大批教育科研机构和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迁入而实现的。在大规模的迁徙转移过程中，各所大学均饱经战争之苦，付出巨大的牺牲，损失非常惨重。南开大学由于师生抗日热情的极端高涨，深为日寇所仇视。战火中将南开校园夷为平地，仪器和图书资料损失殆尽。清华大学在北平被攻陷后也落入敌手，惨遭蹂躏。图书馆变成日军的战地医院，工程馆变为日军的养马房。北京大学“只有物理系将一个得来极不容易的R·W·Woods生产的光栅，及光学分析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少数部件带出”。[3]（《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当时的情况是“各地之机关、学校以变起仓促不及准备，其中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内陆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战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4]（《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所幸的是，一大批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基本转移到了大后方，保证了继续传承中国先进思想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西南联大具备了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中国各个学科最杰出的学者。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个领域；既包涵基础性自然与人文类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又有应用性自然与人文类学科（工程技术、航空与电讯、经济与商业、社会与人类学）。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周培源、王竹溪、吴大猷；数学家江泽涵、杨武之、赵访雄、陈省身、华罗庚；生物学家李继侗；化学家杨石先、曾昭抡；地质学家孙云铸、袁复礼；土木工程的施嘉炀、蔡方荫、陶葆楷；机械工程的刘仙洲；航空工程的庄前鼎；电机工程的任之恭；人文学科方面的学者有罗常培、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王力、吴宓、陈寅榷、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张溪若、钱端升、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吴泽霖、陈序经、陈岱孙、燕树棠、陶云逵、费孝通等。[5]（《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141～159）这些都是以其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成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杰出大师，大多还是他们所在学科领域开宗立派的领军人物。真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如此众多的大师级学者一下子云集到昆明，这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给云南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

在云南时期，西南联大下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同时，还设置有7个研究所、25个研究部（文、理、法、工）；同时，清华大学还单独设置了5个特别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分植物病害学、昆虫学、植物生理学三个课题组）；航空工程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也设有单独的一个研究机构即边疆人文研究室。下设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个组。

虽处在战争年代，学者们颠沛流离，物质生活极其困难，但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方面却意志坚定，毫不懈怠，在战乱中仍清醒地看到学者的根本使命在于精神文化的传承，在于用精神文化致力于陶冶和启迪民族精神、用科学研究的成果去为抗战的胜利作出其特有的贡献。所以，他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潜心于精深学问的研究，并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来衡量对现实是否“有用”或“无用”，沉静于纯粹学术当中，进行超越现实的科学思考，取得了极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人文学科方面：闻一多著有《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唐诗杂论》、《尔雅新义》；朱自清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王力写出“语法三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及《新理学》；金岳霖所著《论道》；唐兰、陈梦家的古文字研究；理科方面有：华罗庚所著《堆垒素数论》、许宝騄所著的《数理统计》，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李慔枳《公路研究》；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等。正如1942年12月21日公布的《国立西南联大要览》中所言：“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飱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惯，不稍怠懈。”[6]（《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P67）

另一方面，西南联大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植物学、地质地理学、天文气象科学等方面的教授，从云南的自然条件与人文历史环境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对云南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实地考察以及开展云南民族文化研究。由纯粹的学理研究，开始转为“边疆研究”，第一次对云南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云南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科学考察和研究西南民族文化已经在学者中蔚然成风，而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确实给来自中国内陆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舞台”，打开并拓宽了他们原有的学术视野和学科领域，激发起了他们对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把研究的方向和角度转向云南当地的自然与社会。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孙云铸教授曾回忆“自学校南迁，虽书籍仪器尽失，而系中国人研究精神不减当年。因地制宜更对西南各省地质，地层，矿产，地质构造，矿物岩石等项尤饶有兴趣而愿切实研究。”[7] （《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350）其研究目的和动机非常明确“凡上述研究计划或关系西南之整个矿产资源而有助于抗战，或涉及全世界之地质学术问题，此系因地制宜，为同人南来后日夜所不能忘怀者。盖地质之学与世界全相关联。……外人恒不惜巨资组织勘探或调查队，不远千里，不避艰险，赴与该问题有关系之区域而工作研究。”令人敬佩的是，他甚至觉得迁入云南，对一个从事地质科学的学者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情：“今云南正当横断山脉之主干，西接喜马拉雅，东连中国南岭主干。同人皆系治地质科学者，今身当此精华之区，又安能默而息乎。” [8]（《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351）

