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玉麟怒割部将耳朵事件 作者：李超平 前言 彭玉麟(1816年12月14日-1890年3月6日)，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祖籍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生于安徽省安庆府(今安徽安庆)。清朝晚期军事家、书画家，人称'雪帅'。湘军水师创建者。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彭玉麟一生不治私产、不御姬妾，以刚正、不近人情著称。光绪十六年(1890年)，彭玉麟病逝于衡州湘江东岸退省庵，清廷赠太子太保，谥'刚直'。 本文记述的是一件彭玉麟处理部下太过严厉、有失法理和常理的事件，作者钩沉出历史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正文 清同治三年十月初九日（1864年11月7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日记里附记有“○柳寿田事”。十四日（12日），曾国藩接到了廷寄，他将卸任两江总督，北上剿捻。同一天，他在给完成吉字营裁撤后回湘途中的曾国荃写信说，听闻了柳寿田被割了耳朵之事，担心他会怒火伤肝。由此可见，所谓“○柳寿田事”，就是时任湘军水师亲兵营营官柳寿田被其顶头上司彭玉麟给割掉耳朵之事。 但凡了解湘军历史的人，都对曾国藩与彭玉麟的亲密无间印象深刻。深得曾国藩赏识的彭玉麟对曾国藩十分尊崇，信札中始终以“受业”自称。作为曾国藩忠实的追随者，彭玉麟何以选择在曾国藩将要离任、曾国荃刚刚裁撤湘军吉字营的时候对他们的老部下柳寿田下此痛手？ 由于当事各方随后快速平息了此事，且出于多种考虑没有将相关材料完整呈现于世，如彭玉麟、曾国荃文集中不见一字一语，曾国藩全集中也只在少数书信中有所涉及，以致这个割耳事件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 柳寿田其人 柳寿田（1826—1868），清湖南省长沙县人。族名正宾，字淦堂。清咸丰四年（1854），柳寿田投湘军塔齐布部，随征作战。次年，塔齐布病故，柳寿田转入水师彭玉麟麾下，经过六年的历练，才开始得到提拔。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861年8月7日），曾国藩在《柳寿田禀奉委管带外江水师亲兵营事务由》的批牍中写道：“务以廉、勤二字自矢，整饬营务，实力操防，毋负委任。该将向来说话近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 营官是湘军的独有设置，意味着能指挥一个营（500）的兵力，不过水师营的人数没这么多。这也就意味着，柳寿田作为曾国藩爱将塔齐布的旧部，尽管存在一些毛病，但还是得到了任用，曾国藩为此还予以适当警示。 由于水师亲兵营主要负责统帅彭玉麟的保卫和通信保障等事务，通常不需要冲锋陷阵，因此柳寿田在湘军水师中的表现并不突出。清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1862年11月13日），曾国藩在复吴坤修的信中问道：“闻柳寿田近日办事认真，绅民歌颂，不知雪帅可将翎顶还之否？” 彭玉麟字雪琴，故时人往往以“雪帅”尊称他。不难想见，此时彭玉麟已经摘了柳寿田官帽上那个代表官职的翎顶，这是如同撤职一样的严厉处罚，彭、柳之间势必早已有矛盾存在。曾国藩在给旁人的信中如此设问，弦外之音恐怕就是他很在意这个人，这似乎也能坐实柳寿田是他安排在彭玉麟身边做眼线的野史传闻。 曾国藩严诘割耳事件 由于材料匮乏，彭玉麟割掉柳寿田耳朵之事，只能从曾国藩于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64年12月22日）给彭的严厉回信中去倒推： 迭接手书六件……柳寿田曾充敝处戈什哈。亲兵营之立，柳寿田及各哨官皆系鄙人自放。鄙人现尚有兼辖水师之责，乃昨撤柳寿田之委，阁下竟不令其卸事一日，离营一日，亦不许其来金陵一行，反借成发翔兼管之名，俾柳寿田任事如常。此等举动，若他人以施阁下，阁下能受之乎？阁下于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恨之若是？