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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新刚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在古希腊城邦研究领域，疆域秩序这一议题长期未得到学者足够重视。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说过，“关于城邦的组织，疆域既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被忽视的要素”。有学者注意到，现有的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地图，通常只是用黑点标出不同城邦，不会像当代地图一样清晰标注政治体的疆界，这使读图的人天然认为古希腊存在众多彼此孤立的城池。此外，地图上古希腊城邦的很多域外领土，还会被制图人忽略。像雅典除在阿提卡地区有领土外，还有一些公民长期驻扎居住地，如爱利特里亚（Eretria）、莱姆诺斯（Lemnos）、依姆洛斯（Imbros）等，但这些地方出现在地图上时，通常看不出与雅典有何关联。 疆域议题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材料缺失。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存世文献，判定古风和古典希腊城邦的具体疆域非常困难。从城邦疆域结构看，城邦除作为枢纽的城镇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定居点，如乡村和郊野等，后者在数量和范围上远超城镇；从长时段看，除雅典和斯巴达外，古希腊城邦小而多，且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增加了确定城邦疆域的难度。二是人们对希腊城邦的性质理解有异。很多学者认为希腊城邦与现代国家有很大不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界定，疆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一环。与之相对，古希腊史研究者不会首先强调疆域对城邦性质的意义，而是更关注人。布朗大学教授拉夫劳勃指出，“城邦是可移动的，比如福西亚人（Phocaeans）、雅典人在遭遇波斯人的威胁时，与无数其他城邦的人一样，可通过迁移或躲避战乱而在新移居地重新建立城邦”。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威胁希腊联军，如果不立即开始与波斯大军的海战，雅典人将放弃被波斯占领的雅典城，将舰队开往意大利南部；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在西西里鼓舞士气时更直接表示，“构成城邦的是人，而非城墙或空战船”。这也印证了古代文献更关注人这一记述原则，如在修昔底德笔下，永远是雅典人和拉凯戴孟人开战，而非雅典和斯巴达开战。 不止于此，希腊城邦对人的强调实际上聚焦于公民群体，因为城邦居住着各种身份的人，而并非所有人都有公民权，只有享有完备公民权的人才能获得和使用城邦的土地。晏绍祥在解释城邦的特点时强调，“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丹麦学者汉森指出，古希腊城邦本质上是“公民—国家”（polis as a Citizen-State）。公民群体界定了城邦的性质，城邦中虽然存在其他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对城邦的这一理解并非当代学者的发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已将城邦界定为公民共同体了。如果对希腊城邦性质的这一判定成立，那么公民身份对城邦来说就是首要的，疆域等外在因素是次要的。对此，汉森总结道，“对于古代民主城邦中的公民来说，城邦诸要素的优先顺序是公民群体、政治组织，最后才是疆域”。 尽管疆域不是当前城邦研究的重心，但不能因此认为疆域不具有研究价值。事实上，古代人有关疆域的讨论并不少见，而且对疆域的认识还非常丰富，比如他们认为城邦的可移动性并不意味着移动后城邦疆域的重要性降低；对农业社会来说，疆域是自足生活的重要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将疆域、宗教和城邦的兴起做融合研究，力图呈现更为复杂的城邦秩序图景，如法国学者德·波利尼亚克提出，城邦成员通过宗教生活组织起来，且都依附于同样的疆域基础生活。本文着眼于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城邦疆域，重点探究城邦疆域的构成、边界及其反映的权力秩序。第一部分讨论城邦疆域的构成，厘清城镇与乡村等重要概念；第二部分讨论城邦疆域的边界，探讨城邦的规模，辨析与边界相关的关键要素，呈现疆域边界的复杂性；第三部分聚焦城邦疆域与权力秩序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斯巴达和雅典疆域情况的分析，探究城邦外部疆域及其背后的权力秩序。 一、城邦疆域的构成 城邦疆域概念的确定，离不开对“城邦”和“疆域”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在希腊古风、古典时代，城邦的意涵以及空间范围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呈现多样发展态势。修昔底德在讨论早期雅典城邦演变时，部分揭示出城邦疆域的复杂性。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早期雅典作过简要描述，特别提到雅典城邦及其疆域的变化： 古时候，今日的卫城（acropolis），加上其周围的地区，尤其是往南的地方，就是雅典城邦（polis）。证据如下：卫城上除了雅典娜的庙还有其他神的庙，卫城之外的神庙多建在卫城南面的区域，即奥林波斯的宙斯的庙、阿波罗的庙、大地女神的庙、沼泽区的狄俄尼索斯的庙……由于古时候人们居住在卫城上，所以直到今天雅典人还将她称为“城邦”（polis）。因此，雅典人长期在乡村（chora）里过着独立自治的生活。