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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杉树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于红新 摘要：小说《红杉树下》中，作者使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聚焦知青岁月中涌现的各色女性形象，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以立体的视角观察女性：一方面把女性当做是独立的、正处于生命奔腾流走阶段、有着无限生机与活力的人，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生命与美好；另一方面又兼顾到女性作为知青历史见证者的特殊身份，从而刻画出女性没有话语权的弱势地位，以及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因此本文将从“青春与理想的承载者”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两种女性身份出发，深入挖掘小说中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与时代意涵。 关键词：女性、知青、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理想青春、文化压迫、时代压迫 作家陈德民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以蒙太奇的手法结构全篇，将回忆与现实两条时空线索交织呈现，包孕中国70年代“上山下乡”至“改革开放”国富民强以来30多年的光阴历程，再现了以“郑、文”爱情为核心的一代知青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与以往知青小说相比《红杉树下》呈现出两大特色：第一、对女性书写的重视。全书的篇目结构中，作者运用了三分之一（见表一）的篇幅聚焦女性形象，并有多章直接以女性视角命名。第二：以全面立体性的视角看待女性。具体而言，作者在进行女性形象刻画时据以客观中立的视野：一方面把女性当做是独立的、正处于生命奔腾流走阶段、有着无限生机与活力的人，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生命与美好；另一方面又兼顾到知青岁月中女性作为历史承载者与见证者的特殊身份，刻画出女性，没有话语权的弱势地位，以及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因此本文将以女性形象为切入点，从“青春与理想的承载者”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两种女性身份出发，深入挖掘小说中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与时代意涵。 表一： 数量 内容 章节名称 12 女性形象刻画 心理落差、激情演绎、 初涉爱河、不幸失身、 情非得已、逆来顺受、 花的心跳、一见钟情、 境遇难测、守住底线、 新教学法、小曼招婿 注：表格来源（自绘） 一、青春与理想的承载者 作者将女性作为“青春与理想承载者”进行刻画时，分为“青春之美”、“乡村之美”，“理想之美”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此三者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关系，即作者以“青春之美”为出发点，以“农村之美”为“根据地”，再现了知青岁月里女性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对“美好理想”的实现，使得女性形象的刻画，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脉络。 1．青春之美 所谓“知青”，从表层的身份意涵来讲：指那些恰逢初、高中毕业，或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不等，正值精力体力最为丰沛的时期，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依照人生阶段来讲：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涉世未深，心思单纯，带着青春独有的稚气与青涩，恰处于“人生里几乎唯一的一个纯洁无忧的”阶段，正因青春的纯净无瑕与转瞬即逝，才使得这一阶段显得分外可贵。因此对于女性的描写，作者以青春之美为切入点，分两种方式呈现：第一、作者根据不同人物性格采取不同的表述方式刻画出女性特有的曼妙与生机。具体而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口语化表述。在文澜的外貌描写中作者一连使用了淡淡、水灵灵、弯弯、粗粗、长长、微微、薄薄七口语化的个叠词，来形容女子的婉约与柔媚，这些特点并不具象，却是特定年代里人们定义美好女性形象时会想到的普遍性概念，正是因为这种普泛化，使得“文澜”这一形象定格为一种朦胧的、为人们寄托知青岁月的“理想倩影”。 第二：色彩化描摹。初遇章艳，作者特意隐匿自我，转借他人（弹棉匠）的视角来呈现人物，选取“白色的围巾”、“紫红的棉袄”、“枯黄的草地上的一朵鲜花””等几种色彩来表现人物。