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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庞瑞垠
.html) 追溯激情岁月的青春往事 透视变革年代的风雨人生 突破知青文学的写作传统 一一更多精彩篇章尽在《红杉树下》
知青小说，顾名思义，知青写，写知青。作为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文学现象，成就了一众业已载入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近年，知青小说（外溢至反映知青生活的报告文学、诗歌、影视等）已偃旗息鼓，或呈疲软状态。究其原因，不外乎大有作为的上世纪七Ο、八Ο年代的知青作家已渐渐老去，他们亲身经历的熟悉生活，基本上搜罗殆尽，显于笔底。而年青一代的作家，对知青生活不熟悉，单凭间接的访谈和翻阅史料，终究隔着一层，难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再有，对这场旷古未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因，性质及其影响，这些年也争议不断，众说纷纭，有的观点甚至尖锐对立。这就使得一些作者在选材和下笔时踌躇不决，乃至无所适从。这样，知青小说不仅数量大为减少，上乘之作更是寥若晨星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见到了江苏作家陈德民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无意给这部作品怎样的定位（这也非是我一人能够做到的），只是想就作者在创作中，对此类题材所作的某些探索和突破谈点管窥之见。
《红杉树下》描写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群南京初、高中生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故乡，来到苏北马陵山下贫瘠的农村，躬耕田垄，改造山河的人生经历。他们怀揣着梦想和憧憬，夹杂着迷茫和不安，在这里栉风沐雨，淬炼意志，在焦灼和磨难中寻找精神的突围和人生的出路，有泪水，有欢欣，有遗憾，有收获，由稚嫩走向成熟。作品通过对人物个体的表达和塑造，揭橥了人物迥异的境遇和不同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 诚然，类似的表现，我们在许多知青小说中都见过，这并非《红杉树下》的特色所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真实地反映和描写农村以及知青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包括一些反映动乱年代的知青小说），过多地看到农村的蛮荒、落后甚至黑暗，农民的愚昧，薄情和自私，仿佛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农村和农民没有任何变化，或者说变得更糟更坏，这既不客观，也不实事求是。《红杉树下》不是这样，作者没有回避穷乡僻壤的落后，但更多写到了其变化，充分揭示了农民勤劳、淳朴、善良的本质。在这里，以作品主人公郑东杰为代表的知青们，不仅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县、公社和大队三级领导的引导和培养（提干、入党），
而且，在生活上、出路上也一直受到关注，从改善居住条件、安排农活、复习、高考、招工以至后来离村返城，几乎是一路绿灯放行，纵然有第一生产队队长强暴女知青，形成先奸后婚的事实，也仅是个案。而且，对知青的关爱在普通农民金大妈、赵树森等身上也有体现。 读完全书，可以说，绝无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印迹。作者笔下的山乡正是作者本人的故乡，行文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挚爱，山乡的景物是那样的美，庶几无处不在，诗情画意令人神往。且引述两处山乡的描写： 夕阳慢慢落下去了，夜幕悄然降临，西方天空的红色晚霞变紫，变灰，变黑，终于遁去。夜色开始笼罩在大地上，像块宽大无比的幕布，悄悄地闭合了，罩住了山川、原野。高高的天空点缀着无数颗小星星，一闪一闪地发出微弱的光亮。远远近近的景致开始混沌迷离，不多会儿，月色便朦胧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路边的村落稀稀疏疏的灯光从民宿的窗口闪出，给无边的夜色带来一线生机。
而山乡的景色，又会因人的心情发生奇妙的变化。再看： 傍晚，学校的工作结束了，山坡上的景致吸引着她。极目远望，莺歌燕舞的鸟鸣伴随着云蒸霞蔚的绮丽，铺满大地的奇花异草衬托着逶迤山岭的灵魂；置身其间，疲惫的身躯在空阔无垠的秀岭上得以舒缓，浮躁的心境在山溪的清流声中归于安宁。融入其中，顿觉胸怀敞亮，心旷神怡。一个旋律在耳边响起，明天去学校可以教给孩子们唱…… 读着这样的景物描写，我仿佛在重温著名作家周立波在其《山乡巨变》中对湖南农村景物的出色描绘。陈德民似乎在呼应前辈作家，笔下的东山大队，可说是移步换景，美不胜收。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包括知青生活）的作品中，鲜见如此之多的景物描写，它让作品蕴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诗意，作者将其看作为一种探索，我以为是值得的。
谁都知道，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写人，塑造人物形象。《红杉树下》着墨于几位南京插队知青，写它们的生活，劳动和爱情。男女主人公郑东杰和杨文澜是一对恋人，郑东杰有理想，有追求，积极向上，始终乐观面对种种磨难和痛苦，在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郑东杰革新独轮车，推广农技知识，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效率，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他是一群知青的带头人，被培养成大队团支部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意志坚定，扎实前行。而杨文澜则单纯，善良和知性，热爱农村，也热爱自己的代课教师工作，迭经坎坷，至死也不改初衷。两人真诚相爱，却以悲剧告终。这样的结局，其直接原因是同为知青的许明松因暗恋文澜而从中破坏，造成郑、文二人彼此误解和隔阂，直到文澜临终才见上一面。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场悲剧中的时代印记。小说最后部分，文澜遗言将自己安葬在插队山村的红杉树下，而郑东杰让儿女在墓碑上也刻上自己的名字，以备死后与挚爱的文澜合葬。这段描述，作者饱含深情，读了令人荡气回肠，潸然泪下。如此的艺术处理，并不多见，任何作品，不谈其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什么的，如何以情动人才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作者的努力是成功的。
