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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天空 © 闻立春／文 
一 自知事起，便为父亲赐予的姓氏所困惑。我为何姓此“闻”，而非姓彼“文”？人们曾无数次地询问：“你的'闻’，是文化的'文’吗？”我也曾无数次比划着认真回答：“不是，是门字里面一个耳字的'闻’。”若对方仍不得要领，一头雾水地望着我，我就得继续寻找相关词组，去解释我的姓非彼“文”是此“闻”了。如此这般，一个姓氏得费口舌去道明。稀罕么？话又说回来，在我居住的小城内，乃至周边地区及省城范围，真鲜有闻氏同姓者。人们的好奇，便不足为怪了。
在临澧小城居住五十多载，每逢有人见面亲热互道“家门！家门！”的场面，那种未逢同姓人的境遇，虽对日子无碍，但总令自己心底袭来一缕不可名状的落寞。甚至于，对身边的“文”姓人氏，也产生家门人的亲近感。自己的姓氏之稀少，自己一直也在追问。“闻”氏先祖和闻氏家族，究竟源于何处？同门族人都居住何方？也曾多次萌发寻觅同姓人的念想。参加工作后，有意在省市范围查询，未果。
我父亲，闻公讳绍祥，一九一六年生人。家住湖北武汉（原称汉口）的汉正街，听说那里设有闻家祠堂。爷爷闻明金，晚年时人称闻聋子。奶奶姓名不详。父亲在世时，对闻氏家族之事缄口不言，也从未带我们去寻根问祖。况他为全家人的生计殚精竭虑，也无此余力。我在退休前，曾只身去了趟武汉，在四处转了一圈，汉正街未寻到。满眼都是贩卖服装的批发市场，全然不是想像中的那个武汉模样。
听说现代著名诗人、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便是同门族人。他的儿子闻立鹏和闻立雕，分别于中宣部和中央美院退休，有一女闻铭是北师大翻译。八十年代末，我在宣传部工作时，曾斗胆提笔给闻立雕大师写过一封书信，无疑是泥牛入海。近年，无所不能的网络世界，终让我获悉关于闻氏家族起源的有限资料。
一种说法——闻姓出自复姓闻人氏，是春秋时期少正卯的后代。少正卯是春秋末叶鲁国人。他博学多识，很有名气。他的有些主张与孔子不合，曾聚众讲学，同孔子唱对台戏，使得孔子的不少弟子都跑到少正卯处听讲。后来孔子利用职权杀了少正卯。因少正卯是当时声誉很大、远近闻名的人，被誉为“闻人”，所以他的后代支庶子孙有的便改为闻人氏。后有一部分闻人复姓改为单姓闻，称为闻姓。
另一种说法——有一支是单字闻姓。文天祥（护国公）军败后，其二十四子带其后人从江西吉安迁居至湖北省浠水，并改为“闻”。700多年来，闻家宗谱都采纳此说，闻家人也都自认为是文天祥后人，闻一多研究界也大多认同这个说法。然而，《闻一多传》的作者，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以史学研究者的身份，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此说法很难考证，且记载时间去事500年。宗谱所言确否，尚待证实。因为“闻”本来也是一个姓氏。
对姓氏问题，闻一多先生也产生过兴趣，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曾想撰写一篇《闻氏先德考》，但终因资料不足，只在日记中写下了“不得其详”这样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我想，既然闻一多老前辈及后人，对“闻姓”起源的正确性都无法查证，就更别提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女子了。对“闻氏”家族的追根溯源，也只能按葫芦划瓢“不得其详”。
