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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母亲

 pccngs 2022-05-23 发表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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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作者:梁晓声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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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妈”。

“妈,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成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它之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 —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十二岁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趟!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同样感到一点儿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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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话。她的母亲是吉林人吗?我不敢断定。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 —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过气去……”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块儿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母亲她在没有成为我的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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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左一)与妈妈、大哥及弟弟妹妹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握机向建筑部门勒索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们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两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都干得很累很危险的重活。

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是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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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来,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出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却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则我们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顿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边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别跟妈妈说话了,妈困死了……”话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睡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枕上深深的头印中,安歇着几根母亲灰白的落发。我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给小妹看:“这不是妈妈的头发吗?除了妈妈的头发,咱家谁的头发这么长?”

小妹亦用两根手指将母亲的落发从我手中捏过去,神态异样地细瞧;接着放下在母亲留于枕上的深深地被汗渍所染的头印中,趴在枕旁,守着,好似守着的是母亲……

最堪怜是中秋、国庆、新年、春节前夕的母亲,她每日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五个孩子都要新衣穿,没有,也没钱买。母亲便夜夜地洗、缝、补、浆。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边去冻着,下半夜再取回屋里,烘烤在烟筒上。母亲不敢睡,怕焦了着了。母亲是太刚强的女人,她希望我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没条件穿件新衣服,也要从里到外穿得干干净净。尽管是打了补丁的衣服,还想方设法美化我们的家。

家像地窖,像窝,像上丘之间的窝。土地,四壁落土,顶棚落土。它使不论多么神通广大的女人为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在几天内变为徒劳。母亲却常说:“蜜蜂蚂蚁还知道清理窝呢,何况人!”母亲拼尽她那毫无剩余可谈的精力,也非要使我们的家在短短几天的节日里多少有点像样不可。“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来!”母亲心怀这等美好的愿望,颇喜悦地劳碌着。然而没有个谁来。没有个谁来母亲也并不觉得扫兴和失望。生活没能将母亲变成个懊丧的怨天怨地的女人。母亲分明是用她的心锲而不舍地衔着一个乐观。那乐观究竟根据什么?当年的我无从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是母亲默默地望着我们时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们,她就要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未怀疑她不能够。母亲那乐观当年所根据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满腔满怀不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母亲啊,妈!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您、体恤您。

是的,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体恤母亲。我以为母亲就应该是那样任劳任怨的。我以为母亲天生就是那样一个劳碌不停而又不觉累的女人。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很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了。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了起来,又去上班……

她常对我们说:“妈不会累的,这是你们的福分。”

我们不觉得是福分,却相信母亲累不垮。

在北大荒,我吃过大马哈鱼。肉呈粉红色,肥厚、香。乌苏里江或黑龙江的当地人,习惯用大马哈鱼肉包饺子视为待客的佳肴。

前不久我从电视中又看到大马哈鱼: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惯食它们的母亲而长大的。母鱼痛楚地翻滚着,扭动着,瞪大它的眼睛,张开它的嘴和它的腮,搅得水中一片红。却并不逃去,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成骸……

我的心当时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我瞬间联想到长大成人的自己和我的母亲,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仍是坚忍。除了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依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儿,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

我又联想到另一件事:小时候母亲曾买了十几个鸡蛋,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碰碎,说那是用来孵小鸡的。小鸡长大了,若有几只母鸡,就能经常吃到鸡蛋了。母亲满怀信心,双手一闲着,就拿起一个鸡蛋,握着,捂着,轻轻摩挲着。我不信那样鸡蛋里就会产生一个小生命。有天母亲拿着一个鸡蛋,走到灯前,将鸡蛋贴近了灯对我说:“孩子,你看!鸡蛋里不是有东西在动吗?”

