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老蒋停发新四军军费，一度陷入困境，短短几年就富起来

我们看《新四军》电影剧的时候，剧中描述了一位华侨，得知新四军成立时经费非常紧张的局面，便把自己的继承的大笔遗产无偿地捐给新四军，作为军费，这位华侨原型就是广东澄海的泰国华侨陈子谷。

陈子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表人才，斯文秀气，出版过个人诗集，面对日寇入侵，山河沦陷，陈子谷毅然回国参加抗日队伍新四军，成长为新四军中担任政治部敌工部科长。这个时候，新四军虽然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大量杀伤日军，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百般刁难，克扣军费，各种打压，致使新四军经济非常困难，有时连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喝稀粥度日。

后来，陈子谷远在泰国的养祖父去世了，因他是泰国商会首领，华侨中的巨富。他留下大笔遗产，分给了子女后人，这其中当然也有陈子谷一份，虽然他是抱养的。叔叔让陈子谷回泰国继承遗产，后来，他把在泰国华侨中为新四军募捐6万多银元，还有继承的20万银元遗产全部捐献给了新四军，一下子为全军解决了两个月的粮饷，还为新四军将士们解决了过冬的棉衣。为此，叶挺军长称赞他“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个故事说明，新四军是正规的国家抗日部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会给一些军费的，据记载是每个月实发8万元，那个时候中央军嫡系部队的“调整师”每个月25万元，蒋只给三分之一还要少，全军官兵的吃饭和薪饷入不敷出，那个年代打仗，需要雇挑夫、买药品和准备战场出现伤亡时所用的物品，还要耗费比平时更多的粮食和副食，可见了非常艰难的。

我们“打工人”都知道——无论多么微博，但只要有一份固定工资，心里总是有底气。但这份收入一旦消失，就算你手里有点家底，也会马上惶惶不安起来，觉得日子简直没法过。这个道理，放在新四军身上，同样适用，1941年1月4日，在安徽泾县的群山中，9千余名新四军将士陷入了8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7天7夜的血战过后，遭受重大损失，史称皖南事变。千古奇冤！相煎何急！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上级立即部署重建新四军，9万余人七个师的新四军火速整编、集结……新四军从血海中重新站了起来。然而，这时蒋介石下了一道手令：“乃停发该军经费、子弹及药品之补充。”

部队建立起来了，架子搭起来了，老蒋却一分军费也不给了，没钱，成为新组建的新四军最大的问题，何况，此时的新四军，基本上一点家底都没有，可谓是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缺吃少穿是常态，百货、医药等物资更是少之又少，堂堂的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医院，居然连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都凑不出来。

根据史料记载，新四军第七师刚刚成立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部队连基本的伙食供应都困难，战士们经常饿得端不起枪、跑不动路。没办法，七师独立团只得到无为、庐江、巢县等地，向百姓们借了3500担大米，才暂时撑了过去。

更要命的是，此时在北方各个根据地，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就连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已经闹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的地步，实在没有力量来帮助新四军。面对这一艰苦的情况，上级给新四军发布命令，要解决只有三种办法：一是饿死，二是解散，三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如何解决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此，军领导提出几条具体措施：即四大取之：取之于已、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取之于商。

取之于已，就是要创建和扩大根据地，这很好理解——有了地盘，才有政权；有了政权，才能种地、征粮、收税、搞生产；有了钱粮，才能招兵买马，扩大力量，新四军才能真正壮大起来。“不能靠向人家讨饭过日子”。中抗日根据地地图，守着这片“鱼米之乡”，再饿肚子就说不过去了。

于是，在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后，各师分头行动，与日伪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先后在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八个地区重新开辟了根据地，并建立了行政机构。这一来，原本只有4.4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举扩大到了6.8万平方公里，地盘扩张了50%以上。有了根据地，重建后的新四军，才有了广阔天空，得以大展拳脚。

有了地盘，这就好办了，将士与百姓组成互助组，农具、牲畜等资源统统共享，一起动手开荒、耕种、抢种抢收、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像这样的互助组，仅仅在淮北地区，就多达8000余个。在自己动手耕种开荒的同时，新四军把根据地搞成了“大工地”，一项项水利工程相继竣工——新四军第二师在高邮湖重修了西岸百里大圩；第四师在淮泗一带先后修筑了淮堤、大柳巷堤、人字头堤；第七师在无为县修筑了黄丝滩大堤，年年肆虐的水患终于被扼住了喉咙。

取之于敌，狠狠地打击敌人，在日伪军的扫荡与国民党军的挑衅这双重压力之下，新四军经常打胜仗，在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不仅打击了敌人，而且大大地武装了自己。

取之于已，大搞“减租减息”，将农业税简化成两种，分别是地主、富农所交的田税与佃户缴纳的公粮，既保证了新四军的粮食供应，同时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根据史料记载，1943年，仅皖中根据地一处，在为百姓减租25万余担、佃户人均增收近7斗稻米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970万斤公粮的征收任务。

解决了吃饭问题，按理说新四军应该能松口气了，但大米毕竟不是子弹，要打胜仗，就得弄来枪炮、子弹、药品，一言蔽之——地花钱。关于这一点，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们，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军队是人、钱、地盘三件事情缺一不可的。生产是基本的办法，农业不成问题，要紧的是工业……贸易是大问题，贸易若能大大发展，则所需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新四军已经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点——其一、实体工业；其二、商品流通。

最后便是取之于商，新四军各根据地便根据本地特色，发展实体经济，开始搞起各种各样的工厂来——淮南地区是著名的烟草产区，在这里驻扎的新四军二师，打下安徽天长县铜城镇时，在镇上发现了一个小卷烟厂。当时，这个小卷烟厂因为经营不善，外加外国烟草公司的大量倾销，已经停产了。新四军开卷烟厂采取薄利多销，质优价廉，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在附近地区成了抢手货，攒下了雄厚的身家，随后，驻扎在苏北的第三师，把目光瞄到了食盐上。他们放开制盐禁令，给老百姓提供贷款和粮食，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开启了一个个私营盐场。这里产出的食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的同时，还卖到了附近的敌占区，换来了大笔的资金和物资，可购买枪支、子弹和炸药！

通过这四大措施富裕起来的新四军，解决了资金问题，实力自然是大增，到了1945年底，当直属中央指挥的新四军中原军区遭到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困，几乎弹尽粮绝时，上级一声令下，新四军各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硬生生给中原军区6万大军补充了1个月的物资和粮食，为之后的中原突围提供了有利支持。正是靠着有效的经济工作和强大的经济实力，重建后的新四军，不仅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下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