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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经常可以看到林间小路，乡村一隅，深夜疲惫的灯光，晨曦中的自言自语，时有孜孜不倦的阅读者，在书中寻找自己的未来，那情景真让人可歌可泣，不管他们各自怀有不同目的，总之他们在读书，不说他们都掌握了多少知识，就算从外表上看那种执着，那种优雅，也是美景。
致敬那些曾经的读书人 许卫国 1977年以后，很多文艺作品又再次回到民众面前。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文化革命又以新的形式开展起来，被称之为文艺的春天，教育的春天，读书热潮，学习热潮，席卷大陆，汹涌澎湃。1979年，小高庄史无前例的第一个中专生出现，听说吃公家，喝公家，住公家，还拿月份钱，激起小高庄读书高潮。中专生并没有远走高飞，只是到县城里读书，就这大家也都慎重其事，这家宴请，那家招待，席间还不忘把自家孩子拉过来，说，你看你三哥成大学生了，你要跟你三哥好好学。村子上还专门为中专生放了一场电影，请中专生在电影放映之前讲话，鼓励前赴后继。第二天媒人就来介绍女孩是如何漂亮，如何能干，中专生的父母说，我们孩子现在不考虑这个，要他一心念书。一向强势的大队书记也讨好中专生，说，将来毕业回来，我书记让你干。 这只是一个小高庄的剪影，全国各地何尝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一个时代的颠覆，总是把人的观念颠覆，以前认为很可恶的，现在是很可爱了，风光无限的时刻谁家能拒绝呢。农民们也在多年的探索中找到生活的新路。眼见得四乡八拎庄子上一个一个孩子在欢笑和拥戴中走向北京、上海、南京，令人羡慕不已。如此情景，不光家长，包括孩子自己，也都暗下决心，努力学习，一定要一鸣惊人，出人头地。而现实是，这是一个独木桥，宽度有限，过桥人超过桥宽几十倍，几万倍，国家就那几所大学，能达到分数线的就那几个人，绝大多数都在努力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连弟弟都结婚生子了，妹妹都出嫁了，这样下去文不成武不就，再打光棍就是雪上加霜了。不等家长绝望了，自己就崩溃了。有的疯了，有的随屈原去了，有的从此不读书，求真务实过日子。我认识一个农村青年，从1977年一直复习到1986年，终于考上一个地方工业专科学校（农村当时把中专、大专一律称为大学）。十年间他是专业复习，手不释卷，好在家境允许，使得坚持下来。毕业以后分配到工厂，几年后下岗了。 又过了几年，大学开始多了起来，不断扩招，门槛低了很多，再度掀起农村人上大学的热潮，一些孩子享受到国家统一分配，有的出类拔萃的有了好工作，挣了大钱。村子里经常传递着他们的成功和辉煌，农村人依然把子女的出路放在上大学上。他们不惜花掉所有积蓄，把孩子迁到县城里读书，找人行贿入学对于农民来说是巨额，学费是巨额，生活费是巨额的，而等等这些都不在话下。问题是又过了几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孩子在外面漂来漂去，戴着大学生的光环和农民工一样打工。乡村的读书热度开始降温，不少孩子初中高中不到毕业就去打工了。读书无用论，知识无力感在乡村蔓延。一个初中孩子很得意地对我说，我们几个销售汽车的，我业绩最好，那几个大学生还有专门学营销的，都不如我。 极少数农村青年当然不愿屈服命运的安排，一部分人大学（含中专）没有考上，在“自学成才”的鼓舞下，开始了自学成才，有一位农民，和我认识，是一次县里文教工作会议上，我以业余作者身份参加这个会议，他是作为当地推荐的“自学成才”典型参加这个会议，他能参加会议是地方领导听说他要编一本《科技词典》而大为震动。他轻信那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诗句，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实力。他被当时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所鼓舞，小平同志还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谓之科学的春天么。他天真地认为编一本《科技词典》就可以跨越大学的障碍，一举成名，美梦成真。他也买了很多科技书籍，想法也很好，须知一本词典何止是他的那点学历和资料所能担当，须知他每天还要种地养家糊口。就算你是爱因斯坦，就算给你时间、写字楼、办公经费也很难搞成一部《科技词典》啊。结果可想而知。一摞书，一堆稿纸默默地被灰尘掩盖。传闻一时的闹剧黯然落幕。也使周边很多青年回到现实。
