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称“八路窝子”的开明地主王世芳，及其优秀儿女们 出身于大家闺秀的王世芳在丈夫刘延龄约1942年去世后，就撑起了这一个多子女的大户。据说刘延龄对佃户的盘剥够狠的，如果他活到土改肯定得把他整得不轻，而他夫人王世芳和长子刘振声都很开明对人也很和善，勤俭持家，一直受到村民们的一致赞赏。例如在1975年，刘超英第二次到奶奶王世芳家看到使用的毛巾都特意染成了黑色，他问了六叔刘振宏才知道，这是由于浅色的毛巾洗的时候得多用肥皂，染成黑色是为了节省肥皂，看上去还很干净。
图800：王世芳1925年为三子刘柏若缝的幼儿上衣 一、现在说起来几乎成了笑谈的两个故事(该两个故事等，笔者曾以《我的地主奶奶》为题，于2009年4月17日发表在《济宁日报》第6版) 1964年10月，王世芳三子刘柏若从海军四航校(驻四川阆中)转业到了鲁西南的一座小城，刘柏若曲凤娟的一双儿女一直没去过老家，并且，刘柏若也想让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优越条件中的儿女亲身感受一下农村生活，约一个月之后，曲凤娟带着儿女来到了蓬莱刘家村。这俩孩子第一次见到年逾70岁的奶奶王世芳，这位很和善但也很精明的老太太虽然有文化可是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却依旧严重，她拿出来的地瓜枣、花生等农家零食总是叫六岁多的孙子先吃，然后才叫三岁的孙女再吃，这是第一次破坏了这兄妹俩吃好东西一直坚持的平分协议。刚到的那天，她把暖在炕上的笸篓里刚刚孵出的五六只雏鸡捧出来逗孩子玩，没见过雏鸡的他俩看着与麻雀个头一样大就十分欢喜道“哎？小鸟！”并伸手去抓它们，她慌忙把笸篓给藏了起来。王世芳家有一辆四子刘振民的长子刘东方小时候玩的三轮童车，可她怕这初来乍到的孩子不习惯山村高低不平的路给磕了碰了就很少让他俩出院门。于是，他们在院子里玩够了三轮车后，就看中了放在东间的奶奶的柏木棺材，在那儿玩捉迷藏是再好不过的。 有一天，王世芳领孙子孙女出去串门，回来时孙子发现奶奶家的院门两边分别挂着两个木牌，其中那个红色的有五角星，由于部队里的家具上都印有“军”字，孙子看着红木牌就问“这是'军’什么？”王世芳立刻很自豪地说：“是你爸爸、你叔叔、你姑姑他们都去革命了，噢，就是去打坏蛋去了，县里给挂的'军属光荣’牌！”可那另一个没刷漆的木牌她没说。稍后孙子问他母亲，母亲说“你奶奶是地主，可不要说。”——这事儿也是曲凤娟这次临来之前刘柏若才告诉她的。打坏蛋他知道，可地主是干什么的，当时才六岁多的他是弄不懂的。 图801：刘超英刘越美1964年于阆中的海军四航校 第二个故事是刘家村乡亲们当笑话说的，可能有点演义。在1960年代后期，有一次刘家村开大会——大概是忆苦思甜大会，头一项内容就是批斗地主，被批斗的地主在刘家村也只有王世芳一人。村领导在主席台上说“把老地主婆王世芳带上来”之后，她就站在主席台一角，由贫下中农痛斥刘延龄王世芳在旧社会剥削贫下中农的种种罪行，台下群众们不时地还振臂高呼诸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口号。然后再进行的下一项内容就是请军烈属上台讲述光荣事迹，当时刘家村在蓬莱县很有名气的军属就两位接近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是著名战斗英雄刘奎基的母亲刘段氏①，再就是因五个子女参加革命而有了“八路窝子”美名的王世芳。 当王世芳再一次上主席台就变成了在热情有加的掌声中“有请刘老太太上主席台就坐”了，这时的她就很气派地坐在太师椅上讲述她是如何支持动员五个儿女和一个侄儿参加革命，从而使她家有了“八路窝子”美名的故事了。由于前后称呼和身份的即时反向转换，主席台上坐着的上级领导中有不了解刘家村情况的，就奇怪地问村领导：别搞错了伙计，我怎么看这家“八路窝子”的刘老太太像是刚才批斗的那个王老地主婆啊？ 图802：总政治部慰问全国战斗英雄家属代表团1954年3月专程来到蓬莱，在县领导、县民政局领导陪同下，到刘家村给刘奎基父刘廷瑞、母刘段氏送来了四百元慰问金和一些慰问品，并为两位老人佩戴全国战斗英雄家属纪念章后合影。