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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老师： 您好！读完您的长信，很欣赏并敬佩您对朋友的坦率，在对M的作品上我没什么发言权，所以我的发言几乎从不涉及他的作品。 您说，M给杂志投了资，就有理由得到回报。可是在他投资之前那么多年，为什么这些杂志都没发他的东西呢？而投资之后，他的诗就大块大块地发表，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思量的。这关系到刊物编辑的职业道德问题，关系到M诗歌的质量问题，关系到文学与商业“联姻”的问题。 您说“他出几十万赞助每家刊物,每家发他一两篇评论就不行吗?”这当然可以说是很正常的，正如一个化名为“高晓声”的网友说的“什么叫'投资’？什么叫'回报’？人家是商人哪！”可是M的这种做法真的没有负面影响吗？我坚持认为：有。这是一轮新的“造神运动”，而这个“神”不是指他和他的作品，而是钞票。要是霍英东也给这些刊物投资，然后要求刊物发表他的诗歌，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景——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文学的意义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这与刊物的办刊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M赞助文学刊物的行为尽管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不能完全抹去其负面影响。 您认为“很多诗人自命现代后现代，骨子里是农民观念，而且功利心相当严重。民刊上发的许多拙劣的互相吹捧的文章，仅仅因为是民刊，就比M在官方发高尚吗？”的确是中肯之论，也说到了点子上。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许多诗人是羡慕、嫉妒M的，如果他们也成了大款，他们也会效仿，做出同样的事情。这进一步印证了用钱“赞助”然后大肆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试想，如果中国有10个大款像Ｘ那样赞助这些刊物，然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么还有多少版面留给没钱的作家诗人？ 您的信也让我反省自己内心里浮躁、功利的一面，我会认真地克服它。至于M最好的诗是否比我最好的诗优秀，我想这不重要，因为大家都还在写，路还长着，现在跟谁比较都是无意义的。我只能说，我在踏踏实实地走出每一步。而这也需要作为老师、兄长、老乡的您多提醒、多教导。像您今天这样的直言，我很高兴。 2 B编辑： 您好！忙了一段时间，终于可以稍微清闲几天了。读了D的诗歌。这是我第一次读他（她？）的诗，我的感觉可能与你们的不同，也就是说，我的评价没您所认为的那样高。 D的诗，看得出是受过海子、叶舟、杨黎的多重影响，灵性、潜意识的成分比较浓。如果能综合这三家之长，无疑是优点，但他还远未达到，对于只要具备一定的灵气的诗人而言，写出您所发表的这几首诗没什么难度。记得西川上次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了一件事：当人们普遍认为《最后的幻像》是欧阳江河最优秀的诗篇时，欧阳江河说，那只是他告别写作的青春期之作。西川本人也十分羞愧于他那本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西川的诗》，理由和欧阳江河的一样。同样，于坚也从《尚义街六号》等单纯的写作过渡到了《飞行》、《0档案》之类的综合性极强的写作。因此，如果80年代诗人多是靠才华写作，那么90年代以后，则是比较诗人的综合实力和诗歌对各种事物的综合能力。把诗歌写得美且有深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当前许多诗人的诗歌太像诗了，直接、干净、“行云流水”，美则美矣，但过目即忘。就像我自己的一句诗：“太美了，反而空无一物”，这很值得深思。我的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如此。虽然这几年有所变化，但远未达到想象中的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走。 另外，通过这几次联系，我发现我们对诗歌的看法差异较大。读诗的态度也不大相同，一方面，您希望有自己的独立评价，另一方面，您喜欢依赖于别人的文章的评价，尽管那些文章质量平平。不知这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 3 C女士： 对有的事情我实在是不想发言了。包括对您的诗。对于您的诗其实我以前说得不少……我都是对我喜欢的那一部分说好，对我不喜欢的那些说不好，这些您都是知道的。最近的一次是讨论您的“狗和骨头”的那首。我不像某些人，无论赞扬和批评都比较轻浮、随意，我是很认真的。那个论证我的想法的帖子花了我的心血，它也是我近期对诗歌思考的结果，可惜不一会就被您“不小心”删了。 另外，我如果要说您的哪些诗好哪些诗不好，原因肯定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因为我所理解的诗歌与他们理解的不同。