有人说，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祟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和书写……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可见，我终其大半生对自己姓氏的追问，其初心便在于此。 二 我父自幼丧母，家有父亲和俩姐。大姐下嫁到湖南津市下望垸，小姐自小学唱戏，后随戏班子四处飘泊走散，再也杳无音信。我从未见过父亲的家人。一天清晨，父亲告诉我们，说他在梦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姐……虽是一场梦，但父亲不苟言笑的脸上，却流露了平素极少见的对自己家人、对亲情的渴望和挂念。在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期，母亲曾只身到津市乡下，欲去父亲的大姐家借点口粮回家，喂养家中一群嗷嗷待哺的儿女。不知何故，母亲却空手而归。自此两家更无来往，我们也从未见过这位可称姑妈的亲人。
唯一和父亲有往来的同门族亲，是居住津市的一对堂兄妹。堂伯父闻绍炳，在津市船舶厂工作。伯母我称妈妈。二老曾育有一子，因溺水早亡。堂姑妈闻绍翠，我称幺幺，在津市袜子厂工作。堂姑父姓徐我称叔叔。他特喜爱我，老对家中的三个女儿夸我：“你看，立春的作业本写得多整齐……”堂姐大芳，曾下放到我县佘市乡，堂妹大玉大元。三女长得都水灵，随其母。
10岁那年，我和闺蜜杨天冰及她姐天坤，三人步行去过津市。因她父母是津市人，一众至亲居住那里。那天清晨出发的我们，直到掌灯时分才抵达。一双双小脚都磨出了血泡，已疲乏之极，一到便各奔西东。姐妹俩奔亲舅家，我则去堂伯家。清楚地记得，是我称“妈妈”的堂伯妈为我开的门，当她瞅见黑黑的门外，贸然来了个小小造访者时，脸上不经意间露出了一丝不悦的神情。
后来尽管伯伯一再挽留，我却立马转身，直奔堂姑妈家去了。姑妈家在津市三完小操场旁。姑妈姑父见了我，惊喜地一把抱住我，嘘寒问暖。并架起铁锅，为早已饥肠辘辘的我煮绿豆皮吃。而家中的三个女儿则围着我，像几只小麻雀叽叽喳喳个没完。这种充溢着族亲情感的温馨场面，于我而言，弥足珍贵，经常回放。
为寻求生计，我父亲年少背井离乡，辗转漂泊，打零工度日，吃尽苦头，无人心疼。在一个冬天，父亲脱光了衣服跳进池塘捞鱼。待他上岸，才发现搁置岸边的衣服被谁偷走。赤身裸体的他，差点在刺骨的寒风中丢了性命。父亲出生贫寒，却生就一身傲骨。和他流浪的伙伴们饿了，都会去别人的菜园子里顺手摘几根黄瓜或什么的充饥。唯有父亲不为所动，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行偷摸之事。父亲从汉口一路途经津市，然后流落到安福境内，再未离开。
经人介绍，父亲给县城一家规模最大的胡姓书纸铺当学徒。老板宅心仁厚，口碑好。父亲如是评说。学徒期间，年少的父亲一边跟师学艺，一边得伺候刁蛮的师娘，为其端茶洗衣，倒屎倒尿，受尽欺辱。小时候，曾听母亲数落过打扮不得体的女子：“像当儿北门口的金四儿！”我便询问母亲，金四儿何许人也？母亲告知，是我父亲的师娘。这位师娘姓金，行四，人称“金四儿”。有三分姿色的她，将两个长长的麻花辫夸张地扎在两耳上方，鬓发两旁扎满了色彩各异的飘带。因其滑稽打扮，成了小城的另类人物。我年少时曾多次见到她，身材高大像个北方女人。仍居住在北门口，仍梳扎着两根长长的麻花辫，只是发色已成银灰，背呈前弓，且表情呆滞，已然一孤寡老妇。
父亲生性耿直，寡言少语，却聪慧肯学。虽没进过学校念书，却学得了一门好手艺并写得一手娟秀的字体。解放后的胡姓书纸铺被国家兼并后，改建成了小城内唯一的印刷厂。原书纸铺的几位师傅包括我父亲，还有天冰的父亲杨铭清，欧应良等前辈，成了该厂元老和技术权威。父亲主管装订；杨叔主管排版（我姐是他爱徒）；欧伯主管印刷。当时职工的家属，都在印刷厂上班，我母亲也是。因62年精简运动，大部分家属回归了家庭。我母亲和天冰的母亲谢姨也在内。
我和单位的孩子一样，上的都是印刷厂幼儿园。保姆是龚道协师傅的母亲向阿婆，圆脸个头不高，整天笑眯眯的。记得有杨天冰、陈建新、刘厚柱、黄大伟等十几位年龄相仿的孩子。幼儿园上的啥课，做的啥游戏，毫无印象。稍大后只听大人们笑谈，在幼儿园的孩子中，数闻家的大妹儿最爱美。每天上课后，老师为每个女孩的小辫上系了一条红绸带，放学前是得收回的。其它小孩都乖乖地摘下，轮到我时偏不肯，硬要系着这条红绸带回家。呵呵，看样子，本女子此生爱臭美，打小就生了根。
