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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拙先生的《 “柠檬·红杉”文学魅力永存——读陈德民长篇小说《红杉树下》兼议其调性》一文，是一篇颇具深度的评论文章，该文从《红杉树下》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隐在思想、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多角度入手，对小说文本进行深刻剖析与解读。值得一读。 “柠檬·红杉”文学魅力永存 ——读陈德民长篇小说《红杉树下》兼议其调性 文/李拙（河南) 一本厚实实的44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南京寄过来了，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尽管我曾经有许多评论文章在大报上发表，但对长篇小说的评论还属首次。所以面对尊敬的出版人兼作家，我只是说“啊啊，看我能不能？”“能不能”是很好的，一方面是说我能力有限，所以不一定能……另一方面是说，其中蕴含着一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暗语”——我浏览了作品，假使感觉很好，那就发挥一点智力，从它的内容、形式、调性等等“自以为是”地弄出一点“响动”来；设若感觉不好，不咋地，那就归于“不能”的范畴了。留有余地，一切在我，很好。
一．品读的感觉 开始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在主观上是以评论者的身份进入的，根据小说的篇幅、章次和自身条件等等，制定了每天读两个章节的阅读计划。后来不经意间，我的身份变为研究者了，这是心里的变化，心底里的感觉，那意思是必须要认真对待了。每一章都要做详细的标记和记录，还要把阅读过程中随时产生的印象和思想等等描述和记录下来。我的这些标记、描述的印象、产生的思想，最后一看，竟达到280多条。再后来，我又兼而变成小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了，不知不觉地感受着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欣赏着苏北农村、东山大队、马陵山区的迷人风光，以至于感其所感，盼其所盼，钻在作品里头不愿意出来。 在读到第19章＂履新团干＂的时候，就是读到以下几行字：“这几天，郑东杰乘着晴天，将来时带的被褥先后洗涤晾晒干净，随后跟文澜商量道：'我们是年前12月25日请假出来的，再几天就三个月了，是不是该回东山去了？’'嗯，应该回去了，那你跟叔叔婶婶打个招呼吧！’文澜应和道。”此时我不知怎的忽而产生一个感觉，怎么好像是在读《水浒传》？ 在读到第24章＂小曼招婿＂的时候，那里写的是婚嫁场面，“婚礼定在农历九月十六，队长说这天是黄道吉日，宜结婚宜乔迁……小曼这个刚刚16岁的女孩，今天穿红戴绿成了新嫁娘……只见小曼头顶红盖头，坐在小叔家的堂屋里，等待新郎上门迎娶……当弹棉匠弯着腰蹲下准备背小曼时，小曼怎么也不肯伏在弹棉匠的背上……在众人的劝说下，小曼十分不情愿地伏在了弹棉匠的后背。此时，弹棉匠每走一步，小曼都觉得离万丈深渊更近了一步…小曼的心在滴血…”“弹棉匠转脸看了一眼蜷缩在床角边的小曼，这个以前他一直认为还是个孩子的小姑娘，从今天起就是自己的媳妇了！他见小曼两眼红红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朝他看上一眼，就悻悻走出了小曼家的屋门。此时，眼前的青山绿水在他的眼里不再像往日那样富有生机，他的情感的天空迷茫了—— 隔花独坐就把琴儿弄， 但只见一轮明月拥上晴空， 叹嫦娥西落东升有谁共？ 翠眉愁压春山重， 秋波又展珠泪双涌……” 吟诵至此，我又忽而觉得好像是在读《红楼梦》! 可不是的，这部小说不少地方在行文风格、文字风格、人物描写风格、场面描写风格、情感描写风格等等的方面都有意（？）模仿或者酷似《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风韵，因而就自然而然地给读者留下恍似或者神似的感觉了。
二．“柠檬·红杉”文学缘起 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是一个传奇。下乡知青郑东杰和文澜在苏北农村的红杉树下“偷”尝禁果，后来一前一后返城竟“阴差阳错”，造成35年的隔绝。35年后的今天，文澜在红杉树下的“孕女”文晓彤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晓彤怀着又一代人的不一样的思维，从北京来到南京，来到远东书局，在二楼的咖啡厅，与素不相识的亲生父亲郑东杰就着两杯柠檬茶，一问一答，一块儿追忆和议论马陵山区东山大队红杉树下的那些故事、生活及其意义…… 有心人对偶尔闪现的文学意象总是高度敏感。 柠檬，原产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引入中国后在南方各省种植。其果实椭圆形，果皮浅黄色，果肉柔软多汁，味酸，香气浓，品质佳，富含维生素C糖类以及钙、磷、铁、维生素B族、烟酸、苹果酸等等。柠檬茶口感好，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助消化，抗坏血病，防感冒。务请着意，鉴于以上特点，现代的好多人都喜欢喝柠檬茶。所以说，“柠檬”正可以代表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现代生活的韵味、感情和认识。 红杉，在广大的农村和乡下，在崇山峻岭之间，它挥挥洒洒，一望无际，整整齐齐，代表着一色，统一，没有旁逸斜出。而且，“红”更兼有革命，牺牲，奉献，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等等的意义。“红杉”的所有这些意象、意蕴都正好象征着毛泽东所领导的群众性的伟大的革命和运动。 “柠檬”和“红杉”正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或者可以说代表了前一代和后一代，老一代和新一代。“柠檬”和“红杉”相结合则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世代的人的认识的沟通、交流、碰撞、穿越、借鉴、运用等等。当然这只是就其广阔的意义而言的，若就其在本书中的相对狭窄的意义而言，那就是文晓彤一代和郑东杰一代的沟通交流，就是前代人和后代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和感受的交流，也可以说是由此而形成的知青小说及文学作品等等。也因此可以说，“柠檬·红杉”的文学意象正是《红杉树下》这部长篇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创意与开发。从这里出发就可以明白，我们在本篇评论文章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文字的描述，就都是对“柠檬·红杉”文学意象的不同的侧面所进行的反复的阐释。