我看到了,半透明的鸡蛋中,隐隐地确实有什么在动。

母亲那只手也变成了红色的。那是血色呀!血仿佛要从母亲的指缝滴落下来!……

“妈妈,快扔掉!”我扑向母亲,夺下了那个蛋,摔碎在地上— —蛋液里,一个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在蠕动。我用脚去踩踏,不是宣泄残忍,而是源自恐惧。我觉得那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必是由于通过母亲的双手吸了母亲的血才变出来的!我抬起头望母亲,母亲脸色那么苍白,我内心里充满了恐惧,愈加相信我想的是对的。我不要母亲的心血被吸干!不管是哪一个被我踩死了踏死了无形的丑陋的生命,还是万恶的贫困!因为我太知道了,倘我们富有,即使生活在腐朽的棺材里,也会有人高兴来做客,无论是节日抑或寻常的日子,并且随身带来种种礼物……

“不,不!”我哭了。我嚷:“我不吃鸡蛋了!不吃了!妈妈,我怕……”

母亲怒道:“你这孩子真罪孽!你害死了一条小生命!你怕什么?”

我说:“妈妈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母亲低头瞧着我,怔了一刻,默默地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小鸡终于全孵出来了,一个个黄绒似的,活泼可爱。它们渐渐长大,其中有三只母鸡。以后每隔几日,我们便可吃到鸡蛋了。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吃,对那些鸡我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视它们为通人性的东西,觉得它们有着一种血缘般的关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也处在同样艰难的时间。国营商店只卖一种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经过沉淀之后做的。粮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

“人造肉”每户每月只能按购货本买到一斤。后来由于加工收集不到足够生产的淘米泔水,“人造肉”便难以买到了。用如今的话说,是“抢手货”,想买到得“走后门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为人民服务”节目中,热情宣传河沟里的一层什么绿也是可以吃的,那叫“小球藻”,且含有丰富的这个素那个素,营养价值极高……母亲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带回一兜半兜榆钱儿。我惊奇于母亲居然能爬到树上去撸榆钱儿。然而那就是她在厂里爬上一些高高的大榆钱树撸的。“有'洋辣子’吗?”我们洗时,母亲总要这么问一句。我们每次都发现有,我们每次都回答说没有。我们知道母亲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胆小,却极怕叶上的“洋辣子”那类毛虫。

榆钱儿当年对我们来说是佳果。我们只想到母亲可别由于害怕“洋辣子”就不敢给我们再撸榆钱儿了。如果月初,家中有粮,母亲就在榆钱儿中拌点豆面,和了盐,蒸给我们吃。好吃。如果没有豆面,母亲就做榆钱儿汤给我们喝。不但放盐,还放油。好喝。

有天母亲被工友搀了回来——母亲在树上撸榆钱儿时,忽见自己遍身爬满“洋辣子”,惊掉下来……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跟你到厂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树,我不怕'洋辣子’……”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厂里不许小孩进。”第二天,我还是执拗地跟母亲去上班了。无论母亲说什么,把门的始终摇头,坚决不许我进厂。我只好站在厂门外,眼睁睁瞧着母亲一人往厂里走,不回家,我想母亲就绝不会将我丢在厂外的。不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在低声叫我。见母亲已在高墙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门的不注意,沿墙溜过去,母亲赶紧扯着我的手跑,好大的厂,好高的墙。跑了一阵,跑至一个墙洞口,工厂从那里向外排污水,一会儿排一阵,一会儿排一阵。在间隔的当儿,我和母亲先后钻入到了厂里。面前榆林乍现,喜得我眉开眼笑。心内不禁就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占有欲——都是我家的树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个墙洞堵上,再养两条看林子的狗,当然应该是凶猛的狼狗!

母亲嘱咐我:“别到处乱走。被人盘问就讲是你自己从那个洞钻进来的。千万别讲出妈妈,要不妈妈该挨批评了!走时,可还要钻那个洞!”母亲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我撸了满满一粮袋榆钱儿,从那个洞钻出去,扛在肩上,心内乐滋滋地往家走,不时从粮袋中抓一把榆钱儿,边走边吃。

结果我身后跟随了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馋涎欲滴地瞅着我咀嚼的嘴。

“给点儿!”