刘才基提供(待添加) 二、其三子刘柏若参加八路后，王世芳数次动员子女等参军 由于长子刘振声只有俩女儿，次子刘振邦于1943年去世也只有一女儿，1944年时年逾五十的王世芳仍没抱上孙子，就急于叫在沈阳的三子刘柏若回来完婚。 1944年春节前后，刘柏若从沈阳回村，到了夏天与刘奎基一起担任村干部，到了1945年上半年王世芳为刘柏若完婚。6月，刘柏若避着母亲到离村有20里远的黄县城在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参加了八路军，其后的9月底又被编入东北挺进纵队(即万毅部)去了东北，抱孙心切的王世芳就有了常人都可理解的顾虑。对此，当初带刘柏若参军、当时留在胶东的刘奎基就安慰她说：你家老三是文化人，部队对有文化的都安排跟着首长耍笔杆子，不会像我这样耍枪杆子打仗的。加之深明大义的长子刘振声一再劝说开导，逐步打消了她的顾虑。此后的1946年开始，王世芳积极响应号召，连续三年主动动员过五个子女、侄儿、儿媳报名参军：1946年五子刘振武参军，1947年7月长子刘振声送四子刘振民、侄儿王克行到黄县报名参军，还不满15岁的王克行因年龄身高都达不到规定要求，只批准了刘振民入伍(当年，蓬莱全县共征兵4398人，创全县一次参军人数最高纪录)，1948年侄儿王克行、次女刘素贞、四子媳吴桂香三人一起到黄县报名参军，只批准了王克行一人入伍。 由于王世芳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侄儿王克行、义子许墨林都在解放前陆续参加革命队伍或地方革命工作，王世芳这位特殊的地主就成了名扬遐迩的新闻人物，曾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宣传。解放后，从蓬莱县委县政府到村，都是对王世芳这位特殊的地主给予了最大的照顾。直到1976年她去世这三十年间，乡亲们一直都是用直白的语言亲切地称王世芳家为“八路窝子”(乡亲们对抗战时的八路军及其后的解放军一直仍习惯地称“八路”)。 抗美援朝结束后，三子刘柏若从汕头、四子刘振民从福州、五子刘振武从武汉兄弟仨相约同时把照片都寄回了刘家村，王世芳见到了三个戴着大盖帽扎着武装带的军官儿子们的照片，高兴地逢人就说：我的三个八路儿子都活着，胳膊腿儿的都好好的。 三、土地改革中，深明大义的王世芳主动献田 在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全国占农村人口约5%的地主富农②占有50%以上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下中农占有不到30%的土地(另约20%的土地主要是祭祀、寺庙庵观、学校等公益事业占有的公田)。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蓬黄一带可耕土地少，如《黄县志》(清同治十年刻本)记有：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虽有豪强，无由兼并”。与黄县接壤的蓬莱，占有20亩耕地就称为富户、接近百亩则是大户③。 1946年土改前，蓬莱县占总人口的5%到6%的地主富农占有24%以上的耕地，其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11倍。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将土地租给或雇佣缺少耕地的农民耕种，地租一般为耕作物产量的一半，收获后一次交齐。 1940年9月，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布《减租减息暂行办法》，在根据地开始进行减租减息工作。1943年，实行合理负担政策进行土地登记按土地等级征粮、征田赋时，王世芳主动交给村里40余亩耕地。1946年9月，县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制定出《关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几个意见》④，为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决定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0月，各区培训积极分子，每个区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两个村进行试点。