三．扎根重大文学主题 《红杉树下》这部小说所扎根和反映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重大的文学主题。农村问题历来是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农村稳则国家稳，农村安则国家安，农村兴则国家兴。无论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哲学的角度，文学的角度等等加以审视，概莫能轻视之。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取中心城市的惯例相左，就是明证。解放初期，50年代，上山下乡发轫，毛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且成立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并且发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尽管这些号召和措施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地完全的贯彻落实，但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农村就好像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堡垒，发动一次冲锋攻不下，就再发动一次冲锋，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拿下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向农村发起冲锋，一是选派优秀青年到农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我们目前正在宣传和学习的黄文秀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二是利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蓄起的丰厚能量，再一次发力，要使我国所有贫困地区在2020年底“一个都不能少”地达到脱贫目标，使我国整体进入小康社会；三是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发动全国力量不间断地对农村进行综合开发。我们由此而欣喜地看到，从当年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到支援边疆，开发边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到举全国城市改革开放富强之基，强力反馈农村，使农村脱贫攻坚奔小康，奔向文明富裕，这正好走成了一个完美的回归之圆。由此可见，《红杉树下》这部长篇小说是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根主动脉，是非常准确地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文学主题，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对中国社会的经验、认知、把握、胆识和魄力。毫无疑问，这是作者能够取得成功的首要的决定的因素。
四．人物命运丰满展示 ①郑东杰 这部小说里最主要的人物就是郑东杰，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准语言来说就是“根红苗壮”。他从小在家庭里受到劳动、孝顺等品德教育，所以在知青大家庭里能够做得一手好菜。他在学校里又一直担任班长职务，所以在10名下乡知青的小集体中又被指定为“领队”。很自然地，郑东杰就成为下乡知青的主心骨，成为下乡知青的代表人物。 他们下乡的落脚地是桃林公社东山大队。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关心、支持和安排下，大家跟着民兵营长走访了军烈属，看望了贫困户，那些“无怨无悔地生活在这个穷旮旯里”的“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退役老兵”，他们“墙壁上还挂着一块红布，上面布满了铮亮夺目的军功章”，而有的贫困户还是“家徒四壁”，住在“马陵山最原始的深处”。这里正是“条件比较艰苦的”“革命老区”，知青们“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郑东杰他们一致表示“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扎根农村一辈子”。这表明郑东杰及其所带领的知青队伍，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具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 这种坚定信念还表现在参加艰苦的体力劳动以后，郑东杰并且能够在多种场合对消极思想予以纠正，使大家的革命精神得到振奋。在农村居住生活，除了极个别情况下，支书和队长临时有意让你休息，或者天气情况不得不居家休息等以外，平素的情况下一天到晚就是参加体力劳动。三夏三秋大忙以外，冬春季节还要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一次参加抬河工的大会战是“负责把底下新挖的土石用扁担和柳筐往堤上抬。河堤的坡度接近四十五度角，每次一百多斤的土石从下面抬到上面，都要累得气喘吁吁。但还不能停息下来，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已经装满的筐子又在等着他们了。如果进度慢了造成积压，下面的人就会训斥起来。”“刚开始的一两天还凑合着，接下来肩膀开始吃不消了。连续多天的施工，几个知青肩膀都磨破了皮，扁担往肩上一搁，那钻心的痛感瞬间便传遍全身。”“大家忍受着肩膀和双手的疼痛，还要挺直已经腰酸腿痛的身板，坚持，坚持，再坚持……郑东杰和徐叶青抬着满满的一筐土石，徐叶青个头矮，走在前面，郑东杰个头高跟在后面，扁担压在两人的肩膀上，他们沿着陡坡吃力地往上爬。前面的徐叶青一手扶着扁担，另一手伸向后面拉着筐上的绳索。后面的郑东杰则伸出两只手，推着扁担上的绳索，防止泥筐在爬坡过程中往下滑落。在凛冽的寒风中，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后背、前胸滚落下来，他们索性脱下棉袄，和成千上万水利大军一样，口中呼着劳动号子，赤膊奋战在水利工地上……” 这时候，“徐叶青哭丧着脸说：“你说，这还是人干的活儿吗？” 