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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7「明朝通政司」几品官,可以抗衡内阁?

 梦想童年594 2022-05-23 发布于江西

《大明王朝1566》冷知识7【通政司几品官】:胡宗宪为何要绕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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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上千百姓涌到了浙江巡抚衙门的大坪,抗议以稻改桑。面对这个大难题,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跟杨金水、郑泌昌等人当面一番交锋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上书朝廷,督促邻省调粮给浙江。

请看原文:

连驿急递,胡宗宪的奏疏七天后就到了京,而且一反规制,没有先送通政使司,而是直接送到了西苑的内阁值房。当日在内阁值房当值的是徐阶,他接到奏疏只看了一眼封面便立刻看出了这份奏疏的分量,也看出了这份奏疏可能引起的巨大波动。他不露声色,只是命书办立刻送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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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司使是个什么机构?为何胡宗宪要绕过它,直接送到内阁值房,当值的徐阶为何不看内容就第一时间送到严府去了?

这些都反映了嘉靖朝政府权力机构的微妙变化。通政司主管天下的公文发放和制作,妥妥的要害部门。直诉制度自周朝便开始存在,直到清朝所谓的“京控”,即“赴都察院、通政司、步军统领衙门呈诉”。

但通政司使是明朝特有的机构,长期都是显赫的存在,延续到清朝,传说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除了明面上的江宁织造府的正五品官外,还是通政司的主官通政使,正三品。这个岗位一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止,甚至在很多诗文小说戏曲中都有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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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祖文明先赠太常寺卿加赠正议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制》:“古有立德,今为硕儒。”

清孔尚任 《桃花扇·拜坛》:“ 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这是内阁揭帖,送来过目。”

《儒林外史》第七回:“二位官府封了五钱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

通政司亦省称“ 通政 ”。后来康有为等《上皇帝第二书》:“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

郑观应《盛世危言·汰冗》:“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於礼部,大理可并於刑部,太仆可并於兵部,通政可并於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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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存在了近600年的制度,我们有必要从头来回顾一下:

朱元璋建立明代后,对原有的国家机器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全新的权力架构。在这一轮权力洗牌中,一个全新的机构——通政司诞生。

这个主要负责处理奏章的部门随着明代历史的发展起起落落,从明初的炙手可热到明末的无人问津,侧面反映了整个明代中央权力的流变。

一、通政司兴起:从提升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开始

1368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立国初期,朱元璋沿用元代制度,在中央“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参知政事,以统领众职”;地方设置行中书省,掌管地方行政、军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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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明初丞相的权力甚大,对中央各部门有统属关系,并有权在皇帝处理奏疏之前审阅奏章,选择其中部分上呈。

丞相胡惟庸权力和野心由此日益膨胀,“独相数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并在其它多个方面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强势的朱元璋如何能忍?于是处死胡惟庸,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

大权在握的朱元璋起初感觉很好,然而失去中书省对奏折分类处理后,皇帝不得不每天面对如山般杂乱无章的奏章,日渐崩溃的朱元璋,终于在洪武十年七月设立通政司专管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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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政司的架构级别与职权范围:

通政司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

因为官制初设,朱元璋颇重其任,经再三挑选,最后以曾秉正为首任通政使,刘仁为左通政。并谆谆告谕:“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易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

成祖即位后,皆复洪武旧制。朱棣迁都北京,原南京仍设通政司,前冠“南京”二字,而大政皆主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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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使司的职权范围,《明史·职官志》记述得十分详细:

“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告诉缘由。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视,节写副本,然后奏闻。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

在明朝时期,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等9个部门的当家人,被称为大九卿。也就是说,这三个官员的地位很高,几乎和六部尚书平行。

特别明初,通政司地位甚高,位列九卿之一,具体排序在都察院之后、大理寺之前,获得了丞相拆分、整理、递交各类奏章给皇帝的权力,承担起“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章奏,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的重任;在常朝理政时,通政司长官通政使要向皇帝禀奏朝中各种事务;议大政、大狱以及会推文武大臣时,通政使均有资格参与。

明代叱咤风云的六科言官,涌现出杨链、邹应龙等一干见谁灭谁的风云人物,在当时也只是通政司的一个下属机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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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2、通政使司衙门的重要性