或者这正暗合了您以前说的，我的诗歌观念太落后了。 您的诗比较随意、片段比较多，但常有出奇之句，令我有一种无法言说（批评或赞扬）之感。把诗写得“不需要阐释”、可读、直观是您的追求，但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浅薄、直白、无聊的泥潭中，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段子和小幽默永远是段子和小幽默，谜语和歇后语只能是谜语和歇后语，它们可以成为诗歌的一个组合，但不是诗歌。而我发现您有时候夸大了这些零配件的作用，这是我无法认同的。所以我在论坛上评价您那几首诗时说它们“作为段子不错，作为诗歌不好”。有的人写诗是为了身体愉悦，我写诗是为了灵魂“开窍”，或者说有的人写诗是为了快乐，而我是为了痛苦。道路不同，就各写各的吧。 说了那么多，主要是想表达一个事实：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和诗人，我的立场只能是基于我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而不代表我对事件以及人际纠纷的判断。所以，如果您心里对我有什么看法不妨明说，我相信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以沟通的。 4 D先生： 发表这封公开信是因为读到了您在“扬子鳄论坛”写给我的帖子。（该帖子内容如下：“刘老弟便是从民刊到市刊再到省刊、国刊的吧……但是我敢肯定，老弟如不是副刊编辑，你不会是现在的刘春。至少还要过十年吧，早说我欣赏你的作品。社会、人类就是如此。所以沈某人也好，伊某人也罢，都必须操作，否则一定没有生路！更何况我们的诗歌读者如今在哪里呢？恕我直言了。”）因为我和先生一直是以礼相待，先生也是一个热心诗歌事业的人，所以值得我认真对待。尽管先生的帖子实际上是夸我的，但我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写出来，以表明立场。 关于我个人的写作，我不妨回顾一下。我在到报社的两年前已经出版了诗集，发表了近200篇作品，没当编辑，我同样有理由写下去。报社工作让我开了眼界，增加了我诗歌中的日常性，而不再像以前那种靠才气和想象写作。也就是说，我更深层次地了解了社会，而这一了解回报到我的思想中，成就了我的写作。我自认为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与很多诗人不一样，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职业。除此之外，新闻工作没给我的创作带来任何好处。至于“10年”的提法，我认为小气了，也短浅了，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出来”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够像大海般深沉和宽广，相对于这个理想，我写出来的只能算是小溪流。 我对刊物的看法也不是像您所理解的“从民刊到市刊再到省刊、国刊”的递进关系，当年的“省刊”《诗歌报》要比任何国刊优秀，现在许多民刊也比很多官刊优秀，我喜欢它们远胜于国刊。 关于“操作”，我不讨厌也不喜欢。对我而言，我没有操作过任何东西和活动。我每年自己掏钱悄悄地出版《扬子鳄》，不像其他民刊一样八字还没一撇就四处宣传、征稿什么的（当然，这也不是坏事），而且所公布的作者名单一次和一次不同（这至少是不尊重那些曾被公布名单后来又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诗人）。我一直是在出版后公布一份目录，然后悄悄地赠送给值得送的诗人，而不是为了面子或讨人喜欢见人就给。我2000年前从不参加诗会，2000年后每年至多参加一次。也没提出过什么“口号”、“宣言”。去外地旅游，总是和当地的朋友喝酒，从不去拜“山头”。我更不与任何人扎堆，搞小圈子。我的优点和缺点可能就是喜欢呼朋唤友，喝酒聊天，性子直，没有防人之心，在网上也这样。可能正是这一点给人以错觉，以为我喜欢“活动”、“拉关系”吧。 关于“活动”，还想说几句题外话。在我所在的省份，至少有80%的青年诗人在我的笔下出现过，我在各种场合和各种文章中频频提及他们，写过专篇的就不下30篇。至于外省的，更多。一些诗人很舒服地享受着别人的赞扬，另一方面又很自以为是地“高尚”，把做实事的人贬为“活动家”。我从内心里瞧不起这些人。其实说到底，什么活动不活动的，只要写出好诗，他就是怎么活动，别人也不能抹杀他的才华。退一步说，其实文坛倒真的缺乏优秀的活动家，至少他能为朋友们做许多事情，像庞德。而我很惭愧，还担当不了如此高尚的称呼。 人常常有些莫名其妙。当我看到那些写了几行诗就自以为是大师然而却没得到更多人的承认，因而对那些发表作品较多的诗人冷嘲热讽时——用诗友虫儿的话说，是：“想不到发表不了作品的人倒有道理了！”——我心里暗暗好笑（但决不愤怒，否则就上他们的当了），这种品格的人有什么资格讥讽别人！ 5 E编辑您好！ 您不满意我的组诗《致敬》，很令我意外。此前给您寄了《关于男孩刘浪》、《外遇》等我认为可以代表我的水平的作品，您都表示不满意，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笑）。现在，我不知道您究竟喜欢什么样的诗歌，那天在电话里和您提到西川和于坚，以及王家新，您二话不说就否定了他们，却说不出什么理由，很让我迷惘。 事实上，我个人很满意《致敬》。