那时的厂区，就像一个大家庭。我毫无顾忌地四处闲逛，喜欢有纸张的地方，总爱在装订、排版、印刷等车间及废纸仓库里穿梭。随手可触摸到五颜六色且厚薄不同的各类纸张，或挺刮或柔软。这便是我童年时的最大乐趣，也注定了和纸张结下不解之缘。别看一张薄薄的纸，有时比刀刃还锋利，父亲和姐姐的手指常常是贴着胶布的，有不少划痕。那时，厂房的上空，总弥漫着一股无法散尽的油墨气味，并不难闻，甚至有种芳香。 三 建厂后的若干年，父亲手把手带了一拨又一拨徒弟，为小城的印刷业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业内人士敬畏和爱戴我父亲。父亲一直在装订车间当师傅。记得在装订车间内，置放有两台大型自动切纸机。解放前切纸靠手工操作，费力又不安全，父亲左手食指尖便被切掉。而这款新式自动切纸机，操作简单还安全，摁下按钮便会刀落纸分，切得精准而美观。我常常会站立机旁，不眨眼地看工人师傅操作，观察欣赏切纸机运行的奇妙。
装订车间的终结任务——将文字已印刷好的散纸张，汇集装订成册，制作成本。这便是该厂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换言之，是出成品的车间。各类书籍、笔记本、写字本、合订本、文件档案袋、信封等成品，一叠叠一摞摞、整整齐齐码放在车间的角落，待入仓库发货。
在父亲的工作台上，哪怕再凌乱再皱褶的纸张和书本，只要过了他的手，就象玩魔术般的立马工正齐整、崭新如初。我喜欢去父亲的车间，端坐他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双柔软修长的双手，是怎样在纷乱无序的纸张之间游刃有余穿梭不止的……看得我发呆，为之惊叹！在印刷厂建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从这双纸业艺术家的手中，不知流出过多少精美的印刷制品。
一双灵动而有思维的手，一批批规范而精致的印刷制品，自父亲的离世和该厂破产关闭，在小城内，我再没见过。因工作需要，每每光顾那些临街面的个体印刷店，目睹那些难入法眼的拙劣纸制品，心中便禁不住阵阵泛酸并叹息不已！如果父亲还健在……如果印刷厂还在运行……又该是何等风景？！此时此刻，我会更加思念远去的父亲，倍加怀念已宣告破产关闭近二十载的县印刷厂。
九十年代末，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正常运行的县印刷厂，与县织布厂、县酒厂、县冷冻厂、县氧肥厂、县预制厂、水泥厂、县耐火材料厂等预算内企业，包括二轻系统的企业，只因冠之了“国营”“集体”二字，是“公有制”企业，便难逃厄运。一句“抓大放小”的国企体制改革政策，便悉数被“一刀切”。除气门厂独家改组股份制外，其它全部被宣告破产关闭。一栋栋厂房化为巨大废墟；大量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六千多名工人纷纷下岗。纵观这场国企改革的始终，其代价是巨大的。我不敢设想，倘若父辈还健在，当他们得知付出一生心血艰苦创建的县印刷厂，早已灰飞烟灭，该不知有何感慨？ 四 父亲一生俭朴，不讲究吃穿。唯有饮闷酒、抽叶子烟、喝浓茶。饮的是七毛五一斤的粮食酒。油炸花生米、带壳的炒花生、油酥干辣椒壳，撒上一勺盐，便是他最奢侈的下酒菜。每逢家中酒瓶的酒被饮完，父亲便会喊我：“大妹儿（乳名），你去建成商店打斤酒来。”我会立马应声。拎着一个空酒瓶蹦蹦跳跳往十字街口跑，到建成商店黄妈那里灌满酒。黄妈是该店的资深营业员，是我闺蜜黄淑平的母亲。肤色白晰的她，对顾各总是笑意盈盈轻声细语。但凡你打商店前路过，也会见到她那暖人的笑颜。那时候买食物，都用细黄纸打包。一斤红糖或几块龙条酥，黄妈都会用巧手打出一个有棱有角的漂亮纸包，用细绳扎好后递到你手中……远比现如今的塑料袋环保。要知道，我相当乐意干这种去商店购物的差事，尤其打酒。在回家的路上，我可以拧开瓶盖，偷饮几小口，也过过酒瘾。父亲每餐必饮的酒的醇香，早已诱惑了儿时的我。
