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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刘晓东 黑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题项目及黑龙江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等多项课题。1995年开始以渤海考古与渤海史研究学科带头人身份先后享受黑龙江省政府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内容提要：通过对《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及相关史料的文献学考察，进一步理清了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史实的具体过程，得出了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应是“桂娄故地”，亦可称“高丽故地”，但绝不是“挹娄故地”。而改《旧唐书》“桂娄”故地为“挹娄”故地，应该是《新唐书》作者认识上的时序错位。渤海立国者应先是居“桂娄故地”立国，后来才渐次向北扩展，并把王城迁徙到“挹娄故地”。 关键词：渤海；东奔；保阻；桂娄故地；挹娄故地 一、引言 公元696年，契丹李尽忠反，徙居营州的靺鞨人乘乱“东奔”，“保阻以自固”，这就导致后来渤海国的建立。就中国正史而言，关于渤海国的系统性记载主要见于《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故学界在探讨渤海国的相关纪事时也主要是以《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为基础性史料，但《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在叙述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过程及其始居之地等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如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之过程，《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按时间顺序，纵向叙述，条例甚清，《新唐书·渤海传》则跳跃穿插，前后失序，混乱费解，尤其是渤海立国的始居之地，《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认为是“桂娄”故地，而《新唐书·渤海传》则认为是“挹娄”故地，这就导致了学术界此后出现的见仁见智、观点各异的局面。 就中国渤海史研究第一次热潮中的三部扛鼎之作而言，其关于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认识就不尽相同。如唐晏《渤海国志》取《新唐书》之说，谓“仲象保挹娄之东牟山”立国。黄维翰《渤海国记》取《五代会要》之说，谓仲象“据高丽故地而王”，按“桂娄”本“高丽”(高句丽)之一部，故《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的“桂娄之故地”亦在“高丽故地”范畴之内。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3“世纪”谓祚荣“保靺鞨之故地”立国，又于卷19“丛考”谓“大氏建国之处，实为挹娄故地，故《新书》改'桂娄’为'挹娄’尚为得实”。金毓黻认为，挹娄、靺鞨均为肃慎族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即“汉魏晋称挹娄”，“隋唐称靺鞨”，“皆此族之异名也”，故金毓黻认为《新唐书》的“挹娄故地”也可称之为“靺鞨故地”。可见，金毓黻与唐晏观点是一致的，即均取《新唐书》之说。 不仅如此，又由于《新唐书·渤海传》有“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语，金毓黻还根据曹廷杰之说，把“旧国”视为渤海立国“东奔”“保阻”始居之“旧都”，亦即渤海早期王城，并将其考定为今敦化敖东城。1949年，敦化六顶山墓地出土的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次女《贞惠公主墓志》，又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认识。其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扩大了“旧国”的概念，把敖东城左近的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等也作为渤海早期都城来认识。 由于金毓黻作为渤海史研究学科奠基人的独特地位，加之其《渤海国志长编》又被学术界视为渤海史研究集大成之著作，故其关于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为“挹娄故地”亦即“靺鞨故地”，其“旧国”就在敦化及其左近地区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如王承礼、朱国忱、魏国忠等渤海史大家的相关著作也均从金毓黻取《新唐书》的“挹娄故地”说，而《旧唐书》的“桂娄故地”说，以及黄维翰取《五代会要》主张的“高丽故地”说，则均被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视了。 近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敦化敖东城、永胜等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 发掘者根据出土遗物和相关遗迹，初步认定敖东城遗址的年代为金代晚期，永胜遗址可能是寺院遗迹，年代亦为金代。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还对久负盛名的、此前一致认为与渤海“旧国”关系密切的两处“二十四块石”遗迹进行了发掘。发掘者认为，从出土遗物看，这两处遗迹的年代也应为辽金时期，“目前尚无证据，可以证明这两处遗迹为渤海时期始建”。另外，城山子山城亦无确切的渤海遗物发现，且其形制原始、规模狭小，故学界对其作为都城的性质早有疑问。