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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树下的知青岁月 ——评陈德民长篇小说《红杉树下》 文／刘波 周昕旸 一、创新的知青故事 《红杉树下》是陈德民先生创作的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以知识青年文澜和郑东杰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桃林公社的人物群像图。“知青”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青年群体是当时作家们的重点书写对象之一，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也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王安忆、梁晓声、李晓等人都曾以知青生活为主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红杉树下》继承并拓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青文学对时代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深刻关切，忠实地记录了恢复高考、知青回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承载着时代印记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也通过对下乡知青们恋爱、工作、生活的叙述，将知青们面对时代浪潮做出的不同价值选择背后的信仰与热情、无奈与考量真切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其中，知青与村民的冲突、回城过程中的波折、从讲究成分到门第的婚姻观变化等生活细节被放置在叙述的关节位置，这些来自生活的复杂暧昧缓冲了小说矛盾的戏剧化，为作品注入了更多的烟火气息，也消解了作品和读者之间的隔阂。 与以“寻根”“伤痕”为主导的传统知青小说不同,《红杉树下》在处理城与乡、知青与农民的差异时，并未直接表现人物生活习惯或思维逻辑之间的区别，而是将矛盾投射在诗词与当地民歌海州大调的异同中。下乡知青们尚未进入桃林公社，已被农人哼唱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歌谣吸引，海州大调即是乡村的一张名片。而知青们心怀对未来的憧憬，用背诵诗词的方式相互宽慰、互相鼓励，则证明了诗歌正是这些背井离乡的青年们最宝贵的精神武器。海州大调充满天真质朴之气，而诗歌则以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为永恒的主题，二者在曲调、歌词、主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冲突正暗示着由城市移居乡村的这代青年与乡土风俗之间的矛盾。 但在桃林公社，民歌与诗词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它们都成了那个压抑的年代人们用以寄托情感的工具，也都因为客观因素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原本的面貌。海州大调被称为靡靡之音，被迫重填歌词，甚至只能被偷偷传唱；青年中流行的诗词、歌曲的主题也受到了限制，数量锐减。但是，它们都并未因此消亡，而是始终顽强地以各类形式保存下来，传唱至今。这不仅是那个年代许多艺术形式的命运，也是知青们不畏艰难，始终怀抱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的象征。但作者并未明言，他隐身于文本后面，记叙矛盾而不表明态度，将解读的权力让位于读者，为他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促使其作出自己的道德评判。 二、精致的双线结构 整部小说由“寻亲”和“下乡”两个故事构成，女儿文晓彤与父亲郑东杰的谈话和郑东杰对往事的追忆两条线索交错出现，过去和现在、城市和乡村在叙事线索的跳脱中形成了鲜明对比。作品以“寻亲”故事开篇，但占据作品更大比重的是“下乡”故事，作者将这个故事用“情景再现”的形式串联成每个章节的主体部分，而现实的父女对话仅出现在每章开篇的一二百字。回忆为主、现实为辅的叙事结构让读者产生了颠倒时空的倒错感，读者不断沉溺于“下乡”故事中，又不时被“寻亲”故事拉回到现实，现实与过去亦真亦幻，这种写作技法更增加了文中知青时代的戏剧性。 衔接两条叙事线索的重要角色是文晓彤，她既是“下乡”故事的女主人公文澜的小女儿，又是“寻亲”故事中的主人公。但她的身份还不仅于此，文晓彤还是作者设置在文中的一位特殊读者。在“寻亲”故事中，文晓彤扮演了聆听者的角色，她听的内容是郑东杰对知青岁月的回忆，即为读者所见的“下乡”故事。 文晓彤这一角色的存在不仅时刻提醒着读者两个故事的时空距离——“下乡”中还是少女的知青文澜的女儿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起到了引领读者立足于现代视角对“下乡”故事作出即时评判的作用。在父女二人的对谈中，新旧词汇不断擦出明亮的火花，媒妁之言与网恋、闪婚等具有时代痕迹的词语象征着新时代的思维逻辑已经成型。小说中，文晓彤不断用现代思维评判当年知青们做出的种种行为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碰撞，重新唤起了读者对那个单纯年代的怀念，不仅使他们惊叹于知青们不畏艰险、始终以建设祖国为人生目标的坚定信念，也引导他们立足当下，重新审视时代浪潮下知青们阴差阳错的悲欢离合。 三、立体的人物形象 《红杉树下》讲述了下乡知青文澜和郑东杰的爱情悲剧。插队时私定终身的两人回城后因种种误会错失彼此，郑东杰就此开始了对文澜和儿子的寻找，文澜则孤身一人抚养着女儿。文澜临终之前，他们的女儿文晓彤终于找到了父亲，为二人解开了误会。一家四口终于在文澜的病床前团聚。