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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的诗歌化石：铮铮诗意中的历史回响 ——论灰娃的诗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霍俊明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与新诗史学研究。现执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兼职教授。编著4部，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万字，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及各种报刊转载。在《诗刊》、《人民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星星》、《青年文学》、《山花》等发表诗作400余首，入选《2003年度最佳诗歌》、《2004-2006中国诗歌选》、《中国当代诗歌精选》等。】 我还有什么献给你能比你自身 更深沉，更叫人揪心 ——灰娃：《祭典》 笔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建国之后的当代新诗史写作中，很少有女诗人被叙述？而相应的新诗史写作却几乎成了一部男性诗人的文学性别史 。而在1949—1976年间到底有没有女诗人在写作？如果有的话，她们又是如何被文学史的“减法”规则所筛落和忽略的？这也在提醒人们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话语甚至修辞方式其所呈现的历史与历史原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差异。而在此意义上，文学史写作可能更为显豁地呈现了话语权力的典型症候，这应该是当代新诗研究中相当重要的问题。 历史叙述中掩埋的诗歌化石 应该说，建国之后的女性诗歌写作不是纯正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女性诗歌更不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诗歌，而就女性意识而言这些女诗人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集体意识和中性身份的表述，女性经验和主体意识是相对匮乏的。这些为数极少的女诗人同当时大多数诗人一样受到时代写作语境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忽视性别意识。这些女诗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近于中性或男性化的叙述方式，如果阅读她们的诗作，单纯从文本上是看不出诗人的性别身份的。这也从一个层面呈现出当代新诗写作的个人化和性别主体意识的淡化和弱化，而女性诗人的非女性化叙述和抒情视角也导致了文本独特性的缺失。在运动和集体化的时代，女性诗人的声音是微弱的，被文学史写作所忽视也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性别在政治和权力面前话语的差异，女性在现实和文学写作中几乎被强大的宏大叙述所淹没和整体取消。实际上自古至今，在中国的文学史叙述中女性作家一直都是一种边缘和装饰的存在，这当然与当今的女性主义诗人所抨击的男权意识或更为复杂的传统文化有关。当有研究者尝试写作女性诗歌史，这对于女性写作被遮蔽的传统文学史写作而言其意义是深远的。当然这些女性诗歌史和文学史叙述也一定要尽量保持叙述时的冷静与客观，而不是在新一轮的话语权力和性别政治面前使女性写作和文学史叙述偏狭化。 而在这种强大的历史叙述的话语机制中，究竟有多少诗人（包括女性诗人）在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带有秘密性质的写作被湮没，多少优异的文本也因此而遗落在巨大历史冰川之下，成了记忆的空白？而随着近期史料的挖掘，一些长期被埋没的诗人（包括女性诗人）作为化石被挖掘重现，重新显现于历史地表 。当代新诗史在叙述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时，会简略提到诗人舒婷在文革时期所写的一些诗作 ，除此之外，好象就没有任何女诗人在文革时期写诗了。