“给点儿吧!”

“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

我不吭声,快快地走。

“再不给就抢了啊!”

我跑。

“抢!”

“不抢白不抢!”

他们追上我,推倒我。抢……

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我怔怔地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我怀着愤恨走了。回头看,一位老妪在那儿捡……

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述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母亲听得很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的话,耐心而怜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做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你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吗?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地训导。一向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好孩子。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有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字。仅仅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

可能自幼忍得太多了吧,后来于我的性格中,遗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如今三十九岁的我,与人与事较量颇多,不说伤疤累累,亦是擦伤遍体。每每咀嚼母亲过去的告诫,便厌恶自己是个犟种。忏悔既深久,每每地克己地玩味起母亲传给我的一个“忍”字。或反之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尝不可。却又常于“克己复礼”之后而疑问重重。弄不清作为一个人,那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

一场雨后,榆钱儿变成了榆树叶。榆树叶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然而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榆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

别了,暄腾腾的“小豆腐”……

别了,绿汪汪的“滑溜溜”……

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饲以狼狗严守的榆树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可做“小豆腐”、可做“滑溜溜”的榆树叶儿“共产”起来,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我那占为己有的阴暗的心思,于当年论道起来,很有点儿自发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的意味儿。不过我当年既未忏悔,也未诅咒过。

母亲依然有东西带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 —扎成束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不能做“滑溜溜”喝,却能编毛茸茸的小狗、小猫、小兔、小驴、小骆驼……

母亲总有东西带回给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们。母亲不带点什么,似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不论何种东西,可代食的也罢,不可代食的也罢。稀奇的也罢,不稀奇的也罢,从母亲那破旧的小布包抖搂出来,似乎便都成了好东西。哪怕在别的孩子们看来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感受到母亲的心里对我们怀着怎样的一片慈爱。那乃是艰难岁月里绝无仅有的营养供给高贵的“代副食”啊!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

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荫凉里一动不动,仿佛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老板子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四分之一块啊!

我同学中有一个是区长的儿子,有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

“这包子是啥馅的?”

“豆饼!”

“豆饼?你们家从哪儿弄的豆饼?”

“他爸是区长嘛!”

我们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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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就是豆饼……

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了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那老板子真是睡着了,就动手去抽那块豆饼。老板子并未睡着,四十来岁的农村汉子微微睁开眼瞅我,我也瞅他。

他说:“走开。”

我说:“走就走。”

偷不成,只有抢了!我猛地从他头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块豆饼,吓得他的头在车板上咚地一响。他又睁开了眼,瞅着我发愣。我也看着他发愣。

“你……”

我撒腿便跑,抱着那四分之一块豆饼,沉甸甸的。

“豆饼!我的豆饼!站住!……”懵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开了挺远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边喊边追我。

我跑得更快了,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围着我的家的复杂地形中逃窜,自以为甩掉了追赶着的尾巴,紧紧张张地撞入家门。

母亲愕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豆饼?”

我着急忙慌,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妈快把豆饼藏起来……他追我!……”却仍紧紧抱着豆饼,蹲在地上喘作一团。

“谁追你?”“一个……车老板……”

“为什么追你?”

“妈你就别问了!……”

母亲不问了,走到了外面,我自己将豆饼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

“往哪儿跑?”母亲喝住了我。

“躲那儿!”我朝沙堆后一指。

“别躲!站这儿。”

“妈!不躲不行!他追来了,问你,你就说根本没见到一个小孩子!他还能咋的?……”

“你敢躲起来!”母亲变得异常严厉,“我怎么说,用不着你教我!”