其成果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工科方面，最突出的是北大地质系与理科研究所的调查研究。研究专题有“云南各纪地层分层之研究”、“调查云南地质构造以求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中国南部个山脉生成之关系”、“由地质构造讨论中国西南部之矿产区域”、“研究云南之各种金属矿床”、“研究云南非金属矿床”、“研究云南之各种火成岩及变质岩”等。1942年夏，地质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组成“云南地质调查所”，对云南全省作大范围的野外观察和调查，所需要的经费由云南方面协助解决。研究工作取得实效，初步调查了昆明附近各县的地质矿产资源。通过对云南矿产的调查，发现了钨、锡、铁、铜、铅、磷、汞等多种具有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还有相关著述问世，如冯景兰的《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王鸿祯的《昆明附近地质》《叙昆铁路曲靖宣威段路线以东地质矿产》《云南宜良路南一带地质》《云南保山地质》《云南易门铁矿地质》《云南嵩明杨林一带地质》；在地层及构造方面，孙云铸教授写了《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与张席褆合写的《滇西上寒武纪之发现》。气象学李宪之发表“昆明高流”、“西南高层气流与天气研究”“中国南部季风的文题”等应用性较强的论文。生物系吴韫珍广泛采集云南植物标本，与吴征镒发现了植物新品种“金铁锁”，考证了《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学名。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对云南稻、麦、棉、豆、水果及三七、菌类等经济植物、植物病害等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在抗病育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发表调查报告34篇；虫害组为防治虫害作了大量在调研工作，发表了《云南虫害调查简报》等成果；还对紫胶、白蜡两种特别虫产作了系统研究；植物生理组在理论研究上成绩卓著，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针对云南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1938年土木工程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由施嘉炀主持，经过两年的努力，初步提出开发计划，其中一些被资源委员会采纳并动工实施。另外，“云南地质地质调查所”还对滇南锡矿、滇东北铜矿和盐矿、易门铁矿、滇西水银、砷、锑、银、铅矿进行科学调查，发现了昆明磷矿。[9]（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出版社，1983，P210～212）

二、在人文科学方面，成绩亦时分斐然。北大文科研究所分两组调查中国边疆人文历史资源。向达（中西交通史专家）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参与敦煌、张掖、武威等古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罗常培先生（语言学专家）主持领导下，主要调查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曾进行过三次调查。1942年到大理旅行，调查了摆夷、栗粟、俅子、怒子、那马、民家几种语言，并且把所得俅子语的材料整理成《贡山俅语初探》。1943年又到大理讲学，找到两位会说山头、茶山、浪速语言的发音人。带回昆明后详细记录了许多词汇和故事。1944年又三赴大理，重点考察民间话。去了兰坪、宾川、邓川、洱源、鹤庆、剑川、云龙、泸水。先后撰写《云南之语言》《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之分类》《昆明话与国语的异同》等专著和论文。袁家骅写出《峨山窝尼语初探》《阿细情歌及其语言》等论文，吴泽霖进行黔滇苗族调查，写出论文《么些人之社会组织及宗教》等等，均属开创性的成果。文科所的研究生也出了一批成果：《叙永苗族调查报告》（胡庆钧）、《撒尼惈语语法》（马学良）、《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墨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墨夷语法》（高华年）[10]（《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340），同时，对云南民族文化方面也有建树，罗常培写有《论鸡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游国恩的《火把节考》、陶云逵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几个云南土著的现代地理分布极其人口的估计》、吴泽霖的《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等。[11]（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P46）

张印堂研究了云南经济地理问题，写有《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的论文，关于“中英滇缅北段未定界江心坡地理考察”，明确了江心坡现状及其对中英两国政治、经济之关系；《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一文，于1942年获教育部科研成果奖励三等奖；罗常培、郑天挺、张印堂、潘光旦等还应邀参加了大理县志的修纂工作。