有很少的落榜青年自学了养殖、种植技术，先走了一步，做出了成绩。当了老板有了钱，但大学的梦还在做，已不是当年的纯真，要么买一个文凭，要么装模作样进了北大、清华，花巨资读什么MBA，到外面装文人、专家。到他们的办公室一看，老板桌后面一个巨大书橱，名著满满，有的是表里如一的真书，有的是仅仅一个假冒的外壳子，一样的是都不曾翻过，但是“读书人”的形象与他们还有情结。一个新闻名人也是我们家乡的，小学的水平，硬是搞到医学院的硕士文凭，还敢大肆宣扬。不管怎么说，他们如此关注教育，看重读书人的身份，也算有想法的人吧。 更大一部分农村青年，狂热的爱上文学，其中文学热不亚于核爆炸的热量，这无疑炙烤着乡村的文学青年，极少部分上了大学中专，虽说饭碗将无虞，依然狂热与文学，而名落孙山的绝大多数更是几近疯狂要靠文学改变命运，他们不是没有方向，他们感觉到自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距离成功也就一步之遥，他们听说并且也看到邻村的许卫国，就因为写几句小诗被调到县文化馆了。那可是一步登天了。是的，许卫国就是我，当年我也是文学大军中的一个小卒，实为馆长周新维的错爱，阴错阳差被县文化馆看中，把我弄到那里编起了文学小报。别小看这张四开四版的铅印小报，那时候把笔写的字变成铅印那也是一个飞跃。很多文学青年就希望在这里起步，很多文学青年写来诗文附上求救般的信件，有的像入党申请书，有的像炸碉堡的请战书，都是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决心，诉说自己不幸的遭遇，表达自己百折不挠的事迹，总之千言万语要获得我的同情，给他发表，好像我是观音菩萨。我感到责任重大，也很飘飘然，一时间忘了自己的低下。 1983年，我还在乡村小学教书，当的是民办教师，学校十米以外就是无边的玉米地，玉米地南边是一排迤逦而去的白杨树，望着眼前气象，感觉教书育人已经不是我的追求，眼下当作家和诗人似乎比这更重要。于是诗兴大发，于是不久县文化馆调我去搞创作，编文学小报，气氛顿时大变，我的风度在别人看来也突然很大，那时候高考越来越难，招生数开始大幅度压缩，很多农村青年在短暂的失落之后，愤怒出诗人，纷纷转向文学创作，很像今天成绩不好的学生都考体育音乐艺术专业似得。一样的可以出人头地，说不准比你们上大学更有价值，不听说一个小学生就是因为写作出了名到大学当教授吗？农民诗人王老九不仅是中国作协理事，周总理还和他握手，农民作家高玉宝才上过一个月的学，成了一个知名作家，还当了军官，还有农民音乐家史掌元不识线谱写了传遍全国的好歌，这些事迹文学青年最爱听，最能激发他们创作热情。他们认为现在自己的条件比他们好多了。 那时候邮局也为文学热添上一把柴火，就是投稿不要邮票，所以每天我在文化馆都收到大量来自全国的各地的投稿，有请求的，有赞美的，有诉苦的，有表决心的，也有愤愤不平的，请求的是希望能给他（她）发表或者修改、“指导、”“指教’”，赞美的当然是赞美我的，说我有才华，说我够朋友；诉苦的就令人潸然泪下了，有的老婆等不得她的成功改嫁了，丢下三岁孩子还有两位老人。有一位作者他是在白天干活，晚上奋笔疾书状况下生活，经常停电，点的是煤油灯，蜡烛，鼻孔里就像家中锅灶上的烟囱，熏得黑乎乎的，冬天里屋子四下透风，夜里更似冰窟一样，坐那儿不知不觉脚就麻木了，站不起来，生了冻疮，溃烂而刺心的疼，于是就用塑料泡沫揉碎成一粒一粒，装在蛇皮袋里，把脚伸进去取暖……他们的苦水滔滔不绝，看了你不发表都不行，不发表都显得没有人性。但是，他的诗歌确实很一般，除了排列的格式像诗句以外，毫无诗意可言，我还是略加修改给他发了一首，事后，我知道我害了他，就因为这次发表，他“一发不可收”，成为“专业作家”，整日不事农事，关在屋子里，心向大海，春暖花开，外面的鸡叫都惹他生气，大发雷霆，母亲只好低声下气赶走那些无知的小鸡，担心生怕影响了儿子的前程，后来，文学在急剧贬值，而文学技术裁判人员想法增值，他们把持的杂志、协会等组织实行缴费发表或评奖，给这个兄弟带来很大希望和刺激，开始卖掉猪羊，后来卖掉房屋，一本本奖状，一篇篇铅印的文章，这些东西看上去好看，就是不能当饭吃，有人怂恿他去县里拿给领导看，领导夸奖一番，问会不会写通讯报道，他当然看不上那没有文学含量的东西，他不屑一顾，转身而去。这样下去，光出不进，家境败落，他也积劳成疾。