11月，全面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陆续向各村派出土改工作队先行进行宣传动员，再与村农会通过没收、清算、献田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7月，蓬莱县委县政府召开六千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发动开展土改复查运动。 “耕者有其田”、“剥夺剥夺者”的土改不仅是经济意义上、也不仅限于耕地在内的改革，它把地主富农经过积累和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贫下中农的剩余价值而得到的耕地和房屋以及农具、牲口等，对超过他们应得的那一份之外的部分，分给没有或少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 1950年10月，蓬莱县进行结束土改运动试点工作，12月普遍展开，至1951年11月基本结束。在此运动中，划定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反动富农，清理土改复查的遗留问题，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据蓬莱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的统计，全县各阶层人均耕地分别为：地主1.95亩、富农2.09亩、中农2.48亩、贫雇农2.31亩、小土地出租者1.92亩，这是第一次实现了均田地的历史跨越。 土改之前，刘家村一带的一般人家大都搞点副业或打渔贩鱼挣点小钱贴补生活，富户和大户也多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生意。时刘家村有130户人家五六百人、八九百亩耕地(人均约一亩半)，而刘延龄遗孀王世芳全家共十人(王世芳、长子一家四口、三子两口、四子、五子、六子)在1946年11月土改之前占有的房地产等，据不完全了解现已知的有： 耕地160余亩(包括：1943年已交出40余亩之后，尚有长年出租30余亩、雇工耕种70余亩、长子刘振声继承其嗣父的十余亩)； 其它用地十余亩(西大园约九亩、花园近一亩，以及一处磨坊、两处住宅) 房屋26间(涯靛胡同四合院八间半、刘振声王碧云及其俩十岁左右的女儿住的主房厢房五间半、西大园全部12间)； 马车三辆(大车、轿马车、水车各一辆)、骡子三头、驴一头。 在1946年11月开始达半年多的土改及其后1947年7月的复查中，深明大义的王世芳按规定留下应得的耕地和房产，交公的部分有120余亩耕地(含1943年交的40余亩)、占地约9亩建有12间房屋的整个西大园、磨坊等房地产，和两头骡子、两辆马车以及犁、耙、耧等部分大型农具和部分家具。其中西大园里的五间仓廒中的两间分给了许谊仁、三间归村里使用。其它一些值钱的动产包括古代玉器等古董、绸缎毛料以及部分家具等留给王世芳用于养老或自行分配给子女，其中有一口很厚实的“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面都是独木)柏木棺材，约1970年前后王世芳感觉太招摇了，同时也是为了贴补生活，就请木匠拆开改成两个棺材卖掉了一个。1976年王世芳去世后，其长子刘振声带头响应号召，王世芳成为刘家村首例实行遗体火葬的老人。 图803：笔者见到的刘延龄王世芳家的唯一家具——炕桌(待添加) 经过土改后的1947下半年，按村里人均住房状况留给了王世芳家共十人(王世芳、长子一家四口、三子两口、四子、五子、六子。当时规定对在外地参加革命的也有一份)两个院落共三栋房屋和在村中心的一处占地近一亩地的花园，再后的1948年11月王世芳给儿子们分家，把全部耕地和住房都平均分给了儿子们。