尽管他们统一为一个城邦了，但是早期的雅典人和他们的后裔直到这场战争前，仍然普遍依旧习和全家人住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卫城并非雅典独有，“acro-polis”本意为“高城”（高处的或最高的城），也见于其他很多城邦，如阿尔戈斯、忒拜、科林斯等。如果说卫城代表了部分城邦早期疆域的发端，那么随着城邦在希腊世界大规模兴起，城邦疆域从卫城开始进一步扩大。就修昔底德的描述看，当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统一为雅典城之后，一部分人生活在城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乡村。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生活在雅典城内的人并未生活在卫城之内，而是生活在“asty”（城镇）之中，至少近一半雅典人生活在“chora”（乡村）中。学者通常将城镇和乡村作为古希腊城邦的标配，认为这是适用于绝大多数城邦的疆域模式。而要理解这一模式，首先需要澄清“asty”和“chora”的意涵。 在希腊古风时期，“asty”（ἄστυ）频繁出现于各种文献中，但大多数情况下该词指代共同体而非城镇。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6的一处：“αἴ κ᾿ ἐλεήσῃ ἄστυ τε καὶ Τρώων ἀλόχους καὶ νήπια τέκνα”，意为“如果她能对（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的妻子儿女大发慈悲”。古风时期斯巴达著名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 说，战场上骁勇善战的战士牺牲生命，却给共同体和祖辈带来了荣耀（ἄστυ τε καὶ λαοὺς καὶ πατέρ᾿ εὐκλεΐσας）。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同时使用了具有类似意义的“polis”一词。由此不难理解，在前5世纪中叶之前的文献中，“公民”更多地是用由“asty”延伸出来的“astos”（邦民）这一术语表达。梭伦在其讨论秩序的著名诗歌中，就将雅典当时的危机直接归因于邦民： 我们的城邦绝不会因为宙斯的命令或不朽诸神的意图而毁灭；因为由强大的父亲所生的帕拉斯·雅典娜，她是如此一位心胸宽广的护卫者，用双手保卫着城邦。是邦民们自己愚蠢的欲望摧毁了伟大的城邦，他们追逐物质利益，领袖们的心智也是不义的。到了古典时期，“astos”（邦民）一词仍可以和“polites”（公民）并列使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伯里克利的公民权法案，根据这一法律，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获得公民权。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古典希腊时期，“asty”很少作为城邦共同体被使用，而是指代城邦中心的城镇区域，从而又经常与“polis”混用。 “chora”（χώρα）一词的语义更含混一些，在上述修昔底德的引文中，该词明显指代乡村，即区别于城镇的地区；而有时候，“chora”也指代城邦的疆域，英文对应“territory”一词。公元前4世纪作家、将军埃涅阿斯在《论防御》中的一段话清晰展现了“chora”这两重意涵： 当特力巴利人入侵阿布德拉人的领土（chora）时，阿布德拉人排兵布阵，勇于应战，并取得了完胜；因为他们在战斗中杀死了许多人，打败了一支庞大而强大的部队。特力巴利人也由此被激怒了，他们撤退并重新组织起来，并再次进入该城（chora），设置埋伏，开始损毁离阿布德拉城（polis）不远处的土地（chora）。在辨析了“acro-polis”、“polis”、“asty”和“chora”的含义之后，就可以对城邦的疆域概念有基本认知了。第一，城邦自兴起以后，在古风和古典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些城邦从卫城扩展而来，有些城邦则通过小聚居点集合而成，由此导致早期城邦疆域起点不同。第二，到古典时期，城邦基本成型后，虽然“chora”一词有多义性，既可以指整个城邦的疆域领土，也可以指与城中心相对的乡村地区。但可以确定的是，希腊城邦的疆域构成有共同模式，即基本都由城镇和乡村两部分构成。至于城邦的人口分布和疆域规模，根据现有资料，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在古典希腊时期，75%—8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只有20%—25%的人住在城外村落中。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化水平之所以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大多数城邦规模都很小。借用汉森划分大小城邦的概念，希腊世界主要有两类城邦：一是少数大城邦，这样的城邦疆域内大都有众多村落，最具代表性的雅典有139个德莫；二是数量众多的小城邦，这种类型的城邦，大多疆域内根本没有村落，实际上是希腊城邦的正常类型。 对于小型城邦来说，城邦中的大部分人乃至所有人都居住在城镇里。一则公元前4世纪考瑞西亚（Koresia）城邦的铭文显示，该城邦疆域范围约为1500公顷，共1000—1300人。考古挖掘发现，该城邦疆域内没有一处公元前4世纪时期的村落或散居的农庄。由此可以确定，所有人都居住在面积为6—8公顷的城镇之中。对中等规模的城邦来说，可能有65%的人居住在城镇中，35%的人居住在城外或农庄地区。斯坦福大学对伯罗奔尼撒的赫尔米奥涅（Hermione）、哈里埃斯（Halieis）两个城邦的考古调查显示，它们的疆域范围分别约为27500公顷和7500公顷，城区面积分别是22.5公顷和18公顷，两个城邦一共约有8000人生活在城区，占总人口的64%，约4500人生活在城外的村落或农庄，占总人口的36%。至于规模较大的城邦，城区人口可能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如根据修昔底德记述，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初期（前431），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外，因为战争爆发被迫迁到城墙内居住。