朱元璋决定创设通政司,颇费思虑。这不仅表明他对通政司所寄予的殷切期望,而且意味着通政司这一新的衙门在明王朝诸种政治设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极其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朝廷的喉舌,臣民章奏,皆经其手;二是参与廷推。

在洪武、永乐时期,凡接受的四方章奏,由通政司实封至皇帝前开拆;有关民间疾苦之事,皆通过六科分送六部;有关军事事务,即直接分送五军都督府处理。而到月终、季终和年终,六科负责核查,以免遗误。其四方奏章的接收、开拆、处理,都有严格的程序。

正是由于有较为严格的程序,凡揭露臣僚奸恶的章奏,当事者大都得到应有的惩处,即“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而对地方水旱及民间疾苦等情,亦能及时奏闻,使通政司起到了出纳王命和喉舌的作用。

通政司历经在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一直受到朝廷重视,这四位也都是励精图治的主。

好景不长,到了正统初年,英宗九岁即位,自然无法临朝理政,内阁“三杨”代帝秉政,其实就是大权独揽,导致明初发挥重要作用的常朝就此流于形式,终明一代未有改观,通政司的权力就此失去一大块:

“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数。《寓圃杂记》云,自太祖相传,列圣临朝,每至日昃,不遑朝食,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新制,每日早朝,只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依所承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至天启时,惟奏二事。及余于崇祯之十年间侍班,犹见奏四事,格套相沿,无裨实政。”

天顺年间,有投匿名章奏言朝廷事,便设关防,借以防微杜渐。而此时关防之设,只是拘留进呈章奏本人在官候旨,待旨意出立即放还,其所奏内容未曾泄漏或张扬。

时过不久,又有“拆封类进“和“副本备照”的规定,具体说就是由通政司官员将臣民的奏章先行拆阅,按内容分别归类,逐次呈览;或者将其中重要的奏章,誊抄一副本,留作查照。

如此一来,凡是有弹劾左右内臣和勋戚大臣的,章奏尚未进呈,便被当事人知晓。于是被劾奏者,凭其地位和影响,以贿赂打通关节,苦心钻营,借以幸免;而上奏者,多以虚言妄奏而身受其祸。

此类事情不仅时有发生,而且愈演愈烈,以致于一些权相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选择私人出任通政司官,企图以此及时得知被弹劾的信息,早作准备,或唆使言官弹劾上奏者,嫁祸于人,逃避罪责。

自此,朱皇帝当年苦心孤诣创立的通政司制度被架空了,一切,又回到了深情的原点:只是丞相,改名成了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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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圃杂记》明朝王锜撰,是书载明洪武迄正统间朝

明武宗开始,正式进入明代中后期,随着皇帝怠于政事,很少批阅奏章,比如嘉靖二十年不上朝;他的孙子万历皇帝更是30年不上朝,自然通政司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

当然,嘉靖皇帝即使不上朝,一样可以通过锦衣卫等厂卫制度,掌控所有大臣的一举一动。由此,通政司更是形同虚设。

二、通政司为何衰落:被内阁、内廷双重夹击

通政司在建立时被明太祖寄予厚望,然而,随着明王朝的发展,却逐渐趋向没落。究其原因,是权力被分割、侵夺,具体表现在:

皇帝不朝,无法直接向皇帝转呈章奏;内阁地位上升,分其权力;六科封驳,亦侵通政职权;宦官得宠,文书房揽权等等。尤其是明中后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在某些方面,正三品的通政使司,其地位还不如正七品的六科给事中。

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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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任皇帝不勤政,导致关注度急剧下降

在封建集权国家中,皇帝对待政务的态度和处理政务的方式关系着国家机构的兴废,通政司这种对皇权依附性较强的机构更是如此。

通政司职能能否发挥的关键,在于转呈的奏疏能否受到皇帝的关注,并得到及时有效的批阅回复。

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勤于朝政,对臣民奏疏批阅效率较高,留中不发并不多见;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帝多较为怠政,常朝日稀,甚或数十年不上朝;亲自批阅的奏疏较少,大多交给内阁与司礼监处理。

而以阁臣为代表的高级官员自永乐朝开始更多使用密疏直达御前,这使得皇帝更加懒于批阅言辞空洞的常规奏章。再加上厂卫等特有的特务机构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私人奏报,都使通政司地位遭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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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特务组织东厂梅花令牌