现仅已知当时三、四子的耕地情况为：三子刘柏若夫妻的耕地，据1952年4月18日与前妻的离婚文书《蓬莱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证明书(民调字第560号)》所载，有疃头地1.5亩、大山东地3亩、沙河滩地0.5亩共5亩；四子刘振民的耕地2亩，结婚后的1950年为照顾军属生活困难又从交出的耕地里拨回2亩后共4亩。 住房分配情况是：留给长子刘振声全家四口原居住的一个院落，有正房三间半和东西厢房。正房的俩卧室有木阁楼，隔墙木质框板上有雕花，院子地面铺有不规则的多边形石板。1993年7月17日刘振声去世后由于仅有的两个女儿都不在村里，1997年经协商达成协议：村里对刘振声夫人王碧云按镇政府敬老院五保户的待遇，每年发给1800元生活费直到去世，2002年王碧云去世发给丧葬费500元，房子和花园归村所有。 留给三、四、五、六子四人四合院里的两栋房子，三间客房给三子刘柏若和四子刘振民、三间半主房给五子刘振武和六子刘振宏。由于三、四、五子此前都已参军离家，其后的1950年代三子媳离婚、四子媳随军、五子在外地成家、六子到外地上学后在外地成家，此后只有王世芳一人住在这个院子里。主房室内陆面是青方砖，东西俩卧室上有木阁楼，三个山梁下的隔墙是木质框板结构，上有雕花，院子地面铺有不规则多边形石板。房子的窗户也是与客房制式相同的玻璃大窗，是光绪末年建这主房时原装的还是约1920年建客房时一并改装的则无从查考。1976年王世芳去世后，都在外地的五子六子商量着这主房和东西厢房也用不着就卖了。2001年村址向西扩展二百米，从而形成了以北姜路(系原西圩墙及其外墙根下的西沙沟路旧址)为界的东西两个建筑群，东建筑群(即旧村址)的老房子拆除了一些，五子六子卖掉的那主房及其东西厢房也就随之拆了。此后，给这栋客房留下的院子就只能是原院中院现院门和房门都依旧朝北的一个小院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四合院的样子了。 从1950年代开始，王世芳的三、四、五、六子和长女刘素真都在外地，只有长子刘振声夫妻住本村、次女刘素贞住在附近的黄县西河阳村。王世芳晚年的最后十年正值“文革”时期，同时，曾经工资较高的三、四子降低了约三分之一(例如三子刘柏若转业前后的工资分别为160多元和101元)，他们的儿女们都即将或已经开始上学，生活较此前明显地出现了拮据。特别是文革时期地方上的非常态政治形势下，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又经受着意想不到的磨难，甚至夫人和儿女们也为此受到了歧视。而此时的王世芳常年见不到外地的儿子们和孙子孙女们，已步入耄耄之年、曾经的新闻人物的她也就必然有了孤寂失落感。 1975年底王世芳病危，三子刘柏若17岁之子刘超英、四子刘振民22岁长子刘东方于次年1月回蓬莱刘家村看望奶奶王世芳，这时的王世芳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以微笑表示还能认得出两个孙子，这是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的这两个最大的孙子。1976年农历二月，王世芳走完了她先后为家为国殚精竭力的一生，享年83岁。子女们只有长子刘振声、次女刘素贞、六子刘振宏给她送终。王世芳去世后，长子刘振声按其生前遗嘱，做为开明地主、光荣之家的王世芳最后一次响应号召带头成为刘家村第一个遗体火化的老人。
四、刘延龄、王世芳的优秀儿女们 早在刘延龄、王世芳少年时代的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美国南方浸信会(系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在黄县小栾家疃村东开办了在中国的第一所医院——怀麟医院(详第〇章六之“(三)黄县城，及其著名的西关街、怀麟医院”)。怀麟医院的建成，使蓬黄一带包括刘延龄、王世芳在内有文化的大户子弟们在当地就接触到了西医及其所伴随而来的西方文化、科学和建筑艺术。