现在看，敦化地区除了六顶山墓地外，确切的渤海时期遗址极为罕见，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敖东城是渤海国旧都、敦化一带是渤海“旧国”区域的成说。 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对《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以及相关文献关于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原始文献出处，重新做进一步检讨。 二、关于“东奔”“保阻”的具体史实 首先，看《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的相关记载：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 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 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西接)越喜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两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 根据上述记载，有两点可以确认： 第一，“东奔”者主要有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大祚荣为首的集团;一个是以乞四比羽为首的集团。另外，还有一部分高丽人也随之“东奔”。 就族属而言，大祚荣一系与乞四比羽一系均为靺鞨人。“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这里，尽管称大祚荣为“高丽别种”，但大祚荣族系的本源仍属“靺鞨”，否则就不会在“大祚荣”前面特意冠以“渤海靺鞨”字样。大祚荣这一系靺鞨人被视为“高丽别种”，意在表明，这一系靺鞨人在高句丽政权存在时曾与之关联密切。而乞四比羽一系靺鞨人显然与大祚荣一系不同，应是在高句丽政权存在时与之不相系属者，故仍以“靺鞨”冠名，而直接称乞四比羽为“靺鞨酋”。这里要注意，高丽“别种”不是高丽“本种”，更不能理解成就是高句丽人。高句丽灭亡后，其后裔在这里是仍被称之为“高丽”(如“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的“高丽”)或“高丽余烬”(如“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的“高丽余烬”)的，而不是被称之为“高丽别种”的。 第二，“东奔”与“保阻”应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居地各有不同。 第一阶段发生在李尽忠反叛之初。大祚荣一系与乞四比羽一系两个集团“东奔”，“保阻以自固”，应各有其地，但具体地点不详。从李楷固“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来看，乞四比羽一系应该在天门岭之西，大祚荣一系应该在天门岭以东，而且二者相距不会太远。 第二阶段发生在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破斩乞四比羽”之后。乞四比羽被李楷固“破斩”，其余众归附大祚荣一系。所谓“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即指大祚荣一系和乞四比羽一系已合而为一。在大祚荣击败李楷固追兵后，继续东奔。“东奔”的具体走向是“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 由此，可见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前后就有两处：第一处的地理坐标，从李楷固“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的记载来看，只有天门岭一个点，即大祚荣一系“东奔”“保阻”的第一个落脚点应在天门岭左近;第二处的地理坐标，从“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记载来看，定点是桂娄故地，即大祚荣一系“东奔”“保阻”的第二个落脚点应是“桂娄故地”。 再看《新唐书·渤海传》的相关记载：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 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 从《新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上述《旧唐书》的两点认识已经有所变化。 第一，“东奔”两个集团的族系属性没有变化，但具体称谓已有所变化或细化。如大祚荣一系，《旧唐书》称之为“高丽别种”，这里则称之为“粟末靺鞨附高丽者”，而且《旧唐书》说大祚荣与乞四比羽各自是自己集团的首领，这里则变为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是各自集团的首领。大祚荣作为乞乞仲象之子是在乞乞仲象死后才登场的。另外，“有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这里还出现了“高丽余种”。对照《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大祚荣为“高丽别种”，这里出现的“高丽余种”才是正宗的高句丽后裔。但这里提到的“高丽余种”并不是这次东奔的主力，只是随着大祚荣和乞四比羽两个集团一同出走而已。这里也没有提到这部分“高丽余种”的首领，可能是在这次出走中不是独立的势力集团。考虑到“高丽余种”与“高丽别种”的特殊关系，我认为他们很可能依附于大祚荣一系，成为大祚荣一系势力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旧唐书·渤海靺鞨传》里也有反映。如《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语中的“高丽”，“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语中的“高丽余烬”等，均应是《新唐书·渤海传》中所说的“高丽余种”。 