2、明代政府结构的变化:通政司的对手是内阁与内廷

通政司良好运行的前提是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高度皇帝集权体制良好运行。

为加强君主专制,明太祖创设通政司,使之成为明朝初期中央重要的辅政秘书机构。废丞相变革官制之后,经仿周制、宋制等屡次尝试,内阁开始萌芽并最终在明成祖之后,成为有建制永久性机构。

内阁由皇帝的侍从幕僚发展到政治中枢,通过票拟批答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来为参与中央决策。随着明朝封建统治的需要,皇帝昏惰深居宫中、与外廷接触渐少,比如嘉靖和万历,导致通政司在明初具有辅政的性质,逐渐被淡化消失。

特别是洪武、永乐之后的列代帝王在工作能力和精力上,都不能和他们的老祖宗相提并论,工作热情更是日渐消退,与之伴随的,外廷文官集团中,内阁权力日渐增长,与其他衙门逐渐形成有实无名的统属关系;内廷宦官集团中,司礼监成为内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在一定程度上代皇帝行使批红权,与内阁相互制衡。

内廷中,更是出现了文书房这一机构,负责“职掌通政使司每日封进本章”,要将通政司呈上的奏章进行再分类,使通政司的工作变得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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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1480年-1567年)

3、通政司官员缺乏上升通道,极易走向自身堕落

特别是明朝选官十分重视其出身,翰林院及科道等官员均由进士中初授,而通政司官吏多在官荫生中选拔,因学识不高备受科举职官所轻视。加之其在朝政上没有抱负而无所建树,偶有个别有真才实学者能位极人臣,朝廷一般给予升迁是非常缓慢的。

如此不平等的待遇,通政司官吏或依附于重臣,或听命于权宦,越发起不了实际政治作用,权力越发萎缩,最终只能成为闲曹。

明朝中期,政府日益腐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通政司官员也未能洁身自好,官员醉心于追逐个人利益,奏疏泄密等事件屡见不鲜,如孝宗朝通政使沈禄向外戚张鹤龄通风报信,干涉了朝廷正常盐政运行。通政司官员堕落使部门工作质量急剧下降,加速了其走向衰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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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就是嘉靖朝——

严嵩父子如何控制东南?靠的就是通政司使赵文华。

通政司作为外廷中的一员,日渐受内阁摆布,天子喉舌成为权臣鹰犬,如嘉靖朝的通政使赵文华便认严嵩为义父,在严氏专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浙直总督李天宠、浙江巡抚张经取得了抗倭大捷,但因为不鸟赵文华,结果被陷害致死;同时,胡宗宪也通过结交赵文华,而被严嵩一手扶植为封疆大吏。

但在《大明王朝1566》中,向来和通政司使负责人交好的胡宗宪,却一反常态地将奏疏直接送到了内阁值房,小心谨慎的徐阶自然第一时间送到了严府,从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和罗龙文(即以赵文华为原型)的猜疑:

【插入原文】

自嘉靖三十五年以来,也就是严嵩过了七十五岁以后,他除了每日卯时到玉熙宫觐见嘉靖约半个时辰便都是直接回府,几乎不到内阁值房,内阁的公文便从此都送到严府去,军国大事都由严嵩在家里议好了再以内阁的名义送司礼监呈奏皇上。正如当时外边的传言:内阁不在宫里,而在严府。

只是,远在东南的胡宗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知道的是,通政司已经没落;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严阁老,正一天天地被严世蕃架空了,通政司直接已经在严府,不,是在严世蕃跟前办公了。

胡宗宪此举自然令严世蕃大为光火,认为胡宗宪开始站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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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严府,所有的公文又几乎都是严世蕃先看,看完后再告诉严嵩。这天胡宗宪这道奏疏照例是严世蕃拆看的,看后便咆哮如雷,先是立刻派人去把严嵩也是自己视为第一心腹,又是把持各路奏章的通政使罗龙文叫来,然后才拿着奏疏一同去见严嵩。

“什么'无田则失民,失民则危国’!冠冕堂皇,危言耸听!”严世蕃却耐不住老父这种沉默了,拿着那封奏疏在父亲面前直晃,“我看是他胡宗宪怕失了自己的前程,想给自己留退路!”  