在东方审美观念中颜色与道德伦理和生命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白色在此处一方面以其不含杂质，纯一省净的特质，象征着少女简单纯粹的纯真品格，另一方面由于白色与发光体相类，与生命力相关联，比附着少女和姣好的面容和无限的朝气；紫红色在东方文化的诗性思维中，与血液与火焰是同构的，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和饱满的热情，而枯黄的草地则呈现出衰败和颓废的气息，两种颜色形成一组极具张力的对比，一方面突出了章艳鹤立鸡群的气质，另一方面增强了画面中格格不入的隔膜感，暗含了弹棉匠和章艳悲伤的结局。 第三：反衬法。在《激情演绎》中，作者再一次转换视角，将主角和作为背景板的观众位置互换，主角隐匿，路人作为符号发声：初见参加汇演的知青姑娘，以性别为界，村人分为男女两个阵营：男性阵营中，小伙子们既想看又羞愧地不敢端详，只得“在乘人不备的时候偷偷多瞟几眼”，正是在这遮遮掩掩的一收（怕羞）一放（偷瞟）之间，女知青的姿容被无限放大；而女性阵营中，妇女们在两相比较中自惭形秽，一方面不由自主间将自我缩小；另一方面这种嫉妒的情绪幻化成诋毁，以否定形式来完成对女知青们的最高肯定。尽管二者“一放大”，“一缩小”，“一肯定一否定”，本质而言，都是通过侧面反衬完成了对少女青春活力的刻画。 第四：加入道具来比附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精神状态。这种“比”的手法在中国文化中可追溯至上古时代，那时人们的抽象思维尚不发达，只能以具象的事物来暗示某些特征上或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见《红杉树下》47页），在风、骚中这种“比”的手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渗透到书法、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中。小说中将这种传统的手法加以继承，具体而言，用以比附人物特性的道具呈现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来看：小道具起着点缀人物性格、抒发人物情感的作用。如文澜下乡随身带着一架手风琴，从结构来看：手风琴有自由伸缩的特质，并在张弛有度的结构变幻中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一方面象征着文澜自身能屈能伸的坚韧性格在艰苦的环境中亦能奏响曼妙的青春华章；另一方面手风琴发出的婉转流动的乐音，与少女活泼好动，能歌善舞的青春生命和蓬勃朝气暗相契合。从功能来看：音乐有净化人心的作用，这种净化是双向的，一方面象征文澜在农村的自我改造与净化，另一方面则比附着她将用自身所学投身于教学事业，实现对乡村孩子的心灵教化。相较于手风琴女孩文澜，作者采用眼镜来作为章艳的身份代表。首先：眼镜是求知欲与优雅知性的象征符号，和章艳在后文中“成功获得录取通知书的”身份互为因果。其次：眼镜是章艳与弹棉匠情感的连接。一方面：“戴眼镜的章艳”唤醒了弹棉匠儿时记忆里对于老师的崇敬和亲切感，触发了弹棉匠对于章艳的初次心动；另一方面尽管弹棉匠与章艳互生情愫，却因为章艳是“戴眼镜的人”，有着“博学多识”，“知识渊博”的特质，令弹棉匠自卑却步，因而眼镜在此时又构成了二人情感的阻滞与隔膜。从宏观层面来看：红杉树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大道具，多次在重要的场合中被提及，其符号意蕴层次的丰富性不言而喻。首先作为环境符号：红杉树是一代人青春记忆的见证场域。小说中作者单列一章来描绘少女们对于文艺汇演用心细致的准备和精彩绝伦的呈现，尽管文艺汇演是出于政治需要，却在实际上赋予了少女们表达真实自我的契机，作者十分珍重这种可贵的青春活力，所以，为了给记忆寻找寄托点，作者选取了苏北农村地区特有的红杉树。在文艺汇演大获成功之后，作者特意给与红杉树近景描写，渲染了其苍翠生烟的姿态，实则加强了地点与记忆的连接性。其次，作为情感符号，红杉树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一方面红杉树是“文、郑”爱情的见证物。少女在红杉树下初次心动、亲吻、交付真心，红杉树的挺拔坚韧是少女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另一方面红杉树历经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是文澜在经历了意外怀孕、爱人失联、失去教师身份等一系列打击之后依旧不卑不亢的人格外化。 2．乡村之美 乡村生活作为青春与理想的依托点，可看做女性生机与活力的外化，作者从女性眼中的乡村景致出发，引导读者去忖度女性内心世界的纯净自然，以乡村为中介，构成“女性——乡村——读者，读者——乡村——女性”的一种凝视与被凝视的回环结构。具体而言，作者对乡村景致的描写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歌谣——女性的欲望表达。文中多次出现的海州大调，是苏北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歌民调，承载着苏北人奔腾不息的生命印记，却因时代缘故成为禁曲，作者以此为契机，首先：对海州大调加以改编，即在海州大调和青春活力的少女相互借势的基础上，创作出昂扬向上的《山居好》：一方面少女张扬的舞姿和动人的歌喉为海州大调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海州大调亦反应了少女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农村生活的热爱；其次：作者将海州大调作为传递男女情感的媒介：如章艳通过海州大调明确了弹棉匠的心意；文澜在海州大调的优美曲调中和郑东杰的情感有了急剧的升温等，总体而言，作者以海州大调完成了对女性欲望与生命力的外化和表达。 