郑东杰这样回答：“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不经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你看苏北大地纵横交错的河坝沟渠还不都是这样开挖出来的吗？”郑东杰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总能在士气低落时找到说服大家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并且身体力行，敢为人先：“苦点累点算什么？在人生的道路上，谁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就看你能不能战胜它，战胜了，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徐叶青明显被感染了，缓了口气，提提神说：“东杰，你说得对，我们要做生活的强者！”
郑东杰不仅政治立场坚定，而且处处表现出他的纯洁、上进、谦虚，爱集体胜过爱自己的高尚品质。他有一次在县汽车站排队买票乘车时，看见有人在队伍里故意推搡，且顺势将手伸进乘客的裤袋里窃取钱包，他就“一把将手伸过去，抓住了这个小偷偷钱包的那只手，一面高声喊道'抓小偷！’”待将负隅顽抗的小偷制服并交给车站治安管理处以后，车站要向他的单位写表扬信，郑东杰说：“如果是表扬我个人的话，就请不要写了。”后来听说是表扬单位的，他心想，“一年来在东山大队受到了领导和社员们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对人生、对社会都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既然能为集体争光，就让他们写吧！”于是，郑东杰说：“如果是表扬集体的，你们就写吧。”他的高尚品质当场就受到广大乘客的赞扬和好评。 这样的好品质也可以从他和文澜处理好婚恋中看得出来。“一起插队几个月来，他对文澜一见钟情，百般关爱，而文澜对自己好像也很关照……他多么希望文澜能和自己比翼齐飞，成为情投意合的一对恋人啊！”在这里，郑东杰丝毫没有考虑也没有介意文澜的出身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他只是一汪清水，心甘情愿、心无旁骛地和自己喜欢的鱼儿追逐嬉戏。郑东杰先期回城遭受挫折以后，几次给文澜寄信都没有结果，他没有灰心、死心。等文澜回城以后，他无数次地去文澜所在的军区大门口找她、等她没有结果，他仍然没有灰心、死心。为了找到两人恋爱的结晶，找到那个送人抚养的亲生儿子，他在大江南北整整耗费了十年功夫；而且不失信言，教育和鼓励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养父母保持养子关系。直至几十年后和自己的亲生儿女，父子女三人才得以一起去看望和告别气息奄奄的文澜妻子（母亲）。而且“至今还珍藏着你妈妈当年送给我的那块鹅卵石，这块石头虽然不是那种精美的宝石，但她象征着我与你妈妈的感情'坚如磐石’，历经百年，永远不变”，在妻子弥留之际，他把这个鹅卵石项链呈现在她面前，“文澜深凹的眼眶里流下了泪水，她用尽力气握住那颗鹅卵石”，深知这块小小的石头所承载的千钧重量和万分情谊，她当即留下临终遗言“我走后，你们把我安葬在马陵山那棵红杉树下……”最后，郑东杰沉思良久，凝重地将儿子遵照母亲遗嘱所写的“文澜之墓”改为“父郑东杰母文澜之墓”，只是“郑东杰”三字使用红色。所有这些都表明郑东杰不改爱恋初心，表明了他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品质。 这种品质扩散开来，在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中，在他因各方面表现成绩卓著而被提拔为东山大队团支部书记以及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工作中，在他积极聘请公社农技人员对大队知青和青年进行科技培训的工作中，在他积极建议将生产队肩挑劳动工具部分改变为独轮胶轮小推车，并且添置手扶拖拉机用于生产和运输，使全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一跃而成为全大队甚至全公社最先进的生产队的实践中，都一一表现出来。也在他后来积极参加改革开放，克服千难万险，创造出亿元企业，在他果断回馈投资桃林公社东山大队，彻底改变那里的穷困面貌，以使文澜以及知青们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得以最终实现之中，都一一表现出来。 这就是郑东杰，这就是从毛泽东时代走向改革开放新时代，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下乡知青走向成功的企业家的郑东杰，他不愧为一个阳光的光明的正面的榜样人物和英雄人物。这是作者奋尽全力塑造出来的很丰满的光彩照人的具有先进思想和品格的典型人物。 当然，郑东杰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走在平地上身在群众中的平凡人物。下乡的时候他很年轻，没有生活经验，他不知道和文澜发生性关系就会怀孕。在这一点上他甚至都不如三四十岁的一队队长赵刚，赵刚还知道和女知青乔琳发生性关系要使用避孕工具。郑东杰善良纯洁的品性突出，以至于在和青年们的处事和社会交往中没有任何设防，遭到同学的告发和算计而不自知，他也因此遭受到了重大的生活挫折。尽管有这些缺点，也不能够掩蔽他优点的光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更加生动，使他的思想和品质的光辉更加耀眼。
②文澜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文澜，文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她的出身那时候世俗的叫法叫做“黑五类”。“黑五类”这样的出身对人的压力很大，不过也不是所有“黑五类”出身的人都不能走向光明，也有走向光明的，比如这部小说描写的另一个知青人物章艳也是曾经的“黑五类”，但人家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知青们、大小队干部都赶来祝贺，章艳大学毕业成为南京某高校语文教师，与大学同行结为连理。文澜之所以成为悲剧式人物，有众多的原因可以查找，但最要命的却在于其本身，在于其本身的致命的自卑自贱却又不屈服不低头的性格特点。当然了，文澜也有光明的时候，也有幸福的体验。她在东山大队生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很阳光的，不仅有和郑东杰甜蜜无比的恋爱生活，而且有和知青同学们互爱互助的温馨生活，更有东山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的悉心爱护、关怀和提拔重用，使她有机会搞文艺宣传，当扫盲教员，当小学教师，被评为全县先进教师等等。