第二，“东奔”与“保阻”两个阶段的史实仍然存在，只是顺序混乱不清了。这里，乞乞仲象、乞四比羽这两个集团在李尽忠反叛后，乘乱“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似乎是中间并没有停留，渡过辽水后就直接跑到“太白山之东北”了。最让人费解的是，这里把“楷固穷蹑，度天门岭”追讨大祚荣一事放到“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之后，如此，则“天门岭”又在“太白山之东北”之“东北”。其实，金毓黻当年就已经分析出，“以当时事实求之，渤海本徙营州，东渡辽水，度天门岭”，其后才是“保太白山”，并不是东渡辽水，保太白山之后又度天门岭。对于《新唐书》在叙述渤海“东奔”“保阻”的具体过程上与《旧唐书》的不同，金毓黻也明确指出：“《新书》补《旧书》之阙，而东西易位，后先倒置。” 三、关于“东奔”“保阻”及始居之地相关史料的文献学解读 《旧唐书》《新唐书》在李楷固追讨大祚荣时均把“天门岭”作为一个重要坐标点。渤海立国者“东奔”，事实是东渡辽水，度天门岭，李楷固追讨，也是渡辽水，度天门岭。尽管天门岭具体在哪尚无确指，但从同时期的相关史料来看，其与辽水之间在地标关系方面似已形成某种配套语境，说明天门岭距辽水不会太远，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远到“太白山之东北”去。《新唐书·安禄山传》云，天宝十一载(752年)，安禄山“率河东兵讨契丹……至土护真河……昼夜行三百里，次天门岭”，就是明证。另外，唐《陈祚墓志》提到陈祚曾“遵辽水，造天门”和“辽水饮马，天门泊茔”等事，均可证辽水与天门岭之间的地标关系。 前辈学者把天门岭推为今之张广才岭本来就无任何依据，只是囿于敦化敖东城为渤海“旧国”之成说，不得已而为之，而今敦化敖东城为渤海“旧国”之说已被否认，则天门岭为今张广才岭之说当然也应随之推倒。 我认为，《旧唐书》与《新唐书》关于对渤海立国之初，“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认识，即“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的认识并不是笔误造成的。 《旧唐书》与《新唐书》依据的材料来源不同，前者主要是依据唐史馆档案材料，如《唐实录》等，后者在修改前者的同时，还参考了时人的笔记材料，如张建章的《渤海记》等。档案材料在事件时间上应该是前后有序，不易错乱的。笔记材料会提供新的内容及事件细节，但在事件时间顺序上难免错乱，不如档案材料更为严谨可靠。 对于渤海立国之初，“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认识，早于《新唐书》成书的《武经总要》有如下记载： 渤海，扶余之别种。本濊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唐平高丽，就平壤城置安东都护府统之。万岁通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靺鞨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挹娄故地，中宗封为渤海郡王，兼(忽)汗州都督。 这里，先后提到“濊貊之地”“高丽之地”和“挹娄故地”。“靺鞨酋人”即指，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即指，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这两个集团最初是在辽东高丽故地各据一方。就东北区域族系而言，传统观点认为穢貊—扶余—高句丽属于一个大的族系，所以“高丽之地”亦属“濊貊之地”。这也是《武经总要》作者，错把渤海族系归入“扶余之别种”的原因，但这里把渤海“东奔”与“保阻”前期的落脚点放在了“高丽之地”，而最后的落脚点才是“挹娄故地”。 而早于《武经总要》成书的《五代会要》，对于渤海立国之初，“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记载如下： 至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攻营州，有高丽别种大舍利乞乞仲象……与靺鞨反人乞四比羽走保辽东，分王高丽故地。则天封乞四比羽许国公、大舍利乞乞仲象震国公，乞四比羽不受命，则天命将军李楷固临陈斩之。乞乞仲象已死，其子大祚荣立，并有比羽之众，胜兵丁户四十余万，保据挹娄故地。 可以看出，前引《武经总要》“万岁通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靺鞨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挹娄故地”等纪事与《五代会要》的这段相关纪事相同。这种情况，一种可能就是，这段纪事采自《五代会要》，另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武经总要》的作者和《五代会要》的作者都看到了相同的新材料。 这里，把渤海立国者的族属称为“高丽别种”的记载，则明显来源于《旧唐书·渤海传》。只是《旧唐书·渤海传》说的是大祚荣，这里说的是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而武则天封乞乞仲象震国公、乞四比羽许国公，乞四比羽不受封，武则天派李楷固追讨等纪事与《新唐书·渤海传》相同。《五代会要》成书晚于《旧唐书》，承袭《旧唐书》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五代会要》成书年代早于《新唐书》近百年，其与《新唐书》相同的纪事不可能袭自《新唐书》，而应该是《五代会要》的作者也看到了《新唐书》作者所看到的新材料。学界已经纠明，《新唐书》作者看到了张建章的《渤海记》，武则天封乞乞仲象震国公、乞四比羽许国公，乞四比羽不受封，武则天派李楷固追讨等纪事就应该采自张建章的《渤海记》。那么，《五代会要》也记载了这些内容，是否其作者也看到张建章的《渤海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五代会要》是北宋名臣王溥所撰。王溥位至司空，监修国史。《东都事略》谓“溥藏书至万卷”，其子“贻孙遍览之。太祖尝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普访礼官，无所知者。