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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与鲁迅相关的谭正璧书信 石 祥 摘要：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鲁迅手稿中，有两页无落款亦未署时间的书信。这本是谭正璧与某人通信的一部分，写作时即存有对方将此部分转呈鲁迅的预期。此信写于谭氏与鲁迅有书信往来之初，即1925年7月前后。内容是就《中国小说史略》论及诸书，向鲁迅介绍自己所见版本之异同。此信所述古代小说版本等内容，亦反映于谭氏之后的文学史著作。 关键词：鲁迅 谭正璧 《中国小说史略》  因受托承担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辑校古籍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审稿工作，笔者接触了鲁迅手稿的部分原始扫描件，在其中见到了2页无落款亦未署时间的书信。 此件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被置于索书号290“亲笔杂件”下的“小说资料”（国图所拟编目名），用“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艺学社制”红色竖行文稿格纸书写。以下先将此信录出（标点符号悉照原件，斜线表示此处换行）。 说岳全传，尝见一木刻本，题仁和徐彩锦文编次。内/容与普通石印本同。 陈忱水浒后传，石印本名三续水浒，或更名混江龙开/国传。但三续水浒只二十回（目录中亦只二十回），不见续出。 海上有所谓真本老残游记者，较通行本多二十章，始/于老残回籍，终于老残在高丽。文笔与前二十章不类。 现通行本之孽海花只有一二两集（钉二册），近见小说林/书社出版（十多年前之版本）之某小说后，有小说林杂志广告一/则，首篇即为孽海花第三集，下亦署东亚病夫著。夫孽海/花之出版者本为小说林书社（近已改有正书局）则必为真本可/知，惜现不能购得此项杂志，以证质之也。鄙意以为原书/或全，因杂志中止，为书社所散失耳。（但我未见单本孽海花，未知序上如/何说法。） 近于坊间买得石印续隋唐演义（此名疑改付石印者所改）四/本。全书四十回，一至十回，为薛丁山征西事，然与通/行之征西传不同，而亦有神怪之处。十一至四十回，与/今本隋唐演义七十一回至百回同，惟回目不整饬，与说唐，/此三十回是否全同，待再细校。/粉妆楼之回目相类。（窃意此书当名说唐后传，因该书实续说唐前/传「包含说唐小英雄传即扫北征东三书」而作）正璧疑此书为褚人获/所未改之本。但书前宣统二年独醒之叙，则似专为征西传而/作，专崇扬薛家，而不及其他。十回之末，论及唐宫闱之/乱，有云：「若说开国之君，闺门之正，自古到今，莫过于/我明矣。太祖开基，传十六朝帝王，宫闱之严，莫与为/比也……」据此，则作者非为遗老，即为清初人。然由/此或可断为褚人获所未改之本。 此书如 周先生要阅，示知当以奉赠。 嗣后有知当再奉告。 此件系许广平捐赠，上世纪50年代即入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绝无伪造可能，函尾所称“周先生”，即指鲁迅无疑。同时，这一称谓又透露出此函不是直接致信鲁迅；否则，行文宜称“先生”或“先生您”，称“周先生”，便有悖语言习惯。至于此件真正的收信人，虽不能确指，但必与鲁迅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写信人亦知晓此节，他的目的（或者说是预期）便是收信人会将这两页转呈鲁迅，写时特意使这两页相对独立，不与其他内容混杂，以便转交。反之，若与其他内容混杂在一起，若其间牵扯他事，转交鲁迅，则有不便。原信当然有抬头落款，但写在另页之上，或曰写信人与收信人的“真实通信”的那一部分上。 这两页转至鲁迅处后，或许因为内容是谈论小说版本，遂与他小说研究的散叶稿件放置在一起，后随鲁迅手稿捐赠入北京图书馆。因其无头无尾，编目者一时不查，误以为这也是“亲笔杂件”，又或者已察觉此非鲁迅手稿，但单独抽出，却又难以安排，便按照内容，归入“小说资料”中保存。 写信人自称“正璧”，谙熟小说版本，且能说出“海上”书店出现的“《真本老残游记》”的具体情况，显然实际翻阅过，则他极可能居于上海。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此人是谭正璧（1901-1991）的可能性很大。 谭正璧字圭仲，上海嘉定黄渡人。先后供职于上海神州女校、民立女中、齐鲁大学、棠棣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一生致力于文学史研究，尤以俗文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证见长，著述丰硕，主要有《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国小说发达史》《话本与古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三言两拍源流考》《木鱼歌潮州歌叙录》等。他在民国时期还创作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集《长恨歌》、戏剧《梅花梦》、散文集《夜珠集》等[1]。 