文澜自己对此也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几年的乡村生活，几年的艰苦磨练，文澜并没有觉得日子煎熬难耐，与郑东杰的甜蜜爱情，与乡亲们的和谐相处，让她感到比在城里的日子舒坦多了”，她甚至于觉得“只要心中有丘壑，一草一木皆风景，无风无雨亦娱情。”但是在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她的自卑思想都是很浓重的。“自从父母被作为管制对象后，她也成了整个学校师生嘲笑的话题。他们谁都不愿意跟她接近，她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这世态的炎凉，让她很久都抬不起头来。也可能是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她的性格慢慢变得内向，在校时不愿意跟别人说话，也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一种自卑感如影之随行，让她抬不起头来。”甚至于到了东山大队，在马支书让她组织文艺宣传队的时候，她还在想，我的家庭背景“如果以后被发现了那麻烦就大了，会不会说我是故意隐瞒家庭成分问题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呢？”因此，在父母平反昭雪之后，郑东杰的信息和信件一直没有到达她的手里，她就轻易地表现出怀疑、否定，不能自拔的思想。郑东杰去找她，她也不见，她这样说：“四个多月的时间，一百多天过去了！没有一封书信，没有片言只语，这不就已经说明他的态度了吗？这样的人我难道还要去乞求他妈？”她甚而至于一辈子都不再见郑东杰，也不再另找对象，自己把自己逼向了绝路和死路。 这里要顺便提出的是，她的父母，一个是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个是大学教授，竟然轻易地听信女儿对郑东杰的单方面的猜测和怀疑，郑东杰一次又一次到军区门口来找，全家人明明知道，却出奇地一致予以拒见，甚至于为了躲避，全家迁往北京。在这种时候，堂堂的军区副司令员和大学教授还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说话。父亲黑着脸说：“这个郑东杰就是一个当代陈世美！……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中垃圾！”母亲诅咒说：“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这不是欺骗了你吗，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甚至还说：他“见我们作父母的平反了，看见文澜也回城了，又成了高干高知的子女，肯定会编造出许多理由，说他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没来得及跟文澜联系……你们要是不信，过不了多久，当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文澜回城的消息，一定会来找文澜的……”这样的高干高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官态，没有包涵，心胸狭窄，轻视凡人和穷人，他们怎么能给自己的子女带来幸福的前程呢？ 尽管文澜轻易地否定了自己的恋人爱人郑东杰，但是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否定她们两个人在“红杉树下”的相爱相恋的真实感情，也没有否定上山下乡那段难忘的生活经历。返城回家后妈妈给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心疼地说：“你多吃点，在乡下这几年，一定受了不少苦！”文澜一边夹着菜，一边这样回答母亲：“受点苦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嘛！比起你们来，我终归还是自由的。”从这样的细微的对话里，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文澜对下乡那段生活是留恋的，是肯定的，对农村是怀着满腔热忱的，这发生在经历过下乡上山艰苦生活的曾经的“黑五类”青年身上，颇有一番耐嚼的味道。这充分地说明了性格有点乖僻的文澜，她的基本思想素质和情感素质是好的，是善的，是讨人喜欢和可爱的。这也充分地说明，这部小说对上山下乡总体上是充分肯定的，这也是“柠檬·红杉”文学能够傲立于世的根本原因所在。
③婚恋悲剧 郑东杰和文澜两人的婚恋悲剧是全书的主要脉络线索，是作者奋全力摹写的重头戏，所以要单拿出来重点研判。 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郑东杰和文澜心心相印，相识相恋相爱，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青春恋爱生活。两人虽然当时出身不同，但志趣相投，抱负相投，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念和心声相投，真是“百年修得同船度，千年修得共枕眠”。1978年2月26日郑东杰离开东山大队，返回南京。文澜于当年6月26日告别红杉树回南京。中间正好相差四个月。四个月时间里，郑东杰在南京由于被举报被审查，哪都去不了，他接连给文澜寄过四封信，两封平信，两封挂号信。但文澜一封也没有收到，她在东山大队由于中心校长的狭窄和使绊，使她遭受一连串沉重打击，因而心情极坏，万念俱灰，加之郑东杰回城后杳无音讯，她以为郑东杰“回城变心了”，“是当代陈世美，人品有问题……”。郑东杰顶职上班获得自由后，不见文澜回信，便跑去东山大队找人，不料文澜已经回南京了，他几十次去文澜所在的省军区找，却次次遭到大门值班卫兵拒绝。后来听说文澜迁往北京了，又去北京找，却落个无果而返。 文澜母亲这样说：“他郑东杰进城时，文澜还在农村，他对文澜不理不睬，就像从空气中蒸发一样；现在见文澜回城了,我们做父母的也平反了，享受着高干高知的待遇，这个小子这才来找文澜。像他这种见异思迁、言而无信的伪君子，我们老文家怎能与这种人来往？又怎可让这种人走进家门？”从另一头看，郑东杰的母亲这样说：“东杰呀，文澜是高级干部家庭，怎么会和咱们老百姓做亲呢?小文已经看不上你了。”“你想想，如果文澜心里还有你，即使他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文澜也会想方设法来找你的，哪能一点音讯也没有呢？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 郑东杰始终没有断了要找文澜的念头，但他一直不能如愿。文澜是彻底对郑东杰死心了，但不服输的性格让她决心不再找人。