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即妇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曰'唐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记》备言之。’普叹服”。可见，王溥家里就藏有张建章的《渤海记》，连其子王贻孙都读过。 这样就纠明了一件事，即《五代会要》和《新唐书》的作者都看到了张建章的《渤海记》，并把《渤海记》中的相关内容加进了自己的著作中。既然如此，则《五代会要》中提到的，并为《武经总要》采用的乞乞仲象、乞四比羽“分王高丽故地”的纪事，也应该采自张建章的《渤海记》。那么，欧阳修主撰的《新唐书》为什么就没有提到乞乞仲象、乞四比羽“分王高丽故地”的纪事?是欧阳修不相信这段纪事，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有意无意而略去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因为同是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就没有略去这段纪事，其文为：“武后时，契丹攻北边，高丽别种大乞乞仲象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辽东，分王高丽故地。武后遣将击杀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已病死。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据挹娄臣于唐。” 现在看，《旧唐书》根据史馆档案材料，提出的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立国称王的始居之地为“桂娄故地”，《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等根据张建章《渤海记》提出的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为“高丽故地”，而居“挹娄故地”则在其后。按桂娄为高句丽五部之一，“桂娄故地”本在“高丽故地”之内，只是“桂娄故地”更为具体了，因此，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立国称王的始居之地应以《旧唐书》所言“桂娄故地”为准。 最能证明此事的应该是主要根据史馆档案材料成书的《册府元龟》。《册府元龟》成书编纂于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早于《新唐书》50多年。《册府元龟》谓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其父祚荣东保桂娄之地，自立为振国王，以武艺为桂娄郡王”。正是因为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为“桂娄之地”，祚荣才把自己王位的未来继承人武艺立为“桂娄郡王”，而且武艺的“桂娄郡王”之号还得到了唐廷的承认。如《册府元龟》还记载，开元“七年(719年)三月，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大祚荣卒，遣使抚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关于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立国称王的始居之地为“桂娄故地”之说，还有一条佐证。契丹灭渤海后，设东丹国。为便于控制渤海遗民，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曾上表南迁渤海遗民，表中有“梁水之地，乃其故乡……乘其微弱，徙还其民”等语，按梁水即今太子河，这就和《旧唐书》的“桂娄故地”相吻合了。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杨保隆就已经指出《新唐书》改“桂娄故地”为“挹娄故地”是错误的，并认为“桂娄故地”应是“高丽故地”的别称，颇有见地。但杨保隆把渤海东保“桂娄故地”的时间放在“'东奔’渡辽水后的第一次据地固守时”，这就和《旧唐书》原意相违了。恐怕正是这种原因，杨保隆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四、文献中“桂娄故地”与“挹娄故地”之间的错位问题 在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认识上，既然《旧唐书》的“桂娄故地”说和《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的“高丽故地”说，从大的取向来看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新唐书》既没有用前者的“桂娄故地”，也没有用后者的“高丽故地”，而直接把《旧唐书》的“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语句改成“保挹娄之东牟山”呢?我认为绝不是笔误造成的，而是一种认识上的时序错位。 在渤海居地方面，《旧唐书·渤海靺鞨传》通篇没有提到“挹娄”字样，《新唐书·渤海传》通篇没有提到“桂娄”字样。而《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在提到“高丽故地”之后，还不约而同地都提到“挹娄故地”。按其时间顺序来看，渤海居“高丽故地”在先，居“挹娄故地”在后。 细审《旧唐书》所叙，在渤海居地方面，其实也是分前后时序的。其在“则天不能讨”之后，称之为“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这里说的是“东奔”“保阻”立国称王的始居之地——“桂娄故地”，对应的亦即《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所说的“高丽故地”。其后在对渤海方位、疆域、人口编户等情况做总说时，则谓渤海“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这里说的就是渤海王后来的居地，对应的亦即《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所说的“挹娄故地”，因为，“桂娄故地”距营州至多也就几百里，无论如何也到不了“二千里”，而距营州“二千里”的恰恰是渤海上京城。