第二：景观——女性的纯净书写。知青女性从城市到乡村经历了一种空间的位移，这种空间的位移造成身份的区隔，使得在城市中被歧视和批斗的女孩重新被当做一个完整平等的人来对待，因此乡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女性逃离城市的高度算计和政治压力的心灵乌托邦，她们以纯净的心去打量乡村的景致，在乡村“碧草蓝天”、“风吹麦浪”、“虫鸣犬吠”的恬静澄澈中，安放自我生命最初的纯粹和赤诚。 第三：人伦——女性的至善描摹。文中乡村人际关系的简单真淳是通过乡村女性来表现的：如孤寡妇女金大妈对捡来的孩子视如己出；被划为黑户的孔秀兰，在雨夜热情留宿文澜，又是熬姜糖水，又是做面条等；尽管这些女性都遭受了生活或大或小的打击，留下各种生命的遗憾，但仍旧以残缺的生命向他人播撒完整的爱，正是这种包容和良善为知青提供了温暖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一方面使得后来在上山下乡期间和城市形成断裂，回城之后难以在城市坐标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的知青，一直对乡村念念不忘；另一方面也为知青在乡村实现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理想之美 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风靡一时，其中“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线路的大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做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基本标准”。(见《红杉树下》18页）因此从知青视角来审视“上山下乡”，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一：从行为本身来看：“上山乡下”是对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这一举动本身，就暗含着政治正确、立场坚定的象征意味。 第二：从目的来看：“上山下乡”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一方面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和人口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所以与之相对应，知青参与“上山下乡”活动，一方面是为国分忧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拥有了展开理想的广阔的试炼场。 第三：从自我发展来看：一方面知青可通过“在生活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向农民看齐”[2]（p18）的方式在农村的大风大浪中完成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为知青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国家将知识青年当做国家革命接班人的后备军，是对知青自我价值的确证，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晋升空间。笔者以为正是这种斗志昂扬的激情和高远坚定的理想，使得无数知青扎根农村与边疆，用自身所学为祖国添彩，铸就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小说中对于女性“理想之美”的实现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献身教育。上世纪70年代农村教育条件并不理想，农民的读书意识的淡薄，使得大量适龄学童无法入学。文澜一方面挨家挨户地动员家长思想，提高儿童入学率，另一方面精益求精不断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创新教学方法，“比如用海州大调填上唐诗宋词教学生吟唱、用讲故事的方式将枯燥的知识溶于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中”。（《红杉树下》374页）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知识的种子。 其次是为民送药。乔琳虽然年纪小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村民服务，“每天早晚拎着两壶开水、拿着装满预防疟疾的药丸瓶子，挨家挨户送药上门”(《红杉树下》104页），全队五十多户人家，二三百口人，乔琳会细心地登记下每个人的名字，并尽责地看着每个人服药完毕，才放心离去；碰到小朋友，更是会小心安抚。为农村的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和执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再者是社队任职。