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谨 | 花季岁月－第二章 荒诞的少女时代－第四节

花季岁月

作者：张谨（美）

女孩子最美好的光阴，应该是十几岁的年龄吧。可我在那最美好的岁月里，留下的记忆似乎只有灰色的天空、丑陋的同胞和单调的生活场景，以及由此而生的沮丧和落寞感。

第二章  荒诞的少女时代

                                  

第四节

回到上海，我们继续上那些学不到知识的文化课，李文玉也照样给各位老师起着绰号、咧着大嘴讲一些低级的讥讽话。

那天上政治课，老师是男的，叫秦正东，三十出头的样子，个子非常矮，大概也就1米65左右，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跳一跳地走进教室。李文玉说：“十八只拳头跳进来了！”

“什么叫'十八只拳头’？”我不解。

“喏，他只有十八只拳头叠起来那么高呀！”李文玉一边得意地说，一边两手握着拳头，一只一只叠上去给我看，她在嘲笑我连这个都听不懂，“你猜他走路为啥像装了弹簧？——跳啊跳啊，看上去好高一点！”

那时正巧是中美刚要建交的时候，尼克松访华。秦老师的这节政治课，就是教我们如何回答美国人的问题，如何“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地对待美国总统。秦老师一边扯着他嘶哑的嗓子，一边指着教室的各个角落说：“假如尼克松到我们学校来参观，你们不要不鼓掌，也不要都鼓掌，要稀稀拉拉地，这个角落里拍一下，那个角落里怕一下，噼嘀啪嗒、噼嘀啪嗒.......”秦老师唾沫横飞。

“哈哈哈哈哈哈，”大家觉得好玩，都忍不住笑起来。

李文玉说：“到底是矮子肚皮里疙瘩多，还是秦正东有办法！”我第一次听她夸一位老师，不过即使夸赞，也是连名带姓从来不称呼“老师”并且不怀好意的。

我们的美术老师叫查寿兴，据说文革前是上海滩比较有名的水彩画家。那时到处要画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他这个大画家当然也要去完成任务的。画毛像时，要先用油布遮盖大画板，等完成了才能揭开。但巨幅画像实在太大，假如从头上开始往下画，那么人一整天闷在油布后面肯定受不了，所以他就从脚开始往上画，这样可以一面画一面把油布往上卷。

但是在极左的文革期间，毛像怎么可以倒着画的呢？！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的啊！就这样，查老师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我们这个三流的中学来教美术了。

查老师个头不高，走路一躬一躬的，见人就满脸堆笑。不过他的笑脸可以分成两截：下半张脸因为嘴巴咧得很大像在笑，但是上半张脸却因为他的眼睛瞪着，像有一点惊恐又像有股怒气，所以这张脸就像是用两张脸拼起来的，看着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他的头发总是波浪形地往后梳着，据说红卫兵以为他是烫发，是资产阶级作风，就把他推成半个光头，但是新长出来的头发又自己卷起来了。李文玉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浪浪来福”——英语long long life的谐音，她一边说，一边还用手在自己的头上做出波浪形。

 

那时在课余时间上任何艺术课都不要付学费的。只可惜我们学了还不到一个学期就被学校解散了，不知是哪张臭嘴告的密，估计是李文玉。

我们的音乐女老师名字叫戈烟，稀奇而典雅。她总是满脸堆笑地走进教室，其实是她长着一对弯弯的笑眼，而且颧骨比较高就像是在笑了。她原先是上海人民广播乐团合唱团的演员，也是因为文革期间犯了什么错误，就被弄到我们中学教音乐。

今天教唱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的插曲“游击队员之歌”。戈老师双手做出弹吉它的姿势，一边弹着并不存在的吉他，一边先唱一遍给我们听：“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曲调很美，进行曲速度，对于我们只会唱语录歌的中学生来说，觉得很新奇也很好听，连最会捣蛋的“哈巴狗”“糊涂涂”等也在认真地跟着学唱。

这首歌学起来还算容易，很快就学会了。接着再学唱《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这是一首弱拍起拍又有半音阶的歌曲，教室里没有钢琴，要教会我们这些只学过《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的学生唱准半音阶、理解弱拍起拍就不容易了。每次开始，不少同学都会“冒泡”，就是在还不该发声的强拍时就冒出声音来。

于是，戈老师就教我们识简谱。后来，学校里总算买了一架钢琴，放在专门的大教室里，我们上音乐课就可以到音乐教室去上课了。有了钢琴，我们学起来就方便了，她也像查老师一样，把各个班级中唱歌比较好的学生，组织起一个合唱队，给我们排练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戈老师一面指挥一面她自己伴奏。

说实话，抛开这首歌的内容，它的旋律与和声真是好听，让我记忆深刻。以致多少年后我自己从事艺术工作时，也请我们的指挥给学生们排演过这首歌，让我重温当年中学时代演唱这首歌时的陶醉。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戈老师，虽然她不敢教唱“黄色歌曲”和“苏修”的好听歌曲，但是她也不想让我们只听、只唱那种毫无美感的歌曲，所以才拿“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歌曲和旋律优美的“红歌”来教我们，让我们能接触到欧风音乐的皮毛和感受合唱之美。至今，我都受益于她教过我们的乐理知识。