您不喜欢它可能是以为里面的内容是对西方大师的赞颂与膜拜。如果是这样，我想您可能没有认真阅读我的作品，或者说您没有读出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我写作的立足点和人们习见的那些诗人不同，实际上，里面的半数以上作品最初都是单篇的抒情诗而没有“献给某某某”之类的副标题。我把这些散篇结合为组诗，是因为这样一结合，它们便具有了内在的联系。我写的不是那些伟人，而是写我本人对生活的感悟，“献给……”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比如《纸上的月亮》、《黑暗中的河流》、《灯心草》完全是很个人化的抒情诗。而献给格拉斯的《铁皮鼓》，诗里的情节是和原著不同（没读过原著的人就更会误解了），我想在我在和格拉斯“合作”了一个新的《铁皮鼓》。《卡夫卡》表达的是对荒谬时代个体命运的审视，《T.S.艾略特》除了审视，还有一种自审和反讽……我认为这些写作是有意义的，有的人乐于当前生活，只去思考当下的油盐柴米，但另一些人更注重内心。而内心是永恒的。我倾向于后者。这些问题我在给您寄去的创作谈里涉及过，杨克在信中说：“创作谈中关于反讽我以为没拉开距离，我们可以为世俗低下自由的头颅，但我们内心应敬佩那些有勇气反抗的人，如果我们连冷嘲热讽也公开反对，就成了帮闲文人了。所以那几句话我以为你要斟酌。”他的意思无疑是正确的，但我想他可能读得太快了，我所表达的其实正好是他所指的意思。我并不反对高妙的冷嘲热讽，而是反对那些拙劣的、像讲段子般一览无余的“冷嘲热讽”。 诗歌写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具有广泛的包容能力，这就要求诗人具备多种素质，懂得思考。而当今诗坛，极少人思考这些问题。许多诗人目光短浅坐井观天，死守“唐宋”；更多的人习惯了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这很悲哀。 6 F兄您好！ 来信收到。洋洋洒洒三页纸，读得我惭愧不已。近几年我已经极少用笔写信了，和朋友联系要么发电子邮件，要么打电话，最多也是将信打印在纸张上寄给朋友。迫不得已用笔时，多是三言两语就此致敬礼。所以每次接到朋友的亲笔信，我总会产生一种受不起的感觉。 上个月在收到您的专著后，我曾给您发过一封电子邮件，从您这封信看来，您可能没有收到。在那封信里我谈了对大著的一些粗浅感想。大著无疑是既梳理了中国新诗发展史，又紧跟当下诗坛状况的佳构，时间跨度之大为此前相关论著所不及，特别是有专门文字论及近几年出现的“70后”、“中间代”、“下半身”等命名，尽管我个人对这些命名以及您所选取的“代表”另有意见，但作为一个高校学者，您能够对诗坛如此关注，也足以令人佩服。 您在信中对拙作的褒扬是我的另一种惭愧。您说我的诗歌“给人中正、仁和的'大家’印象，好比武侠小说中的武当、少林这样的名门正派，堂堂正正。没有偏狭之气，实为难得。它多少改变了我对'70年代诗人’的普遍印象”，我的《低音》让您“颇为震动”。能够让您这样的批评家说出“颇为震动”几个字，我似乎没有理由不高兴。我愿意把这番话看作鼓励和提醒。在武侠小说中，少林、武当弟子的武功往往只能居中等层次，除非是那些顶尖高手，但以我的才力，成为诗坛顶尖高手的概率大概不存在。退一步说，名门正派的武功虽然中正、仁和，给人以“大家”印象，但优点往往也是缺陷，比如它有可能比较罗嗦、拘谨、呆板，没有“一剑封喉”的锐利。这些都是我必须警惕的。 也很感谢您对《扬子鳄》的建议。您认为《扬子鳄》用较大的空间重刊名家旧作“对作者本人已没有什么意义，而对真正关心诗歌的读者而言，这些作品也很熟悉了，一些未名诗人更需要这样的空间”。您的话自然有道理，而我考虑的是资料性。《扬子鳄》对新时期以来重要诗人的代表作进行大规模整理，其意义短时间内体现不出来，但这样的工作如果坚持10期或者20期，结果就不同了（梁小斌甚至断言只要能坚持5期，其意义就相当重大了）。那个时候，10期《扬子鳄》叠在一起，就是一部简明的新时期诗歌发展史。这样的事情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官刊和民刊做过。对名家代表作的集中刊发还方便了更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免去了他们的查找之烦。当今诗坛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更年轻的一拨往往很小看自己的前辈，口口声声“PASS”、“打倒”，除了其中个别清醒者的确认识到前辈写作的弱点，大多数人都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没读过什么作品，或者接触到的不是前辈的代表性作品，因而认为前辈们不过尔尔，徒有虚名。《扬子鳄》此举至少能将他们中的部分人从狂妄中解脱出来，改变看法。朵渔前段时间写了一篇短文《以“第三代”为师》，许多人对他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而我则表示完全赞同。“第三代”中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西川、于坚、韩东、海子、李亚伟、周伦佑等人，这些诗人值得我们永远称为老师。 作者附记：这组文章是2002年给朋友写的一些寄出或没寄出的信。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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