父母一气之下，在村外河堤上搭了草庵采菊东篱下，改嫁的老婆良心发现也把孤儿一样的闺女带回继父那里苟且偷生，总比在其父那里散养好啊。这位老兄继续笔耕不辍，气馁时就拿出花钱买来的发表和奖状来慰藉和鼓励自己，直到香港回归，直到胡锦涛都做了总书记，他才无奈放下手中的笔，去了南方打工，从此男儿不读书！ 我至今保留了一封写于1984年4月27日，一位业余作者的来信，没有具体地址，信笺顶端印着“泗洪县天岗湖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委员会用笺”，信封写“泗洪县小说最高领导人收”，邮局投递员英明，居然知道这封信该送到哪里，可见文学热在那时是多么深入人心。全文毛笔竖写，从右到左，我一字不改，照抄如下： 尊敬的首长： 您好！ 提笔祝您身体安康，精神愉快，一切都好。我是一个农村青年，21岁，在这21年里，党以慈母般的爱，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时时刻刻地哺育着我，直到今天，明天，还有将来都是如此，不单是我，成千上万的青年都拥在《母亲》的怀抱，党的每一个儿女都凭着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是没有能补还《母亲》对自己培养的心恩的，但要为《母亲》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是这样想的，不知《慈母》的每一个儿女是否都是这样想的，大概都是的吧，也许比我想的更早，更…… 我是80届高中毕业生，没有考取大学，但吾在学校特别喜爱政文，对文学这门知识是特感兴趣的，在我临毕业前，班主任特地把我叫到跟前嘱咐吾：潘庆伟，你的作文水平很好，将来要是考不取学校，回家后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奋写小说。老师这简短的两句话，我是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的，毕业以后我就着手创着了，在创着之前，为了丰富和巩固自己的文学（水平）知识，特地到蚌埠新华书店阅读了几个月关于小说创（着）作漫论的此类的文学知识，回到家中又利用劳动间剩余的时间，阅读此类书籍，直到82年秋才开始着笔创作，现今写了全书所谓三分之1.7左右。吾创着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是非凡的，别人的嘲弄，特别是妈妈的《劝解》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去年三月23的夜晚，吾因素日紧张劳动加上夜晚熬夜，身体很是虚弱，眼睛也有点近视，夜里出来净手，一头撞在树杆上，把头碰得鲜血直流，至今头脑上还留着一块明显的疤，当时我妈听到吾呻吟声，起床（痛爱）疼爱地将吾本子收了起来，道“小鬼，你不想活了，整天费脑汁有什么用呢？白天干活，夜晚写小说，你有多少精力啊，你就是有那本事，没有人也没有用。我当时没有言语，只是苦苦地寻思，心想：不会的。决对不会的，党和人民是决对不会埋没人才的，只要我有才，就……于是吾用白布把头包扎好，等吾妈进入甜甜的梦乡，又继续坚持写作了，直到夜阑人静，月挂中天之刻，才收书入寐。对于别人的嘲讽，吾是毫不介意的，可是现在繁重的农田生活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没有一点时间，到了冬天仍然要挖塘，打埂等等农田水利建设，吾究竟该怎么办呢，吾没有一点办法，寻不到一条通往吾的理智的路，现今处于万般无奈只好向首长求“救”了，请求首长给我领向理智的漫长的路，别的非写了，吾在寒舍候听佳音。 此致 敬礼！ 您的青年，潘庆伟 1984年4 27日晚 这封信迄今我保存了三十多年，至今读来，心头颤栗，沉重。不需要我过多解读，你们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他把信投给“小说主要领导人”，信中称“首长”，何尝不是泣血的呼喊，可至今我连生产队长这么大官都没有做过，我真是爱莫能助，再说当时我和他们也是难兄难弟，吉凶未卜，对这点遭遇在当时又算什么呢。