在厘清希腊城邦疆域的构成及人口分布后，我们需进一步追问，城邦之间是否像现代国家那样有确定的边界？如果存在边界，又是如何划定的？ 二、城邦疆域的边界 城邦疆域既然主要由城镇和乡村两部分构成，那么对大多数城邦来说，疆域总体范围应该是大致确定的。但古希腊城邦之间是否有明确的界线区分，以及城邦边界的具体形态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寻找城邦疆域边界的一种思路是通过城邦规模判定，因为如果城邦疆域存在边界的话，那么边界必将是划定城邦疆域规模的界线。古希腊城邦差异巨大，这种差异不只体现在政体类型上，也体现在疆域规模和人口数量上。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城邦，实际上在古希腊世界属于“非正常城邦”，因为斯巴达连同美塞尼亚，领土面积多达85万公顷；雅典连同公民驻扎的地区，共有26万公顷。但绝大多数希腊城邦远小于这个规模，根据德国学者鲁申布什的研究，古典时期爱琴海区域大多数城邦都是规模偏小的“正常城邦”：在有数据可循的700—800个城邦中，80%的城邦人口在2000—4000人，疆域半径在5—6千米。根据哥本哈根城邦项目的统计，60%以上的希腊城邦疆域不超过1万公顷，80%的城邦疆域不超过2万公顷，而疆域面积在5万公顷以上的城邦只有60个左右。城邦的差异如此巨大，想要确定城邦疆域的规模，需对具体城邦作具体分析。 对于大部分城邦来说，由于总体规模较小，对其疆域规模的推算一方面需依靠考古和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更需依赖早期城邦兴起的理论范式。学界目前一般认为，希腊城邦从约公元前8世纪逐步兴起，到古风时期逐渐成型，最终成熟于古典时期。在城邦兴起之前的希腊世界，散布着众多人口规模不大的村落共同体，正是在这些村落共同体基础之上，城邦才逐渐形成。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对于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大部分城邦来说，疆域规模与村落共同体的规模密切相关。 根据考古学家宾特林夫对波奥提亚等地的研究，在黑暗时期的希腊，定居点稀少且分散，规模也很有限。古风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标准的村落定居点领土范围半径可达2.5千米。小村落逐渐向复合共同体演变，人口达500人左右，并与邻近的共同体相区隔。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到前6世纪，城邦的平均疆域辐射范围不再局限在2—3千米，而是实现了两三个村落共同体的联合，平均疆域辐射半径也可达到5—6千米。换言之，宾特林夫通过对波奥提亚等地的考古调查，发现村落共同体的辐射范围一般在2—3千米，也就是半小时步程左右，而常规城邦辐射范围的步程一般为1—1.5小时，这也保证了城邦的公民能够住在城内，又可每日往返乡村耕种劳作。 上述考古成果和理论推导可以大致确定常规城邦的疆域规模，那么，是否有明确标识来划定城邦的边界呢？对于这一问题，近30年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回答是：位于城邦边缘的宗教圣所可能是城邦疆域边界的标记。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发现，根据过去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在城邦兴起的同时，希腊很多地区的圣所建设及相关宗教活动明显增多。黄洋指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为城邦提供了基础。在宗教与城邦疆域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德·波利尼阿克的《宗教崇拜、疆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是晚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他注意到，早期最重要的圣所往往并不在城市中心，而在与核心定居点有相当距离的乡村地区，这些圣所对于城邦的宗教崇拜来说非常重要。波利尼阿克将这些位于城区之外的圣所称作“城外圣所”（extra-urban sanctuaries），城外圣所与城区圣所一起，将乡野的领土与城区联系在一起，并将城邦凝聚成一个整体。波利尼阿克采用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普遍运用的“城—乡”二元分析方法，认为城镇与乡村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对，而且在价值体系及宗教崇拜方面都是相对的。具体来说，城镇是中心地区，象征着文明、秩序、规范和教化；乡村是边缘地区，象征着荒野、游猎、失范、无序等。 波利尼阿克进一步提出，古希腊人在荒野之地建立的圣所，除了是人神两个世界相遇的地方，还是城乡两个世界相遇的空间。荒野圣所将诸如阿尔忒弥斯、潘神等整合进城邦之中。根据考古发现，希腊有很多此类圣地，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圣所，斯巴达、米利都等地的阿波罗圣所，雅典、科林斯等地的波塞冬圣所等。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位于阿尔戈斯东北13公里的赫拉圣所。该圣所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每年宗教庆典举行时，城邦中的青年人会从城区圣地向城外圣地游行，城外居民平时也回到城区圣地参加宗教活动。在古代作家的记述中，城外圣地的存在以及每年的游行，就是在向邻邦宣示自身疆域边界，或者说宣示自己对城邦疆域的统辖权。总结来说，波利尼阿克主张，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的宗教崇拜现象揭示，与城邦实际疆域伴生的，或者说比城邦实际疆域更为本质的是“宗教疆域”。 