章艳作为大队的妇联副主任，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有着无人可及的能力和激情；戚卫红凭借自己积极向上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将知青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总之，每个女性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建设美好的农村生活添砖加瓦、奉献青春。 然而知青生活并不总是诗意和浪漫，知青女性也不仅仅是美好与生机的承载者，在最美好的女性形象背后往往包孕着文化与时代对于女性最残酷的侮辱与损害。笔者以为正是由于作者一方面有过在苏北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在时间上和知青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因此作者得以以较为客观中立的态度对知青生活进行全面的审视，既看到了女性形象在审美和艺术层面承载着的知青情结、知青青春以及知青理想，又不失深度地窥得女性在历史价值层面所承载的侮辱与损害。 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女性受压迫的历史由来已久，最初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定居的农耕生活，“从此男性不再从事采集、渔猎活动，开始代替女性从事饲养和农业活动，女性退居家庭内部，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由此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的演变中被进一步固化成为：女性——家庭；男性——社会的父权社会秩序；因此“剥夺了女性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权力，导致了社会资源在两性之间分配的不均衡，从而造成了男女两性在人格和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即男性成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并以男性的眼光来审视打量女性，使得女性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而知青岁月中，由于时代的政治高压，使得这种父权秩序被进一步极端化，从而加剧了女性的艰难处境，因此笔者将从精神与身体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女性受到的文化与时代的压迫。 （一） 精神压迫 1.时代对精神的压迫 时代对女性的精神压迫在乔琳身上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因此笔者在这节论述中将以乔琳为主，兼及其他女性。文中的乔琳是年纪最小的女性，与之身份相符，开篇写道她面对巨大环境落差，通过“哭泣”的行为来表达主体自身失望失落的情绪诉求。哭泣在这里既是弱小者的反抗方式，亦是一种求救信号，是乔琳争取同性之间的理解和安抚的努力，颇具试探性。然而他者的自适，残酷地打断了弱小的自救行为。这里的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农村”的美好使命，允许并且只允许人表现出昂扬的激情和斗志，于是畸形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人性的畸形与片面，自动屏蔽了低落的情绪表达。而女性在生理构造上天然偏感性的各种情绪表达，注定要遭受更多的压抑和忽视，最终导致处于每个人都营造出的“我很好”的氛围之中，乔琳原本“正常”人应有的不舒适感变成了“反常”状态，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在一群大臣的谎言里，开始怀疑自我，并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和自责。同时这种尴尬的处境，也为后文乔琳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其次：文革时期是一段“无性化”或者强烈“性禁忌”的时代，这种性禁忌的出现，与政治紧密相关。就像在西方，柏拉图认为诗人会唤醒公民性格中不好的部分，不利于维护贵族统治，因此萌生了驱逐诗人的观念，与此相类：文革时期亦认为对性的讨论会引发人身体内部的欲望，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一步危及统治，因而主张以政治为纲，“对全体民众实施高度统一的道德纲领：'压抑肉体以突出精神，压抑个人以突出集体，压抑人性以突出党性。’”。笔者以为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草木皆兵的高压环境下，把人们的一举一动都置于“符号化的政治目标和高度单一的道德准则”两面放大镜下进行对比检视，导致这一阶段一方面对道德、政治畸形推崇、另一方面对欲望极度压抑，从而加剧了这一阶段的耻感文化氛围。在羞耻感的驱使下一方面使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被迫失去了“为自己发声喊痛的权利，如被骚扰的文澜，尽管回到宿舍心有余悸，甚至想把“被玷污过的衣服都给扔掉”，这些行为都表明她需要、也应该把被骚扰的事讲出来，然而因为“太丢脸”，她只能独自咀嚼这份冒犯，同时用“教书责任重大”的政治理想，来压抑自身屈辱的心理情绪。