2015年3月18日，大雨，我驱车去拜访这位潘先生，我来到他的村子，首先来到农家书屋，村干部把我带进屋里，看柜子图书，管理甚好，他说读者不多，原因是青年人外出太多。我问起潘庆伟的现状，很快知道：就在他给我写信不久，迫于压力便外出打工，打工支撑他的物质生活，而文学梦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村里领导把他的号码给我，我们接通电话。在千里之外杭州，他告诉我，他一直坚持读书，后来还自学了大学法律专业，考了两年律师未能成功，现在在一家公司做销售总监，平时写点诗词，也常有发表。两个女儿也是受他的勤于阅读的影响，双双考上大学。我由衷地祝福他。 时至2010年，我以为文学热已经在乡村降至冰点，没想到大雪纷飞时来了一位农村青年，他头发发黄，表情木讷，穿着褪色的棉衣和解放鞋，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前，站那里一动不动。像哨兵却面对着我。问明来由，我请他里面坐，他依然站着，他带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我翻看几页，还真有模有样，我顿时崇敬三分。了解基本情况，其在家务农，老婆经不起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考验，另投高枝，丢下女儿一人，年迈父母二人。他既当爹又当娘，还要服侍久病卧床的二老，风雪之夜，安顿女儿二老之后，开始写作，读书，天寒地冻，没有取暖的东西，就把被子围在腿上，每至头遍鸡叫入睡，黎明即起，开始一天的家务农活。该死的愚昧决策把村小学给撤了，孩子还得到十里以外的学校读书，还得接送，接送车子是自行车，简单到只有轮子和链条车把几样，骑起来比步行好不了哪去。我为他的才华，他的精神所震撼，我当即给他们镇上书记打电话，推荐他到镇上谋个事情干干，企图为他改变目前的生活和写作条件。书记是个开明的人，当即安排他当报道员，还支持他出了一本书，眼看他有了转机，书记调走了。可惜他文章写得好，并不能适应官场的关门过节，人情世故，不久辞职，2015年1月，又是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他带着快要成人的女儿，和行将就木的老母，全家出动，重返打工之路去了南方，临走给我发了信息，一是感谢，一是表决心，发奋读书，坚持写作。四十多岁的人了，发奋可以，成功可能吗？我祝愿他成功，可什么又是成功？ 在乡村，每一次文化复兴，总是伴随着读书，读书之后总有读书的结果，先前读书动力是为着远大理想，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读书，接下来就要考虑读书与自己有什么好处，这是后续的动力。 一篇文章一夜走红，一夜改变命运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是有的，可这只能说是奇迹！而奇迹最能激发人。 先前我们这里一个乡下报道员在小麦扬花时给报社写了一篇报道，说这里小麦已经提前收割完毕（提前完成这在当时是很大新闻），报道员以为等到稿子到了报社还有一段路要走，还要等编辑审阅，排版，印刷，如此一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谁知情况发生了变化，稿子提前出来了，于是有人纷纷质疑，不可能，江南的麦子还没发黄，凭什么你淮北的麦子就收割完了？而笑话归笑话，虽说报道失实，毕竟为地方长了脸，领导觉得这人很有想象力，就调到县委宣传部了，他积极性高涨，写了一篇报道，犯了同样错误，这次报社不愿意了，非要他登报道歉。年终，部里评先进，看谁上稿子多，人家上了三篇，反成了先进，后来做了那里的大官。还有一位同志赌博被抓进了派出所，由于他平时喜欢读书，检讨写的比一般人语言通顺，辞藻华丽，字也漂亮，检讨交到乡里，乡领导一看，还是个人才啊，就安排他到水利工地写报道，后来做秘书，做乡长，就是这些身边的人事也是激发这些农村青年奋发读书的一个动力。很多文学青年，开始雄心大志，远学李杜，近追王蒙、刘绍棠、贾平凹他们，眼看目标越来越远，越渺茫，就退而求其次，找个类似舞文弄墨的营生，也有极少数如愿以偿的，毕竟人家比较实际，深知文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把写小说的功底用来写新闻报道，写总结还是有效的。一些在乡政府里被聘用写报道的农村青年由于平时坚持写读，文字功底深厚，非当今文科大学生能比，即便乡镇辞退了，到城里机关、企业还有舞文弄墨的职业，过日子没问题，干好了还有转干机会。而个别文学青年执迷不悟，坚持文学的清高超过宗教人士。我认识一个文学青年，到了城里打工，当上开发商的秘书，本来顺从屈就或许可以混得人模狗样，可是他不能容忍老板以文盲的口吻指挥兼指导他写文书，在任何一篇材料里都要生硬植入“地产航母”四个字。