最后文澜在弥留之际，得到了她三十多年前赠送给郑东杰,直至今天郑东杰仍然保存完好的那块象征“坚如磐石”的鹅卵石,以及郑东杰曾经亲手寄给她而被邮局退回来的两封挂号信,“文澜深凹的眼眶里流下了泪水,她用尽力气握住那颗鹅卵石，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苍天啊……’”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郑东杰最后从女儿口中得知，文澜以为郑东杰进城后变心了，又跟别人结了婚，于是这些年一直跟姥姥姥爷住在一起，没有结婚成家，身体一直不好，但却激烈反对去找郑东杰时，郑东杰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和口气说：“天啊！怎么会是这样？” 对于这场悲剧似的婚恋，郑东杰用一句话揭示原因说：“这一切看来都是巨大的误会造成的。”郑东杰的一句话果真能够准确概括悲剧婚恋的真正原因吗？其实，郑东杰揭示的只是它的直接的表面的原因，要揭示它的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一番考察、研究和分析，而这本书的全部意图正在这里。 我们不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悲剧婚恋的深层次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原因。前边说过，文澜的悲剧来源于她的自卑自贱但却执拗而不服输的性格特点，而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她的出身直接关联。她的父亲母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说了一句“至圣先师”的话。关于“批林批孔”运动本身，这里暂时不予涉及。其中的关键问题，一边是“批孔”，一边是“维孔”，本是思想战线的斗争和争论，怎么能用组织手段对待呢？这就把文澜打入了万丈深渊。她因此由天真灿烂的少女一下子变得思想包袱沉重且哀伤沉默了，即使我们党对这批人予以平反昭雪，文澜受伤的性格也没有彻底扭转和改变过来。针对这样的社会政治原因，要从根本上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只能采取对社会政治进行改善的办法了。 另一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人性的原因，人品的原因。郑东杰在东山大队的时候，跟文澜一块去找老秦队长请假，本来是未婚而孕去生孩子，编假理由编得不圆全。特别是郑东杰，要是拿父母说事还不容易露馅，他偏偏要拿爷爷说事，而爷爷是已经过世的人，这一点连他的同学许明松也清清楚楚。于是后来就被嫉妒成性的许明松向地方政府举报了，而且这个同学还将郑东杰寄往东山大队的平信暗暗销毁，造成了郑东杰和文澜的重大嫌隙。文澜在东山大队本来是接连被重用，春风得意，但是被公社中心校的曹校长送礼相参，把文澜害得伤痕累累。无论是郑东杰的缺点还是许明松的歪招，抑或是中心校长的私心和文澜的稚嫩，都是因为人品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对婚恋悲剧的形成造成了直接的和重要的深刻影响。 由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来看，要想避免婚恋悲剧的发生，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面下手进行矫正，一是要改善政治，二是要改善人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大工程，需要全社会下手才能奏效。可幸的是，《红杉树下》真真切切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而且这部小说还隐示我们，改善人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回归本真。郑东杰和文澜的最幸福的婚恋生活是源自于红杉树下，两个人的最满意的最春风得意的一段生活是得自于红杉树下，红杉树下的农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厚道、朴实、善良、顽强，正是知识青年在其中学习、锻炼、进步、成长、吸取正能量的不竭源泉所在。
④其他人物 除了郑东杰和文澜，这部小说还描写了一大群各具鲜活情态的值得你去品去爱的其他人物形象，比如桃林公社党委书记陈永生，知青办主任戚卫红，东山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支书，第一生产队队长赵刚，第三生产队队长老秦，生产队妇女队长金大妈，三队社员弹棉匠，张小曼，下乡知青刘学卿，章艳，许明松，陈霖，徐叶青，董淑芳，李晓斌等等。这些人物都各有事迹，各有神态，鲜活生动，性格鲜明，使人读后不忘，留下深刻印象。 你知道那个马支书是如何关心、体贴、爱护、支持下乡知青的吗？你知道他是如何培养郑东杰加入共产党组织，提拔他成为东山大队团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的吗？你知道在他计划把郑东杰推举到公社当干部，郑东杰因而在回城还是留在农村的问题上是如何摇摆不定的吗？你知道这个马支书有一个抽烟的嗜好吗？你知道他的烟杆儿有多长、是什么颜色、什么质地的吗？你知道那烟杆儿的这一头按着个什么物件儿？烟杆儿的那一头按着个什么物件儿吗？你知道他是如何享受那腾云驾雾的乐趣，领略其中令人荡气回肠的神韵的吗？ 还有那个三队的社员弹棉匠，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弹棉匠吗？你知道他为什么又叫赵树森，忽而又叫张树森吗？你知道他跟女知青章艳以及农村女孩儿春柳、小曼等的纷纭繁富的爱情故事吗？你知道他是如何缭绕喉腔在大山里唱响那撩拨人心的海州大调的吗？你知道他是如何无奈地接受招赘，和小曼定亲结婚举行婚礼的吗？你知道他和小曼的婚礼与赵刚和乔琳的婚礼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吗？ 恕我吧！恕我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些人物的生动故事和感人事迹吧！我由此而突发奇想，作者为什么不在扉页那里把这些人物的姓名都排列出来呢？为什么不去按照每一个人物各自的性情，绘画出来各自富有情态的一幅幅肖像呢？你甚至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撩人心思的《红杉树下》的人物画廊啊！