说到父亲吸烟，和现在的烟民相比，真称不上是在吸烟，纯粹是过口瘾而已。现在的高档香烟每包高达百元，质量上乘。可我父亲无此口福，连成盒的香烟也没吸过多少。家中入不敷出，别说几毛几分的香烟买不起，就连农民扛进小城叫卖的叶子烟，父亲也无力购买。为让父亲能抽上一口盒子烟过瘾，我和妹妹常在剧场影院会场转悠，待散场后，钻在座位下面，仔细寻找被人扔弃的烟头。捡回家后一个个掰开，将残余的烟丝摊在阳光下晒一晒，然后父亲便填在旱烟嘴里吸用。现在想想，去吸别人曾吸过的烟头，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上面不知残留有多少尼古丁和病毒。只因物质条件的极度贫乏，加之健康知识的肤浅，父亲晚年患上肺癌，是与此有关的。
在我们眼里，父亲的缄默无语和郁郁寡欢，总令人生畏。母亲则不同，生性乐观，笑容可掬。有时我们和母亲说笑时，唯有父亲端坐一旁，若有所思，面无表情。有时我常在睡梦中醒来，睁眼看见蚊帐外的父亲，仍独自守在那盏若明若暗的煤油灯旁，嘴里叼着那支铜旱烟嘴，一口一口地叭着、吸着，愁眉紧锁！我会撩开蚊帐说：“爸，您怎么还不睡觉呀？”父亲拿下嘴上的旱烟嘴，深深叹下一口气，用压得极低的语调对我言道：“伢啊……我要替你们想好远好远的事啊……”父亲那凝重的神情，沉缓的话语，至今历历在目。未成年的我当时似懂非懂，为什么要去想很远很远的事呢？
其实，父母对自己儿女未来的这种忧深虑远，做儿女的，又有几个能真正感悟其良苦用心？记得幺妹高考因几分之差落榜，决定放弃复读，在县城找份工作。先是考虑距县城仅二三里之远的县织布厂，父亲却担心位置偏远，唯恐幺女上下班路上不安全，便放弃了。后来选择居于城内的二轻皮件厂，多虑的父亲方才放心。“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从小有父母替儿女们负重前行，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天空，哪怕是很小很小。才有了我们儿时的天真烂漫和无忧无虑。 五 我家人口多，住房仅十几平方米，一个单间，只能放下两张床。姐姐十八岁便出嫁不在家。父亲和大哥小哥睡一床，妈和我、小妹睡一床，后来又添了幺妹。已念初中的大哥见实在睡不下，就到学校寄宿的同学那里蹭床，一直蹭到高中毕业去长沙念大学。住房的困难，父亲却从不向单位反映。他那倔犟的性格，也不允许他低头去向任何人诉求。其实印刷厂不少老职工都居住在厂内。我想，假如父亲果真向厂领导提出了住房要求，我想厂方是会考虑的，毕竟父亲是厂里的资深元老。问题就在于，父亲不会去说。“只有爱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这句话是在理的。我家蜗居在狭窄的土墙屋内，一住就是几十年。父亲曾感叹道：“在印刷厂干了一辈子，连个搁筷子的地方都没有！”以致大哥婚后携嫂子回来，都得借住在邻居家。
父亲一身傲骨，从不违心给人说好话，是那种宁愿饿死也不乞讨的硬汉。在计划经济年代，买肉买糖买啥都凭票。购买猪肉需用肉票，且还得排老远的队。那时，卖肉的师傅也似高人一等。记得那一次，父亲拿着一斤肉票和七毛六分钱，去肉食公司门面砍肉，站队买肉的队伍已排到街中心。父亲便夹在队伍中，紧挨着一个个往前挪。卖肉的师傅是位细皮嫩肉满面油腻的中年男，竟被前来买肉的人们百般奉承称之为“幺嗲”。
排了一大清早队的父亲，几次都快轮上，可眼前的这位“幺嗲”，却在人们此起彼伏的“幺嗲”声中晕了头，光只顾给熟人和套近乎的人砍肉，全然不顾及排队的秩序。每次轮到了父亲，却屡屡被人加塞。性情刚直的父亲看在眼里，怒火难捺，拂袖离去。回到家，我见父亲把手中的肉票和钱狠狠地一把摔在桌上，随之斩钉截铁地甩了一句：“这肉，不吃了！”