只见那持鞭的老板,汹汹地出现,东张西望一阵,向我家这儿跑来。他跑到我和母亲跟前,首先将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钟。因我站在母亲身旁,竟有些不敢贸然断定就是我夺了他的豆饼,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这位大姐,见一个孩子往这边跑了吗?抱着不小一块豆饼……”

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怪了,明明是往这边跑的啊!”他自言自语地嘟囔,我挺大个老爷们儿,倒被这个孩子明抢明夺了,真是跟谁讲谁都不相信。”他悻悻地转身欲走。

“你别走。”不料母亲叫住他,说,“你追的就是我儿子。”

他瞪着我,又瞪着母亲,似欲发作,但克制着,几乎是有几分低声下气地说:“大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儿子!鞭子……是顺手一操……还我吧,那是我今明两天的口粮啊……”一副农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样。

母亲又对我说:“听到了吗?还给人家!”我悻悻地回到屋里,从粮柜内搬出那块豆饼,不情愿地走出来,走到老板子跟前,双手捧着还他。他将鞭杆往后腰带斜着一插,也用双手接过,瞧着,仿佛要看出是不是小了。

母亲羞愧地说:“我教子不严,让你见笑了啊!你心里的火,也该发一发。或打或骂,这孩子随你处置!……”

“老大姐,言重了!言重了!我不是得理不让人的人,算了算了,这年头,好孩子也饿慌了!……”他反而显得难为情起来。

“还不鞠个躬,认个错!”在母亲严厉目光的威逼之下,我被人按着脑袋似的,向那车老板鞠了个草草的躬。

我家的斧头,给一截劈柴夹着,就在门口。车老板一言不发,拔下斧头,将豆饼垫在我家门槛上,嘿嘿几下,砍得豆饼碎屑纷落,砍为两半。他一手拿起一半,双手同时地掂了掂,递给母亲一半,慷慨地说:“大姐,这一半儿你收下!”

“那怎么行,这是你的干粮啊!”母亲婉拒。老板子硬给,母亲婉拒不过,只好收了,进屋去,拿出两个窝窝头和一个咸菜疙瘩给那车老板。又轮到那车老板拒而不收,最后呢,见母亲一片真心实意,终于收了。从头上摘下单帽,连豆饼一块儿兜着,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倒反过来占了你们个大便宜,怪不像话的!……”他在围困着我们家的地基壕壑、沙堆、废墟和石料场之间择路而去,插在后腰带上的长杆儿鞭子,似“天牛”的一条触角。

“你呀,今天好好想想吧!”直至吃晚饭前,母亲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理睬我,也不吩咐我干什么活儿。而这是比打我骂我,更使我悲伤的。端起饭碗时,我低了头,嗫嚅地说:“妈,我错了……”

“抬头。”我罪人一般抬起头,不敢迎视母亲的目光。

“看着妈。”母亲脸上,庄严多于谴责。

“你们都记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偷和抢,就让人恨了!别人多么恨你们,妈就多么恨你们!除了这一层脸面,妈什么尊贵都没有!你们谁想丢尽妈的脸,就去偷,就去抢……”母亲落泪了。

我们都哭了……

夏天和秋天扯着手过去了,冬天咄咄地来了。我爱过冬天,大雪使我家周围的一切肮脏都变得洁白一片了;我怕过冬天,寒冷使我家孤零零的低矮的小破屋变成了冰窖。

那一年冬天我们有了一个伴儿——一条小狗。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它,被大雪埋住,只从雪中露出双耳。它绊了我一跤。我以为是条死狗,用脚拨开雪才看出它还活着,快冻僵了。它引起了我的怜悯。于是它有了一个家,我们有了一个伴儿。一条漂亮的小狗,白色、黑花,波兰奶牛似的。脖子上套着皮圈儿,皮圈儿上缀着一个小铜牌儿,小铜牌儿上压色出个“3”。它站立不稳,常趴着。走起来踉踉跄跄,前足抬得高高的,不顾一切地一踏,于是下巴也狠狠触地。幸亏下巴触地,否则便一头栽倒了。喂它米汤喝,竟不能好好喝。嘴在破盆四周乱点一通,五六遭方能喝到一口米汤。起初我以为它是只瞎狗,试它眼睛,却不瞎。而那双怯怯的狗眼,流露着无限的人性,哀哀地乞怜着。我便怀疑它不过是被冻的。它漂亮而笨拙,如同一个患羊痫疯的漂亮的小女孩,它那双褐色的狗眼,不但是通人性的,且仿佛是充分女性的。我并未因其笨拙而产生厌恶。弟弟妹妹们也是。

