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迈向新的研究议程 作者：Elsa Hedling，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副研究员，瑞典隆德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她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欧洲一体化和数字外交；Niklas Bremberg，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尤其是对南地中海的政策。 编译：董诗（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来源：Hedling E, Bremberg N. Practice approaches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of diplomacy: toward a new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1, 23(4): 1595-1618.  导读 在数字时代，数字化和外交的结合不仅带来很多新的改变，也对传统外交带来挑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回答三个问题：数字化如何重塑外交职业以及对传统外交官带来哪些挑战？线上和线下外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在线外交受众对外交带来那些贡献以及对外交可见性带来哪些影响？在文章中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回答，分别是外交机构、数字外交的特性以及外交受众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外交数字化的研究议程。此外，作者在撰写此文时也涉及评估实践理论和数字外交的研究前沿，并研究该交叉领域的研究潜力以期待推进数字外交实践方法的新研究议程。 摘要 如今外交实践越发采用新的数字化形式，这使得“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的有关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外交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改变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外交方式，因此，研究“数字外交”这一新兴形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路径有着重要意义。数字化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并引发了人们对外交连续性、外交变革、外交机构、外交空间、外交物质性等多个关键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提出一项研究议程，并在各种实践路径的基础上解决数字外交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其中研究议程的核心主要涵盖外交变革的三个方面，即外交机构、数字技术的空间性和物质性以及外交受众，并探讨了这三个方面的未来研究前景。 编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社会生活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名实习生在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照片、高级外交官与硅谷的科技公司建立联系、国家领导人在Twitter上对国际谈判加以评论等等，都是日常外交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数字外交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指互联网、数字工具、数字媒体和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甚至改变外交。从概念上讲，数字外交既被视为数字化的动力，也被视为数字化的产物，涵盖了数字化与外交的各种作用方式。不止于此，数字化也为外交领域带来新的参与者，并对传统外交行为体带来挑战，包括改变他们做事情的方式、表达和感知自我的方式等等。 随着数字外交相关研究的迅速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实践理论”已成为研究的出发点，用于解释国际政治的连续性和变化。实践习语（practice idiom）可用于描述一系列具体现象，小到普通的本地电子邮件协议，大到国家代表在正式场合使用社交媒体以及国际组织日益结构化的电话会议等等，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zoom外交”。因此，研究数字外交的社会实践可以解释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外交过程、互动和习惯，以及互联网的互联性如何落到实处。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实践理论本身并不是一套连贯的理论命题，无法直接被应用于数字外交或任何其他社会调查领域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是一套多元主义的路径，或多或少借鉴了实用主义、现象学和批判理论。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数字外交实践路径的缺陷和前景，以及其在该领域最新研究中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论述了数字观察提供的方法论机遇，并讨论了国际关系实践方法提供的分析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外交的研究议程，主要借鉴实用主义实践理论的传统。最后，作者呼吁实践方法之间需要进行更为系统性的互动，以描绘这些实践及其对外交的改变。 数字外交实践 （1）实践习语与实践理论化 现有的工具性实践观意味着实践方法只能停留在“实践”层面，并不能上升为“理论”高度，这种观点通常把数字外交简化为一种软实力工具，旨在通过推广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来吸引和说服外国群众。外交实践可以通过严格工具主义和理性主义方法来做成一个指导手册，外交官和公务员可以直接套用。但是在作者看来，数字外交的国际传播俨然成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研究重点应该集中在外交官进行数字外交的机构上，并且外交需要大量脱离于“教科书”之外的隐性知识。例如，2020年4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强调，当所有的互动都通过视频会议进行时，在欧盟外交中建立信任和寻求妥协是很困难的。 随着外交实践的数字化，数字外交成为了外交领域的前沿舞台，它体现出外交实践的所有形式和功能都取决于两大群体的互动：群体一由领导人和外交官组成，群体二由公务员、媒体或公众组成。虽然多数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是传统外交形式和功能的延续，但数字时代下外交的可视性和互动性则赋予受众更突出的作用。此外，实践路径也提供了许多将数字外交中受众作用理论化的方法，尽管有很多尚未被深入研究。 （2）实践理论的前景 外交兼具理论性和社会性，特别适合借助于实践路径展开研究，因为它将沟通与表达方式的路径依赖与社会变化尤其是技术发展的适应性反应相结合。外交涉及一系列包括维持政治现状、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变革等有关实践。与双边谈判、多边会议、文化交流、和平调解等更为成熟的外交方式相比，数字外交实践更为新颖，包括转型后的传统实践（数字化带来外交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随机应变而出现的实践（通过参与式文化实现数字化），这些实践格外适合探索和发展国际关系实践方法。例如，2020年春季，G20、联合国和欧盟的领导人利用视频会议工具举行了一些虚拟的高级别会议。但外交官们提到，在线操作无法“读空气”，并且无法参与走廊外交以在敏感问题上达成共识等等，这些都为外交带来限制，也反映了数字工具在代替人际社会互动时对于关系促进和意图传递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美国，以Twitter为主的社交媒体现在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沟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公认的代表渠道，伊核协议谈判期间，数字外交参与塑造、承载和反映了国家争取承认的斗争。