小城的传统食品又多又好吃。法饼，一毛钱一个。小脆饼，三分钱一个。是我童年时奢侈的零食，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那年中秋节，几岁的我随父亲从印刷厂大门出来，因对面路边有一家九嗲九婆二位老夫妇开的食品店。柜上摆有十来个大玻璃瓶，瓶里装满了法饼脆饼牛皮花生桃酥龙条酥蚕子酥糖果之类的副食。见到这些诱人的美食，我想趁今天节日的机会，向父亲提出了请求：“爸，今天是中秋节，我想吃个法饼。”听我可怜巴巴的话语，一同行走的杨叔（人们尊称杨生，也是先生之意）起了恻隐之心，打边腔进言：“闻生，你就给大妹儿买一块！”
父亲听言，脚步迟疑了一下。其实他哪有不想买之意，毕竟一个法饼只需一毛钱。只怪他囊中羞涩。每月一点薪资养家糊口都难以为继，哪有多余的钱为我买零嘴。父亲无奈，只好低下头轻声哄我：“今儿不买，末儿买！”父亲是津市口音。话意是今天不买明天再买。我知道没指望，由父亲牵着手，眼巴巴地从九嗲食品店前走过。
父亲是位极顾脸面之人。家里经济再拮据，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儿女和别人家孩子一样，去建筑工地做小工，挑灰桶。他认为是丢了他父亲的颜面。一次放学后，我也学其他同学，兴致勃勃弄了台小纺纱车回家。想趁课余时间在家纺点纱线，送到县织布厂换钱，以减轻家里负担。心想父母应该不会反对的。结果第二天我放学回家，却发现那辆纺纱车躺在了门外。母亲对一脸困惑的我解释：“是你爸爸扔出去的。他不让你干这些事！”倔犟的父亲宁愿自己为千般难，也不让自己的儿女去替他分担丁点。而他自己却不得不屡屡低头，每月求助他人借债，苦苦维系全家人生计。
父亲百般宠爱自己的孩子，期望用自己的羽翼呵护着每个儿女。幼小时，父亲从不允许外人抱吻我们，他唯恐别人弄脏了自己的孩子。家中无钱购肉，他想方设法为孩子们补充营养。他经常收来别人不要的“僵猪儿”（死猪崽），亲手剥皮洗净后切成块，加上辣椒生姜花椒大料等，用铁锅炖在火盆上给我们吃。平常是母亲做饭，只有轮到做这种大餐时，父亲才亲自动手，父亲的厨艺不比母亲逊色，炖出来的“僵猪肉”味道格外鲜美。这道菜便成了我们儿时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为让父亲也能像母亲那样露出笑容，从小比妹妹们胆大的我会花尽心思，常常会小心翼翼地踮到父亲跟前，笑盈盈地凝望着他，并用小手指轻轻拨弄着他左脸颊肉痣上的几根稀疏胡须，逗他乐！父亲怎会不解女儿意。每每这样，他总会给足女儿面子，脸上露出无声的笑意。这种无声无色的父爱，陪伴和鼓舞着我的人生。
父亲浅浅的笑意，犹如一颗颗火种，常在瞬息间点燃母亲和女儿们的笑声。这肆意而奔放的哈哈声，似翻卷的浪花，一波又一波地在小溪边的老屋里荡漾开来。父亲笑了，我们便会笑得更忘情、更欢畅。有时还笑出了泪花。真的，那时的家，虽贫穷，但笑声却从未间断。笑声带来的欢乐已成为我家最富足的精神财富。 六 我念书至初二时，被县里招工，在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演员。命运航船的一个急转弯，将懵懂的我推向了社会。命运的安排，与梦想大相径庭。对我寄托厚望的父亲更无法接受。县委宣传部部长孙逢贵登门拜访，做父母工作。见县委大官亲临寒舍说尽好话，父亲这位憨厚朴实的老工人老党员，就算借他一个胆也不会和组织作对。最终，父亲终于松口。我的学业，也由此划上了句号。
父亲是个心重之人，他认为是自己的松口，才让成绩优异的女儿早早辍学。觉得愧疚，耽搁了女儿的前途。但他从未当面言及。只是和以往尤为不同。每次我回家吃饭，脚还未迈进家门，平素寡言少语的他，未等母亲张嘴，便会大声吩咐道：“幺妹子，快给姐姐拿碗！”这时，不足10岁的幺妹立君就会应声取出碗筷，并恭敬地递给我。父亲的这般客套，令我有些生分，不知所措。
因从小像个“毛张飞”，老遭母亲絮叨。我便寻求保护似的不自觉黏上了少言寡语的父亲。父亲望着我的眼神总是暖暖的，他不曾弹过我一个手指，也极少用言语责备我。待在父亲身边，我慌乱的小心脏便会静下来。喜欢和父亲在一起的感觉。直到15岁参加了工作，亦如此。先后在宣传队和机械厂上班时，下班回家吃饭，我不会直接回去，而是途经印刷厂时绕进父亲的车间，端坐在他工作的案头边，静候他下班后一道回家。而工作极为负责的父亲，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车间。