宣统年间(1909年至1911年)成婚后的刘延龄王世芳也了解到西医比中医的先进与安全，特别是西医产科更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蓬黄一带当时仅有怀麟医院这一家西医院，其三十多年后的1946年5月在刘家村40里外的蓬莱县城洪家弄才有了第二家仅有九名工作人员的西医院蓬莱县立医院(今蓬莱区人民医院)。因此刘延龄王世芳夫妻的子女们多数都在怀麟医院的女眷病房(即妇产科病房)出生。 图804：怀麟医院的女眷病院。复制自范恕之《我所知道的怀麟医院》 刘延龄、王世芳夫妻共有儿女九人(含义子一人)，儿女们次第长大后只有长子刘振声一人继承了父业做生意，其余八子女，有六子女在解放前参加革命、有两子先后在解放前后上大学。八个儿女和一个义子的情况依序是： (一)长子刘振声(1914-1993，字伯和，乳名常儿)。刘延龄二伯父刘玉香仅有的两子刘元龄和刘豪龄(字子汉，名“豪”未能完全确定)都无子女，按民俗可过继一个侄辈做嗣子以传承香火尽养老送终义务，当然也得继承全部遗产。这种多是在本家内的同档次链接的过继关系，在富户或大户之间实际上是双方都想到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收继者那里有了传承香火的后人，而在出继者那里应该说是“仅出名份不出钱”最后还能净得一份财产。刘延龄指定其伯父刘玉典长子孙刘振岐过继给刘元龄做嗣子，把自己的长子刘振声过继给刘豪龄做嗣子，刘豪龄去世后刘振声就承担起以后为嗣母(1944年冬去世)养老送终的义务。现仅知刘振声继承的不动产有十几亩耕地和一套小四合院。 图805：刘振声1930年代在东北办理良民证照片(待添加) 刘振声在其父刘延龄的丧事办理完毕后的约1942年底又去了东北经商(此时或1930年代曾供职于沈阳秋林公司)，这期间在东北的生意已经落入低谷，维持到1943年底由于其二弟刘振邦病故而回村，协助母亲做土地经营、照顾年幼的六弟，并出钱出物热心村里公益事业、积极支持八路军抗战。其后又去了东北，再次回村就没再离开，在1946年被推选为村财粮委员兼会计后，在土改运动中深明大义，配合母亲王世芳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献田、送两个弟弟和表弟踊跃参军，其后又主动承担起照顾年过半百的母亲的责任。后又于1959年被推选担任第三生产队队长。 1993年7月17日8时刘振声去世，享年80虚岁，刘奎基之弟刘才基为其撰写悼词。 夫人王碧云(1913-2002)娘家系黄县城大户(住北关)，1930年代出嫁时，在出门前和婚礼中由随身一美容师数次修妆更新发型，惊动了所有前来贺喜和看热闹的人，因为不仅漂亮，而且都没见过她那种新奇的发型。此后的刘家村有三大美女：刘振声夫人王碧云、刘浩龄夫人、李长周夫人。有两女刘娴(1935生人)、刘姗(1938年生人，后改名刘英)。 图806：刘振声夫人王碧云(前右)及长女刘娴(后中)、次女刘姗(后右)，刘振邦女儿刘媛(后左)(待添加) (二)次子刘振邦(1917-1943，字仲彦，乳名储儿)。在黄县读中学时曾与三弟刘柏若一起住在外祖父家，1930年代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后又到日本镀金、在大连外祖父王谦亭的惠民病院从医。回村后就在家研究西医学，由于染上了吸大烟的癖好于1943年冬去世。与夫人(刘家村东北8里舒郝村人，一说东北16里许家村人)系包办成婚，在刘振邦去世后离家改嫁。刘振邦仅有一女刘妍或名刘媛(1937年生人，乳名元春)，1960年代失联后据说在辽宁盘锦。 图807：刘振邦及其女照片(待添加) (三)长女刘素真(1920-2007，乳名缚儿)1920年农历正月廿五生人。1946年参加革命后曾任黄县诸由观西河阳村妇救会会长，解放后历任洛阳王城公园副主任、省派驻曲阜工作队干部、济南人民商场负责人等。有一子一女。 其夫王训浦(1922-1987)，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抗美援朝回国后。 王训浦系黄县诸由观西河阳村⑤人，其父经商。该村解放前的主要历史人物中同系王氏12世的有六人：王训浦，王训功(精通四通捶，青年时在沈阳任武馆教头)，王训绍(1917-1943，黄县独立营便衣连战士，在蓬莱田家战斗牺牲)，王训真(1920-1944，黄县十三区区中队战士，在黄县冶基战斗牺牲)，王训江(1945年任村长)，王训伦(1947年任村长)。 