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灭亡与王莽改制
西汉自元帝以后，逐渐走了下坡路。
整个西汉的基层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自然灾害频仍，粮食歉收，越来越多的百姓走上流亡就食的道路。另一方面，官员和商人通过土地兼并，成为大庄园主。经济上，他们广占山泽，役使依附民为他们劳动；政治上，他们染指地方治权，干涉司法审判。史书上将这批人称为“豪右”或“豪强”。豪强势力的扩大，削弱了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将目光投向西汉朝廷，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方面，汉成帝以后，接连三位皇帝没有子嗣，史称“国统三绝”，汉朝遇到了继承人危机。另一方面，汉成帝任用王氏外戚，使政权旁落，养虎贻患。
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汉家天子打算如何应对呢？他们既没有选贤任能打击豪强，也没有乾纲独断疏远外戚，他们选择听从儒生的建议，通过改制来换取天意的支持。具体来说，当时的儒生鼓吹这样一套宇宙观：天与人相感应；王朝的建立源自某种特殊的天命；王朝面临的危机，都是天命衰微所致，必须再次获得天命，才能克服危机，再造盛世。
很明显，这套理论是唬人的假把戏。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被人们奉为圭臬。
汉哀帝将年号改为“太初元将”；改自己的尊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古怪称号与王莽不无关联。王莽自称为舜之后人，祖上是陈姓。“陈圣刘”就是“王胜刘”之意。改元与改尊号，自然不能解决汉朝的实际困难，更不可能再造汉家盛世，只能浪费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时间。
汉哀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9岁的汉平帝。5年后，平帝早死，王莽又选择了一个年幼的刘姓宗室为帝，史称“孺子婴”。王莽以代理皇帝的身份自居，不仅将朝政大权揽在手中，更是在宫室、舆服等方面比拟至尊。他要取代汉朝，只差一个契机。
很快，契机来了。
有一个叫哀章的无行浮浪子弟，伪作了两条所谓天帝除书。一条内容是“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条是“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第二条简册大有门道。在汉代流行的天命理论中，刘邦建立的西汉，属火德。《汉书》中记载刘邦斩白蛇起义，神秘的老妪称刘邦“赤帝子”，是其明证。那么哀章简册中的“赤帝”，很明显就是刘邦了。又根据天命理论，火德之汉终将为一个得土德的王朝所取代，那么“黄帝”一说，自然指的是得土德的天选者了。这个天选者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理由就是王莽是舜的后代，而刘邦是尧的后代。尧舜禅让，就是土德取代火德的历史范本。今天，舜的后代，理所应当代替尧的后代，占有天命。
哀章所上简册，被视作上天要求改朝换代的命令。王莽如获至宝，郑重地跑到刘邦的宗庙里拜受天命。然后他下达诏书，正式宣布即天子之位，改国号为“新”。可笑的是，哀章伪作的简册，为了凑够人数，胡乱编造了两个名字。王莽还真派人找到了他们，分别是故城门令史王兴和卖饼的王盛。王莽将他们二人，由布衣拔擢为卿相，以显示符命的准确。
在天下人的瞩目下，王莽终于开始社会改革。这是人们盼望已久并对王莽寄予厚望之处，不过王莽很快就让天下人大失所望。他一味地按照经典所载进行改革，很多措施施行不便。王莽又朝令夕改，更让吏民手足无措。西汉中期以后积累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换了国号和皇帝就自然消解。百姓的生活非但没有随着天命的改换好起来，而是更加糟糕下去。日益醒来的民众意识到，要改变命运，还得靠自己。
刘秀的反莽事业与再造一统
王莽统治末年，天下接连发生自然灾害，百姓迫于饥寒，不得不离开家乡，就食他郡，演化成大规模的流民朝，与新莽政权发生冲突。开始，流民们仍以就食为目的，不敢与官府直接对抗。王莽对他们一味采取高压强硬态度，无意解决具体的生活困难，终于激起流民们更大的反抗。
山东地区的反莽势力逐渐合流，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赤眉军。长江中游的反莽势力结成了绿林军，他们与南阳的刘姓宗室势力结合，成为起义队伍的急先锋。刘伯升、刘秀兄弟，就是南阳宗室的代表人物。
《后汉书》记载，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他九岁丧父，由叔父抚养成人。据说刘秀为人谨厚，好稼穑之事，本不欲带头起义。当天下寇盗蜂起之时，刘秀判断兄长刘伯升一向轻侠好士，必然会参与反莽活动，方才在李通的建议下，组织宾客，拉起造反的大旗。
事实上，史书中关于刘秀情形的记载远不止此。《后汉书·酷吏列传》记录了东汉建立以后，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评价他在乡里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所谓刘秀“谨厚”云云，其实反映了史家对胜利者的美化。真实的刘秀，应该是一个城府颇深的人物。这一特点，在刘秀建国的历程上反复出现。
刘秀兄弟起兵后，在昆阳大破王莽军四十二万人，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使王莽政权一蹶不振。
但是，起义军的分化也在此时发生了。被起义军共同推举为皇帝的刘玄，因为猜忌刘秀兄弟，阴谋将刘伯升杀害。刘秀忍辱负重，神色如常，并没有表示出丝毫不满。终于，刘秀获得刘玄的信任，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慰州郡。
刘秀抵达河北不过两个月，当地的刘姓宗室拥立卜者王郎为天子，定都邯郸。王郎政权将更始政权的代表刘秀视作眼中钉，对其不断追杀。刘秀在信都太守任光等人的支持下，利用乌桓突骑，击败了王郎政权。
至此，刘秀在河北站稳了脚跟，并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准备一统全国的事业。
割据河北之后，刘秀派遣邓禹率军过黄河直逼长安；另派吴汉起兵进发洛阳，正式开始灭亡更始政权的军事行动。建武元年（25）十月，镇守洛阳的更始将领朱鲔投降刘秀，东汉政权定都洛阳。此前，赤眉军已经击败更始政权，占领了长安。赤眉政权与东汉政权的对抗，成为当时政局上的主要矛盾。
赤眉政权没有摆脱流寇习气，诸将每日在殿上喧哗争功。三辅郡县慰劳军士，被赤眉将士抢掠一空。比较起来，赤眉政权还不如之前的更始政权更为正规。经过刘秀大将冯异苦战，赤眉政权力尽败降。
刘秀先后剿灭关东的刘永、董宪、张步等割据势力，又平定割据陇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新完成了统一的局面。
统一之后，刘秀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恢复经济生产，增加劳动人口，也着重强调限制豪强，尝试缓和甚至解决西汉后期积累的社会问题。由此，东汉初的社会情况变得好转起来。
回顾西汉灭亡与东汉重归一统的历史，西汉后期的几位皇帝将王朝的命运系于茫然莫测的天意之上，继起的王莽更是将追步天意发挥至极。他们或改元更制，或醉心符命。对于百姓切实遭逢的灾害、饥馑、压迫，却没有像对天意那么敏感。也正因为如此，百姓抛弃了他们，转而选择了真正能够解决实际困难，改变生活处境的新的政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