波利尼阿克的解释极具启发性，对于界定早期城邦边界作出了重要探索，但考古发现不断挑战着他的总体结论。比如现已确知，位于科林斯伊斯米亚（Isthmia）的波塞冬圣所，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就已存在并使用，这要比科林斯城镇中心早出现2—3个世纪。因此，城区—城外圣所的空间构建显然并非与城邦疆域同步形成。另一个标志性例证是位于阿尔戈斯平原上的赫拉神庙，现有文本和考古证据表明，此神庙最初系阿尔戈斯平原上的数个城邦共同使用，包括迈锡尼、梯林斯和米地亚等。阿尔戈斯在公元前460年将这些城邦全征服后，才得以独占阿尔戈斯平原及赫拉圣所。波利尼阿克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赫拉圣所并非一开始就为阿尔戈斯人独有，其在公元前460年之前是阿尔戈斯平原数个共同体的聚集地。 此外，在古风时代，城外圣地往往是不同共同体的精英展示优越性的地方，并不能直接视为城邦的界碑。换言之，城外圣地的作用未必用来标定边界，也可能有其他意涵。比如考古发现在斯巴达城镇不远处有一圈宗教圣地遗迹，每个神庙皆能相互望见。但由于这些神庙离城镇太近，所以它们很难被视为斯巴达疆域的边界，更可能是宣示城邦占有整个优罗塔斯（Eurotas）谷地，并将其置于诸神保护之下。 可以看到，仅依靠城外圣所不足以确定城邦边界，还需要考察三个与城邦边界直接相关的概念：“teichos”（城墙、防御工事）、“horoi”（界碑）和“methoria”（边境地区）。城墙是对于边界最直观的划定，但这个词也有防御堡垒的含义，这种多义性将“teichos”和疆域的复杂关系呈现了出来。我们在上文中已说明城邦的多义性，“polis”既可指代整个城邦，有时也可指代城镇区域，和“asty”意思重合。所以，“teichos”意为城墙时，主要指代“asty”的墙。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古风时期拥有城墙和城防的城邦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在古典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到公元前4世纪，几乎每个城邦都有城墙。亚里士多德明确说，那些认为城邦不应该有城墙的观念都已过时。 根据哥本哈根城邦项目的统计数据，在1035个希腊城邦中，能够对城区面积进行有效统计的城邦只有232个，几乎所有城邦规模都在5公顷以上，平均面积65公顷，中位数为40公顷。但需注意的是，这些统计数字反映的只是城墙之内的面积，也就是城区的范围，而非城邦总体疆域范围。只有在极端条件下，城邦所有居民才会只生活在城墙之内，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里克利将所有雅典人搬到城墙之内居住，放弃城外土地任由伯罗奔尼撒联军破坏。但即使是雅典，它的城墙与一般城邦的城墙也有很大不同，因为波斯战争后，地米斯托克利不仅修筑了雅典城区的城墙，还将城区和比雷埃夫斯港用长墙连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城区。战争情况下的城墙也将“teichos”的目的突出表现了出来，那就是用于城邦的防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战争中，城墙划定的范围也很难被认为是城邦的疆域，“防卫”的义项使“teichos”不仅形容城镇的墙，也可以指代边境的防御工事。借由修昔底德的记述，我们得知，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在阿提卡周边的地区，“teichos”更频繁地作为“防御工事/堡垒”使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考察防御工事的位置确定城邦边界？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联军开赴阿提卡地区，先来到了俄诺厄（Oinoe）： 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向前开进，首先抵达阿提卡的俄诺厄，将从那里开始入侵。他们安营扎寨，准备用机械，还用其他方法攻打俄诺厄的防御工事（teichos）。俄诺厄位于阿提卡与波奥提亚的边境地区，筑有防御工事（eteteichisto），一有战争，雅典人就用它作为要塞（phrourion）。沿着这一思路，如果找到城邦重要的边塞防御工事，是否就可以确定城邦的大致疆域范围？奥伯指出，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陆地防御策略，“到了公元前4世纪70年代，雅典人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陆地防御体系，以在边境地区阻击入侵者；因此城防（city fortress）策略进一步扩展到将整个阿提卡地区作为防御要塞”。需要提及的是，奥伯对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防御体系的研究引发了诸多争论，但其研究对本文关心的议题即通过要塞确定疆域大有启发。 通过防御工事判定疆域的大致范围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著名考古学者坎普指出，在希腊化之前的雅典德莫，“如果不是处在边境地区的德莫，就不会有防御工事”。不过，奥伯判定的雅典城防体系建立时间还是略晚了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雅典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才开始营建阿提卡的边防体系，而是在更早时就已这么做了。除要塞与边境的战争外，城邦之间还会通过仲裁等手段解决领土纠纷，仲裁记录和边境管理规则也是判定城邦疆域的重要依据。但是，新问题随即出现：城邦疆域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现代国家之间的边界线？ 城邦疆域界线的确定有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为因素。