图808：王训浦刘素真(待添加) (四)次女刘素贞(1922-1993，乳名好儿)。解放战争时期在当地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婆家系黄县东河阳村张姓大户，夫在青岛经商，土改时在政治上因不倾向于婆家产生矛盾而离婚。后与地方干部刘廷连(1919-约1970，曾任黄县税务局股长)结婚，有子女六人。 图809：刘素贞等照片(待添加) (五)三子刘柏若(1926-2010，原名刘振家，字柏若，乳名凌发，参加八路军后以字为名，又写作刘伯若)，1926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自幼与小一岁的刘奎基一起玩耍。 夫人曲凤娟(1937-2021，牟平南磨山村人)，其父曲永丰(字铭三，1912-1974)1930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后集体加入国民党，在校期间的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与杨沫及其小说《青春之歌》里原型人物多是同学或朋友而交往密切。约1936年毕业到沈阳(其父曲学海在沈阳当兽医)成婚，夫人王秀芹(1914-1986，原名王寿芹，系牟平官道南村大户王广麟幺女)。1937年9月生长女曲凤娟，1940年携妻女回老家牟平南磨山村，先在邻村教学后在本村国民学校任校长，其间积极宣传抗日，在各村画宣传画。淮海战役前参加解放军，在去前线途中因病返回村里继续从事教育、文化活动。解放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与本村在姜各庄乡任信贷干部的曲言书(六十年代曾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曲言斌之弟，系伤残军人)迁居新疆。 刘柏若曲凤娟有一子一女。 1956年底，刘柏若曲凤娟在宁波订婚，时刘柏若任海军航空二师通讯科大尉科长。1957年1月刘柏若曲凤娟去宁波庄桥登记结婚时，接洽的工作人员很是欣赏他们的订婚照，应其中的一40来岁的女士请求，刘柏若送给了她一张。 刘柏若自从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后，直到1976年他母亲王世芳去世这30年间，他大概只回去看望五次：1945年9月底由北海军分区调往东北挺进纵队准备渡海去东北前部队安排回家告别，1955年为商量二侄女的婚事从海航五师回来，1958年五一节前后休假从海航二师回家，约1975年前后去烟台开会顺便回家，离休后携夫人曲凤娟回家。大约是2000年，曲凤娟说起身后事，说老太太晚年咱也没去奉伺也没给她送终，问他以后是不是叶落归根守在老太太跟前。刘柏若说：老太太是剥削阶级，我是无产阶级，当年我是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向革命队伍，我想以后还是和老战友们在一起。 前已述及，至少从刘柏若祖父刘玉球那儿就开始有了破旧立新的观念和举措：早在民初的1917年蓬莱县要求各村废除私塾兴办现代学校后，做为清末武举人的刘玉球提出的把村里的庙宇改做校舍的建议得到区和县的赞赏，随后他大胆破除迷信带三子刘延龄拆掉了释迦牟尼等塑像；1976年，做为开明地主、光荣之家的王世芳去世后又成为刘家村第一个遗体火化的老人；一脉相传到刘柏若这儿，他在1993年以来致刘才基及战友的信中曾一再写到“我不赞成旧风俗烧香、烧纸，要提倡对老人'厚养薄葬’的风俗，我想待死后一切从简，只告诉儿女将骨灰送到刘家村山上撒掉……”。 其实，笔者认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孝道”多是流于形式，这形式在一些地区的极尽发挥就成了没有实质内容的一种土俗表演，这在某些过分操办的丧葬礼仪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所以，不事张扬的刘柏若子女们打算将父母骨灰送入抗战老兵公墓，或者撒入蓬莱蔚阳山上，或者撒入蓬莱栾家口的大海里——这儿是刘柏若1945年9月底告别家乡告别家人，向东北挺进的启程地。 (六)四子刘振民(1929-2006，乳名继发)。1929年8月出生，1937年2月在刘家村国民学校上小学，1938年4月因日军侵入停学在家，1938年11月到外祖父家大连泰山街和五弟刘振武一起就近读私塾，1942年1月回蓬莱刘家村后和刘沛龄继续上学到初小毕业，1943年2月和刘沛龄考入黄县诸由观育才完全小学上了一年半高小，1944年8月回村参加基干民兵并担任村青年抗日救国会副主任，曾参加了1945年6月10日抗击日伪军的“栾家口海防保卫战”。1946年8月至参军前与堂侄刘广业搞运输，其间的1947年春与大舅妈丁彩凤家合买了一辆胶轮马车。 图811：刘振民及其家人照片(待添加) 1947年7月20日和刘松龄一起在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参军到卫生训练队学习；1948年2月分配到北海军分区独立第3团侦察连任见习卫生员，3月随侦察连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9师117团1营先后在第2、3连任卫生员，其后在驻河南永城县黄口镇的12月2日经王健俤、王殿佐介绍加入共产党；1949年5月在第31军93师279团1营卫生所任卫生员，7月因左腿战伤住第四野战医院(驻福建古田)休养；1950年1月在第31军后勤部待命，6月到福建军区晋江军分区任教导队卫生员、卫生处训练队班长；1951年1月到福建仙游县警备大队任卫生班班长，3月到福建军区警备第5团先后在第2营、卫生队任军医助理；1957年10月到福州军区通讯枢纽部卫生所任军医助理；1961年8月及其后先后在福州军区防化训练队、防化处顺昌仓库任中尉军医。曾参加莱阳城、周村、潍县、济南、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斗，在淮海战役中立三等功两次。 1964年11月转业到山东某县卫生防疫站，婉拒了组织上安排的领导职务，在防疫站任医师，后到县人民医院的中心卫生院历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1990年12月离休。 夫人吴桂香(1928年生人，蓬莱西吴家村人)，有二子二女。吴桂香兄吴隆准(1913-？，又名吴铁铮)1920年代末参加国军，1949年4月在南京率部起义；弟吴隆舫(1931-？)1960年代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驻重庆林园)军官。 (七)五子刘振武(1931-2010，乳名五继)，1931年12月生人，1946年与本村蓝富棉(音，父蓝雨春)一起参军任卫生员，解放后在华东警备第9旅，1950年10月该旅改称步兵102师驻守苏北担任江海防任务，1952年2月在海门改编为农业建设第4师后到苏北垦荒建设农场，10月成立苏北新人农场(师政委兼场长姜文章)教育改造犯人，1955年4月该师番号撤消后全体干部成建制集体转业。离休前系江苏社渚农场医院五官科主任。2010年9月去世。妻陈恒美(1934年2月生人，黄县芦头村人)，在江苏社渚农场精制茶厂退休，有一子三女。 图812：童年时的刘振武，约1938年拍(待添加) 图813：刘振武陈恒美夫妻和长女，1959年拍于江苏民生农场(待添加) (八)六子刘振宏(1935-2000，乳名君儿)，1950年代在莱阳师专毕业后曾在文登三中等教学，后任文登市委党校教务主任、副教授，2000年8月16日在文登去世。 妻刘玉玺，文登人，教师，有二子一女，其次子刘春明系著名学者。 图814：刘振宏及其家人照片(待添加)
图815：刘振宏刘玉玺夫妻次子刘春明 (九)义子许墨林(1931-2020)，在1890年前后，刘玉球(约1870-约1930)与许家村(今西吴家村)的许荣富(约1860-1914)、县城的吴佩孚(1874-1939)等多为富户子弟的几人交往密切，其后，他们的后代中的许可玉(1896-1973，许荣富之子)约1930年任蓬莱县民国政府六区西辛里乡乡长、刘延龄(约1890-1941)在1930年代中期任刘家村村长，做为世交的他俩在工作接触和个人交往上就更为密切。其间他们与先后任六区区长和蓬莱县长的陶永绪也交往从密(陶永绪母亲与许可玉岳母系姐妹)，刘延龄与蓬莱县民国政府六区副区长许子东(原名许绍文)的弟弟(比许绍文小四五岁)定为儿女亲家。这时的刘延龄还应允了许可玉提出的“认干亲”的请求，认其独子许墨林为义子。