国图藏信写于何时呢？与称“周先生”则非直接致信鲁迅同理，“海上”一语反证鲁迅当时居于外地；否则，双方同处一城，信中当称在“汉口路”、“四马路”（之类）的书店见到某书，才符合事理。故而可以先确认，此函写于1927年10月鲁迅移居上海之前。进言之，此函由他人转呈，除非意外情况，这种形式最可能发生在双方通信伊始。盖因素无往来，鲁迅又是年长20岁的前辈，直接致信，或显冒昧。那么，双方信函往来始于何时呢？ 关于谭氏与鲁迅的交往，双方各有文字记录留存。先看鲁迅方面，写于 1925 年 9 月 10 日的《<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称：“钝拙及谭正璧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谭先生并以吴瞿安先生《顾曲麈谈》语见示，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2]在鲁迅日记中，关于双方书信往来的记载则有： 午得有麟信，附刘梦苇、谭正璧信。（1925年7月8日） 寄谭正璧信。（7月13日） 寄锡琛、西谛、谭正璧以《小说史》各一本。（10月9日） 得谭正璧信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本。（10月14日） 得谭正璧信。（1934年10月13日）[3] 谭氏晚年写有《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段往事》、《漫谈修订本<中国小说史略>——为鲁迅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作》，前者写于1978年5月4日，后者稍晚，但不迟于1981年7月。在文中，谭氏亦称1925年有2次通信，1934年有1次通信。 一九二四年，我购得《史略》初稿本上、下二册，细加阅读，爱不忍释。一九二五年夏天，在吴瞿安《顾曲塵谈》里，偶然发现“《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一段话，不觉欣然有得。……立即写信告诉鲁迅先生。他在七月八日得信后，即在同月十三日复我一信，表示“此说甚新，但不知何据，他日当向吴先生一问＂，并向我致谢（原信巳失，大意如此）。……在同年十月又收到鲁迅先生送我再版合订本《史略》一册，见在原序后，增加《附识》一段……[4] 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为了当时拙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即将排竣，去信拟请鲁迅先生题写书名，并待清样排好后再送他指正。……而且书局方面已另请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题了字，所以就没有再去庥烦他了。[5] 按照双方记述，列在最前的是谭正璧引述吴梅《顾曲塵谈》称施惠（君美）是《水浒》作者之信（以下简称“水浒作者信”），鲁迅收到该信是在1925年7月8日。此函原件可能至今尚存。2016年浙江鸿嘉拍卖公司春季拍卖有谭正璧致鲁迅信札一件，共3页，署“七月五日”，第2页有标题“关于施耐庵是谁的话”，内容与上引《再版附识》及谭正璧文所述相符。原信封亦存，上面所写收发双方是“北京锦什坊街九十六号《莽原》通信处鲁迅先生台收江苏南翔谭寄”。此件现不知归于何处，与其他谭氏手迹（包括国图藏信）比对，字迹同出一人。基本可以认定，这便是7月8日鲁迅收到的“水浒作者信”。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作者信”是随荆有麟来信转寄而来（当时荆氏参与《莽原》的编辑事务，谭信寄至“《莽原》通信处”，乃由他转来），这与前文推测的国图藏信系由第三人转呈，情形相仿，可见二函时间相去不远，皆在谭氏与鲁迅通信之初。7月13日，鲁迅回信给谭正璧，这可以视为双方建立了直接通信联系，此后若非特殊情况，谭氏致信鲁迅，便无须由他人转呈。10月14日，谭氏致信鲁迅并寄赠书，从鲁迅日记看，便是直接寄来，可作为以上推断的注脚。 不过，在鲁迅与谭正璧的记述中，看不出有国图藏信的痕迹，这该做何解释呢？鲁迅日记的收发信记录，诚然是可靠而重要的研究依据，凡日记有载，则必有通信；日记未载，却不能一律等同于没有通信。例如，刘弄潮致鲁迅信，署“五月四日”[6]，鲁迅日记便无对应记载。 至于谭氏的回忆文章，有一点值得玩味：他居然清楚知晓鲁迅的收信时间，这与日常情理相悖。与此同时，他却未讲出自己致信鲁迅或收到鲁迅来信的日期。与鲁迅日记对读，乃知凡日记有载，谭文便能举出日期；若不载，谭文则阙。所以，谭氏回忆文章中的书信日期及其内容的系联，并非他的自然回忆，而是翻览鲁迅日记，与自身回忆“重合”或曰“印证”后的产物。谭氏暮年写作回忆文章，写给鲁迅的书信原件早已不在手边，他在1924年之后又不记日记[7]，借助鲁迅日记，回想数十年前的旧事，无可深怪。但警惕并辨析回忆文字中的“自然”部分与“加工”部分，则是研究者所宜留心之处。 接下来，再来看国图藏信的内容。信中讲述5种小说的版本见闻，这些小说的成书时代、品类不尽相同，很难说有何关联。表面上看，似乎是随意拉杂而谈；若与《中国小说史略》对看，则会发现二者存在密切对应。 这五种小说，《小说史略》均有论及，或与之相关。