来示谓国藩将兵则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舍弟之贤否，吉中营之好歹，鄙心亦自泾渭分明，亦自能访察外间之议论。痛诋吉中营者，以阁下为最。此外官绅商民、水陆各军，有贬吉中者，亦有褒吉中者。若如阁下之所诋，则安庆、金陵之绅民必痛恨吉中营入骨髓矣。柳寿田明知阁下与舍弟积不相能，而故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吉中之勇，既有所挟以凌人，而反不说出营名，露出号补，直待打毕割毕，始行说出“吉中”二字，又谁信之？ 这封信其实质问了两件事，一是为何割了柳寿田的耳朵，一是为何两次请杀曾国荃。 彭玉麟在事后连发六信，表明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这六封信今均不存。“戈什哈”是满语，表明柳寿田曾经是曾国藩身边的侍卫，他作为亲信被安排到彭玉麟身边去，作为监督的用意难以排除。 曾国藩闻讯后，首先是下令将柳寿田撤职，意在将其先调回自己身边。但是彭玉麟借口他的心腹爱将成发翔不令其离开而推诿，柳寿田如同被软禁。曾国藩显然不能接受，因此怒问连发，诘问彭玉麟之前两次请杀曾国荃的缘由。这无疑就是野史传闻彭玉麟三次请杀曾国荃的出处。 “管蔡叛逆之迹”，典出“管蔡叛周”，即管叔、蔡叔兄弟联合武庚反对周王摄政。彭玉麟在四年间已经两次致信，请自己的上司杀他的胞弟，这确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大胆之举。人们通常推测是彭玉麟极度不满曾国荃纵容所部滥杀所致，但具体情况无从得知。 “吉中”是吉字中营的简称，作为曾国荃的亲兵营，历年来遭到很多的非议。但也正如曾国藩所言，外界对吉字营褒贬不一，并非一边倒。 “积不相能”一语，表明彭玉麟与曾国荃长期不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从语意来看，柳寿田可能因某种言行挑动了彭玉麟的怒气，遂以他是吉中营派来的奸细为由，施以割耳的惩处。 彭玉麟的事后补救 割耳大概是仅低于杀头的严厉惩罚，但是，此事既未见诸彭玉麟和曾国藩的奏报或禀牍，也未在《清实录》《东华续录》等典籍中看到有记载。与诸如水师副将邓万林因不遵调遣便予降职并离营、游击彭南封复姓归宗等小事，彭玉麟均及时奏报相比，割耳事件更应当奏报才对。因此，他们可能采取和解的方式进行私了，避免被朝廷和外界获知。清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64年12月12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稍微透露了彭玉麟事后的补救措施： 柳寿田之事，吾思之再三，若不稍着声色，以后吉中营勇似吃大亏，故于复雪琴之信亦严加诘责。雪琴接信，即踵门叩谢，深自引咎，大约以后渐可相安。余自有权衡，弟不必挂虑。 由此可见，曾国藩施展了他的一点手腕，以严责的形式给彭玉麟画下了“红线”，以免后患。他形容彭玉麟“踵门叩谢，深自引咎”，应当不算太夸张，表明彭玉麟在曾国藩面前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悔意，放弃了对抗。 清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十日（1865年1月7日），曾国藩复信彭玉麟说：“柳寿田割耳一事，实不平妥，平日亦气焰太大，不能不稍示惩儆。”意即老彭你割掉柳寿田耳之事肯定不妥，平时你也因功高有点嚣张。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既对彭玉麟有所敲打，也有所安抚。 清同治四年四月十二日（1865年5月6日），时隔半年之后，曾国藩给彭玉麟写信，催问他是否已经“履约”。从语意来看，曾、彭当时达成的妥协就是暂免柳寿田营官一职，为期半年。此后的书信往还中，则再未提及，表明此事已经翻篇。 清同治七年九月初四日（1868年10月19日），柳寿田被任命为长江水师海门营副将。但未及上任，即因病卒于芜湖，年仅42岁。 就柳寿田的资历和能力而言，得到海门营副将的实缺是一种超常的拔擢，可视为曾国藩和彭玉麟对他的一种补偿。 清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1868年11月18日），曾国藩援引彭玉麟的咨文为他请恤，其中有云： 柳寿田廉洁自好，忠勇性成，随征十余年，无不奋勇争先，屡濒于危。