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传播 ：空间与限度

原创 李先明 中国历史评论 2022-05-22 12:31 发表于山东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城乡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广大农村的迅速传播，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但在“众声喧哗”中，儒家思想的发祥地——曲阜，特别是曲阜儒家乡土社会是如何回应基督教“嵌入”这一文化事项的问题，却一直未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众所周知，在传统时代，甚至到了 20 世纪初叶，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文明，仍然难以介入曲阜乡土社会的文化空间。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曲阜乡土社会的发展境遇是否有所变化？基督教在该地域的传播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乡土实践层面的耶、儒关系，并进而判断基督教在这一儒家世界的象征中心乃至全国乡村社会究竟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格局和态势。为此，笔者拟以曲阜 XLX 村为个案，深入观察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 XLX 村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该村 495 户 1879 人中以孔姓人口居首，占全村人口的 80.5%，另有赵、宋、高、张、曹、艾、颜、王等姓氏，全村俨然成为曲阜乡土社会的缩影，“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另外，该村既是一个完整的自然村落社区，同时又是一个行政村落社会，实现了学理研究单位和行政单位的重合，便于调查研究；再者，该村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相传宋代就已建村，且当前它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曲阜属于中等偏上，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和前瞻意义。因此，笔者决定选择XLX 村作为儒家乡土社会基督教传播信仰变动的个案进行研究。

一、从拒斥到接受——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社会的历史沿革

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当地民众普遍尊崇孔子，近代以来基督教在本地发展很慢。据曲阜县志记载，清光绪末年，美国教会在（曲阜）城西关创建耶稣教堂，规模较小，教徒无几。1919 年，驻兖州的美以美基督教会在原址扩建了基督教堂，占地 5 亩，有礼堂 7 间，会客厅 4 间，配房 7 间。先后有 3 个牧师在此传道，但教徒发展缓慢，至 1937 年仅有二三十人。1938 年初日军侵占曲阜后，基督教在曲阜有所发展。县内外的基督徒，在城内外及津浦铁路沿线的农村开展传教活动，城里及附近农村的一些群众开始信仰基督教。但据 XLX 村民回忆，由于该村是一个以孔氏族户为主的村庄，普遍信奉“儒教”和各种神道，因而作为异质的基督文化无法进入村庄，村民也无人信奉基督教。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发起了“反宗教迷信”运动，原曲阜北部董庄区的三个聚会点的活动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要说宗教信仰，就是祭祖烧香磕头，也遭严禁。20 世纪 70 年代末，基督徒又开始“活动”，当时信教人员仅有 60 人，至 1985 年全县教徒发展到130 余人，分布在董家庄、王庄等 7 个区的 26 个村庄，有执事 4 人，聚会点 4 处。此后，教徒日益增多，1989 年，全市基督教徒达到 500 余人，1995 年猛增至 5000 人，信教人数分别是 70 年代末的 80 倍和 80 年代末的 9 倍。现在曲阜共有 26 个合法的聚会点，XLX 聚会点是其中的一个，该聚会点是曲阜宗教局于 1996 年正式批准的，位于村南的一户农家小院里。且看 XLX 村民在教情况表 ：

由上表可知，从 1980 年 ZFY 信教开始，到 2017 年 4月份，村里先后有 37 人受洗。该村的基督教信仰群体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文化水平较低，37 位教民中只有 14 人为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12 人为小学学历，而没上过学、没读过书的则高达 11 人 ；二是经济状况较差，37 位教民中生活状况较好的有 10 人，其余的皆为一般或较差，而据笔者通过对教民穿着打扮及其生活环境的长期观察，多数人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三是中老年女性占了多数，37 位教民中，只有 6 人是男性，其余皆为中老年女性；四是多数教民是因为个人或家人身体不好或患病为求神保佑而信教。37 位教民中，因为自己生病而信教的有 16 人，占教民总数约 43% 强 ；自己身体健康但丈夫、孩子或其他亲人生病，想保佑亲人平安的有 3 人，占 21% 左右 ；另有 9 人家里无人生病，为求顺利而信仰基督教，占 24% 强。剩余9 人中，5 人因为精神空虚、2 人因为好奇、2 人因为家庭信教环境影响而信教。