另一方面这种羞耻感也为侵犯者（赵刚）们的变本加厉提供了可乘之机，乔琳正是受制于此，在第一次被赵刚侮辱后，不断地自我否定，难以自拔，最终在泥潭之中越陷越深，麻木地沦为了赵刚的泄欲工具。总体而言，正是这种“谈性羞耻”的落后观念对女性思想进行着无孔不入的渗透、压抑和迫害，成为束缚女性的沉重枷锁，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 2.文化对精神的压迫 如果时代赋予女性的是个体情绪欲望的不可说；那么文化背景则在女性的心理上铭刻了“不能说”的观念束缚。乔琳在被赵刚强暴之后，经历了从屈辱——痛苦——麻木——顺从（自暴自弃）的转变，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受害者最终要为施暴者的行为自责就像“小偷偷了东西，主人却要为之道歉”一样荒谬。然而话语在特定的视域下才会有极强的阐释力，还原历史文化语境，我们会惊人地发现乔琳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嫁给赵刚。首先：儒家文化中对女性贞洁的重视由来已久。宋代程朱理学将女性对男性保持贞洁与臣子对国家保持忠诚的观念相比附，指出守节行为本身的价值远超于生命价值之上，从而牺牲女性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该有的本能，对女性发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抽象教条；到“元代普通家庭的女性可凭借守节行为，不仅可获得社会尊荣；而且可免除劳役。因此元代女性的守节行为发展成为主流。”延续至明清之际，“守节行为成了一种狂热的宗教行为，清代授予贞洁烈妇帝国荣誉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前代所有王朝。”乔琳生于斯长于斯，注定难以逃脱这种观念的束缚。 其次，女性这种观念的延续并不是以“斩首示众”的暴力方式对大众思想进行强制性的清洗，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而是依托于话语，对每一个个体产生意义，从而使得活生生的个体成为观念的承载者，并在代际的传承之中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小说中作者特意用“两天时间”、“尘土飞扬”、“几经辗转”从时间之久和空间跨度之大，过程之曲折三个方面反衬出乔家父母想要说服乔琳的坚定决心。然而当乔琳把自己不幸受辱的事情透露给父母时，乔家长辈先是气愤地责骂，而后任凭乔琳如何挽留，“坚决不愿留下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种离开时的坚决与来时的坚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来一去中，作为守旧观念的鲜活载体，乔氏长辈的行为无形中昭示着：女性一旦失去了童贞就会变得掉价，贬值，不完整；简言之如何失去童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童贞本身，没有保护好童贞就等于错误、丢脸、蒙羞等一切负面评价的集合。以乔氏长辈为代表的守旧思想的捍卫者就像《祥林嫂》中可怕的柳妈们，他们本身作为文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无意识中又成为了侵犯女性的文化帮凶。文化正是借他们之口对女性造成了更为直接和猛烈的戕伐。 因之发生婚前性行为，对于乔琳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诚然文中提到过“村干部奸污女知青要被拉出去枪毙。”然而这对于乔琳并不是救命稻草，反而更像是致命一击，因为这种严酷的惩处正是在侧面反证了女性贞洁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具象地幻化成乔琳受辱之后“一刻也不曾离开自己的羞耻和屈辱感”。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指出那般：“真正的耻感文化靠外界约束力来维持良好行为，而不是像罪感文化那样靠内心对自身有罪的确认。一个人感到羞耻不是因为公开被嘲笑，就是因为他幻想自己被嘲笑。”[]（p158），这种耻辱感就像是心魔，无处不在，乔琳要想摆脱这种愧疚感，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枪毙赵刚（撕破脸挑明），要么嫁给赵刚（将侵犯合理化）。然而前者是一种杀敌一千要自损八百的事，在坏人被惩罚的同时，个体亦要直面自身的“残缺”，两相权衡，显然后者是代价更小的选择。作者特意渲染了乔琳被表彰先进作为的热闹场面，显得荒诞又讽刺，但这确是在扭曲的文化中得以暂时喘息的唯一方式。总体而言，乔琳的遭遇象征了女性在时代和文化双重背景下难以逃脱的精神压迫。 （二）身体压迫 如果时代和文化带给女性的精神压迫是隐匿的，无形的渗透，那么身体压迫则是肉眼可见的、具体可感的侵犯。 1.时代对身体的压迫 从时代背景来看女性的位置十分特别，首先是女性与女性的关系：在城乡差异中，女知青是城市人口，由于城市拥有更为先进的发展水平和更为优越便捷的生活条件，因此城市女性是优于乡村女性的；而在政治身份上，“毛主席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明确为被教育与教育的关系，要求下乡知青向农民看齐。”