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与对外政策选择：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作者：王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什么没能阻止战争？维系“长和平”的基础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传统解释主要考察体系压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一些流行解释更是认为国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体系产物。实际上，对外政策决定于国内、实施于国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会受到国内结构的规定性影响。其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一、为什么关注产业结构

       

对外政策是决定于国内、实施于国外的对外行为方针。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产业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有待挖掘。所谓“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在和平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通常表现为渐进的调整过程。产业结构影响对外政策偏好的形成和变化，其政治影响不断显现并嵌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基于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历史统计，本文旨在阐明英美之间存在经济互补关系和英德之间存在经济替代关系。英美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外溢到政治领域导致了信任与合作。相反，英德之间的经济替代性，外溢到政治领域则加剧了猜忌和对抗。在经济与政治互动过程中，英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消弭了部分政治分歧，而英德之间的经济关系则放大了双方的差异。对比这两组双边关系，可以揭示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长期影响。

二、产业结构与对外政策选择

       

从静态角度看，产业结构反映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构成情况，用于衡量一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从动态角度看，产业变迁反映各部门在不平衡增长条件下的相对变化情况。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国内结构发生相应变化，进而推动形成特定的对外政策偏好。

一战前，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加剧了欧洲国家的资源竞争。竞争者行列中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一步加剧工业国之间的矛盾，围绕原材料来源地和世界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使其不必参与殖民地竞争，而且还与欧洲大国形成互补的经济关系。互补的经济关系有助于缓解政治关系紧张，而相互替代的经济关系则会激化政治关系紧张，这是英美关系和英德关系的核心差异所在（如表1所示）。

表1：1870－1910年英美德产业结构及其对外政策

主要变量	英国	美国	德国
资源禀赋	资源稀缺	物产丰沛	资源稀缺
货物贸易结构	进口原材料、农产品、初级制成品； 出口再加工品	进口工业制造品； 出口原材料、农产品、初级制成品	进口原材料、农产品、初级制成品； 出口重工业产品
贸易优势	工业品、贸易服务	原材料、农产品	重工业产品
财政状况	低关税依赖	高关税依赖	高关税依赖
产业变迁	金融、服务业提升	消费品生产扩张	优先发展重工业
对外政策偏好	自由贸易、 殖民地竞争	关税保护	关税保护、 殖民地竞争
双边经济关系	——	英美：互补型	英德：替代型
政治经济互动	——	英美竞争缓解	英德竞争加剧

三、统计比较和基本发现

       

首先看各国的工农业产值比的变动情况。1870年，英美德三国的工农业产值比分别为2.7、0.8、0.6。在1870至1900年间，英国工业部门继续快速扩张，工农产值比在1900年达到6.1。在随后的十年，英美两国工业部门的扩张放慢了速度；相反，德国工业部门的扩张明显提速，英美德工农业产值比分别为6.3、1.3、1.6。

其次看各国财政对关税收入的依赖度（如图1所示）。1870－1910年间，英国财政对关税收入的依赖度持续下降，关税占岁入的比例从最初的29%下降到期末的16%。该比例在20世纪初小幅上扬，但随即又回落。与英国相比，美国和德国更依赖关税收入，两国一半左右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关税。

图1：1870－1910年英美德三国关税收入占岁入的比例

再次看三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如图2所示）。1870－1910年间，英国长期保持了国际贸易顺差，在时间序列上看，呈“三峰两谷”的波动趋势，美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呈“三谷两峰”态势。对比英美两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几乎是反向变动的。可以说，美国是英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德国的贸易数据只能追溯到1880年。在1880－1910年间，德国是一个长期顺差国，从未出现过贸易逆差。

图2：1870－1910年英美德三国的国际贸易盈余状况（单位：百万英镑）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判断1870－1910年，英美德三国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变迁。从工农业产值比的变动情况看，英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步见顶，美国和德国则奋力追赶。从关税收入占岁入的比例来看，英国财政对关税的依赖性逐步下降，美国和德国则对关税收入有巨大需求。从国际收支状况看，英国和德国是长期顺差国，美国是长期逆差国。可以说，英国和德国存在趋同化发展的态势，而英国和美国之间仍有差异化发展的空间。