五．文学手段纷沓呈现 为了把这部小说以及小说里的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一一写好，为了突出显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题思想，让“柠檬·红杉”文学具有更强的引力和魅力，作者在结构探新、显示主题等等的方面使用了非常丰富的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表现手段，让这些手段在自己的作品里纷沓呈现，令人目不暇接。作者都使用了哪些文学手段？如何在作品里使用的？让我们试举以观。 一是“顺倒”显旨。 整个小说的文字结构，前面有一个“引子”，后面有一个“尾声”（“36.初心依然”），中间的小说主体部分有35个章节。我们在这里重点探讨主体部分的结构特点。 主体部分的结构安排富有新意和创意。他使用的不是普通的倒叙法。普通的倒叙法，是把事情的结果或者某一个最突出的情结放到开头，然后回过头，从头叙述事情的整个过程。它使用的也不是普通的章回法。普通的章回法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段落整齐，故事衔接，叙事完整。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把顺叙法、倒叙法和章回法等等柔和起来，根据自己叙事的实际需要加以创新，创造出一种新的结构方法，这个结构方法我把它叫做“顺倒”法。作者是怎样把几种叙事方法柔和起来创造出“顺倒”法呢？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小说主体的35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四字标题，如01.心理落差，02.激情演绎，等等，这就类似于章回小说的“回目”。 其二，在前面的34个章节里，每一个章节开始的地方，都有一小部分短序式的文字，而这34个短序式的文字跟35章互相衔接和连贯，构成一个顺叙的内容整体。这个内容整体用来叙述小说主人翁郑东杰，在南京远东书局咖啡厅，和未见过面的北京来的亲生女儿文晓彤对饮柠檬茶，叙说东杰和文澜（晓彤的母亲）的离奇别情，以及郑东杰和女儿、儿子共赴北京看望和送别文澜。因为这部分内容的叙述方式是顺叙，所以我们用“顺倒”的“顺”来表示。 其三，在34个章节里，每个章节的短序式的文字，在谈到一两个关键事由的时候，就将叙谈打住，插入对过去上山下乡经历的大段的倒叙内容。每章的这段插入的倒叙内容在书里是用“情景再现——”来命名的。而各段的倒叙内容（即“情景再现”）在情节、场景等方面是相互衔接和连贯的，完整呈现了上山下乡的往日生活。这种完整呈现总体上看就是一个完整倒叙，所以我们用“顺倒”的“倒”来表示。 这就是本书作者根据自己小说的主体内容及其具体的呈现情景，在顺叙法、倒叙法、章回法等结构方法的基础上揉合创新,所创造出的新颖的“顺倒”法的具体情况。这种“顺倒”法是按照“对谈”和“回忆”的具体情形所进行的艺术的创造和加工，其好处是既能够使现今的生活和往昔的生活更好的吻接呈现，又能够使现代人和前代人的认知更好的对接交流，还能够从本质上使“柠檬·红杉”文学的特点更好地表达和呈现出来。我觉得作者的创造是成功的，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 任何一个作家，他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总是千差万别的；能够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创造属于自己的写作、叙事和表现方法，充分显示了本书作者的胆识和创力。 二是反复显旨。 这部小说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对于一个人的某一个特点、某一个癖好、某一个思想或者全篇的某一个主旨等等，都有意地采取反复显示的方法，以起到加强、强调和在读者中形成特定的固定印象的作用。比如对郑东杰上山下乡、农村生活、参与企业改革、下海经商创业、投资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正能量认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呈现。 比如在018页，当一起下乡的许明松不无担心地小声说：“这土坯砌的房屋，住进去能安全吗？会不会倒塌啊？”郑东杰高声说道：“不怕，贫下中农能住的房子，我们就能住！”郑东杰勇敢地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振奋大家的思想情绪，显得憨实而可爱。 又如在第3章＂生死瞬间＂里，郑东杰跟文晓彤谈起上山下乡那段生活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生联系进去，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当年我们确实都有一腔改造祖国山河的壮志豪情。虽然条件艰苦些，但我却认为这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磨练。巴尔扎克有句名言：苦难是人生的老师。也正是经历了这段人生历程，才使我后来面对市场竞争时，总是能够迎难而上，最终战胜困难！”文晓彤积极评价父亲的人生观，极有感触地说“中国的知青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代人，也是最乐观、最有阅历、最有学习能力的一代人。”两代人在人生观上的交叉和重叠，令人回味无穷。 再如第22章里，东山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支书跟郑东杰谈话，夸他是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郑东杰心里热乎乎的，说：“我的所有成绩，都是国家的培养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离开了这两点，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多么好的赤心表白！这种赤心表白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么好的富有正能量的，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品德谦虚的好青年啊！这也使我们感觉到《红杉树下》是如此富有思想魅力的一部感奋人心的好作品，它为青年人树立起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三是对比显旨。 在第2章“激情演绎”里，有这样两段描写，一段是描写知青舞台演出的。“既然时代的大潮将他们推到这天高地阔的广袤山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他们纷纷将罩在自己精神上的假面撕开了一条缝隙，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到底都是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虽说压抑得久了，但青春的生命是富有弹性的。