加之较多的女知青都是背负着“黑五类”的政治罪名进行下乡活动的，因此在重血统、论出身的文革时期中，农村女性又是优于城市女性的；与此同时，各具劣势的女性，又同时存在于“男性”的注视之下，即从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来看：由于女性生理结构特点的劣势以及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着的“男尊女卑”文化观念的影响，女性必然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对女性而言，要想在这种劣势的地位中要求得以生存，便要以柔弱之躯，一方面与父权社会体系下的男性话语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女性与女性之间进行周旋。而时代的高压政治无疑加剧了女性面临的这种双面夹击的生存压力，使得女性受到的身体压迫显得更为压抑和深刻，因此笔者将从暴力压迫、劳动压迫两个方面来分析时代带给女性的身体压迫。 2．暴力压迫。 作者对于女性暴力压迫的呈现主要是以赵刚为主，联动了两个女人的命运，并由此生发出性暴力和家庭暴力两种形式： 第一：性暴力。小说中的赵刚和乔琳之间的性关系是完全的不对等，其中赵刚（男性）主导着一切，乔琳（女性）既不出于自愿，也没有叫停的权利，作者特意用了“豺狼和绵羊”，以及“鹰和兔子”两组有着巨大力量悬殊的动物来比喻二者的关系处境，这种压倒性的落差显示出女性的强烈被动性。这种被动性一方面是力量的被动：在赵刚和乔琳初遇中，作者对于赵刚的身形做了细致刻画“粗壮结实、皮肤黝黑，高高的个头在北风中好似一堵墙。”皮肤黝黑是长期劳作的原因，体现出其有气力、有体力身体的特性，并且高个头很壮实，任凭一个成年男性都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乔琳只是一个瘦弱的未满18岁的小姑娘；另一方面是权力的被动。赵刚手下管着百十来号人，掌握着权力，掌握着知青工作的去留方向和强度大小。而乔琳只是一个有待教育的知青，她如果向赵刚反抗，从权力大小来看：作为无权无势的外来人员，乔琳必然会失去在农村继续生存的机会；从实际结果来看：很可能赵刚并不会受到应得的惩罚。文中在赵刚出场时曾提及：“赵刚最大的毛病是喜好女色，在队里不时有风言风语传出去”，但是所有的“桃色传闻都因没有得到印证而变得不了了之”。这种不了了之的背后，一方面是赵刚懂得在性爱过程中使用避孕套。小说所揭示的荒诞之处正在于此，全书中对性知识了解最多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性知识”（使用避孕套）来方便个人对女性的身体进行侵犯并免于责难。另一方面是在性观念上社会对于男性上有着更少的束缚、更少的耻感，所以尽管有着各色的传闻和舆论压力，赵刚在面对乔琳时，并没有收敛，反而怀着侥幸心理更为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对乔琳的身体加以蹂躏；相较于男性，女性被灌输了更为强烈的贞洁道德观和“性压抑”思想，因此动摇不了赵刚的舆论，却足以杀死乔琳，笔者以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父权社会中对女性的苛刻以及对男性的纵容，葬送了乔琳面对性暴力时的反抗。 第二：家庭暴力。作者笔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止为女性中的弱者发声，而且有着为更弱者辩护的悲悯情怀。在“乔琳与赵刚的结合”事件中，作者聚焦背后的女性境遇，既看到了弱小的受害者乔琳，更注目着比乔琳更加弱小的——“赵刚之妻”，以家庭为切入点，呈现了女性遭受的暴力压迫。一方面是身体暴力：十年的婚姻，她不仅每一天都要忍受和赵刚无休无止的吵闹，并且“即便在坐月子期间，当着左邻右舍的面还是被赵刚打得鼻青脸肿，”作者强调当着左邻右舍的面，一方面表明赵刚打女人已经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所以即便有外人亦毫不避讳，不以为耻。另一方面表明对女人的极不尊重，丝毫不顾及女人的羞耻心和尊严。另一方面是心理暴力：赵刚每天在外面拈花惹草，引发外界难以止息的风言风语，她是各种指责和非议的直接承受者，却无权向当事人询问事情的缘由，问多了也会被赵刚拳脚相加。所以本质上，赵刚从来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人来看，她不过是男人的一个工具，生命中最好的几年青春被用来满足赵刚的生理欲望，当青春已逝，盛年不再，赵刚便以“命理不合”的荒唐理由作为离婚的借口将她无情抛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乔琳正是女人的翻版。与此同时离婚的日期非常微妙：赵刚选在“双抢”之后，不偏不倚，在最农忙的时节之后，即压榨干净女人身上最后的一点劳动价值，然后决绝地将其赶出家门再去寻找新的猎物。然而女人有什么错呢？作者通过乔琳之口点明这个女子“客客气气的，非常有礼貌，性格特别好。”，所以尽管她受到来自男人与舆论的各种压迫，但女人却并没有因此就将这种压迫转向比自己更弱小者，反而依旧保持礼貌与风度，足见其善良与可贵，然而完美的女子却不得善终，究其本质就只是因为她女性的身份，天然处于对男性的依附状态。作者将女人的美好品格与悲剧的命途相对比，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呈现出巨大的悲剧效果。同时也使得我们见出妇女受压迫的程度之深之重。 3．劳动压迫 受时代鼓动和宣传，知青女性怀着盲目的理想和热情投身乡村建设，但农村的艰辛远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多。