对于基督教徒的家人而言，绝大部分都对信仰基督教表示理解和支持。如 ZJH 就是在其丈夫的鼓励下入教，ZCX 则是在孩子的劝说下走进教会的。在当地男权还明显高于女权、男尊女卑的社会心理长期谙存的氛围下，如果家人反对，很难想象家庭妇女还能继续坚持下去。调查发现，家人支持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 : 一是仅仅在态度上支持，而行为上未有具体举措 ；二是通过分担一些家务等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但也有例外，如在与 ZFY 的交谈中得知，她的儿子一直反对她信教，早些年她家里有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还是极为稀有的，就因为她偶尔听到了一个关于基督教的台，儿子坚持不让她听，后来争执之下儿子把收音机摔了。之后 ZFY 就去城里给别人家当保姆，自己挣钱又买了一个新收音机，她的儿子也就不好再摔了。即便到今天，她的儿子还是不支持，但是也不那么强烈的反对了。究其原因，ZFY 自己认为是因为年纪大了，儿子就由着她了。

二、特殊环境下的“因缘际会”——基督教得以传播的社会动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特别是到 90 年代基督教在 XLX 村得以迅速传播，此前该村几乎无人“信主”。这不免使人困解，在一个孔子后裔占了全村人口 80.5% 的村庄，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导致一部分村民走进教会？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

2010年7月27日，首座曲阜基督教堂“圣三一国际礼拜堂”举办奠基仪式

其一，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为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一直到 1978 年之后，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才真正落实到位，基督教由此进入了正常发展时期。XLX村 37 位信众，都是在 1978 年以后加入基督教的。按照 XLX 村基督教信众的说法就是，“以前想信也没法信，现在宗教信仰自由了”“国家承认的，信了不会有麻烦，应该是好的”。

其二，乡村文化传统的失落，为基督教的传播扫除了“障碍”。在唐初到民国的历史长河中，基督教曾数次入华传道但却始终难以立足，其原因就在于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难以理解和接纳来自异域的基督教文化。然而，在 20 世纪中后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国家（更确切地说是国家政策）以“革命”的名义对乡村文化传统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中曾对基督教文化构成强大抵制力的绅权、族权和神权都被消解。由此，一俟改革开放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被严重稀释了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伦理观念，便再也无力抵挡基督教的传播了。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在 XLX 村，问及老者对家族成员信教的态度时，“闲着没事，管人干什么”是常有的回答。当然，也有的教民家庭或家族成员持反对意见，但教民大部分表示“他们管不了我”。

其三，乡村公共精神生活的缺失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诱因。XLX 村人多地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村民闲暇时间普遍增多，特别是农闲时节，男性青壮年外出打工，而中老年妇女则明显缺乏社会交往的场所和机会。在这种背景下，聚会点就成了一个吸引一些中老年妇女参与活动和娱乐的组织场所。信众们在这里聚在一起诵读《圣经》、唱赞美诗，互相交流和“见证”，这对于长期缺乏公共文化生活的中老年妇女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信奉基督教十几年的 ZJH 说 ：“主耶稣教人行善，每周日都有礼拜，周三、周五还有聚会，活动很多，精神生活很丰富。另外，我们村平时没有什么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整日闲着无事，心里空荡荡的，就这样，我就信教来了。”无怪乎有学者说，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农村公共生活衰落和亟待重构的一种变相反应。

其四，社会急剧转型引发的社会问题为基督教的传播增添了适宜的背景色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负面因素的冲击，农村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逐渐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也逐渐滋生。XLX 村作为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也是如此，似乎一切都要用金钱来衡量。有的村民调侃，“基督教聚会要是给钱就去”；就村民关系而言，见面形同陌路，连招呼都不打；官僚腐败、村委选举暗箱操作、某些村干部的不公等现象也十分严重。而基督教会却营造出兄弟姐妹共聚一堂，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牧师清廉的生活场景，从而触动了人们的伦理道德情结，吸引一些村民加入教会，这也是农村社区的基督教宣教内容为何没有超越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缘由之一。

其五，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为基督教在农村社区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普遍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事无巨细地负责辖区全体农民的一切生产与生活，集体与基层政府成为农民抵挡各种风险的强有力的盾牌，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困难都可以依靠集体或基层政府获得解决。但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单个的农户在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相应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于是当农民遭遇困境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不能解决时，转而寻求“保护神”——万能上帝的庇佑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信教者都是无儿无女赡养、生活条件不太好的老年人或病人，用一位村民的话来讲：“信教的还有一个'好人’吗？”言外之意，XLX 村的基督徒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这位村民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三、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发展空间及限度