 

她靠近我们轻轻地说：“你们没事的时候可以练练腹肌啊，以后长大了就知道有用了。”说着居然能轻盈地爬上双杠，坐在一边的杠上，用两只脚的踝关节钩住另一边的双杠，然后往后下腰，做给我们看如何再起身。她这个年纪做这样的动作，让我们看得很替她担心。但是她却轻松地连续做了三个，然后跳下来问：“你们誰先上去试试？”

我说：“我来。”我知道阿萍胆子小，而我天生好动，所以我先来尝试一下。我爬上了双杠，学着女老师的样子用脚钩住另一边的双杠向后弯去，结果感觉非常容易，能轻松地完成5个动作。我跳下双杠换阿萍上去，但是阿萍战战兢兢地好容易爬上去了却一个也做不了，我这才知道，原来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一定的腹肌的。女老师说：“女孩子的腹肌很重要，以后你们会长大，会生孩子，腹肌好很重要的！再说，腹肌好身材也好呀，你们以后就会明白的！”说完对我们眨眨眼睛就走了。

文革结束后，市政协举办业余美术学校，我报名去学素描，教我们的竟然就是查寿兴老师！查老师告诉我说他早已离开了我们那所中学。说起来，我也算是师从过这位大画家的吧！而那位教我们锻炼腹肌的女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创编的一套成人形体训练教程，曾在上海电视台20频道反复播出过。是这些“坏分子”老师们，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偷偷地教给了我们一点真正的艺术知识，培养了我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也为我之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

毕业前夕，七个毕业班要分两批下乡劳动。之前每周一次的“劳动课”，是在上海城乡结合处的农田里干一些简单的农活，也只有半天的时间。这次的下乡“学农”，是要去嘉定县的马陆公社一个月，所以要带好床、热水瓶之类的生活用品。学校向工宣队所在的工厂上海织袜一厂借了一辆大卡车，装运三个班的行李，而我们学生，则要按照区教育局的精神，拿出当年“练好铁脚板”的精神，从学校走到50里路外的马陆公社。

三个班的女生排在自己班级队伍的前面，后面是男生。我们四班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往嘉定县出发了。周老师腿脚不便就跟着卡车走，我们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行军。周老师说：“我们把行李运到马陆公社就回来接你们啊！——大家悄悄地干活，不要着急赶路哦。”

我们就慢慢地走着，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周老师果然跟着卡车回来了。体育老师吹哨子叫大家就地休息，等卡车先去学校装上第一次没有装完的自行车和热水瓶等，就会来接女同学。

果然，只一会儿功夫卡车就赶上了我们的队伍停下来，周老师就让我们班的女同学先上车。我个子最高，排在女生的最后，等我们班的女生差不多都上去时，卡车已经站满了，只剩我、阿萍和另外一个很要好的女生小宋挤不上了。周老师叫卡车上的女生再挤一挤让我们几个上车，但我说：“我不上去了。我们等下一趟车吧！”

“也好，你们慢慢走好了，很快的。”周老师在副驾座位上说，卡车就开走了。

我们又开始像逛南京路一样慢慢走着，但是这一次，却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大约卡车可以走两个来回了，还是不见那辆解放牌大卡车返回来。走在后面的“哈巴狗”不耐烦了，说：“那妈的！前面是弹钢丝路、爆胎路啊？哪能到现在还不来啊？！”

这时，迎面忽然驶来一辆救护车，经过我们的队伍时莫明奇妙地“当啷”一声摇了一下铃就驶过去了。而“哈巴狗”刚才的话，也提醒了体育老师，他担心地说：“会不会他们前面出什么事了？”

 

就在这时，迎面驶来一辆北嘉线长途汽车，在我们队伍斜对面的马路边停下了，而那里并没有车站。只见班级里一个跟着卡车去卸行李的男生跳下车向我们跑过来，神色慌张地告诉体育老师：“车子在前面翻车了！交关（很多）女同学受伤了，刚刚的救命车（救护车）就是送女同学去普陀区中心医院的！周老师叫你们乘北嘉线去马陆公社！”

这下队伍里炸开了锅，有的男生幸灾乐祸地笑起来，阿萍一听，差一点瘫坐在地上，我和小宋赶紧扶住她，她半天才缓过神来，说：“啊哟李晓申，阿拉是垓（靠）侬的牌头啊！假如阿拉上车，也要伤脱了！”