他们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展现，去求索。”对于这段话，我更愿意相信，其着眼点主要是针对文澜、章艳等出身遭受不公对待的青年来说的。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农村政治环境“宽松”的感觉，才会有“将罩在自己精神上的假面撕开了一条缝隙，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的感觉，才会有被“压抑得久了”的感觉。这是一类特殊的人物在特殊的环境里所形成的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另一段描写是这样的，舞台上的知青们所表演的“当红的革命歌曲，感动得舞台下一些老年听众的眼中溢满了泪花，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农，切身地体验着新社会让他们不再遭受兵荒马乱、欺凌压迫的平安生活；而那些年轻的听众，更是在这优美的旋律中如痴如醉，随着音乐的节奏踮着脚尖儿，摇晃着身体……”这里的描写对象实际上是指农村的贫下中农，有老年的贫下中农，有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他们对新社会，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具有最朴素的阶级感情。这也是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真切最生动的注脚。城市里的遭受不公对待的那些小青年，他们的感受和农村贫下中农的感受是有很大差别的；城市里的普通青年，那些“根红苗壮”的青年，就如同郑东杰一样，他们的感受肯定与上述两种人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样几种感受放在一起对比，立显他们之间的差异，立显城市青年应当拜老农为师，向老农学习的必要性。 本书所使用的文学手段很多，除上述几种以外，还有引哲显旨（针对知识青年特点，大量引用国内外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等的名言哲言）、歌唱显旨（针对青年特点，在不同的环境和处境大量使用和运用歌谣、诗歌、俚歌、夯歌、秧歌、村歌、骊歌、神歌、喜话等等）、描写显旨（有各种各样的描写，如人物描写、外貌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场面描写等等）、昭示显旨（在书中不同的场合和关键地方多处使用昭示语，即昭示后事结果的语言，以起到引人阅读、贯穿全篇等等的作用），以及抒情显旨、议论显旨、详略显旨等等等等。众多的文学手段一方面显示作者创作手法的丰饶，另一方面显示了文学作品的巨大的创造魅力。
六. 农村生活和农事活动的百花园和百宝箱 《红杉树下》这部小说多次表述，桃林公社东山大队是贫瘠和落后的地方。实际上，作者从自然资源、农民风俗、农事活动等等的方面，把东山大队描绘成一个山水美丽，民风素朴，非常适合城市青年接受教育、洗礼和沐浴的好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是动用了一生所有的知识储备的，我们非常感谢他的慷慨付出和恣肆泼墨。 比如第20章＂逆来顺受＂这一节，写女知青乔琳和一队队长赵刚的婚礼，“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进行”。这些婚嫁的风俗礼仪异常丰富，具体都有哪些呢？ 一是大喜宴。一口大铁锅架在门口，“锅底几根松枝树木熊熊燃烧，锅中的菜肴在厨师的翻炒下滋滋作响，白色的气雾从锅里面升腾四散，伴着喜宴的菜香味飘向院子的每个角落。” 二是八仙桌。“院子里摆放着六张八仙桌”，“每一张桌子可以坐着八个亲友。”郑东杰、文澜、刘学卿、章艳、陈霖、许明松、徐叶青、李晓斌八名知青作为贵宾被安排在主桌入座。 三是邀伴娘。知青“董淑芳跟乔琳在一个生产队干活，被邀请担任了新娘的伴娘。平时和乔琳走得近的，相处要好的张小曼和春柳也围在新娘身边凑热闹。” 四是待贵宾。赵刚托人从公社酒厂买的比较稀缺的几瓶桃林大曲，专门放了两瓶在知青们的这个贵宾桌子上。 五是拜喜堂。在大队马支书的主持下进行拜堂仪式，“赵刚的父母坐在堂屋正中，新娘乔琳在伴娘董淑芳的搀扶下从新房来到堂屋正中。新郎站在左边，新娘立在右边。马支书喊道：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拜堂结束后，新郎送新娘回到新房，两人互望了一眼，相视一笑，新郎就默默走出了新房，招呼客人去了。” 六是闹新房。“领头的人拿着一根用红纸卷成的捻子，沾上豆油点亮着，身后跟着几个随从的闹喜者，一喊一搭的唱起来： 手拿红纸捻，好！ 照照新娘面。好！ 新人一枝花，好！ 美貌人人夸。好！……” 七是讨喜果。“大家坐在新娘旁边的椅子上，向新娘讨要喜烟喜果。而跟在后面道好的那几个人，都是比新郎年龄小得多的大小伙子，进来后就想闹房了，他们一心想往新娘跟前靠近。” 八是护新娘。“伴娘董淑芳和赵刚家的几个堂姐妹守住床的前沿，灵活应对，用力推搡那些企图上前的后生” 九是新娘相。新娘“乔琳显得很矜持，用垂下来的帐子挡住脸，坐在床沿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任凭那些闹房的人欢声笑语，她像没有听到一样，一切事物均由伴娘向闹房的人去说合。” 十是交杯酒。“闹房结束后，一对新人要喝交杯酒。” 十一是撒帐子。“新郎新娘并肩立于窗前，送房的几名小兄弟站在对面，一手拿着装有红枣、花生、桂圆、瓜子（寓意早生贵子）的小升桶，一手抓着向新人身上及帐子内床上撒，边撒边说喜话： 一把果子撒东方， 东方佛主在天堂。 上有金鸡安福斗， 下有玉兔配凤凰。……” 十二是戳窗子。天色已晚，“新房的房门便关上了，赵刚和乔琳站在新房的床边。这时，一名送房人站在新房的窗户外，将女方带来的十双红筷子，成双掷穿蒙窗的红纸。里面的赵刚和乔琳躲在窗子的两边，让隔窗掷入的筷子一定要落在床上，寓意'快生子’。外面的人边戳边说喜话： 手拿红漆筷， 站在喜窗外， 戳破红棂纸， 来年就生子。……” 十三是筛堵窗。“戳窗完毕，送房人用筛子堵上窗子，再将扫帚头朝上把筛子抵住。传说筛子是千里眼，扫帚是万根辟邪棒。窗上有此二物，鬼邪不敢靠近。至此，送房结束，房内仅剩两位新人。” 我们在这里仅仅复述了一个章节里所描述的十三项农村风俗的婚礼仪式，在另一章即24章＂小曼招婿＂里，有小曼和弹棉匠的婚礼，由于那是招赘，故其婚礼仪式就与此有所不同了，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赘述了。本书所描写的风俗、农事、山景，水景，林景等等，那是一套又一套的，说它是百花园，说它是百宝箱，甚至说它是万花筒，都毫不为过。我在135页批道：“《红杉树下》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野花园，你若有幸走进去，目之所及，手之所触，皆是意想不到的情异之花，理趣之花，哲意之花。”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正是所有这些丰富的描述和描写，一起构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外部环境、自然环境、风俗环境、文化环境等等，更构成了实施再教育的浓厚的深邃的活动舞台和氛围。