平日好善爱民，实为不可多得之员。 柳寿田共有兄弟三人，弟弟柳胜得为参将，任海门营千总。因柳寿田婚后不久即病卒，以胜得的长子柳大年为嗣，承袭二品荫生、云骑尉世职，官至吉林候补道。大年第三子柳克继，娶清光绪九年进士、二十七年任湖北学政同县彭清藜之女；大年之女适直隶道员、法政学堂监督欧阳弁元。柳氏族谱收入了柳寿田的家传，其中盛赞彭玉麟才能卓越，尤具特识，知人善用，柳寿田才被提拔、栽培。彭玉麟对于柳寿田的病逝尤其痛念，谓“如右臂之折也”，并派兵护送灵柩回乡。此举既为尊者讳，也遮蔽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真实的湘军将帅关系 彭玉麟长期执掌湘军水师，以勇敢、廉洁、刚直著名。湘军攻克金陵（今南京）后不久，彭玉麟协助曾国藩将长江水师改编为国家经制之师，为其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即便到了暮年，仍坚持每年巡阅长江，借以整顿水师的纪律，完善江防体系建设。 彭玉麟对水师的整肃通常是直接将军官免职，也不乏采用霹雳手段，被他直接处决的违法官兵，则不乏其人。如候补副将胡开泰（籍贯不明）一案，据王闿运描述形容：“院司方聚议，谋所以处。公适至，闻之，曰：“此易耳！”遣召之来，但询姓名居止，便令牵出斩之。”再如湘阴籍湘军忠义营副将谭祖伦，因“淫恶藐法，审明后按照军法就地处决，并请将失察之提督刘维桢交部议处”。此外，彭玉麟的非嫡外甥也因严重违反军纪而被处决，此事虽没有正式记录可考，但他文集中收录的一副“挽甥”联稍显端倪：“定论盖棺，总系才名辜马谡；灭亲执法，自挥老泪哭羊昙。”既“灭亲执法”，又“自挥老泪”，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事情。“羊昙挥泪”之典，流露出彭玉麟内心悲恸与无奈交织。 对于胡开泰案的处理，王闿运的描述有很强的画面感，这不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就是彭玉麟的惯常执法模式，所谓“民大欢”，更是带有一定的夸张，意在强化彭玉麟的刚直人设。但曾国藩同治七年六月十八日（1868）的奏报表明，此案的具体办理过程远不是王闿运写的那么简单。当彭玉麟获悉有士兵数百人集体申诉后，便亲自提讯胡开泰，并经怀宁知县王鸿飞验讯属实，又与布政使、按察使会商，认定该员“强暴绝伦，万民痛恨，亟应立正重典”，最后与代理安徽抚巡抚吴坤修达成一致意见，才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并非如王闿运之述，仅作简单盘问就剥夺其性命。 单就柳寿田一案选择在曾国藩兄弟处于特殊时期爆发来看，彭玉麟有向曾氏兄弟发起挑战之意，无论他自认为理由多么充分，但他所采取的方式有被情绪化左右的可能。鉴于他亲历过无数残酷的战争场面，可以合理推测他可能患有创伤应激综合症，因此手段不免极端。割耳之举显得有些鲁莽，踵门叩谢之举显得有些懊悔，表明他当时思维起伏不定，前后矛盾。双方和解应当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而他与曾国荃的矛盾，也在遭曾国藩的诘问后明显消解。 先是彭玉麟闻知曾国荃调任湖北巡抚、帮办湖北军务后，在清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二日（1866，7，4）致曾国藩的信中略带逢迎地说，湖北的兵治、吏治大坏不堪，真令人闻之愤懑，须赖九叔（即曾国荃）励精图治，破除情面，抽梁换柱，割爱忍痛，才能造福湖北百姓。可见彭玉麟对曾国荃的芥蒂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不复存在。到了清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日（1881，9，13），彭玉麟在请求卸任署理两江总督时，又特意密荐曾国荃接替自己。此时曾国藩虽已作古多年，但他俩的关系无疑有了根本性的改善。 这场割耳风波也让今人能认识到，湘军将帅间的冲突与合作是真实存在的，并非表面上的惺惺相惜，更不可能铁板一块。但为了整体利益，他们又会大事化小，欺上瞒下，以维持内部和谐，一致对外。怒割部将的耳朵，还暴露了彭玉麟的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后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