他是一个把工厂当家，把工作看得比天还大的人。有时在家休息时，见天空电闪雷鸣暴风雨即将来临，他立马会担心他的车间的门窗有没有关严实，风雨会不会飘进室内打湿车间内的纸张书本。他会二话不说，走出家门赶往车间，亲手检查或关好门窗后才安心回家。父亲的这种敬业精神，多少也影响和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
和父亲一道回家的感觉，舒心惬意，令我终生铭记和回味。这种感觉，今生再也不曾有过。父亲下班后，我会主动亲昵地用左手挽着他的右手臂，把他的外套搭在我的右肘上，并用右手端着他那个已布满茶垢的白搪瓷缸子。缸子里还残留未饮完的茶水。父亲酷爱喝浓茶，一缸水至少半缸茶叶，味道特苦，我曾尝过。我一边走时，为逗父亲开心。我会故意冲着父亲调皮地小抿一口茶水。见苦涩的茶味令我眉头紧皱，父亲会哑然失笑。父亲的笑，从来很雅，似一口老井的水面，从不泛起波澜。不像女儿我，笑起来哈哈声直冲云天，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记得儿子在北京念书时，我去看望他。母子俩在北京街头边走边说，我忍俊不禁放声笑了起来，一串串毫无顾忌的哈哈声顿让儿子拘束不安起来，他忙环顾四周低声制止：“妈妈，别！快别这样笑！在大街上这样笑，好恐怖！”足见我的笑，没遗传父亲，随了笑声朗朗的母亲，还有大哥小哥也是。姐和小妹幺妹则像父亲，更多时候是含着笑的。父亲的笑则最含蓄，经常是捂着嘴而笑，像个害羞的大姑娘。依偎在父亲身旁，一路亲切交谈，一同沿着小溪旁的那条小巷漫步回家……母亲早已做好了饭菜，等着我们。 七 父亲身材中等偏瘦，五官清秀，皮肤白净，戴着一副老花镜，透出了几分儒雅之气。走路大步流星，不紧不慢，气度不凡。小城内熟识父亲的人，都尊称他为“闻生”，意为“闻先生”。现在还有儿时好友提及，那时在他们的眼中，我父亲似是小城内最有学问之人，并夸赞我父母都是好人。父亲曾身着一件友人赠送的军棉大衣走在街上，便有人询问他：闻伯，您以前是从哪个部队转业的？后来，父亲将此话学给我们听时，自己竟咯咯得笑出了声。如今，在我记忆的长廊里，这也许是我和父亲相处最温馨最难忘的画面。
还有，是因我从小常犯眩晕症。一旦发作，头躺在枕上天旋地转，眼前全是五颜六色的幻影，稍动就难受得双泪长流。是父亲背着我去人民医院看病的，也不知医生对他说了啥。只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晕晕沉沉地趴在父亲的后背上，走到北门口的贞节牌楼处时，只听他喃喃自语：“医生怎么就说这病没得治呢？”
自小哥小妹幺妹先后参加工作后，家中状况明显好转，再也不靠借债度日了。父亲的心情开朗多了，笑声也响亮起来，幽默风趣的话语不经意间经常脱口而出。一次吃饭时，大家闲聊爱不爱吃肉的话题。幺妹当即一本正经地表白：“我不爱吃肉！”
她话音刚落，一旁满脸严肃的父亲便轻补一句：“是，不大……'哑’……吃！”这句冷幽默，当时真笑煞了我们，因为都知道幺妹是爱吃肉菜的。
我才惊讶地察觉，原来父亲的骨子里是阳光乐观的，和我们本无二致。只因长期生活的磨难，给他的身心蒙罩了一层厚重的雾霾，久久未散去，掩住了他幽默风趣乐观的天性。记得一次，父母双双在影院看了场《沙家滨》样板戏。回到家后，二老还意犹未尽，乐得合不上嘴。父亲称赞道：“这个'窝’庆嫂，是演得好！”一旁的母亲连连帮腔：“是啊，这个'丫’庆嫂，唱得真好！”听得我忍不住发声纠错：“爸爸，姆妈，不是窝庆嫂，也不是丫庆嫂，是阿庆嫂哩！”呵呵，不知为何，我父母就一直没念准过“阿”字的正确发音。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辛苦的，身心并没真正放松过。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了几年。真正退下来，在家和母亲相伴的日子并不多。结果一病就未起。