而灰娃正是其中独特的一个 ，坚持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对时代和生存发言。基于此，新诗史家就有必要从刻板的文学史复写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认真参阅刚刚开掘的而又长期为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诗人、诗作，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在二手材料、三手材料中乐此不疲，身边放几本文学史东抄西凑的类于小孩“装表”的游戏。随着史料的不断被发掘、钩沉，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也不断被修补和更正。而历史史实和关于构造历史的叙述也都在这种变动和“修补”中才可能不断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中国诗人的命运，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期，大多经受了时代的风雨和磨难。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诗人大多受难而沉默、喑哑。然而，有良知的诗人却在时代的炼狱面前用血甚至生命写下了时代的真诗和大诗，在化血为墨迹的阵痛中，诗歌成为灵魂飞翔的升阶之书和燃烧的火焰。而灰娃正是这样的诗人，优异而重要的诗人，尽管长期以来她的诗作并没有在新诗史中受到应有的重视。文革时期，当大多数诗人面对着时代语境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身份和话语转换，或沉默或高歌的时候，灰娃在特异的境遇中仍坚持用自己特有的诗歌话语方式言说和命名——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探询与诉求、对历史与生存现实的质疑与追问。在迷狂的时代，灰娃唱出了自己低郁的、沉缓的、澄净的、富有良知的优异的诗篇，也奏响了铮铮的灵魂的竖琴。 历史与生存回响中的铮铮诗意 灰娃有着相当特殊的经历，甚至在特殊的时期具有“反常”的精神取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诗人从身份上讲是相当特殊的精英群体。灰娃在1966年秋叶翻卷、肃杀寂冷的季节身染疴病，而不可思议的她在1972年竟开始了新诗写作。灰娃在1972年这个重要的年份和极端年代所开始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确然，从文革开始的年头灰娃恰好染病，也多少显示出那个极端年代中作为个体生存的极其坚砺和可怖的生存背景。很显然，灰娃不属于任何诗歌流派和地下沙龙、文艺小组，她只是以一个相当特殊的病人的身份出现并写诗。一定程度上也如王鲁湘所言，文革是促使灰娃精神分裂的直接原因，也是文革促使了诗人的写作 。王鲁湘对灰娃在1972年写诗的情况有着细致的描述，这对于了解灰娃的作人和作诗都有着相当的帮助。 我至今弄不明白灰娃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恰恰是1972年，她开始写诗，起初是身不由己地，边写边撕，也不敢给人看，后来，就是往花盆底下藏，象地下党员藏密码一样。这些心灵的密码，她自己也感觉害怕。虽然害怕，却很高兴，就如偷吃禁果的孩子。她非常愿意沉湎在写诗的状态里，让泪水伴随着心中不尽滔滔的源泉，痛痛快快洒满一纸。许多个这样的静夜，她哭着，写着，撕着；又哭着，写着，撕着。 这是怎样的一种令人震惊的写作状态啊！那黑暗的年代中滚滚燃烧的诗魂照亮了苍茫来路，寒夜中铮铮作响的诗骨敲响了无尽的历史的回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在那个无以为诉的沉沉暗夜，诗歌成为一种特殊的自我疗救和抚慰的方式。而考虑到一些诗人在文革中纷纷停止写作或不约而同的出卖诗歌、出卖灵魂和知识分子人格的时候，灰娃的这种不无奇异的诗歌写作就显得弥足珍贵。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思与存在的最为凝聚的体现形态，更像一束时代黑夜中凝结的火焰。诗作为一种不无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作为语言与灵魂的双重涉险与发现，很少有人能企及它。