为了捍卫文学尊严，这位文学青年只有辞职。 安徽作家董静告诉我，定远县有一批可歌可泣的文学爱好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依然坚守文学阵地，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当他们高中毕业回到乡村务农时，带着诗意，带着梦想，白天还带着纸笔下地劳动，晚上读书写作，夏夜里，为了解决闷热和蚊子两大难题，就把瓦罐灌满水把腿放进去降温防蚊。最初，他们有的买8分钱一张的白纸，裁出24页，用油印机印出带格子的稿纸，专门留投稿用。他们等待着邮递员带来发表的喜讯，带来报刊杂志而如饥似渴地阅读，午收大忙，邮递员来迟了，有的人就赤膊跑上七八里去集镇邮电局去取。开始时他们投稿从不要邮票，后来邮局取消邮资总付，到八分钱邮票一封，到一元二角一封，他们省吃俭用，买书，买纸，买笔墨，买邮票信封，不抽烟，不打牌，一心一意搞创作，这种高雅情趣的事迹本该大张旗鼓地宣扬，可他们却像地下工作者一样默默无闻地进行创作。在乡村，喊你“文人”，’“诗人”是贬称，这身份到哪也得隐藏。他们投稿后来都跑到县城邮局，不敢在集镇那个邮局，因为难免有熟人会嘲笑，会问，你都投多少年了？还投？多少年来，老婆的阻挠，家人的反对，当他们稍有空隙在私下里正兴致盎然大谈文学时，防不胜防，老婆就来了电话，都是C6高音怒吼：死哪了？！回家干活去！有一个作者参赛获得大奖，奖励一台拖拉机，可他老父亲还说，他这么多年何止用掉一个拖拉机？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继续在追求理想，也曾有当地领导声言好好写，写好了提拔你们，他们也很有成就，可是在地方，文学不如通讯报道更受待见，领导喜欢歌功颂德，立竿见影，文学在这方面显得为难。你文学水平再高，你不如写毫无文采却能讨好领导的通讯报道吃香，这就是乡村！或许这就是中国！ 而那些最终希望破灭的，有的寻找易于成功的行当，不要诗意，而要生意。有的干脆把原先省吃俭用购买、订阅的书刊付之一炬，与文学一刀两断，一了百了，你再和他谈文学，他会和你急，会和你反目成仇，因为你在揭人家伤疤；有的人垂死挣扎，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一生纠缠在文学上，矢志不渝。所写文字若按字数超过鲁迅，贾平凹，可最多有篇把在市县报刊出现，还不知是补白，还是照顾，弥留之际还嘱咐儿女继承遗志，实现老夫愿望。 夜晚数星星，再多，天一亮也就数完了。追梦的人，一觉醒来方知更长的梦也快来了，而且这梦将一梦不醒。乡村的夜晚星星很多，哪一颗属于乡村的读书人？
在这里我要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乡村阅读的兴起关乎教育振兴，心情使然。阅读相当于快乐的旅游，而不是在押解中流放那样。 农民兄弟忘不了最快乐的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农业基础得到大大加强，所有制杠杆稍微拨动，农民们就再次勃发劳动激情，家家户户顿时粮食满仓，猪羊满圈，乡村一派祥和和快乐。心情使然。读书成为时尚成为抒发内心快乐的活动。 那段时间，新华书店比现在的饭店、歌厅、茶楼、酒肆热闹许多，农民兄弟，特别是小青年，带着各种理想和愉悦买回大量的书刊回去，继续着温饱以后的享受，他们暂时还不能远足，但是可以在书本里远行，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候邮电局报刊门市可谓门庭若市，《大众电影》需要熟人开后门才可以订阅到，就是其他杂志也得早点去，去迟了就卖光了。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人，特别是小青年手里都有读物。乡村读物基本跟着潮流，发家致富开始的时候，有《致富报》、《农民文摘》深受欢迎，电影繁荣时是《大众电影》，武术热升温是《武林》，出版社还出了一套《武术》十几本，很快售罄，那时农村文化综合刊物《垦春泥》发行几十万份，《故事会》上百万份，文学青年就是《人民文学》、《诗刊》、《雨花》等等。那时邮递员会把杂志送到家门口，按着铃铛，喊某某杂志来了！左邻右舍伸头看邮递员到谁家，到谁家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不再是集体劳动，自己干自家的活，干完就没事，看书不再受到他人的轻蔑，冷嘲热讽。有的在看电影之前还翻书看几页，直到电影画面出现。