从古至今，政治体的疆域界线大多由自然山川划定，希腊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山脊、谷地、河流等天然成为城邦之间的边界线。但自然地理并不能解决所有边界问题，很多争端都是对自然界线的争夺，像雅典和忒拜并不认为横亘于二者之间的季赛荣—帕尼斯（Kithairon-Parnes）山脉，应是两个城邦的自然分界。与自然界线相对，城邦之间还会通过战争、仲裁及约定等诸多方式确立各自边界，我们可以将这些方式视作由人为因素确定的边界。这样一来，人为确立的界碑 在辞典标准解释中，“horoi”是标注边界的界碑，既可用于标注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也可用于标注神庙、政治区域以及私人土地等。法恩通过对现有出土界碑做分类研究，总结了界碑的三种用途。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用途，就是直接作为界碑用。很多界碑并不是要划定实际的边界，而是要引起人的注意，比如坟墓或神庙前往往会树立界碑。第二种与土地出租相关，用于划定租借土地的边界。第三种用途是标记已抵押出去的不动产。近年来，界碑也被发现用于界定德莫的边界。但无论如何，这些发现大都是“horoi”在城邦范围之内的使用。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城邦疆域的“horoi”才是关注的重点。幸运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则铭文材料留给我们进一步探究的线索。 一块在阿卡奈出土的石碑上镌刻了早期雅典年满18岁的丁男（epheboi）宣誓的誓言。誓言内容包括要英勇作战、保护战友、保卫城邦、增加城邦领土、服从明智的统治者以及法律、敢于制止任何违法僭越行为、敬拜先人的神圣事物等。誓言最后是请神和其他多种事物做见证，这些事物包括祖辈（patris）的边界（horoi）、小麦、大麦、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 “祖辈的边界”这一表达非常含糊，从语法和行文看有多种解释方式。第一种是将“祖辈”与此句之前的神明名字并列，但后面紧跟的“边界”一词并不容易理解；第二种解释是将“边界”作为修饰“祖辈”、“小麦”等的词，也就是说“祖辈”及诸种作物的边界，但是这样一来该句话所表达的含义就难以理解了；第三种解释是祖辈疆域的边界，而后面的五种作物也是领土上的代表性作物。本文更倾向于最后一种理解，不仅是因为这种解释最通畅，更重要的是结合丁男群体的实际活动，将“horoi”理解为城邦的疆界最合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年满18岁的准公民群体在完成1年的基本军事训练后，“第二年在剧场中召开公民大会，他们在民众面前进行操练表演，之后便从城邦领取一只盾牌和一支长矛。接着，他们便要去乡村/边境（chora）巡逻，并驻守在哨所中”。既然丁男群体要用一年的时间驻守在城镇以外的哨所，巡逻疆土，那么将誓言中“祖辈的边界”理解为“祖辈疆域的边界”就较为合理了。 如果接受这一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疆域是有明确边界（horoi）的。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发现刻有“祖辈疆域”的界碑。2世纪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鲍桑尼亚斯在其著作中提及多种疆域边界标识，如赫尔墨斯青铜塑像等，但他的时代距离古风和古典时期已近500年，我们不能将他的见闻直接用来理解和判定早期城邦边界的状况。这也提醒我们，除自然山川以及共同约定的边境线外，城邦疆域界线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 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究，需要在“horoi”基础上再往前迈一步，即承认城邦有明确疆域边界的前提下，是否存在不能完全确定的边境地区？如果这种情况存在，表明边境线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确定，边境地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对这一假设的验证，有赖于对最后一个概念“methoria”的讨论。 “ta methoria/ge methoria”源自“horoi”一词，意为边境线之间的地区，这些地区要么归属权经常变动，要么处于双方默认的悬置地带。比如上文讨论过的俄诺厄要塞，修昔底德谈到其处于阿提卡和波奥提亚边境时，使用的就是“methorios”一词。修昔底德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很可能因为该地的归属权在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之间不断易手。根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公元前507年，俄诺厄是阿提卡的边境村落，当斯巴达入侵阿提卡时，波奥提亚人趁机夺取了俄诺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俄诺厄又被雅典收复。公元前411年，波奥提亚人又一次占据俄诺厄，后来，俄诺厄又回到雅典统辖之下，是雅典的德莫之一。可以推测，俄诺厄并非古希腊城邦边境争端的孤例，很多边境地区可能持续处在被争夺之中，只不过争夺的方式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仲裁或其他手段。 边境区域存在归属悬置地带，这是城邦兴起与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显示，城邦兴起的同时，人口显著增长，而要满足人口生存所需，就要从狩猎游牧的生产方式向农耕转变，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农耕地区的扩张。维克托·汉森认为，在公元前7—前6世纪，阿提卡地区经历了一次农业革命，将乡村变成了人口密集的自耕农地。与之呼应，詹姆逊通过研究阿提卡铭文材料发现，“eschatia”一词绝非纳凯认为的山区以及城邦的疆域边界，或者说并非荒野之地，而是可耕种的地区，是需要进一步修整开垦的地区。