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数字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数字虚假信息、网络安全等问题迫使各国和国际组织重新思考数字外交的作用，虚假信息甚至成为一国数字通信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 数字化既促成了一种更具参与性的外交文化，也重塑了沟通和代表的模式。尽管数字外交正在成为一套公认的外交实践，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探索性和实验性领域，其规范和行为基础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一国外交机构与数字社会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提供的机会和限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必须从政治实践如何与数字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数字外交带来的新规范和行为。在此，作者提出实践路径适用于加深对数字外交的概念性理解。 （3）数字观察的方法论机遇 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观察的，例如当外交官在谈判期间使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或进行报道时，人们可以观察到随后的互动，或者至少是在网上发生的互动。广义上看，数字外交是一种实验性实践。在2017年，丹麦外交部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位“科技大使”，在三个时区（硅谷、北京和哥本哈根）拥有全球授权。澳大利亚和法国现在也有“网络大使”的存在。科技行业外交代表的出现表明数字时代社会权力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科技公司参与到了外交危机解决的过程中。作者认为，需要通过多种数据收集方法来研究外交实践，这些实践可以被观察、谈论或阅读。正是由于数字外交的可见性使得访问可以与观察相结合，除了获得其它敏感谈判文件的访问权限外，还可以在网上看到一些数字外交实践，因此可以进行大范围调查和网络分析，探讨外交的社会互动中的变化和连续性。 走向数字外交实践的研究议程 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确定了外交机构在数字外交中面临的问题，并讨论了外交官在数字时代不断演变的“惯习”(habitus）；其次，作者讨论了数字技术的空间性和物质性，其中言行之间的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通过网络而变得显而易见；最后，作者探讨了受众在数字外交中的新作用，以及如何将受众在观察、期待、反应、参与或忽视的实践中的作用进行理论化。 （1）外交机构 数字外交依赖于新型的沟通方式和技术。虽然沟通是外交的基石，但在线交流的准则、惯例和规范不同于线下正式或非正式的闭门交流。在数字时代，掌握各种线上交流软件、大数据导航、管理与科技公司的关系等等已经成为数字外交衍生出的新任务。随着技术逐渐取代理性分析，未来的外交官可能会愈发依赖机器和人工智能，这一依赖也塑造着未来的外交官。此外，大使馆还需要进行本地在线数据分析以辨别数字虚假信息，从而减少对国家公共外交的影响。在数字时代，传达可视性和可触及性的外交信息逐渐被视为一种外交行为。新媒体让知名人士能够在国际上收获大批“观众”，以开展“名人外交”（celebrity diplomacy）。其次，企业外交也将会是一项长期的实践，而在数字化时代，科技公司的外交影响尤为突出。最后，当公民成为线上数字信息的对话者和负责人时，他们也可以参与和塑造社会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外交机构的传统概念。与数字外交相关实践路径的价值在于保持角色概念问题的开放性，并寻求理解“传统”和“非传统”的外交代表如何成为不断演变的社会关系结构的一部分。 （2）数字技术的空间和物质性 数字外交中的“数字”指的是把空间和物质性作为交流的条件或对象，其中数字技术的空间指的是网络虚拟空间或科技行业等行业空间，物质性指的是技术可以被作为一种实践的材料、自动化和传播的工具等等，空间性和物质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例如，根据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研究，可以将Twitter这种社交媒体视为一个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有趣的外交表演，但社交媒体可以通过控制个人或群众的话语论调，掌握“互动秩序”的变化来维系自身在表演中的重要性。像Twitter、微博、Facebook和Instagram等多个平台提供了不同的网络虚拟环境，使用户可以开展多种实践活动，跨越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界限。 （3）外交受众 在数字外交研究中存在一个假定，即外交官和外交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进行数字外交是缘于国际受众的扩大和多样化。这为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和限制，尤其是在创造和维护公共合法性方面。受众变得更加分散，因此，必须根据所涉及的外交目标，以不同的方式与之接触。同时，国家受众之间的传统界限在网络领域也被削弱了，使得信息的适当性难以把握。人们普遍认为传播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导致外交受众的作用被忽视了。需要注意的是，外交受众不仅是倾听者，也是数字外交实践的对象和主体。与此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外交受众对数字外交的兴趣，虽然在线直播和有关策划越来越受到各国有关部门和大使馆以及国际组织的重视，但观众数量和参与程度往往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结论 作者认为，实践路径能够为数字外交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启迪。数字外交可以帮助解释国际政治的延续和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现有的研究证明了实践路径具有很大的前景。随着数字外交成为一种既定的国际实践，不仅要将其概念化为外交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更要将其前提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可以说数字外交远远不止国家领导人运用Twitter这么简单。就议程的三个核心领域而言，首先，数字化已经导致外交机构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什么是外交行为以及谁是外交行为体的观念都在变化；其次，“数字化”的空间性和物质性都较为复杂，需要仔细区分并深入研究以充分掌握数字化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期间，“照常”外交的尝试说明了数字工具如何克服空间障碍，但在缺乏交流的实体、人际和环境的情况下，不尽能实现预期的结果。数字适应过程中的教训可以促进我们理解哪些数字外交实践最终会常态化，哪些会被放弃。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不同承受力和数字外交实践产生的不同结果表明，社会技术环境提供了外交的多种可能。最后，实践方法受到了受众角色，以及受众对日常外交实践各个方面的影响和构成作用的挑战。此外，除了本文所提及的议程中的三个核心领域之外，女性主义、后西方理论、微观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观点都可以为数字外交带来新的启迪。本文的观点只是该领域下研究的第一步，欢迎国际关系或者其他领域的学者前来批评指正。 审校 | 胡富钦 杨佳霖 排版 | 吴梦婷 赵梓熙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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