《说岳全传》《水浒后传》（即《后水浒传》），见《小说史略》“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老残游记》《孽海花》，见“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所谓“石印续隋唐演义”，则对应《隋唐演义》，见“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8]。 更为重要的是，信中各段明显针对《小说史略》而发，有与之对应的“对话点”。比如，陈忱《水浒后传》，谭信说“石印本名三续水浒，或更名混江龙开国传。但三续水浒只二十回（目录中亦只二十回），不见续出。”此话针对《小说史略》所云“《后水浒传》四十回”，谭氏所见与鲁迅所述回目不同。 《老残游记》，《小说史略》称全书“二十章”，谭氏见到的“真本老残游记”则有四十章。不过，谭氏认为此本不可信，后二十章当是他人冒名续作，“文笔与前二十章不类”。 《孽海花》的情况较为复杂，至1925年，此书已写成并出版了二十五回。但鲁迅、谭正璧均只读到前二十回，是以《小说史略》称“旋合辑为书十卷，仅二十回”，谭信称“现通行本之孽海花只有一二两集（钉二册）”。他们所读应该都是小说林书社出版的前二十回印本（初集、二集，每集五卷，每卷二回），或是该本的翻版。谭氏注意到有“孽海花第三集”的广告，乃告知鲁迅。 《续隋唐演义》，《小说史略》未直接提及。谭氏依据第十回末尾行文，推测“作者非为遗老，即为清初人”，进而猜测此为“褚人获所未改之本”。这是针对《小说史略》的以下文字而发：“《隋唐志传》原本未见，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长洲褚人获有改订本，易名《隋唐演义》。”他觉得这可能是鲁迅未见的“原本”，故而表示“如周先生要阅，示知当以奉赠”。 另一方面，国图藏信所反映的谭氏在小说版本方面的所见所得，也被融入他本人的研究。谭氏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很多，与此信时间相隔4年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初版），讨论小说版本之处不少。将国图藏信与该书对照，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谭氏学力日充，见闻日博，识断不断精进。 写国图藏信时，谭氏尚未读到《孽海花》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4年后，他显然已经读过，对于该书经纬变迁，了解更深，《中国文学进化史》称：“《孽海花)旧本只二十回，初载于《小说林》杂志，目录已定，凡六十回，载至二十五回时，忽中辍。……二十回本出世后，有陆士谔依作者所定回目为之续完，但为作者否认。”[9] 陈忱《水浒后传》，书中称“普通本因欲别于《征四寇》之续《水浒》，故题为《三续水浒》，又有题为《混江龙开国传》的”[10]，与信中所述相同；但“《三续水浒》只二十回”云云，就不再提出。可见谭氏认识到二十回本系据残本印出，不值得特别介绍。至于《老残游记》，书中称“今又有续书二十章，则为他人所托名”[11]，明显是信中“文笔与前二十章不类”的延续，但态度更为坚定。 所谓《续隋唐演义》，是国图藏信的重点，谭氏花费最多笔墨介绍。但从信中所称“十一至四十回，与今本《隋唐演义》七十一回至百回同，惟回目不整饬，与《说唐》，《粉妆楼》之回目相类”来看，谭氏主张此为原本的结论过于牵强。至写作《中国文学进化史》时，他显然已仔细对勘文本，认识到原先立论错误，遂有180度的反转，指出它是晚近拼凑割裂之物：“续此书的有二种：……一为《续隋唐演义》，凡四十回，始于丁山征西，余和今本《隋唐演义》后数十回的回目文字都相同，它的出世较晚，当为妄人割裂上列诸书而编成。”[12] 综言之，国图藏信是谭正璧与鲁迅进行学术交往的一次尝试，发生于双方书信来往之初。它面向《小说史略》而作，是谭正璧细读该书之后，抱着欲为周氏诤友的心态，有针对性而作；凡自己所见所知，而疑鲁迅未知者，便不嫌琐屑地提供出来，与“水浒作者信”的旨趣完全一致。由此亦可见，谭氏回忆文章称“我购得《史略》初稿本上、下二册，细加阅读，爱不忍释”，是真切的“自然回忆”，决非为在鲁迅诞辰百年之际写回忆文章，故作深情缅怀之语。 此信阴差阳错地长期隐于鲁迅手稿之中，不为人知。它既反映了双方围绕《中国小说史略》所展开的学术交往的更多细节，又与谭氏本人的小说史研究存在密切关联，具有多层面的史料价值。笔者无意间获见此函，实为快事，遂急加披露，以供同仁参考批评。 注释： 石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 版本目录学。 相关链接： 石祥丨《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相关史事考述——从赵万里佚札与王献唐佚跋说起 石祥丨歷史中的“大字”與“中字”：宋元刻書實態的一個初步假說 石祥丨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進路與中外學術交流史：一些典型案例的回看 石祥：從底本到寫樣：由《畿輔叢書》所見晚清書籍刻印之實態細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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