而玩弄文字制造垃圾又自以为是的诗人又太多。真正的诗总是选择个别人去完成。在此意义上，诗歌选择了灰娃，灰娃也在辽远而粗砺的时代和生存背景下，以静穆而知性的灵魂和隐秘而丰富的言说方式击中了诗歌，听从了诗神那久远而永恒的召唤……灰娃正是在身体的非常态中，在一个非人的时代听从了诗神的召唤。灰娃在自己的词语世界和想像世界中构筑着自己灵魂的秘密家园，她从恐怖的现实中逃进了属于自己的温暖而忧伤的修辞世界，这也是一种更为真实的世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话语，无须害怕他者的喝斥、批判和无限上纲；她也拥有了清洁和净化自己话语世界的权力，把所有她厌恶和恐惧的字词句统统拒之门外。” 灰娃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诗作有《路》（1972）、《墓铭》（1973）、《我额头青枝绿叶……》（1974）、《带电的孩子》（1976年4月清明后）等。其中写于1973年的《墓铭》，那飘忽而沉重的想像，痛苦而颤栗的诗句，低郁而燃烧的情感都不能不使人想到后来北岛的名诗《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正是一代人的精神履历和灵魂的座右铭。 从我连哭带嚷闯进世界未久/不洁的唾液就填塞我的时空//我撒手尘寰那些因我而降生/忤犯了的言词表情都变为装饰//我鬓角额前星星缀满/我为厚道的心呼号用嘶哑的嗓音//即使世间没有感应没有回响/也压根儿就没有真这件事//摇曳人心魂的风歇息了/钟声也已静默，我笨拙善意的唇//也寂然闭合，从那儿凋谢了往日的/琴声激情，有的虔诚有的心不由衷//我眼睛已永远紧锁再也不为人世流露/深邃如梦浓荫婆娑//安息着我额上青青的桂树/谁给栽的，我//已然沉寂不醒/松涛凝定不动一口静穆万年的钟//想起我挂了重彩的心它/一面颤抖一面鲜血直流//如今它已停止了跳动世人再不能/看它遭严刑而有丝毫满足//生而不幸我领教过毒箭的份量/背对悬崖我独自苦战//与维纳斯阿波罗对垒/弓开箭鸣飞矢钻动我心上飕飕交锋//我抵抗生命陡峭的风浪，一人/流尽人间眼泪，只剩些苦涩回声//从峭壁迸溅散发野草泥土气息 诗人是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今世与来生的临界点上抒写着缱绻、迷茫、忧伤而不屈的精魄的歌唱，其中浸染的愤怒、悲鸣为时代写下了永不磨灭的墓志铭。然而《墓铭》这首诗之所以能留在今天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灰娃对此进行了说明，“适逢甥女菲菲来京，说到七三年我病危，她由湖南来护理，我曾交她一份诗稿，瞩她撕碎扔马桶冲走。然她并未照做，而是带回湖南收存至今。此事在我心里压根儿一点影子没有了。不久收到她寄来的那份诗稿《墓铭》，读罢，往事烟云，思绪纷纷” 。那么，在这种历史的偶然中，究竟有多少诗人在此期间也在秘密写作，而这些诗作因种种原因而永远留在历史的深处，成了记忆的空白？ 灰娃的诗犹如纯净的琥珀，个人的感怀、忧伤、沉静、回忆都以一种奇异的姿势留存其中。当那个时代的人们纷纷奔向虚幻的乌托邦时间神话的前方，而她则是一个“不要玫瑰”的诗人。她的诗歌世界就是回忆的世界，她回顾过往，沉浸其中，她在黑暗和冷寂中刻写着独特的灵魂，这是敢于面对地狱的诗人。“不要玫瑰 不用祭品/我的墓 常青藤日夜汹涌泪水/清明早上一只唤春低唱//文豹衔一盏灯来//匆匆赶来安顿歇息/我沉思在自己墓地/回望所有足迹/深一脚 浅一脚”（《不要玫瑰》）。时间，面对时间，真正面对生存和生命的个体往往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这曾经燃烧的火焰，在岁月中迟早会窥见灰烬和黑暗。时间这巨大无形的流水将曾经的鲜活冲刷干净，将流畅的面影刻蚀得斑迹交错。而诗人就是在时间面前对往事和现场命名和探询的人。面对居无常物、一切皆流的世界，季节的翻转使诗人在感到无奈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种坚韧的顽健的“根”性的力量。它，既向上生长，又扎根向下。而优异的重要的诗歌，同样应该在这两个向度（精神向度）上同时展开。作为一次性的短暂的生命过客，在面对浩荡的时间形态时，确乎是相当微渺的，然而人类生存的本体意义却在于人事先明了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并为自己的归宿检拾自身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认识困惑的人类自己。