“我看也是。”相貌儒雅的通政司通政使罗龙文接言了,“那个谭纶去浙江,我就提过醒。谭纶和胡汝贞有交情,现在又是裕王的心腹。他胡汝贞打量着裕王会接位,阁老又老了,留退路是意料中事。这样的奏疏不送通政使司,却直接送内阁值房,这摆明了就是向徐阶他们示好。”

——胡宗宪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中的党争,还被罗龙文指责为见风使舵的小人。好在,还是严嵩了解他的为人,八十一岁的阁老绝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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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送内阁徐阶也不敢擅自拆看。胡汝贞这样做只是想摆开你们,直接向我向皇上进谏言罢了。”严嵩还是一动没动,但眼睛已经从远处移望向二人,“别人我不敢说,胡汝贞决不是忘恩的人,只不过有时和你们的想法不同罢了。看人,看事,都得设身处地。换上你,或是你,处在胡宗宪的地步会怎么做?” 

两人原以为一把火便能把老爷子烧恼胡宗宪,没想到老爷子一眼就把两面都看穿了,严世蕃和罗龙文同时一愣,竟被他问住了,两双眼对望着,眼神里都是一个意思:都八十一了,怎么一点也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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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司的没落,从《大明王朝1566》中可以看出来:

直接对接嘉靖的是内阁,是严嵩,而不再是通政司——

即使如此,这么敏感的奏疏,严嵩也不肯直面嘉靖,而是选择了由内廷的司礼监最高负责人吕芳来转达:

通政司的没落可见一斑。

更没想到的是,善于打太极的嘉靖皇帝一下子就猜到了奏疏的内容,根本就不看,直接打回到了内阁。

这个小小的举动,意味着曾经一代天骄的通政司的彻底沦陷与没落。

打回内阁不要紧。关键是内阁已经沦为严世蕃的办公室,特别是执行层面。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胡宗宪不是要甩开我严世蕃么?这下严世蕃干脆要甩开胡宗宪,直接号令下面的郑泌昌何茂才单干了。浙江人民的一场巨大浩劫很快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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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上最倒霉的通政使司恰在洪武朝,还是首任官

明初,作为通政司使,这个位子上的官员,通常都是皇帝最信任的。特别是洪武朝,可谓权势滔天。不过最倒霉的通政司使,也出在洪武朝。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任通政使曾秉正。

曾秉正是个教书出身,因为偶然参加了一场朱元璋主持的名叫“天变”的辩论赛,表现优异,开始踏入仕途。加上他有一身的抱负,经常向皇帝谏言,让朱元璋颇为赏识,此后官运一路亨通,短短一年之内,就从一个小小的九品学正升到了三品通政司使。

然而此后这厮太过热情,有事没事就给皇帝提意见,有种把皇帝当成学生来教的感觉,时间一长,让朱元璋难以忍受,难不成他这个皇帝真的要向个学生一样虚心受教吗?正所谓:“春风得意别嚣张,马失前蹄在眼前”,一气之下朱皇帝就革去了他的官职,让他回老家种菜去。

我们都知道,明朝初期官员的俸禄非常低,说勉强糊口都不为过,所以这个曾秉正虽是个三品大员,却非常穷,加上他为人做事也非常清明,从不藏污纳垢,以至于他被革职后,连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

无奈之下,他把目光抛向了4岁的女儿,也许他觉得自己以后还有生育能力,回到家乡后在生上十个八个也不成问题,于是就把女儿卖掉换成银钱。

然而让这位清官没想到的是,这事马上就被人参奏到皇帝面前,皇帝没有喜悦,也没有怜惜,只是愤怒地说了句:“TMD真能装”,随后竟下令把曾秉正抓起来并处以阉割之刑,也就是所谓的腐刑(享受当年司马迁的待遇),而这个有着满腔抱负的清官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让人叹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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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本文题目:

通政司可谓制度一大创举,在明初运转良好,明代中期开始渐趋没落,直至彻底沦为“闲署”。这一过程司正是明初皇帝集权体系随时代发展,走向转型的必然结果。

随着“通达下情”的通政司日益走向衰颓,明代皇帝得到的信息所夹带的私货也越来越多,明帝国也无可避免的逐渐走向日暮。对此,《大明王朝1566》也可谓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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