20 世纪初叶，作为异域的基督教文化难以进入孔子故里这片圣地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从 80 年代开始，宗教自由政策的落实、乡村文化传统的失落、公共精神生活的缺失、社会秩序的紊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了儒家乡土的部分民众走进基督教信仰世界。

面对基督教的嵌入，生于斯、长于斯，有着浓厚儒家文化情结的乡民尽管并未像近代那样近乎失去理智地抗拒，但与之相处的也远非学者们想象的那样“和谐”。除少数基督教信众之外，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基督教终究是来自外国的“洋教”，他们对教徒的语言和行为大都不能理解，有的甚至比较排斥。在对该村非信教群众的采访中，当问及“你对基督教及教民有何看法”时，许多人回答：“我们这边没有，南面有聚会点，你们去那问吧”；“我们不清楚”；“现在谁还管谁，谁还能管着谁”。有的则对教民直接表现出排斥或蔑视的心态 ：“教育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教徒里也有打人的，骂人的，不孝的”；“我们和他们聊不到一起去”；“开会做礼拜又不能当饭吃”。类似这样的回答也不在少数。当然也有村民对基督教持肯定态度，认为：“主耶稣教人向善，保人平安，是好教”；“基督教聚会点经常举行娱乐活动，可娱乐身心”；“它给人一种心灵的寄托”。持此观点的人大都为有病有灾之人、孤寡的老年人、教民的亲戚或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他们或出于同命相怜，或出于关爱老人，对基督教及其信众表示理解甚至赞赏和羡慕，但持此立场的人并不多见。

抑或正是大多数民众的不予认同，基督教在该村的发展速度一直非常缓慢。历经 30 多年，信教人数共有 37 人（包括去世的和受洗后退出的教民），占全村总人口数的 1.9% 左右 ；老人多、妇女多、病弱者多、文化水平低者多的信众整体结构至今没有多少变化 ；迷信色彩和功利性色彩也没有减弱，大多数受众信教的直接动机还是为了“治病”和保平安。不惟如此，从 2004 年左右开始，该村教民来聚点会参加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基督教每年受洗人数呈明显下降态势。从 2004—2017 年间，共有 7 人受洗，年均受洗 0.5 人次，远低于 1980—2003 年的年均人次 1.2 个。

这一“只有减少，少有加入”态势或现象的形成无疑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文化产品的迅速增加是降低村庄内信教比重的最主要因素，换言之就是，“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早在2003年，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曲阜就开始贯彻落实新农合医疗保险制度，广大农民群众由此普遍受益，以前那种有病特别是大病无钱医治的现象逐渐消失，而之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更是为年过 60 岁的老年人带来了生活保障的福音。凡此种种，必将减弱人们对基督祛病、消灾等的信仰需求。而从 2009 年开始，按照上级文化部门的部署要求，XLX 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开始分步骤、分批次在辖区内各行政村逐步建起了包含阅览室、棋牌室、游艺室等在内的多种功能文化大院，建设配备有篮球架、乒乓球桌、健身器材的健身广场，“农村书屋”、村级广播电视、远程教育等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也走进了村子。

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街道办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始发展完善起来，越来越多的老人、妇女被吸引到这些公共活动空间中来。当然，导致基督教参与人数锐减的因素，还与一系列传统文化习俗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复萌”有关。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节庆习俗的重视，一些传统的民间信仰，比如敬天祭祖、祭灶王爷、信佛等活动不再被斥为封建迷信，而被重新激活。XLX 村所在的曲阜，从 2006 年起成立佛教协会后，先后建造了星云寺、芦斗寺、九龙寺、禅院等，皈依佛教的居士日渐增多。每次举办法事，来自曲阜各地、各界的人们，包括许多普通百姓、名人名士都聚会于此，XLX 村亦有一些人参加过这些活动。传统文化习俗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张扬无疑挤占了基督教发展的空间，这也是造成基督教近来衰落的缘由之一。

综上所述，近年来，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增加、传统文化习俗活动的张扬等诸多因素，共同削弱了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外缘性“动力”，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发展呈现式微的态势。由此而言，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变革，倘若基督教不改变既有的传播策略，不与时代发展、变革相耦合，不充分“本土化”“处境化”，那么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社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其持续衰退的趋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会改变的。

原题为《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传播：空间与限度》

选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

本期编辑：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