就这样，我们没上车的几个女生和剩下的三个班级的所有同学，分头乘北嘉线长途汽车去了马陆公社。

周老师也受伤了，肋骨骨裂，他是被驾驶室的一个工具箱砸伤的。他本来就行动不便还带着伤，是非常费劲地从副驾座位的门上——可以说是“天窗”里爬出来的。有一个女生的手腕被破碎的热水瓶扎伤，碎玻璃碴子刺进了肌肉；还有一位女生站在卡车边上看风景，一只手放在栏杆外面，卡车侧翻时，她的手臂就在柏油路上擦过去，半条胳膊被摩擦得血肉模糊；有一个女生的肋骨翻出来了，是自行车的车把戳的.........。

事后听一位没有受伤的女生说，这辆大卡车正从桥上往下冲的时候，有一辆押运犯人的吉普车从卡车旁边超车经过，卡车司机可能慌了，打了一下方向盘想避让那辆吉普车，不料由于车厢塞满了行李和人，惯性太大而倾倒，冲了很长一段路才停住的。那个女生说：“我站在最后面，一看卡车要翻了，就赶紧跳出卡车，脚都别筋（扭伤）了哦！”

过了一个多星期，轻伤的女生和周老师才下乡来，而那些重伤的女生，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听说她们毕业分配时，有的应该去插队落户的，就因为这场意外事故留下了后遗症，所以留在了上海，但也只能在菜场里卖菜或者清扫马路。不过比起下乡插队落户的同学来说，还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经过这样一次大事故，区教育局取消了徒步下乡劳动的规定，允许学生坐车下乡，避免再因为人货混杂而发生交通事故。

我们住在一个农民新盖的房子里，农民讲究新房子要有“人气”就吉利，所以心甘情愿地把新房子让出来，给我们这些阳气旺的学生先住。周老师和几个炊事班的男生住在另一个农民家里。“摩托车”说：“周老师大、大、大概伤得老结、结、结棍呃，半夜里一翻、翻身，就听到他叫哎、哎、哎哟哇！”

可是捣蛋的男生，却并没有解恨，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地捉弄周老师。

马陆公社在嘉定县是经济条件最好的公社。我们住宿的村庄里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厕所，所谓像样，就是砖砌的墙，男女分厕。但是中间隔开的墙只有一人半高，上边尖顶的地方相通，所以互相能听见隔壁讲话的声音。

那天我和小宋结伴去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只听隔壁也有几个男生进来了。其中一个是“糊涂涂”的声音，说：“阿拉把这根棒头锯断掉好伐？”

 

“做啥？”听不出搭话的是誰。

“咦，周瘸（指周老师）不是要拉牢这根棒头才好蹲下去的吗？把这根棒头锯断，不要锯到底，留一点点连着，周瘸来了一抓.........”

“哈哈哈哈，好办法！好的呀，我去寻锯子！”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两个捣蛋鬼走了。

我和小宋屏息静气地不敢发出一点点声音，心里很害怕，就怕被他们发现有人偷听了他们的秘密，反倒像我们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一直估计着他们走远了，我们才敢出去。我说：“去告诉周老师。”

小宋说：“我不敢的，要去你去。假如周老师讲出来是我们告的状，'糊涂涂’他们肯定要打我们的！”

我说：“那我不告诉周老师，我去告诉阿萍，阿萍会告诉周老师的，周老师就不会说出是阿萍讲的。总不见得让周老师一下子掉进粪坑里吧？！只要你不说出去就可以了！”

周老师得到了这个“情报”后，才避免了可能会发生的一次意外事故。也许阿萍也告诉周老师是我传递的“情报”，从此周老师对我也比较照顾了。

有一次在农田里劳动时忽然下起了大雨，大家赶紧跑回寝室时也已经浑身湿透了。虽然五月份不怎么冷，但是湿衣服糊在身上还是很容易着凉的。女生们赶紧到炊事班烧水擦身，但是热水一下子供应不过来，而我一向不喜欢和她们争先恐后，就让她们先用水。结果穿着湿衣服挨了两个小时，第二天我就发高烧了，烧到39.5°C度，躺在床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阿萍去叫来了周老师，周老师一看我烧得满脸通红，就让一个女生把她的帆布床给我当临时担架用，再叫了班级里四个最身强力壮的男生，抬着我就往公社卫生院赶。公社卫生院离我们住的马陆大队大约有十里路，我们去镇上玩的时候，空身走也要走将近50分钟，那四个男生硬是把我抬到了卫生院，而周老师居然也跟着我们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很感激那几位男生、感激周老师。

2016年回国，我第一次参加了班级同学的聚会。离别50年，看着眼前这些似乎熟悉但又很陌生的脸，我仍然会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但不同的是，闰土虽然被生活磨砺的容颜沧桑，但仍不失质朴；而我的这些同学们，除了个别几位原先就有点“憨”的同学，大多脸上写满了世故，有的甚至还有一丝狡狤的自以为是。

达成后来移民去了澳洲，再无音信；巧妹因为白癜风不能考大学，在工厂里一直做到下岗，孤独终老。我最后一次回国时他说：以后先打电话来，我接就说明我还活着，假如没人接，就是我已经走脱了。最后一次电话给他，传出机器人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完成于2021年9月9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未完待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