我们那么需要一个小朋友,而它可以被当成一个小朋友,就是这样。

母亲下班回到家里,呆呆地瞅着那狗吃和走的古怪样子,愣了半晌,惊问:“这是什么?”

我回答:“狗。”

“扔出去!”母亲大吼,“快给我扔出去!”

我说:“不!”

弟弟妹妹们也齐声嚷:“不扔!不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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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听话啦?”母亲一把抓起了笤帚,高举着先威胁的是我,“看我挨个儿打你们!”

我赶紧护住头:“就不许我们喜欢个什么东西吗?”

弟弟妹妹们也齐声表示抗议:“就不许我们养条喜欢的狗吗?就不许我们有个捡来的伴儿吗?”

母亲吼道:“不许!”笤帚却高举着,没即刻落到我头上。我大胆争辩:“你说过的,对人要心善!”“可它不是人!”母亲举着的手臂放下了,“人都吃糠咽菜的年月,喂它什么?

还是这么条狗!”我说:“我那份饭分它吃。”弟弟妹妹们也说:“还有我们!”母亲长长叹了口气,逐个儿瞧我们,垂下了手臂。在一中住读的哥哥那天晚上也回家了,研究地望着那条狗说:“我知道了,

这是条被医院里做实验的狗,跑出来了!老师带我们到医院参观过,那些狗脖子上挂的都是这种编了号码的小铜牌儿,肯定做的是小脑实验,所以它失去平衡机能了,生物课本上讲到过这一点。不养它,它死路一条……”

可怜的我们的小朋友!母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因狗,还是因她的儿女们集体的发难。宽容的我们的母亲……

那一条狗,也是可以和我们在雪地上玩耍的。感谢上帝,它的大脑里的人性是没被人做过什么实验的。它那种古怪的滑稽的笨拙的动态,使我们发出一串串笑声,足以安慰我们幼小的孤独的心灵。雪地上留下一片片生动的足迹,我们的和狗的……

一天上午,趴在窗前朝外望的三弟突然不安地叫我:“二哥你快看!”外面,几个大汉在指点雪地上的足迹,他们朝我家走来。“是想抢我们的狗吧?”我也不安了,惶惶地将“3号”藏入破箱子内,将小妹抱到箱子盖上坐着。他们高叫:“我们是打狗队的!”大汉们在敲门了。“我们家没养狗!”然而他们闯入家中。“没养狗?狗脚印一直跑到你家门口!”“它死了。”“死了?死了的我们也要!”“我们留着死狗干什么?早埋了。”“埋了?埋哪儿?领我们去挖出来看看!”“房前屋后坑坑洼洼的,埋哪儿我们忘了。”他们不相信,却不敢放肆搜查,这儿瞧瞧,那儿瞅瞅,大扫其兴地走了……“他们既然是打狗队的,既然没相信你们的话,就绝不会放过它的……”晚上,母亲为我们的“小朋友”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

我说:“妈,你想办法救它一命吧!”

母亲问:“你们不愿失去它?”

我和弟弟妹妹们点头。

母亲又问:“你们更不愿它死?”

我和弟弟妹妹们仍点头。

“要么,你们失去它;要么,你们将会看到打狗队的人,当着你们的面儿活活打死它,你们都说话呀!”