据唐宰相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这里已经清楚标明：渤海王城距营州正是“二千里”。 那么，渤海上京地区是什么“故地”呢?《新唐书·渤海传》已有明确记载：“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按“肃慎故地”恰恰就是“挹娄故地”。张建章墓志云：“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彝震重礼留之，岁换而返。”按《新唐书·渤海传》载，渤海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分别以肃慎故地(即挹娄故地)、秽貊故地、沃沮故地、高丽故地、扶余故地、虞娄(原作“挹娄”)故地、率宾故地、拂涅故地、铁利故地、越喜故地等与之对应。而张建章墓志绝不会真把整个渤海国统统视作“挹娄故地”，所以，“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语句中的“忽汗州”实际意思，应是指当时的渤海王城，即渤海上京城。 正是因为渤海王城——上京城坐落在“挹娄故地”，人们也往往把上京城所在之地——“挹娄故地”，视为渤海国所在之地。一如《旧唐书》《新唐书》统统把营州与渤海上京城之间的距离——“二千里”，视作营州与渤海国之间的距离，应该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新唐书》作者才把《旧唐书》的“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语句改成“保挹娄之东牟山”。事实上，渤海立国者先是居“桂娄故地”立国，后来才渐次向北扩展，并把王城迁徙在“挹娄故地”。显然，《新唐书》的这种改动，就造成了时间顺序上的错位，即把渤海王后来的居地“挹娄故地”当成了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的始居之地，而把真正的始居之地——“桂娄故地”略去了。 那么，渤海王城是从什么时候离开“桂娄故地”，进入“挹娄故地”的呢?文献中也有相应线索可寻。据《册府元龟》，开元八年(720年)八月，“是月，册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大武艺嫡男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亦可说明直到大武艺继位的第二年，渤海王城仍没有离开“桂娄故地”。前引《册府元龟》谓大祚荣“自立为振国王，以武艺为桂娄郡王”，此则云唐玄宗册封“大武艺嫡男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这种情况类似于十六国时期以太子兼领大单于便于统治内附胡族，也类似于契丹灭渤海亦以太子为东丹王留其地统治其遗民，故范恩实认为，渤海王嫡长子有“桂娄郡王”之封号，正是出于统治当地高句丽遗民的需要。这也恰恰表明渤海立国始居之地正是“桂娄故地”。大都利行卒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即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仁安十年。自大都利行之后，渤海世子再无“桂娄郡王”封号，这种情况亦可说明，后来渤海王城已经远离“桂娄故地”，故后世渤海王世子也就不再有“桂娄郡王”之封号了。 据《新唐书·渤海传》“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按“肃慎故地”，亦即“挹娄故地”。据唐宰相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和《新唐书·渤海传》“天宝末钦茂徙上京”语，可知，渤海以中京、上京为都，是从三世王大钦茂开始的，即从渤海大钦茂开始，渤海王城已由“桂娄故地”而转入“挹娄故地”了。 五、小结 通过对《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及相关史料的文献学考察，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东奔”者主要有两个靺鞨集团。一个是以乞乞仲象、大祚荣为首的集团，一个是以乞四比羽为首的集团。前者被称之为“高丽别种”或“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意在表明这一系靺鞨人在高句丽政权存在时曾与之关联密切;后者则直接称之为“靺鞨”或“靺鞨酋”，意在表明这一系靺鞨人应是在高句丽政权存在时与之不相系属者。 2．“东奔”“保阻”始居之地有前、后两处。前者应在“天门岭”左近，后者应取《旧唐书》之说，即在“桂娄故地”。“桂娄故地”从大的视角也可称之为“高丽故地”，即如《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之说。 3．改《旧唐书》“桂娄”故地为“挹娄”故地，应该是《新唐书》作者认识上的时序错位。事实上，渤海立国者先是居“桂娄故地”立国，后来才渐次向北扩展，并把王城迁徙到“挹娄故地”。 4．渤海王城居“桂娄故地”者，应在高王大祚荣和武王大武艺之世，渤海王城徙居“挹娄故地”者应在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之世。 附记：2019年8月，笔者曾用微信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解峰博士就新、旧“唐书”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问题做过交流，颇受启发，后又读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时代博士《天门岭之战时间考》(《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8期)一文，亦多获益。本文缘起，实为受年轻学者潜心治学、勇于探索精神之感召，谨识此并向解峰、辛时代两位未曾谋面的年轻学者致谢。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文物》2020年第5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声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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