首先：农村劳动强度巨大。“乡亲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早上天蒙蒙亮就得起床做饭、收拾家务，六七点钟上工的哨子响了。中午回来慌慌忙忙做饭吃，连午觉都来不及睡就要忙着下午出工，直到晚上才能回家，但凡生产队有活干，无论阴晴雨雪、还是酷热寒冰，都得去田里侍弄庄稼。犁地、浇水、拔草、锄田、收割、脱谷，那样都是重体力活。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疼，汗流浃背。农忙时更是通宵达旦，披星戴月，以防多变的天气将一年忙到头已经快到手的粮食泡在雨水之中……”（《红杉树下》137页）而城市少女从小在安逸的环境中长大，加之女性在体力上天然地较男性而言更加能力不足，所以干同样的活，女性要比男性花费更大的力气。但是受到当时社会所倡导的“男女都一样”以及在“劳动中改造自我”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女性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得不让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运作的状态之下，最终对身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亏损。如文澜和章艳被安排去干和自己生理、心理条件都极为不匹配的砍树劳动，“两棵碗口粗的大树加起来有百十斤重”，对于一个十几岁的瘦弱少女来讲，把树砍倒已经是超负荷的事了，居然还要背着下山。加上女性不像农人那般有经验，亦不如男性那般粗线条、胆子大，所以她们在负重前行的过程中，还要小心处理自己心中对于“被护林员发现”的担心和恐惧，这些无疑都加剧了少女劳动过程中的负担，同时也为日后文澜的患癌症离世埋下了祸端。然而真正的男女都一样显然不是在劳动强度上的统一，而是根据男女不同的生理特性，安排适合男女不同的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性别优势。其次：恶劣的劳动环境也长期困扰着女性。如一向对干净整洁青睐有加的董淑芳和乔琳，要克服自己面对粪便时的生理不适来适应徒手抓着粪便为土地施肥的工作，原因是“大家都这么做，自己也要渐渐适应”。言外之意，既然大家都能做到，那么个人就没有理由搞特殊，如果自己不适应就是自己有问题。因此女性为了迎合社会的需求，努力纠正自己原本的女性特征并以之为耻，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男人去战斗，这在本质上“既背离了女性的自然性，又背离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认识”。 除此之外女性还面临着穿衣束缚，女孩子们只能穿着单调的黑白灰三色的衣服，但是下乡的知青正处于青春期的发育阶段，这段时间是女性一生之中最为美丽也最爱美的的一个阶段，他们虽心中十分向往然而他们不敢穿得花花绿绿，因为一方面会被村里的人说成妖艳，另一方面又担心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总之，时代带来的条条框框编织成一张细密的大网将女性紧紧缚住，使女性失去了原本该有的光彩和生机。 4．文化对身体的压迫 文化以身体为媒介对个体发生影响，因此个体的身体遭遇恰是文化意识的投射。小说中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压迫，最集中地体现为女性自我身体自主权的丧失与自我身体常识的缺失。因此笔者将选取代表人物对此二者进行分析。 （1）丧失自我身体支配权的女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存在并不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个人本位”，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权利本位”。家长依托于祖先崇拜和宗法血缘，拥有至高无上的家庭等级地位，所以在家庭内部：家长有绝对的权威，家庭成员依附于家长，家长履行对于家庭成员的赡养义务，同时也掌握着家庭成员的人身权。而在家庭外部中，横向来看社会事务亦不是直接与个人的对接，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交涉，一般以家长作为家庭代表；纵向来看，家与国是同构的，家庭是国家的一个微观缩影，家庭关系中家长和子女的孝亲关系向外延伸就是国家中的君臣关系，如汉代以察举制选拔人才，以“孝廉”为重要标准，其根本逻辑是：对父母孝敬的人才会对国家忠诚。正是这种文化思想在文革时期被进一步发展到极端化，最终酿成了了小曼的悲剧。小说中小曼的身份十分特别，处于农村中孤儿寡母的弱势群体，寡母金大妈作为小曼人生路上的唯一监护人，以爱的名义来绑架小曼的感情。本质而言小曼婚姻的缔结，并不是她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家族：包括家族土地的继承和老张家香火的延续，因为家族中的小叔子想占兄长的房产已久，为了保证丈夫的私有财产不流外人田，金大妈坚持要为小曼招上门女婿。而小曼的心上人亦是家中独子亦需要坚守自家血脉，因此便产生了个人感情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和背离，如前所述，在中国，个体是融于家族之中才有了个体身份的确证，因此，在家族面前个人的私欲（情感）只能让渡给公权。