我们都不说话。

母亲从我们的沉默中明白了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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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默默地将一个破箱子腾空,铺一些烂棉絮,放进两个掺了谷糠的窝窝头,最后抱起“3号”,放入箱内,我注意到,母亲抚摸了一下小狗。

我将一张纸贴在箱盖里面儿,歪歪扭扭地写的是— —别害它命,它曾是我们的小朋友。

我和母亲将箱子搬出了家,拴根绳子,我们拖着破箱子在冰雪上走。月光将我和母亲的身影映在冰雪上。我和母亲的身影一直走在我们前边。不是在我们身后或在我们身旁,一会儿走在我们身后一会儿走在我们身旁的是那一轮白晃晃的大月亮。

不知道为什么月亮那一个晚上始终跟随着我和我的母亲。半路我捡了一块冰坨子放入破箱子里。我想“3号”它若渴了就舔舔冰吧!我和母亲将破箱子遗弃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是星期日。母亲难得休息一个星期日,近中午了母亲还睡得很实。我们难得有和母亲一块儿睡懒觉的时候,虽早醒了也都不起。失去了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觉得起早也是个没意思。

“堵住它!别让它往那人家跑!”

“打死它!打呀!”

“用不着逮活的!给它一锨!”

男人们兴奋的声音乱喊乱叫。

“妈!妈!”

“妈妈!”我们焦急万分地推醒了母亲。

母亲率领衣帽不齐的我们奔出家门,见冬季停止施工的大楼角那儿,围着一群备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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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率领我们跑过去一看,看见了吊在脚手架上的一条狗,皮已被剥下一半儿,

一个工人还正剥着。

母亲一下子转过身,将我们的头拢在一起,搂紧,并用身体挡住我们的视线。“不是你们的狗!孩子们,别看,那不是你们的狗……”然而我们都看清了——那是“3号”,是我们的“小朋友”。白黑杂色的漂亮的小狗,剥了皮的身躯比饥饿的我们更显得瘦,小女孩般的通人性的眼睛死不瞑目……母亲抱起小妹,扯着我的手,我的手和两个弟弟的手扯在一起。我们和母亲匆匆往家走,不回头,不忍回头。我们的“小朋友”的足迹在离我家不远处中断了,一摊血仿佛是个句号。自称打狗队的那几个大汉,原来也是备料工人。不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来到了我家里,将用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放在桌上。母亲狠狠地瞪他。他低声说:“我们是饿急眼了……两条后腿……”母亲说:“滚!”他垂了头往外便走。母亲喝道:“带走你拿来的东西!”他的头低得更低,转身匆匆拿起了送来的东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前瑟缩的瘦叶是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尔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栖在她儿女们的家里。

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依然贫寒,受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然。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在这一个孤独的日子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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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言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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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做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啊!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三十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做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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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

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浸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一个用竹篾拍竹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

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我……”“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我……要钱……”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要钱干什么?”“买书……”“多少钱?”“一元五角就行……”母亲翻出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图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图书哇!……”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机板上,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会舍得给你钱的吗?”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自己还是为母亲。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后来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红旗谣》……我再也没因想买书而开口向母亲要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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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人了,我开始挣钱了——拉小套。在火车站货运场、济虹桥坡下、市郊公路上……我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书时,你尤其会觉得你买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最好的东西。于是我有了三十几本长篇小说。十五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三年后几乎一切书都成了“毒草”。学校在烧书。图书馆在烧书。一切有书的家庭在烧书。自己不烧,别人会到你家里查抄,结果还是免不了被烧,普通的人们的家庭只剩下了一个人的书,并且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街道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委员会”——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户查抄“毒草”焚烧之。

“老梁家的,听说你们这个院儿里,顶数你们家孩子买的黑书多啦,通通交出来吧!”面对闯入家中的人们,母亲镇定地声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书是黑书。”“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书,全是黑书,毒草。这个简单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应该懂得的!”“我儿子的书,我已经烧了,烧光了,现时我家只有那几本红宝书啦。”母亲指给他们看。他们怀疑。母亲便端出一盆纸灰:“怕你们不信,所以保留着纸灰给你们验证。若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呢,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都烧了,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他们信了。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

