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戏剧》1996年第一期，作者：杨健。】
二、观摹会后—— 1964至1966年“现代剧运动”开始向“样板戏运动”蜕变 观摩会后，江青开始插手现代戏，她处心积虑地要将现代戏会演的成果变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于是围绕着现代剧运动的领导权，威权与权力之间展开了争夺。从1964年到1996年，“现代剧运动”经历了一个逐步向“样板戏运动”蜕变的过程。 毛泽东从开始就对现代剧表示观注。1964年秋，江青将山东京剧团调到北戴河为毛泽东演出了山东的两台现代戏: 《寄袭白虎团》和《红嫂》。演出后，江青向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观看现代京剧《寄袭白虎团》 
毛泽东观看现代京剧《红嫂》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观看了《芦荡火种》后，江青向北京京剧团传达毛泽东指示：一、要突出武装斗争，最后打进去。二、剧名改为《沙家浜》。对于这一指示，江青解释说：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原剧本围绕着地下党员阿庆嫂展开戏剧冲突，被认为是一个宣传“白区党”的主题，属于刘少奇的路线，显然是有问题的。剧本修改后，将 郭建光提为一号人物。在最后一场，原来是由阿庆嫂带人化妆成送新娘的队伍，混入胡府，消灭胡传葵，情节富于戏剧性。在修改后的《沙家浜》中，改为郭建光养好了伤，率队由芦荡连夜 奔袭 ,打进敌巢。[4] 《人生大舞台——“样板戏”内部新闻》 许晨著 黄河出版社 90, 1。
《芦荡火种》和《沙家浜》表现完全不同的政治主题。所谓宣传“白区党”和“突出武装斗争” , 是两种政治势力的一种角逐。改名本身也具有象征意味，它象征着权力艺术文本到威权艺术文本的主权转移。 在现代戏运动中，彭真深入北京京剧团亲自抓《芦荡火种》和《杜鹃山》的创作。江青插手进来后，双方形成对立。彭真无法与江青抗争 , 只有退避三舍。有时，彭真乘车来到陶然亭附近的北京京剧团门前，一看到院里停着江青的小车，就立即吩咐司机调转车头回去。1965年，江青在上海打电话调《沙家浜》剧组到上海，听取指示，并在上海排戏练唱，试图将此剧变成江记 “样板”。而在北京，市长彭真对江青改动的《芦荡火种》不满，仍然指示京剧二团继续演出《芦荡火种》原剧。《芦荡火种》在京的继续演出受到了北京市民的欢迎。两个版本的同时存在，反映了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现代戏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在文革中，这一“事件”成为彭真和二队演员反抗江青、对抗样板戏的罪状。[4] 《人生大舞台——“样板戏”内部新闻》 许晨著 黄河出版社 90, 1 。 
马连良 裘盛戎 赵燕侠《杜鹃山》剧照
江青攫取现代戏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借助毛泽东的权威插手她看中的剧目。1963江青将两部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交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改编成京剧，当时她还不能不借助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她想要插手几个戏的修改，包揽剧团的创作事宜 ,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 , 她认为未能独断专行，一天晚上跑到周恩来处大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 , 迫使周恩来叫林默涵出面协助，为她独擅此剧做清场工作。第一夫人的身份，使她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士，成为包揽几出优秀现代戏的艺术权威，在北京几个大剧院指挥调动一切。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上海这个威权集团的大本营，扶植艺术“样板”。如果说，江青自认为在北京未能随心所欲，那么江青在上海则顺利地“抓”住了《智取威虎山》和《白毛女》，因为柯庆施代表上海市委拱手将它们送给了第一夫人。1964年北京现代戏观摩结束后，江青又飞到上海指示将上海淮剧团的《海港的早晨》改成京剧。江青先后指定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和张春桥先后挂帅此剧，组织创作队伍，由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市文化局书记李太成负责。遵照江青旨意两次换班子，全力投入创作，并按照她的意见反复修改。
江青打击压制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提出“这个戏目前不行，必须很好地修改 , 改好了，要先给主席看，主席看了才能对外公演。”下令由张春桥挂帅，并将剧团调到上海修改，这样将《奇》剧收编到自己门下，树成自己的 “样板”。[4] 《人生大舞台——“样板戏”内部新闻》 许晨著，黄河出版社90, 1 。[5]《江青传》叶永烈 新时代出版社 1993, 11 。江青还运用权力在北京、上海两头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在中央乐团“发现”交响乐《沙家浜》。这样，江青在文革前夕，攫取了一批现代剧的创作领导权。（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