而在城邦交接处，往往是未转化成耕地的游牧地区，而游牧这一方式本身是不受定居限制的。在悲剧作品中，经常有两个城邦的牧羊人在某山区相遇的情节，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科林斯的牧羊人和忒拜城国王拉伊俄斯的牧羊人，常在距离两个城邦都很远的基泰戎山相遇。此外，还有材料显示两个城邦达成协议，维持边境地区归属的悬置状态，让双方的牧羊者可轮番放牧。 通过上述考察得知，城邦疆域虽然大致由城镇和乡村构成，但要确定其边界确非易事。辨析“methoria”、“horoi”和“methoria”的含义，使我们认识到城邦疆域边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希腊城邦规模、力量和地缘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大型城邦和“正常城邦”的疆域边界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由边界自身的复杂情况导致的，城邦疆域的边界既有自然山川，也可能由双边或多边的战争或协议确定，但也有归属悬置或总在变更的区域，这些区域更应该被理解为边境区域而非疆域边界。尽管试图确定疆域边界困难重重，但上文讨论的雅典誓词明确告知我们，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虽不见得能画出边界线，却对边界有明确的意识，因为那是政治共同体的边界。然而，这一问题在希腊世界最特殊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那里仍存在例外，这两个城邦不仅拥有城邦内部的疆域，还拥有不同形式的城外疆域，这就使城邦疆域的探究进一步复杂化。接下来，本文将目光转向斯巴达和雅典，以考察权力支配视野下的城邦疆域组织形态。 三、权力支配视野下的城邦疆域 与“土地”或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相对，“疆域”一词本身就预设了共同体的权力范围。因此，论及城邦疆域，除要澄清相关概念和厘定地理范围之外，还需考量城邦的权力秩序，将空间秩序与人的秩序结合起来。本文开篇提到，希腊城邦在本质上是公民共同体，公民在城邦中除参与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政治性活动外，还要一起进餐、会饮、祭祀、参加悲剧合唱队等。以公民群体为轴心，古希腊城邦内部建构起复杂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生活体系，城邦内部的权力秩序决定了疆域的具体形态。此外，如果说城邦内部疆域是每个城邦都需面对的议题，希腊世界中的主导性城邦，还在自身核心疆域外寻求并构建了城外疆域。以下分别从城邦内外两个维度考察城邦疆域与权力秩序的关系。 从城邦内部来说，与城邦权力秩序对应的疆域形态大致分两部分：一是城邦公共空间；二是与公民权相伴随的土地分配。城邦公共空间包括举行宗教、政治及其他公共活动的建筑和场所，诸如神庙、圣所、公共墓地、议事大厅、公民大会广场、剧场和体育馆等。公共空间对于城邦来说至关重要，用法国学者纳凯的话说：“城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和公共空间，该空间是以广场（agora）及其公共建筑为核心的，关乎公共利益议题的争论在广场上进行，权力不再位于宫殿之中，而是在城邦的中心。”人们在神庙、公民大会和体育场中频繁进行宴饮、祭祀和审议等集体活动，像雅典每年就有144天的公共宗教节日，斯巴达公民大部分时间则在训练场和公共食堂度过。这些在公共空间中举行的集体活动，起到了凝聚城邦共同体的关键作用。 除公共空间外，与城邦疆域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公民的土地所有权。黄洋通过对希腊城邦土地制度研究指出，“城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公民权的定义及公民群体的限定，这实际上意味着打破以出身为基础的贵族集团对政治权利和土地的垄断，代之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公民政治”。以古代希腊两个最著名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为例，“公民权都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土地所有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相应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在古典时期，拥有土地等不动产的权利严格限制在公民群体之中。故而，除城邦的公共空间外，公民在城区拥有的不动产和在城外拥有的土地成为城邦疆域构成的主要部分。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拥有土地的小农是城邦公民群体的主要构成者，并且土地往往呈现平等分配的特征。例如，斯巴达莱库古立法的重要内容就是土地改革，莱库古将土地划分为平等的份地分配给斯巴达人。两处较完整的关于殖民地城邦布局的考古发现，表明公民私人土地和房屋划分具有平等性。一是希腊在克里米亚地区建立的殖民城邦切索尼斯（Chersonesos），在该城邦中居民将土地划分成非常规则的长方形，每块土地的面积基本相等。有学者认为土地界线的划分时期在公元前350—前280年，之后可能有过微调或增补，但总体处于古典时期和早期希腊化时期。二是爱琴海北岸的奥林索斯（Olynthos），该城于公元前432 年的城镇划分也呈现相似特征。学者詹姆逊总结说：“从公元前8世纪到希腊化时期，无论新建据点还是重建旧的聚落，只要地形允许，各地都采用矩形地块作为规划土地的标准，新建立的海外据点也是如此。”詹姆逊甚至进一步将同质化、小规模的私人房屋视为贵族价值观民主化，同时也是城邦民主化的体现。詹姆逊关于城邦土地规划民主化的推论可能走得过远，因为古希腊城邦自身就带有平等倾向。在柏拉图《法律篇》中的城邦疆域规划中，也可以发现类似设计，即对城邦土地进行平等划分，既保证公民享有自己的份地，也严格限制公民拥有超过定额的土地，以确保公民财产的基本均等。