这一意外，不仅我们未料到，就连父亲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父亲几十年间从没吃过药打过针。是他，一直在照顾着体弱多病的母亲。记得盛夏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屋外坪里乘凉，他和母亲围坐在我们躺着的竹床旁，一边为我们打蒲扇，一边闲聊，提及了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都活了80来岁，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应该也会长寿的。可见，父亲对自己的身体自信满满。
命运却未能眷顾我父亲。1982年的初春，父母双双去湖北大哥家小住未归。正值幺妹立君在县委党校培训学习期间，我和姐姐小妹三家相邀，还有小哥，大人小孩十多人骑着自行车，到位于县委党校旁的山上踏青。一路走过，只见遍野绽放着一簇簇洁白美丽的蔷薇，在刚泛绿的油茶林中显得格外夺目。
在玩耍中，我们不假思索地掐来这一朵朵白色的花朵，或插在发辫上，或置放在胸前，摆出各种开心的姿势拍照留念。幺妹也趁下课之余，和同学黄琪结伴而来，与我们相聚拍照。这次春游，留下了不少值得回味的照片。惊诧的是，所有照片的景色不见一抹红色，尽是清一色的白蔷薇。父母一生从不迷信，我们也是。当时谁也未察觉这种迹象。
事后联想，冥冥中是否就有了某种不祥之兆？五月底，父母从湖北回家。自六月份，父亲便持续发低烧。服用了不少中药未见效。后又找人民医院老院长刘禄德医生开了西药。刘院长反复叮嘱我父亲，服药期间一要戒烟，二是戒油荤。父亲听之，牢记在心，从此便不吸烟，饮食更不敢沾荤腥。但凡菜里泛出了一点油星，他也会怨母亲放多了油，是害了他。
一生从不沾水果的父亲，竟学着接受了水果，吃了不少酸柚子。可是，一切都是无用功。眼见父亲形体日愈消瘦，仍低烧不退。在7月份，由姐夫和丈夫陪同，到湖南肿瘤医院检查确诊，才得知是肺癌晚期并已扩散。怕父亲更添心病，我们含泪隐瞒了实情。其实，父亲也在瞒我们，他对自己的病情早已心知肚明。在县人民医院住过一段时间后，父亲便执意要回家。
1982年的国庆，恰逢是中秋佳节。12天后的农历八月廿八，便是父亲66周岁的生日。从发病起仅三个多月，父亲已被病魔折腾得只剩皮包骨，我们心如刀绞！深知父亲的时日不多，于“双节”当天，我们请出父亲和母亲，大家聚在家门前拍摄了最后一张合影照。照片上的父亲，枯瘦如柴，两眼黯淡无神，明显在勉强支撑着病体。而27岁的我，则憔悴不堪，仿佛将随父西去。 八 那年，我刚从县机械厂调至县经委。琐事缠身，极少回家看望已病重的父亲。那天，我回了家。只见父亲独自弱弱地倚坐在一把宽宽的藤椅上。这藤椅，有两把。是闺蜜杨天冰和向林祥夫妇特意送给父亲的，是想让已瘦骨嶙峋的父亲臀部坐着舒适一些。父亲在离世前，便一直坐着这把藤椅。真得感恩天冰林祥夫妇如此深厚的仁爱之情！
我坐在父亲的对面，和父亲双目对视了一会，显得极为虚弱的父亲又垂下了头，陷入了沉默。好一会儿，父亲又慢慢抬起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用笃定的语气轻缓地吐出五个字：“你……我不担心！”听父亲如此说，我心头一热，却不敢言语，不敢接他欲说的话题。我害怕击中自己的软肋，止不住泪崩。我似乎在努力抗拒让父亲看见我的泪水。
自从父亲确诊是肺癌，面对病中的父亲，我一直是戴着含笑的面罩，按捺住内心巨大的悲哀。背着他，我曾嚎啕大哭偷偷饮泣。当着他的面，我不曾流过一滴泪。是不忍父亲在离世前更添任何忧虑。其实，这种“临终关怀”是不现实、不人道、不正确的。当时的我，仍含着微笑，更加紧紧握住了父亲已枯瘦无力但柔软的大手。极为聪明的父亲见我没说话，未接他的话题。便也缄默不言，再未和我深谈下去。这次，便是我最后和父亲面对面，最后一次听父亲说话。
殊不知，人只有正视了死亡，才能真正拥抱生命。自己的无知，错失了与父亲好好告别的机会，酿成了终身遗憾。专家曾告诫：一定要千方百计了解自己濒临死亡的亲人，在其临终阶段，与他一起主动交谈，深情陪伴，大胆倾诉，直面死亡，等等。可女儿我，又为临终前的父亲做了什么？