作者把这个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置于历史巨变的大背景下，将时代与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的命运浮沉正是时代在这批青年身上落下的巨大投影的体现。 在重写知青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凭借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对这一具有浓烈历史印记的题材做了个性化的艺术处理，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乡村地区人民的命运。借由对下乡知青爱情、劳作生活的描绘，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知青形象。他们有的屈从于命运，有的始终不放弃心中的理想，最终走上了不同的命运轨道。 在十位知青中，作者刻画最为细腻的是文澜这个典型女性知青形象。文澜是“下乡”故事中当之无愧的女主角，她和郑东杰的爱情故事串联起了整部作品的主线。作者称之为性格最随和也最坚韧的女知青。文澜的命运一波三折：在成为教师的梦想破碎后，她孤身来到东山大队插队，后与郑东杰相恋，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幸福生活。后因被迫送走亲生儿子而身体虚弱，但意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教师工作。郑东杰回城后她又被本地教师群体排挤，最终失业；终于回城见到双亲之后，发现自己再次怀孕，又误以为郑东杰已经变心，因此心灰意冷，孤身一人抚养女儿成人。在女儿找到郑东杰为他们解开心结，一家四口终于团聚时，文澜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生活给了她无休止的磨难，但文澜从未自暴自弃，也从不放任自己随波逐流，而是如蒲草般柔软坚韧，始终坚强地跨过人生道路上丛生的荆棘，坚定地走向自己的未来。文澜是知青群体的典型代表，她经历的许多磨难都曾真切地困扰着那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她坚韧勇敢的性格和纯洁坚定的信念，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知识青年们拥有的共同特质，建设祖国的梦想和不惧艰难的勇气无疑是披荆斩棘的知青群体们重要的精神支柱。 除去对知青形象的塑造，作者还以桃林公社的干部、社员为代表，勾勒出一幅立体、丰满的乡村人物群像图。小说描绘了一些朴实天真的普通农民形象，如勤劳能干的金大妈、踏实机灵的弹棉花匠赵树森、聪慧懂事的女孩小曼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质朴勤恳的善良品性。但这些人物形象也并非十全十美，反对自由恋爱、讲求重男轻女等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地留存于他们的潜意识中，这使他们不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性。面对知青们带来的新思想，他们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但作者并未嘲讽他们，而是着重挖掘了农民群体特有的人情美，同时向他们投以同情的注视，相信他们必将更新观念，大胆追求幸福的未来。 四、鲜明的艺术个性 陈德民先生对历史文化因素的巧妙运用和别出心裁的情节设置、优美雅致的叙述语言共同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在小说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桃林公社自然纯朴的风土人情，将涌动的时代风云置于诗情画意的景致之中，营造了一片风俗画式的审美艺术空间，这使《红杉树下》蕴含着浓厚的乡土色彩。卷旱烟、抬河工、算工分等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生活细节为作品注入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作者描写田野、山川、红杉树等自然风光的优美笔触也为作品增添了质朴、温馨的底色。作品中大量海州大调的出现尤其引人注目，这些朗朗上口的地方民歌将地域文化的灵魂渗透在作品中，为《红杉树下》注入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色彩。 在结构设置上，除去交错发展的两条叙事线索，作者又创造性地增加了第三个叙述层。《红杉树下》中的故事主要由郑东杰讲述，作品最后又将故事的作者假托为他们的女儿文晓彤，使“寻亲”和“下乡”两个故事都成了文晓彤笔下的叙述文本。由此，作者是当之无愧的叙述者，文晓彤则成了《红杉树下》的虚构作者。郑东杰与他们不同，他不与读者直接交流，而是专注地向文晓彤讲述。虚构作者的出现模糊了文学与现实的界限，为读者搭建了通往文本内部的桥梁，使读者得以更加真切地体会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感受作品的承载的多重内涵。 在作品的情节编排中，作者独出心裁地安排了一场“非常态”的团圆结局。随着女主角文澜因病去世，她与恋人郑东杰已再无相守的余地。但故事的结尾并不让人感到悲凉：在郑东杰的努力下，他又回到了东山村，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文澜未竟的教育事业。文晓彤也用写作使这些尘封的旧事重见天日。文澜的死去虽然让读者叹惋，但活着的人又把希望的种子撒进了读者心间。这些也都是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的重要原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评论家传略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 周昕旸，女，1997年生，山东聊城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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