七．瑕瑜互见 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我们总括出“柠檬·红杉”文学的新品类。根据这部小说表现方法方面的特点，我们总结出与顺叙、倒叙、章回等相并列的“顺倒”式的记叙方法。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全部内容，所有人物，都是有条不紊地交叉展开的，而至最后呈现出一篇浓缩章，这就是35章——＂重逢悲歌＂。这是全书主要内容的把握和浓缩，这是一个复圆章，回归章，复归原点的章，“回家”的章，凡是与郑东杰和文澜这两个主要人物相关联的内容都一概地一再地而不是完全重叠地予以演示，包括郑、文一代的恩恩怨怨，离割交合，包括其与父母一代的纠葛关系，包括其与儿子闺女一代的亲情关系，以及老一代新一代交接传递、继往开来的种种关系，都予以显现和演示。这一章把过往、今天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把振兴乡村的长远规划和知青们对落后乡村曾经做出的贡献联系在一起，集中地凝练和显示了长篇小说《红杉树下》的主题思想和深远意涵。这一章是完全包涵和非常光辉的一章，它所显示出的不朽的思想丰碑，既是对郑东杰等知青人业绩和思想的赞颂，也是对前代领导人和后代领导人关于上山下乡、振兴乡村伟大思想的赞颂，这是全书最生动最壮丽的一章。 根据近日文艺报关于作家云聚会，畅谈小说调性的报道，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思想、价值、人与人关系等）、结构、表达、语言修辞、色调情感等诸多因素的混合和总成就是其调性；而能不能被读者认可，被社会认可，则是判断文学作品之调性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 《红杉树下》这部小说的调性，从它的诸多文学因素的表现来看，它是坚持继承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传统，并在实际写作和描摹中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和韵味特点，那就是流水般平顺，浪花朵朵，彩屿林立，偶有波涛。它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散文性很美，许多地方都好像是散文诗，也可以说它是散文性小说。这样的特点非常适合大多数城乡阅读者，包括知识青年。这部小说不属于新异的类别。新异的类别里头肯定也有许多小的类别，新异不过只是小说开发的一个方向而已。《红杉树下》属于与新异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属于在传统小说里头向内开发，有新意、有嚼头的这样一类，是老树开红花的一类。小说开发绝不只是这两种方向。无论哪种方向，无论哪种调性，你能不能受到读者和社会的欢迎，有没有历史的认可度，还是要看你能不能经受得住实践和时间的考验。
大成若缺。毫无疑问，这部小说也有一些缺点，略举一二于后： 一是01章＂心理落差＂里说“章艳也是'黑五类’的子女，父亲原先在一家纺织厂当厂长，只注重抓企业生产，不愿意参与派性斗争。被说成是'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是个资产阶级的“白专代表”’。结果被造反派赶下了台，扣上了'右派’的大帽子。母亲在图书馆上班，因不愿与丈夫划清'界限’，也被打成了'右派’，经常遭受批斗。”我们知道，涉及“造反派”一般指的是文化大革命里发生的事情，“造反派”揪斗打击的对象一般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涉及到“右派”一般是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极为少数的党员干部），这部分人1978年以后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作品里的这段话是不是把“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弄混了？ 二是33章“投身商海”里，对责任制形式似乎写得过于实在和具体，例如“我建议公司可以考虑按'绩效考核’的分配模式，实行条块分割、部门承包的经营责任制措施，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动公司干部职工的经营积极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实行企业内部招标、竞标的竞争机制，将各个经营业务部门按照上年度的经营状况，适当提高标的，实行部门负责人竞争上岗。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跟其分管的部门经营效益挂钩，这样就可以调动他们主动参与和服务所挂钩的部门，提高全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对经营责任制的这种具体表述，是不是显得太繁琐，太具体，太实在，而跟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有点不搭呢？看是不是需要改进一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作家传略 李 拙 本名李顺生，笔名九方华，作家、评论家，居郑州。曾多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河南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发表文学作品，《桃花掌桃花》《老娘瓣》《方山柏》等选入《中国散文大系》《中国散文经典》《百年散文名家》《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等选本和中小学语文辅读教材，获得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作品评比一等奖、华文作家出版社优秀散文一等奖、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等数十种奖项，出版有《无名爱恋》《庶人淘金》《道可道非》等文学著作。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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