现在回想，当时为何没有勇气顺着父亲的心绪，去认真聆听他的辞别之言？为什么让辞世前的父亲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女儿我多无礼多不孝顺。去听听父亲敞开心扉说的话，也能明了他的遗愿啊！噢，亲爱的父亲，女儿真对不起您！您说您不担心我，您又在担心谁？请告诉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您牵肠挂肚的还是自己的儿女，唯独没有您自己！若时光再穿越回去，面对死亡，我再也不会回避。我要和临终前的您促膝深谈，直到您把心里话倒尽……然而，时光怎会为我倒流？！
随着病魔的肆虐，父亲全身已疼痛难忍。孝顺的大哥放下地质队的重要工作，特意请长假赶回临澧，在家中帮助母亲陪伴和照料父亲。每天亲自为父亲注射一支或两支杜冷丁。后来再多的杜冷丁也不见效了，坚强的父亲硬扛着，疼得浑身冒着大颗冷珠汗，也未曾听他呻吟过一声。只见他，静静地、静静地平躺在床上，仿佛无人似的，悄无声息！
1982年10月30日下午2点，下着细雨。我去一家居住八方楼的计外超生对象家做工作，顺道进家中看望了父亲。当时父亲躺在床上已神智不清，陷入昏迷，脸上身上全是豆大的汗珠在流，左手在胸前无意识地挥动。母亲正在衣柜为他拿换洗衣服……其实，慈父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然而，愚蠢无知的我，却丝毫未意识到死神的来临，仍弃父而去。3点时分，姐姐气喘吁吁地跑到八方楼那户人家找到我，要我赶紧回家，父亲已经走了。此刻，我才如雷轰顶！我悲切地感受到：属于我的那片天空，真的塌了！
父亲活得不长，比谁都活得苦累。父亲的灵堂就设在他工作过多年的车间原址。县委和县委组织部为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老工人也敬献了花圈挽联。姐姐将家中一盆绽放的黄白相映的菊花，摆放在父亲含笑的遗像前。父亲灵柩放了三整天，我们姐妹便痛哭了三个昼夜。我紧紧偎倚在父亲头边，一边轻轻地呼唤，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他那令人冷彻肺腑的瘦削脸颊。
父亲走了，27岁的我，才真正脱掉一身稚气，懂得了担当；父亲走了，我才大彻大悟，原来在这欢乐的人世间，竟潜伏着悲痛欲绝的存在——叫作死亡；父亲走了，也带走了女儿那个曾经哈哈喧天温馨安宁的家！在父亲走后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我走在哪里，那一阵阵飘渺幽怨如泣如诉的哀乐声声，总如影随行的萦绕在耳畔，久久不息……
我是无神论者，一生不信鬼神。但从儿时起，在潜意识却一直抗拒黑暗。忆想少年时在学校排节目或演出后夜晚回家，因胆小不敢只身穿过黑咕隆咚的巷子，总会站在巷口扯着大嗓门一遍遍呼喊着：“爸爸！”“姆妈！”……直到父母双双听见并应声出门，一边回应着女儿，一边用手电筒的亮光照着巷道，我才会哼着歌壮着胆一路小跑回到父母身边。
父亲走后，我却逆反地爱上了黑暗。在若干年里，我喜欢独自一人枯坐在黑暗中……去期盼着幽灵的出现。幻想能在那个或许存在的冥冥世界，在某条黑暗的甬道，能与我久违的父亲偶遇。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四周探寻着动静，并轻轻温习着已噤声多年的呼唤：“爸”……“爸”……再也未闻回声。
人说父爱如山，我说父爱如天。能有幸生活在父亲如天空般宽阔的怀抱里，女儿才能不断汲取如阳光雨露般的能量和养分，生命才得以不断地滋润充沛和坚韧！感恩我至爱的父亲，让女儿我在生命中曾经拥有这一片湛蓝美丽的天空！ 本文由闻立春女士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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