在灰娃的诗作中有不少关于死亡、灵魂、亡灵、坟墓的意象，而这呈现了她是一个向死而生或曰向诗而生的诗人。在时间的巨大火焰与无边黑暗共同织就的无形困厄中，灰娃在其中感受到的独特而略显悲凉的体验，是通过诗人不动声色的场景描述而一点点呈现出来。这种冷色调的呈现恰恰使这种痛入骨髓而悲痛难名的体验带有了瞬间穿透人们灵魂的持久膂力。人，生来即是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人，死亡，这人类和个体的最终宿命无时不再寒悸着一颗又一颗灵魂。而真正的诗人是参透了这宿命勇敢去生存，面对生的种种困境，在一种超越中抵达澄明与豁然。 “如今 我们已白发如丝/当清寂的黎明 洒落在/栅篱的牵牛花上雏菊之旁/一线晨光郁郁/在低垂的梅李枝上闪现/哦 初醒的灵魂 我们是否/清晰忆起//往日深山野洼 蜿蜒伸去/艰难足迹何在 想起来就/令人心头作痛 山民们而今/谁已不在人间 又添了几多新丁/当他们回想如火如荼的往昔/是怎样/评说我们？”（《路》，1972）当黑夜中的灵魂和良知都在沉睡的时候，灰娃却在自我的对话与盘诘中重新唤醒了个体的自由和灵魂的飞翔与渴望，尽管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而这种以写作和灵魂互相参照和询问的存在方式，使得诗人最终“穿过废墟”、“穿过深渊”，最终走向澄彻，在晨光中迎接洗礼。“黎明前淡淡的光勾出地平/那儿河面螺钿一样发亮/天边树林在梦想轻轻颤栗着/出自树丛炊烟圈圈缕缕/仿佛音乐从那里飘升”（《山谷啊山谷》）。灰娃的诗作中有着相当强烈而自觉的时间意识，而时间与生存体验、想像、死亡都是同时打开的。在这些与时间纠缠和叩问的诗句中，灰娃参透了人生的奥秘和隐忧，用诗行、用想像、用真诚……而在晚近的诗作中，这种时间意识又融入到了当下的生存境遇和时代语境之中，从而呈示了难得的个人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秋光秋云依然颀长阴影曳得更长/浅金色烟雾漏下金箔银片/晃来晃去与点点幽暗离合交错/我的心眷留低徊 该怎样/安顿大地的心 因为//那一串串穿凿世事撕着人心的铿鸣/熄灭了/虚空不可挽回大地和我的心/但梦很长很长 千年的惋惜的影子/在流光隧道飘荡//可既然大地坚忍无比/谁竟从大地逼走/摇落清芬的音乐？是谁/竟从人心里掏去那/百念丛生万千感慨的凄然之美呢”（《是谁背叛了神的意志灭了蛐蛐知了王国》）。 而当灾难的梦魇终于过去，自由重又艰难地回到诗人的怀抱，那昨夜的惊悸岂止只是回忆，也不只是昭示万劫不复的毁灭与灾难，是良知的灵魂使黑暗时代的生命熠熠生辉。在生存的黑暗和地狱的磨练中，诗人在地狱的中心埋下了语言和良知的军火，引领自己的灵魂与之抗争，哪怕是粉身碎骨。 这只悬崖上的百合，在风雨和冰霜中诞生了自己的尊严，尽管这种姿势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多么的危险。而这种承受危险的姿势正是源于诗人的爱，对诗歌、对尊严、对良知的爱。当我们在一个忽视人性和文学的时代，倾听这个老诗人多情而多难的泣血的歌唱悬崖上的这支百合芬芳而多难。你也就会明白，诗人在黑暗中最先秉有了照亮的渴念与追求。当我们返观来路，这种尊重灵魂不为时代所囿的诗歌精神永远会照亮前方，澄澈未来！ 在《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却一定浸透血水和泪水”。套用这句话来评价绿原在受难期间的诗歌写作，就是“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诗歌/真实的诗歌却一定浸透血水和泪水。” 当时代的风声不可避免地远去，时间的流水无情地冲刷生命的堤岸，那静夜中祈祷的倾听之声从远处传来。这是一个朝圣者的灵魂的探问和西绪弗斯式的跋涉。在我们和时代告别的时候，是什么在开口说话，是什么在纠缠我们永不瞑目的内心？在时代的风中静静站立谛听的灰娃，为时代和我们创造了奇美无比的诗歌乐园。在穿越历史的诗情中，她的歌声悠扬、低郁，甚至喑哑。时代的夜莺在不时歌唱，抵达灵魂和记忆的净野。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 【地 址】北京西城区德外什坊街2号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100011 E-mail: hongshailibai@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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