从利益最大化来看，的确小曼嫁给弹棉匠是对金大妈、弹棉匠、以及整个家族都极为有利的一件事，然而人与动物、工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有自我情感的，在下嫁过程中唯独被忽视的就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如果弱者被理所应当地当做社会的牺牲品，那谁又可以保证自己永远是强者呢？从金大妈自身的身份来看，她本人受人敬重一方面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丈夫的威名，另一方面则是丈夫死后金大妈守寡，保持贞洁，人们据此相信她会毫无私心地把自己奉献给队里，并由此换来村人对她的认可。所以金大妈本身，也是处于贞洁文化压迫之中的可怜人，不同的代际之间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小曼与金氏的遭遇共同反映出女性的身体属于丈夫，属于父母，唯独不属于女性自己的被动和边缘性。 （2）.女性自我身体常识的缺乏。 在西方，《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进行媾和的行为被认为是人生而有之的原罪，不过于西方人而言，尽管“性”是一种罪恶，却不妨碍他们可以通过忏悔来消除；“福柯研究了17世纪以来的有关性的宗教忏悔和自白。发现人们为了忏悔和反省．必须无休止地谈论性，谈论与肉欲相关的事情，并且事无巨细。因此，有关性的话题事实上并非被压抑而是被加强了．这种性话语的增加，最终导致了性知识的建立。”[]而在中国正统儒家文化中，宗法血缘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血脉的行为本身乃是一项至高无上的使命，所以性本身并不是罪过，但对“性”这种私人化并且容易激发人的欲望的事物，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节制”、“中庸”思想相违背，因此进行谈论的行为是羞耻的。在文革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谈性色变的氛围进一步加强，而性禁忌的后果带来了可怕的性无知。由于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无论在生理还是文化中，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性无知的最大受害者总是直指女性。首先：小说中文澜不小心怀孕后，生理知识一片空白，临时补充生理常识，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妇科知识》可供查阅，情急之下文澜甚至企图通过剧烈运动以及在肚子上缠绷带的方式来达到堕胎的目的，且不说这种方式根本无法达到目的，孕妇做这些危险动作，一旦出了差池将带给女性难以预料的身体损害。而这种贫乏的“性知识”和随处可见的“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广阔天地，大有所为”宣传标语形成鲜明的对比：证明对国家忠诚的唯一方式就是压抑自己的欲望把更多精力用于生产，简言之，就是要把女人变为一个生产机器，以“去人化”的方式来迎合时代的发展；其次：女性的月经被视为不洁之物，即便在厕所里也不能见天日，须用草木灰加以遮掩。文中的乔琳正是为此招致一片谩骂。而经血和女性的生育能力紧密相关，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对血脉延续极为重视，一方面又对经血极为抵触，显示出某种矛盾的荒诞性。焦杰从人类学视角加以考察，指出这种对女性月经的抵触排异情绪产生于父权社会，由于男性对于女性生育能力的嫉妒，便将“母系社会中的神圣秘仪——生育仪式和经期禁忌，加以篡夺并利用，并使之成为他们控制女性的仪式”，在父权的强烈干预下“男人们把他们的先天不足变为某种肯定性的东西，这种努力产生的一个不幸的结果，是把母性定义为一种缺陷。”在性知识被禁止谈论的时代中，这种蒙昧的观念充当着在父权社会评价女性身体的标准，不断渗透到乔琳的思想中，渗透到无数中国女性的思想中，使得女性要不断为女性应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感到抱歉，成为了“谈色性变”的文化中可怜的牺牲品。 三、小结 本文以陈德民长篇小说《红杉树下》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分析了处于时代和文化焦点上的女性作为“青春与理想的承载者”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双重身份。其中女性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很大程度上由父权制下女性天然被视为边缘、次等人的观念引发，而父权社会的本质是强权对弱者的迫害，因此父权之下受伤的不止的女性，还有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我们只有不断改善女性的处境，使得更少的女性从“青春与理想的承载者”沦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女性和男性才可以更加幸福地生活，这个社会才能拥有更为健康和谐的发展。(本文作者工作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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