陈达领导的清华国情普查所对呈贡县进行了人口普查和农业调查。1940年3月21日，梅贻琦校长致函云南省政府，说明此项普查的准备及完成情况。由该所聘请云南地方行政长官组成“顾问委员会”，和清华普查研究所合组“人口普查委员会”，选定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为人口普查实验区，在社会学家陈达主持下，对县域人口状况进行调查。包括该县的人口、生育、死亡、土地、农作物、运销、行政状况的调查，普查之目的是“对于云南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有适当的需要”，诸如兵役选拔、推行选举、租税缴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贫穷救济等社会基层事业的开展。[12]（《近代史资料》第10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P34～35）

费孝通领导的社会调查小组的工作也是成果显著的。对云南中部的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培养了一批能运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观察云南乡村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人才，并取得实效。写出《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农家费用的分析》《劳工的社会地位》等著作。[13]（《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P10～11）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出版学刊《边疆人文》，并在玉溪、峨山、新平、元江县、思普，以及石屏、佛海（勐海）等地，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形成了五批优秀成果。如《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调查》，这些调查集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与经济地理学等多种学科，是我国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首次系统调查，也是旧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创举，因此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评价和高度重视。[14]（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P51）

（二）“学以致用”—直接参加云南的经济建设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西南联大的工学院。

在水利工程方面，1938年土木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建立“云南省水利发电勘测队”，由施嘉炀主持，经过两年的工作，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提出初步的水利资源开发计划，设计出一批小型水电站，其中，蟑螂水电站设计被政府采纳，开始动工；1940年，与云南经济委员会合作，勘测设计了发电量3000千瓦的腾冲水电站；还设计建造了发电量为300千瓦的富民县水电站；与经济部中央水工实验室合作创办“昆明水工实验室”；进行了腾冲电厂节制闸与引水模型实验；还进行了旬溪拦河坝改造计划的模型试验、云南水文研究、昆明附近泾流参数试验等工程性实验；还设计了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扩建工程；为昆明建筑公司设计了昆明大戏院。

在公路研究方面，与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局合作组成“公路研究实验室”。由李谟帜任主任，研究路面改造、土壤稳定、代用材料、经济分析等。出版《公路月刊》《公路丛刊》等。为修筑滇缅公路进行了有关试验。

在材料试验方面，1939年，材料实验室与云南建设厅林务处组成“滇产木材试验室”，研究滇产木材的种类和性能，作出了多种试验。1944年，又应滇缅公路工务局和美国陆军供应处工程部的委托，进行公路沿线所产木材强度的试验，提出了《滇缅公路沿线木材之分布及强度》的报告。

在给水排水工程方面，主要关注于城市的公共卫生工程。协助云南“抗疟委员会”解决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放问题。陶葆楷教授曾到昆明及各县研究阴沟排水问题，改善环境卫生。

机械系与云南建设厅合作改良云南的农具。刘仙洲为明良炼矿公司研究设计“用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装置法。化工系创建“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序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出现的燃料问题。张大煜教授在云南经济委员会资助下创建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燃料油的研究与试验。在梅贻琦倡导下，联大还办起了“清华服务社”，为供应驻昆美军自来水和用冰，服务社承担了自来水管配件生产，建起了昆明第一家制冰厂。[15]（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出版社，1983，P218）

（三）“助教兴学”—推动云南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西南联大对云南的贡献还表现在推动云南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首先，西南联大入滇后，增设师范学院，主要目的就是为云南培养中等教育师资。设有教育系、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算学系、史地系、理化系；南开大学心理学家黄钰生担任院长；各系主席均由西南联大相关院系主席兼任，皆为著名学者。如朱自清、叶公超、江泽涵、杨石先等。其办学的初衷就是为西南地区服务的，据联大校史记载“本院现在西南，指定之区域又为滇省，则本院学生，当以滇黔川贵学生为主体”。这样就使云南的大量学子，有机会就近入第一流大学就读，确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1938年联大学生1632人，云南籍学生仅有76人，占4.7%，而到1942年全校学生2760人，云南籍学生达到287人，占10.4%，位居各省第三名。学校还以“常委会决议”的形式，特殊给予云南学生以入学的优惠待遇：“师范学院接受云南教育厅选送学生免试入学，每系暂以4人为限”。同时，以西南联大为教育基地，与云南教育厅合作，定期举办“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培训更大范围的中学师资，教育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晋修班分为国文、史地、算学、理化四科。1939年10月24日，双方合办的晋修班开始，有学生61人，“本班课程由西南联大教授担任，其各科设备，就西联大就已有供本班学生利用，与联大学生无异”。[16]（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P150）云南教育厅将原省立英语专修科并入联大师范学院，同时向联大建议，希望其开办“师范专修科”，公费由滇省负担，此建议得到重庆方面的批准，令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设初级部（专修科）理化、史地各一班。