图816：许墨林 许可玉系西吴家村大户，占有的生产资料情况不详，仅知在土改前有耕地近一百亩。土改以后，许可玉被村里人误认为曾任伪乡长批斗而携子许墨林躲往青岛后，许可玉让其子去投奔在徐州开诊所的许相林(许可玉大哥许可金之子)学医，1948年，许相林介绍堂弟许墨林到华东军区在常州的一所军校参军。解放后，许墨林先后在徐州、鲁西南某行署粮食局工作，1991年离休。许相林三弟许□林(字相臣，解放前参军后以字为名)，刘柏若在1950年代曾与徐相臣通信，地址为“沈阳南林盛堡车站邮政代办所交大褚堡”(林盛堡站即原沙河站，今林盛堡镇有褚贵堡村)。 其夫人臧月梅(1936年生人)，刘家村东北11里北罗家村(原名南林院村)人，有三子一女。 注释 ①刘奎基之母刘段氏(1890-1970)，寿光籍；之父刘廷瑞(1867-1958)，因辈分高曾接任刘廷苓族长一职。 ②也有资料显示的地主富农所占比例大一些：1949年解放前夕，全国约4.7亿人口中有封建地主阶级约0.4亿人(另有民族资产阶级几十万人、工业无产阶级三百万人)，占人口总数的8.5%。 ③相关资料参考：伪满铁1935年调查的华北453个村庄的土地分配状况有，占地千亩以上的地主只有两户，有三分之二的村庄的最大地主占地不超过二百亩。 ④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和1946年春，山东解放区遵照中共中央1945年11月发出的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普遍开展了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4月，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将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5月向解放区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7月，中共胶东区委为贯彻中央指示和华东局会议精神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要求迅速开展土改运动，并在会后向各县派出了工作队。9月，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要求通过没收、清算、献田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 ⑤胶东民间曾流传着“黄县的房，栖霞的粮，蓬莱净出好姑娘”的民谣，其中的黄县的房“城里有丁家，乡下数西河阳”。明崇祯年间(1628年至1644年)，河阳村以小沙河为界，一分为东西两河阳村。西河阳村于明初有王、张姓家族迁入，王姓住龙街周围，张姓住村东，明末又有马姓迁入住村南。自此，该村主要有王、张、马三大姓。清代村中不仅建有粉坊、酒坊、豆腐坊、果子铺等，还有外出经商的多达百余户，知名商号有王氏的吉元船行、协兴万、同德店杂货铺，马氏的三合、万茂等。这些商户一面在外挣钱，一面回乡营屋置产，造就了西河阳村的繁荣。该村西现存一段1861年与刘家村同时修筑的圩墙和清初至民国时期的传统民居105处院落306幢房屋，大部分具有典型的胶东民居建筑特征。主要的建筑有：王成万故居，由王成万在黄县创办的吉元船行发迹后在村中西北所建居住建筑群，现为烟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大清故居，由王大清在淄博张店开设同德店杂货铺发迹后于清道光年间回乡在村中西北所建，现存房屋十余栋。 张修基故居，由张修基(1934-2013)祖上于清嘉庆年间在村中东北小后街东端所建，现存房屋十栋。 马氏故居，墙体为当地典型的传统民居“下玄武石中青砖上抹白灰”样式，现于村南有一三进院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