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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让人转告陆贽，说“对于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讨论，而应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管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而且他的几个儿子都和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我也不准备公开把他斥逐，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是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对于各道赠送的物品，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比如马鞭、长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大体。（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 陆贽为此上奏，大略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为此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如果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在包含的事实不同，那么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最终恐怕会影响无私之德行，而且损害慷慨大方之明智。（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 他又说：“一定要在朝廷上给人以爵赏，一定要在闹市中处人以极刑，这都因为担心大家看不到，担心事情不够彰显。君主问心无愧地实行赏罚，百姓毫无疑义地听任处治，接受奖赏的人毫无愧色地安心受赏，受刑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惩处，这才是圣明的君主发扬光大法令制度，并与百姓公开共同遵行的结果啊。凡是谗言诽谤的事情，多数不是可信的言论，只能通过阴谋陷害而害怕公开论辩。一旦要求进行公开论辩，他们有的就说事情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很难再追究下去；有的说这样妨碍事情的体统，需要克制忍耐；有的说不良的行迹还没有暴露出来，最好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抛弃他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表示责备与侮辱呢？这些措词都和情理接近，然而其中却实实在在包藏着假托名义、诬陷别人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些说法更为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恶，那就应当公开按照法律议处；如果他们遭到不实之辞的冤屈，怎么能够让他们暗中遭受流徙？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分辨谗言，必须寻求实情，辨别形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无话可说而无理可辩，这时再施加刑罚。由此下面才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上面才没有错听人言的过失。（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它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苑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 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受贿赂，只要所得财物折为布帛以后满了一尺，便可以刑律相加。下至卑微的士民属吏，尚且该当严格禁止行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反而能够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途径一经打通，反复实行，就会益加严重，没有阻止赠送马鞭和长靴，随后必然会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见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赠物的人结下了私情，怎么能够拒绝他的请求呢！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细流，最后就要成为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他又说：“假如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推却，赠品被推却了的人便会怀疑自己遭受拒绝而办不成事。如果一概推辞都不接受，人们便会知道不接受赠品才是常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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