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城邦空间规划，但总体来说，城邦内部的疆域组织围绕公共空间、私人房屋和土地进行，重点是确立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并确保公民群体频繁进行的日常性群体活动。从城内视角看，疆域划分服务于城邦共同体的权力秩序与生活方式，这一特征应适用于绝大多数希腊城邦。但在古风和古典时期，有些城邦除拥有自身核心疆域外，还凭借自身权力获得了较特殊的“疆域”。特别是斯巴达和雅典往往被认为拥有“城外疆域”，这些城外疆域往往与战争和帝国行为有关。对于此类疆域的真实情况与性质，还需进一步辨析。 我们先来考察斯巴达以及受其影响和支配的庇里阿西人（perioikoi）城邦。斯巴达位于优罗塔斯谷地的城乡及其疆域被称为拉凯戴孟，而斯巴达所控制的疆域则被称为拉科尼刻（Laconice），该词并不单指斯巴达的城镇和乡村的地理单元，而是斯巴达政治权力可以控制的广大领土，远远大于斯巴达自身城邦的规模。在古典时期，拉科尼刻还包括美塞尼亚地区，斯巴达在公元前8—前7世纪就征服了这一地区，并将该地的众多居民变为黑劳士。那么，美塞尼亚地区以及更广大的拉科尼刻地区，与斯巴达疆域究竟是何关系？ 关于斯巴达对美塞尼亚地区的征服，特别是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前743—前724，前685—前668），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属于典型的扩张行为。这一观点有其内在的逻辑和预设，即推定在古风时代早期，人口随着城邦的崛起而增多，由此导致耕地压力变大，城邦便有足够的动机对外扩张，特别是抢夺农耕资源丰富的地区。修昔底德明确说过，曾经发生的陆地上的战争多是边境冲突。但这一解释近年遭到挑战。优罗塔斯河谷地区的考古发掘显示，该地区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才被大规模开垦，远晚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所以，美塞尼亚战争的爆发，不一定是因为人口压力导致的领土扩张需求。 鲍桑尼亚斯认为，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的缘由是，美塞尼亚人在边境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侵犯了斯巴达女人，并杀死了想去处理此事的斯巴达王特莱克劳斯，所以斯巴达才发动战争。综合来看，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动机未必是领土扩张，但战争的结果使斯巴达拥有了宽广、易于农耕的美塞尼。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提尔泰奥斯的诗歌以及考古发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斯巴达并没有直接占领整个美塞尼亚地区，而只占了位于依托姆山下的美塞尼城。那么，美塞尼亚地区的土地是否被纳入斯巴达的疆域？传统观点认为，斯巴达人攻占美塞尼亚后，便将土地在斯巴达人中间作了分配，并且将美塞尼亚人都变成了黑劳士，让他们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劳作，把收成上交给斯巴达人。但是，霍尔提出新观点，认为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并没有使所有美塞尼亚人都变成黑劳士，并且“斯巴达人当时将美塞尼亚的领土交给了别人，很可能是给了庇里阿西人，而非将美塞尼亚农民奴役在他们原有的土地上劳作”。如果这一解释成立，美塞尼亚地区并不能直接划进斯巴达的疆域，并且这种处理方式表明，古风时期的战争最关注的可能是人的征服与依附，而非疆域的扩充。 与斯巴达疆域相关的第二个议题，是庇里阿西人的城邦性质。庇里阿西人，原意为住在周边的人，他们与斯巴达人统称为拉凯戴孟人。根据哥本哈根城邦项目的统计，在古风和古典时期的拉哥尼亚，可以确定的庇里阿西人城邦共有23个，在美塞尼亚地区，庇里阿西人城邦总数可能为10个。那么，这些庇里阿西人城邦和斯巴达疆域的关系若何？目前能确定的是，并没有在斯巴达与周边城邦之间发现明确的疆域分界线。由于材料匮乏，庇里阿西人城邦的起源也没有定论，包括他们的拉凯戴孟人身份究竟自古有之还是斯巴达人赋予的都不清楚。但对于庇里阿西人城邦的性质，学界一致认为，这些城邦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有自己的政治和司法机构，可以自主管理和分配土地，只是没有独立的外交权。这些城邦和斯巴达的关系并非依靠条约确立，也就是说庇里阿西并非斯巴达的同盟城邦，而是与斯巴达人共同认定为同一个政治体——拉凯戴孟人。庇里阿西人虽受斯巴达人的领导，但不享有斯巴达的政治权利，不是斯巴达人的臣属，只是与斯巴达人保持紧密的宗教和文化联系。 总体看来，关于斯巴达城邦疆域的认识需要结合庇里阿西人城邦进行。由斯巴达公民构成的斯巴达城邦疆域规模非常有限，位于优罗塔斯河谷的肥沃地区；而由拉凯戴孟人构成的“政治疆域”则被称为拉科尼刻，斯巴达人作为整个地区的统领者，与庇里阿西人共同经营和防御着整个地区。斯巴达实际上通过权力秩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疆域”。 与拉哥尼亚的斯巴达相对，位于阿提卡的雅典则采取了另一种疆域组织模式。克里斯提尼改革将阿提卡地区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的土地分为30份，城区中有10份，海岸区有10份，内陆有10份，他将这些部分称为是三一区，三个区域各有一个三一区属于一个部落，这样每个部落便在所有的地方都有自己的部分”。他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关于德莫的，“所有住在同一个德莫里的都是彼此的同德莫居民……居民皆以德莫名相称。他又设置德莫长，其职务与以前的造船区长相同，因为他已经用德莫代替造船区”。第三项则是关于部落的，克里斯提尼“拒绝将雅典人分成12个部落”，而是创设十部落制，并用十个英雄之名来命名新的部落。这样一来，雅典总体的疆域就被划分为139个德莫。雅典没有在核心城乡区周围构建“庇里阿西人”城邦体系，而是直接着眼于阿提卡全境进行疆域设计。