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藏在床下最里头。我将钥匙交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接着将会轮到四弟。那么家中就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

母亲越是刚强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上帝保佑,我的家并未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一九七九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锁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试吧!”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锁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那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颗受了伤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算起来我有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吗?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那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出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 —至少,是应该可以植假睫毛的吧?……”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吗?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六十七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十五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的“书”— —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这一类宣传。如这等模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的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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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浆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

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得那么细致。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妹们和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吗?……就非扔不可了吗?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似的吧?”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收音机里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一种特权。我必服从。我必虔诚。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我装作不知。是的,我必庄重。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我问邻居:“秀华呢?”她们说她仍在洗。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呀!”“知道你还继续洗?”“我以为……不严重……”“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痛。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母亲又失去了假牙。母亲一天将假牙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大意的小阿姨连水泼掉了。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我看过之后,撕了。母亲问:“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母亲再三追问。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母亲许久未说话。我也许久未说话。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母亲分明更是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母亲干瘪的胸脯前仍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我的心疼得抽搐了。我不忍直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写着眼科医生草率的字——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得了的。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浑蛋了!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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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母亲面容之上仿佛并无悲痛。那一副漠漠然的神态令我内心酸楚。母亲其实已没有丝毫能力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呀!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命在旦夕,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和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死去的份儿了!母亲那苍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丧失了体现她内心悲痛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尊严,问我:“你写的那篇叫《雪城》的书,为什么闹得满世界风风雨雨?”

我缄默。

“为了稿费?”

“妈……不是……”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听着,妈和你爸从来没指望你当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经是了,就要好好儿地当。妈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丢脸……”“妈……不是……”“可报上是这么说的,你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连你妈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谅你的事,你还觉着自己没多大错吗?……”“妈,我错了!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话!……”那一刻,我真想给母亲跪下,告诉母亲我心里的实话——为了好好儿当一个作家,我活得多么苦多么累!母亲对我已无他求。“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这一句话恰恰应了我的情况。在这大千世界上我已别无选择,没了退路!母亲,放心吧。我会记住你的话,一辈子!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是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诚地感激哈尔滨市政府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解决了晚年老有所居的问题。使他们还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无这一恩德降临,在这家原先那被四个家庭三代人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残破的生存空间,我的老母亲老父亲岂不是只有被挤到天棚上去住吗?像两只野猫一样!而父亲作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为我们的共和国付出了三十余年汗水和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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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实际的贡献!这一内疚是为终生的疚惭。梁晓声他本非衔恩不报之人!对于那些读了我的小说《溃疡》给我写来由衷的信,愿真诚地将他们的住房让出一间半间暂借我老母亲老父亲栖身的人们,我也永远地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感激。这类事情的重要意义是,表明我们的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善良。我们北影一幢新楼拔地而起。分房条例规定:副处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国奖之艺术人员,可加二分,我只得过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填表前向文学部参加分房小组的同志核实,他同情地说:“那是指茅盾奖而言,普通的全国奖不算。”我自忖得过三次普通的全国中短篇奖已属文坛幸运儿,从不敢做得三次茅盾奖的美梦。而命运之神即使偏心地只拥抱我一个人,三次茅盾奖之总分也还是比一位副处长少二分,而我们共和国的副处长该是作家人数的几百倍呢?

母亲嗬,您也要好好儿地活着呀!您可要等啊!您千万要等啊!求求您了,母亲!母亲嗬,在您那忧愁的凝聚满了苦涩的内心里,除了希望您的儿子“好好儿地”当一个作家,再就真的别无所求了吗?……

淫雨是停歇了。瘦叶是静止了。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瞅着想念母亲的我。邻家的孩子在唱着一首流行的歌:

杨树杨树生生不息的杨树,就像那妈妈一样,谁说赤条条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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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的老母亲联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写来,都是些充满了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愀然是为心作。

妈!……

遥远地,我像山东汉子一样呼喊您一声,您可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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