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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中的一桩盗案看清代的司法弊政 张宏伟 （一） 《红楼梦》每一章节中字里行间的细微情节，都可能成为一面反映清代社会现实的历史之镜。而对于一名司法工作者来说，同样可以从书中描写的为数不多的刑案中，近距离一窥清代司法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那起最具代表性的“葫芦僧”乱判的“葫芦案”，以及另一起发生在荣府衰败时期的盗案。 一向里三层外三层看管严密的荣府，却遭遇了一起令其损失惨重的入室盗案。 那是发生在《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狗彘奴欺天招伙盗”中的事。 贾母因病亡故后，贾政携宝玉、贾琏等子侄发丧出殡，众孝男等当晚都在铁槛寺守灵，荣府中的男人几乎走光，只留下凤姐、惜春等女眷看家。话说宁府管家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原本指望在贾母的丧事中捞点营生，发点小财，却不料“探了几天信，一些也没有想头”，不禁大失所望。加之去年自己曾经因与鲍二打架而被贾珍打了一顿后撵出，遂更对贾家心怀怨恨。于是在赌场上被人挑唆后，决定家贼引路，趁夜摸黑带一帮贼人进入荣府盗窃。 后幸亏从江南甄家被抄后投奔荣府的奴仆包勇持棍追贼，并将何三打落房下身亡，其余盗贼抵抗一番后，慌忙携盗取贾母房内的几箱金银首饰一哄而逃。 荣府管家林之孝赶忙报了营官，营官随后赶来勘察现场。在房瓦破碎不堪的案发地，发生了这样一段荣府仆人与营官的对话。 上夜的人们齐声说道：“这不是贼，是强盗。”营官着急道：“并非明火执仗，怎算是盗。”上夜的道：“我们赶贼，他在房上掷瓦，我们不能近前，幸亏我们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赶到园里，还有好几个贼竟与姓包的打仗，打不过姓包的才都跑了。”营官道：“可又来，若是强盗，倒打不过你们的人么。不用说了，你们快查清了东西，递了失单，我们报就是了。” 这段荣府仆人与营官的对话，很多《红楼梦》的读者可能未曾留意、一扫而过。殊不知，营官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却暗藏乾坤、另有玄机。 首先，我们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伙进入荣府行窃的贼人，究竟是贼还是强盗？ 答案当然很清楚，他们是强盗，一伙货真价实的江洋大盗。 这一点从那个怂恿何三行窃的赌徒话中可知，他的这些朋友不但都有“通天的本事”，其中还有“海边上的”（海盗）。 而结合具体案情来看，这伙贼人在荣府行窃时的胆大妄为，也近乎“明火执仗”了。他们不但用“掷瓦”的手段使仆人们“不能近前”，还与前来抓贼的仆人包勇“打仗”，“抡起器械，四五个人围起包勇乱打起来”，并试图将被抓的同伙抢回，只是后来因为打不过才跑了。另外，贼人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看到了当晚留宿的妙玉，“顿起淫心”，准备踹门进屋时，“因听外面有人进来追赶，所以贼众上房”。盗贼的这些行为，已经不局限于偷偷摸摸地入户盗窃财物，而是明火执仗地团伙抢劫，甚至还有“强奸”“绑人”等其他犯罪意图，是再明显不过的强盗行径。 而面对这些连荣府仆人都能判断清楚的问题，那位负责勘察犯罪现场，并给案件定性的营官态度却十分反常。他先是急着否定荣府仆人的判断：“并非明火执仗，怎算是盗。”后又勒令荣府仆人：“不用说了，你们快查清了东西，递了失单，我们报就是了。” 营官这种令人疑惑的态度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极力避免把进入荣府的这伙贼人认定为“盗”，而想尽快以“贼”定性结案。 有读者认为，营官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怕麻烦，不愿把发生在荣府内的事情闹大而已。笔者认为，这话有道理，但却只说对了真相的十之一二。在这段充满玄机的对话背后，其实暴露了清代地方刑事司法系统中一个积弊已久的问题。 （二） 清朝地方司法系统，一直存在着一个人尽皆知却无法解决的恶劣现象：讳盗。即辖区发生了强盗入室抢劫财物甚至杀、伤事主的案件，地方官吏往往也不愿意据实立案、如实上报。他们或者建议、诱导甚至压服事主，将报案收回，或者干脆将“盗”认定为“窃”，将入室抢劫认定为入室盗窃（荣府发生的盗案便是此种情形）。更有甚者，有少数品行恶劣的官员，会用“讳盗诬良”的方式，将有事主被强盗强奸、杀害的盗案，变成强奸、故意杀人等其他性质的案件，并把罪名转嫁到无辜良民甚至事主的亲属身上，最终造成滔天冤案。 了解过“讳盗”这个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怪胎和毒瘤，也就不难理解，那名负责荣府窃案的营官，他话里的深意和玄机了。 其实，依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中的规定，清代对地方官员讳盗诬良的行径有着极其严苛的惩罚规定，按“故入人罪”中的“全入”论处，而且被发现后会即当反坐。即便单纯“讳盗”不报或定“盗”为“窃”，被发现后，初审官员也会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但即使在这么严苛的律例惩戒之下，清代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还要胆大妄为、欺上瞒下地“讳盗”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在她的著作《清代的案与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中，对此问题曾有过专门描述与分析。她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是清代官员的考绩制度使然。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辖区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破案，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但根据当时的刑侦技术，破获盗案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抓获了盗贼，官员还要防范自己因盗贼劫囚、越狱或被捕役虐待致死等意外事件而遭受处分。 第二，是清代地方财政制度使然。乾隆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激增，地方社会治理成本日益暴增，而由户部统一支配的清朝僵化财政制度，早已不适应地方治理的现实处境。强盗案件作为涉及人数最多的死刑案件，大致要经过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审理，若再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原因，任何一级都可能将案件往返驳诘，大量案犯、案卷、证人在各级衙门间往返辗转，司法成本非常高。本就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显然不愿自找麻烦、自掏腰包地办理盗案。 综上，分析了两个原因后，我们不难发现，清代地方发生盗案后，政治后果严重、破案审案成本高、地方官员费力不讨好，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官员面对盗案时，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将大案化小、小案化无的心理了。 （三） 清代法律制度较之前朝更加的严密与优越，清人陈其元在其所著《庸闲斋笔记》中曾说：“今人诗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远胜古人：一律例之细也，一弈艺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但就是清朝这样严密与完备的法律制度，却依旧无法避免滋生出“讳盗”这样的畸形产物。 清代地方官员“讳盗”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郑小悠在《清代的案与刑》一书中给出过一个数字：道光年间的名宦张集馨，在四川任按察使期间，仅简州一个州，一年内就发生过劫案三百余起，皆未通报。 可见，再完美的司法制度，若不与社会现实结合，不考虑地方基层法律实施者的现实处境，只会让严密严苛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形。为了保住乌纱帽，清代地方官员或被动或主动地“讳盗”甚至“讳盗诬良”，用“司法造假”来掩盖盗匪盛行的严峻社会现实，最终激化民众与官府的对立，导致社会治理失序甚至失控的严重后果。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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