但这并不意味着雅典不存在城外疆域，古典时期的雅典有一类城外疆域需特别加以说明。 雅典最重要的城外疆域是萨拉米斯（Salamis），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和麦加拉之间，是两个城邦长期争夺的岛屿，在公元前7—前6世纪频繁易手。公元前7世纪，麦加拉人占领了萨拉米斯，公元前600—前595年，雅典人夺取了萨拉米斯。之后不久的公元前590—前570年，麦加拉人趁雅典陷入内乱之机，又夺回萨拉米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掌权后，很快又占领萨拉米斯。此后，围绕该岛又发生多轮争夺。最终在公元前510年，麦加拉与斯巴达结盟，斯巴达将萨拉米斯交给雅典人。30年之后，雅典及希腊海军就是在萨拉米斯击败了波斯海军，扭转了希波战争的战局。萨拉米斯作为阿提卡陆地外的岛屿，它和雅典疆域的关系是怎样的？ 雅典开创了一种新的权力支配下的疆域体系，这就是公民殖民地（klēroukhia）。在雅典与麦加拉彼此争夺中，萨拉米斯的居民不断变更。当麦加拉人起初夺取该岛后，岛上居民便逃至阿提卡地区。公元前600年，梭伦曾率一支由500位年轻人组成的军队重夺萨拉米斯。这500位年轻人很可能就成为萨拉米斯的新公民。后来经过几番争夺，最后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萨拉米斯的居民都编入雅典的十个部落，居民拥有雅典的公民权，但是萨拉米斯岛并没有进一步划分德莫。由此，雅典的第一个公民殖民地得以设立。 在公元前5世纪，大部分公民殖民地都是雅典通过战争或者在提洛同盟中获得的，如公元前506年败给雅典的卡尔基斯，提洛同盟时期的纳克索斯、安德罗斯、埃吉那、莱斯博斯、弥罗斯等。雅典在公元前404年败给伯罗奔尼撒联盟之后，基本丧失了所有公民殖民地，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只是在莱姆诺斯和萨摩斯等重新建立此类殖民地。雅典不同的公民殖民地，公民数量差别很大，多的如卡尔基斯有4000人，少的如安多罗斯只有250人。总体来说，公民殖民地的公民除保留雅典公民身份外，还能在当地获得“份儿地”，其数量足以使公民达到“双牛级”（zeugitai，即财产达到200麦斗）。概览雅典所拥有的公民殖民地，这些“城外疆域”主要是一些岛屿或海岸城邦，大部分散布在爱琴海各处。“公民殖民地”虽然依附于雅典，但其公民却拥有完整的雅典公民权。故而，这些殖民地进一步扩充了雅典的疆域，使公民能够拥有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对比斯巴达及其周边的庇里阿西人城邦，雅典在城邦的权力体系内部构建了城外疆域体系，并进而扩充了城邦的总体疆域。 经过上述讨论可知，古风到古典时期的斯巴达和雅典，均拥有不同类型的城外疆域体系。这两种体系的构建方式并不相同，但都是在城邦权力支配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以自己所在的拉哥尼亚地区为大本营，在古风早期就建立了双重政治权力疆域；而雅典从前6世纪末开始，随着实力的上升，建立了基于海洋力量的“阿提卡—公民殖民地”的综合型疆域模式。 结 论 与政体等议题相比，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研究中颇受忽视的领域，但疆域问题的澄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城邦性质，以及古风到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政治进程。以上分析与其说提供了对希腊城邦疆域的基本理解，不如说呈现了该议题的复杂性。古希腊城邦纷繁各异的规模和样态，以及不同的地理特征和组织形态，使城邦疆域呈现多种面貌。希腊考古学界也越来越强调地中海不同地区的“微区域/环境/生态”差异，这使任何试图得出普遍性结论的努力都需加倍谨慎。对希腊大多数城邦来说，就城邦疆域的地理范畴而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城区和乡村。 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城邦公民对疆域无疑有明确意识，但要弄清疆域边界并不容易。除自然山川外，边界可能通过战争和协议等方式人为约定。边界还可能由神庙、要塞等加以标识，也可能由于缺乏明确界线而扩展到广阔的边境地区。城邦疆域首要的一点是地理范畴，但随着城邦的崛起和共同体组织的完善，疆域便不仅是地理空间，也反映了城邦的权力秩序安排。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秩序构建要求与之相应的疆域秩序，如果说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是公民群体，那么疆域组织就要完成界定公民权和促进公共生活的任务。公民权虽然首先体现为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但需要经济权利加以保障，这就要求城邦赋予公民以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城邦公共空间为频繁进行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提供了保障，起到了凝聚公民群体乃至所有城邦成员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内部疆域组织进一步体现了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特征。除着眼城邦内部疆域外，雅典和斯巴达通过自身权力，还获得了不同性质的城外疆域。斯巴达将城邦疆域拓展到拉凯戴孟人的疆域，雅典利用公民殖民地将城邦疆域拓展到整个爱琴海区域。邦内和邦外双重疆域，对于理解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世界的主导地位，以及二者的竞争提供了新视角。总而言之，对于古希腊城邦来说，疆域不仅关涉地理空间秩序，更是城邦权力秩序的反映。 （作者张新刚，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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