由于办学成效显著，深受地方政府的欢迎。云南曾多次上书重庆方面，提出师范学院能否独立设置，重庆政府未予同意。经云南的一再恳请，教育下达三条处置意见“师范学院内部设施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原则”、“抗战结束后再行独立”、“租用校舍及修缮费应由多方筹措”。[17]（《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545）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这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人民的最好礼物。它将教育的星火远播到西南边陲，这是一种文化迁移中所出现的特殊社会效果。

其次，西南联大对云南大学起到的积极影响和贡献。云南大学原名“东陆大学”，1923年由唐继尧创办，是云南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发展缓慢。这种状况直到熊庆来出任校长才发生根本变化。熊庆来是著名的数学家，曾担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抗战前夕被聘为校长。他非常熟悉清华的教育体制和现代大学理念，接受了梅贻琦主张的“通识”教育思想，对云南大学进行全面的改造，目标是把云南大学建设成“小清华”。西南联大的到来，无疑对云南大学或对熊庆来而言，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他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从云集昆明的各类学者中，大量聘请教师以充实师资力量，提高云南大学的学术水平，使该校的实力迅速提升，很快就跻身于国内知名的地方大学行列。在云大聘请的教授中有许多来自西南联大，如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姜亮夫、费孝通等。抗战之初云南大学仅有2个学院、7个系、11位专任教授，学生仅有302人；抗战后期，学校的教授曾到达187人、学院增加到6个。新设置了天文、农学、化工、机械等学科。并且，还颇有远见地设置了“社会人类学系”，以云南原始民族为对象，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进而探讨如何同化苗蛮，以期得巩固边防之途径”。[18]（“云南大学设置计划”，张维：《熊庆来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P223）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

再次，西南联大教授通过进行大量的公益性学术活动，活跃了西南地方社会的民主空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使昆明成为西南大后方城市中民主与自由氛围最浓厚的城市。这些公益性学术活动包括：讲座、讲学、讲演、时事座谈会、“宪政研究会”等。其特点是通俗易懂、切合时弊、内容广泛、涉及知识的内涵丰富。而且，面对的社会群体范围很广，尤其对昆明的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而言，其意义更为重要。1944年5月，孔祥熙到西南联大访问，曾提议开设系列“联大西南讲座”，经费由重庆的中央银行等多家大银行予以赞助。但对演讲题目加以限制“应就其专门学科之范围，择与建设事业及西南文物之有关问题，作专题研究。”[19]（《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361），但是，令国民党政府失望的是，这笔官费资助的“讲座”并没有按照当权者的意志进行，相反，这些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国统区民主意识的觉醒，形成民主、自由的社会舆论。这其间，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张奚若、钱端升、潘光旦等经常出席这类活动，发表激烈的演讲，公开抨击和批评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政治民主化主张。这对联大学生是极大的鼓舞，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高涨，西南联大始终走在这个运动的最前列，被誉为西南的“民主堡垒”。[20]（《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497）

作家汪曾棋在回忆录中，认为西南联大留给云南最重要的就是“使昆明学生接受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的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那么，究竟对昆明产生哪些影响？究竟表现在这个城市的哪些方面呢？他认为是一种精神的作用。即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以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这种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战争，是对人类社会和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种灾难，它可能会给人类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会使一个曾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彻底消失。但是，人类毕竟又是最不可战胜的，人类正义的力量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狂风。就一个民族来讲，其文化之魂是构成复兴力量的本源，也是激励民族战胜磨难和痛苦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种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延续、传承、融合、创造，这个民族是不会被任何战争所征服的。在抗日战争中，如果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看待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国家的命运启程转合的曲折过程中，民族的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象一条绵延不绝“精神血脉”，始终流淌在我们民族中间。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精神状态与言行举止无不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或作用又是以他们特殊的方式加以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