除了郑东杰、文澜这对恋人，《红杉树下》还写了弹棉匠、章艳、刘学卿的三角恋，刘学卿、戚卫红，徐叶青、董淑娟，以及乔琳、赵刚几对恋人。其中，既有知青之间的爱情，也有知青与当地农村干部、农民的爱情。而乔琳遭赵刚强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甚至谈不上是爱情，注定是一个悲剧。作者以不同的笔墨写出他们不同的爱情经历，情色性爱，各有特色，却又很好地把握了分寸。 阅读这部作品，你会发现，作者在描写这群知青的生活、劳动、爱情时，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平和、温情的，节奏是舒缓、绵密的，少见大起大落，紧锣密鼓，这大概也是一种风格的追求吧！ 恩格斯在谈到哈格奈斯的《城市姑娘》时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红杉树下》的作者遵循这一教导，没有生硬地用文字表达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立场和态度，但在平和温情的叙写中，读者不难理解其用心，而且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做出不同的诠释。 引起我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大量运用了“海州大调”，其歌词大多为民间流传的，也有作者根据情节需要自撰的。此外，还引用了若干古诗词和现代诗。这样的叙写方式实属罕见。这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将诗句穿插其中，诗文交融，增添了作品的诗性，活泼了文字的表达。
“海州大调”，是江苏明清时期俗曲中重要一脉，流传于苏、鲁两省交界的连云港一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特点委婉细腻，节奏舒缓，类似昆曲的赠板。演唱时，字少腔多，有一唱三叹之感，多用于抒情。将这种“非遗”项目的民间艺术吸纳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丰富和拓展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且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呈现出一幅幅原汁原味的风俗画。这对于惯常的小说来说，似也可看成是一个突破。 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初次尝试使用当代人物对话与历史故事时空交融的写作技法，不知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心中竟有一种忐忑之感。” 其实，小说的写作技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固定模式。《红杉树下》每节开头的“对话”，也可看成是“导引”，制造了某种悬念，引发读者往下看的兴味。每节以对话导入“情景再现”而贯穿到底，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这部小说浓墨重彩描述了这群时代青年在蹉跎岁月里的青春之殇，结尾部分写到了后知青时代他们不同的人生抉择。郑东杰回城后参与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后下海经商创办了大地实业公司，并投巨资在当年插队的地方建学校、开工厂，搞旅游，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城镇化的建设中来。杨文澜随落实政策的父母调往北京，生前从事小学教育。章艳、陈霖考上大学，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回到当年插队的县医院做了医生，实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人生理想。刘学卿成长为当地的县委副书记。徐叶青、董淑娟返城后结婚生子，儿子留学澳洲，生活安定幸福。断指自残回城的李晓斌顶职当上了银行出纳。那个逆来顺受，被生产队长赵刚先奸后婚的乔琳，最终与赵刚离婚，后来，
她在海州市买了一套小型公寓，与女儿同住，又租了一间小门面，从事个体经营，出售烟酒杂货，也还自在。至于那个写匿名信，破坏郑东杰、文澜婚恋的许明松也回到了城市，他一直因当年的失德举动而自责，内心备受折磨，悔恨不已……不同的出身、个性、教养和历练，造就了不同的人生结局，作者的展示是真实的，符合生活的逻辑。只是，文字过于简括了，当然，这也不能苛求于作者，也许，后知青时代这群“老插”们及其后代的故事，想必会是下一部长篇小说了。毕竟，这代人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与波澜壮阔的四十年息息相关，这些题材的作品，应该会受到欢迎。期待陈德民和更多的作家，“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新的探索和突破上给我们带来惊喜。 庞瑞垠，著名作家，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红杉树下》，陈德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豪华装祯。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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