四、经济互补性与英美和平

       

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英国国内有限的资源越来越无法满足生产需要。这促使英国走向海外市场。在北美地区，英国建立起完整的殖民经济体系。北美殖民地被限定为原材料来源地和制成品倾销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首相谢尔本认为，“一个扩大了的美国会成为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会造就一种更有价值的新殖民体系”。

可以说，保持美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地位，是英国对美政策的一项基本宗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英国不断对北美制造业的发展施加限制，试图从源头上绞杀美国制造业。英国商船运送成批的工业品货物，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进行倾销。由于工业化条件不成熟，加上英国的产业政策打压，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美国资源禀赋造成的路径依赖，把美国长期锁定在“原材料出口经济体”的轨道上。

总之，英国通过人为的政策设计对美国产业发展施加限制，并在相当长时期将后者约束在农产品、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等领域。而且，美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英国资本，其发展并未在当时威胁到英国的工业主导地位。另外，由于国际贸易结构的互补性，美国还成为英国的重要财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英美两国维持了长期的利益平衡。

五、经济替代性与英德竞争

       

德国完成民族统一后，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新生力量。英国最初把德国视为制衡威胁的帮手。然而，经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以及双方不断趋同的经济结构，导致英德双方的威胁认知在19世纪末不断加剧。进入20世纪，德国的保护性经济政策“把真实收益给了重工业的实业家”。另外，与其他欧洲工业国相似，德国高度依赖海外市场。1884年，“德国仿效英国惯例，为获取殖民地建立社团、成立殖民局，并在很短时间内成为欧洲第三殖民大国”。

德国工业化的挑战一开始局限在经济领域，因而，并没有冲击英国权力的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德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具活力的强国。德国的生铁产量在1907年超过英国，在1910年更接近英国和法国的总和。与此同时，德国交通条件的改变也使周围国家深感不安。到1915年，德国铁路的总里程超过法国和意大利的总和，几乎是英国的两倍。而且，德国的铁路密度远高于邻国，在战略机动性方面有着显著优势。

总体上，德国的影响最初局限在经济领域，因而同英国维持了“数十年的亲交”。但是，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使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当德国的挑战从“低政治”领域扩散到“高政治”领域，英国的容忍度直线下降。在英国精英看来，“德国威胁”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一场灾难。正是在这种判断的指引下，英国不断采取强硬的预防性措施，并因而加剧了德国的不安，双方的威胁认知开始交替上升。

六、“亲美仇德”倾向的长期影响

       

英国作为当时的主导工业国，面对的是来自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相似竞争压力。美国和德国都采取关税保护措施，积极促进本国工业快速发展。美国和德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实现了资源自给，而后者没有。英美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使双方合作有了自实施的基础；而英德之间的经济替代性，则使双方的冲突有着内生性的根源。经济结构因素塑造出英国决策者“亲美仇德”的政策倾向，并最终扭曲了英国与德国的竞争。

这样，英德两国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安全困境。它们各自认为自身的安全和商业利益受到对方的威胁。英国的安全感不仅因为德国寻求安全的努力而降低，也因为德国扩展商业利益而降低。反过来讲，英国巩固海外市场的举措使德国难以确保原材料供应，也使德国陷于被封锁境地。从大陆到海洋，双方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威胁。于是，经济竞争升级为经济对抗，而经济对抗又外溢到政治领域。

英国先后与法国、俄国协商并促成三国协约。英国与欧洲宿敌摒弃前嫌，联手对付德国。欧战爆发后，英国决定以海军封锁德国港口，使其无法从海外取得粮食和战略物资，从而全面压迫德国经济。英国的封锁使德国苦不堪言，战争同样造成协约国的艰难处境。杰弗里·布莱内记述到，“倘若没有美国物资，恐怕英国和法国在第一年就已败下阵来”。经济压力对交战双方都起作用，显示了经济要素对政治生活的基础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