他们等车也看书，排队买东西也看书，晚上睡觉也看书，有的按着书本练武术套路，有的拿着书本去养蘑菇养螃蟹，有的把书上闻所未闻的事情说给乡亲们听，有的心情更好买来歌本学简谱，练吉他。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心思都比较简单，心绪也比较安定，有吃有喝有零花钱，眼见得草房也变成瓦房，那种满足感是空前的，你说不读书干什么？那时乡下也没有歌舞厅，也没有酒吧和洗头房，人们的利欲还远没有熏心，坚信只要政策不变，凭着自己的劳动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闲情则有逸致，看风清月朗，桃花倒映着宁静的水面，空气就是保健食品，那时污水都是宝贝一一肥田那。好心情，看好书，心旷神怡，劳逸结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多么惬意。 青少年人群是乡村阅读的主力军，中老年人是乡间阅读的楷模，他们的读书行为对子孙影响很大。因为人到了老年，人生长河淘汰了很多不良习性，集聚的多是美德，这些美德似乎就是为后代准备的启程干粮和盘缠，所以我们常讲继承先辈光荣传统，先辈当然都是老人了。阅读就是他们的美德之一，所谓干到老，学到老，所谓终身学习，所谓老有所用，发挥余热，就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体现，我在文化馆工作期间，接触过一个文学社团，叫“徐城诗社”，徐城是古徐国，为徐偃王所建，当年城池很有规模，在今洪泽湖西岸，后被黄河夺淮，徐城只剩半城，一度因抗日名将彭雪枫安葬在此，改为雪枫镇，后尊重古老的历史又改为半城，地名虽然改来改去，但其历史文化传承一直烟火旺盛。徐城诗社是在文学热高潮时成立的，他们的组成人员不是一帮热血青年，而大多为老年人，他们有的耄耋，有的古稀，最小也都花甲有余，代表人物是老中医许树仁，老人家医学精诚，国学深厚，出生民国初年，就读私塾书院，诗书传家的祖训一直铭记在心，他的文学热不是八十年代那一阵子的虚热，他是一辈子对文学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爱好，他组织的“徐城诗社”既策应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也给后辈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搭起了桥梁，后来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参加，形成了老中青结构的文学社团，老年人讲格律，讲平仄，青年人既格律，也新诗，也形成了格律诗和现代诗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独特氛围，老年人思想不僵化，他们理解自己也是从青年时代走过来的历程，青年人不另类，也从老年人那里学到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可贵的人品，为了写好诗，在文化站长张坤老先生组织下，每月定期活动交流新作，促进了他们的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在诗社成员中交流，张贴，传阅，出刊，还对外投稿，有不少作品被国家级省市级，县级报刊发表。那时，每当我看到八十老人还在孜孜不倦，我由衷敬仰，内心也顿生惭愧，就有见贤思齐的念头了。 读书总是和希望密不可分的，书读到一定程度总是会产生梦想的，读书若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那更会刺激阅读的兴趣。比如因读书改变命运，改变恶习，因读书而写作发表了作品，因为读书掌握了发家致富的技术等等。很多农村青年就是因为看了很多文学书籍而深受感动，做起了文学梦，有的就是看了科技书籍而蠢蠢欲动搞起了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继而想而发家致富，我小时候在农村因为经常生病，又害怕家长和医生的训斥，那时候广播里整天播送辽宁军医赵普羽一颗银针使哑巴说话的事迹，我很受感动，于是就偷偷到供销社买了一本《快速针刺疗法》回家偷偷练习，稍大又买了《赤脚医生手册》诊断病情，熟悉草药，还在自己身上扎针，后来“非法行医”，救活了中暑的哑巴，使耳聋青年有了微弱的听力，也使自己有病不去医院而解决很多小毛病，时至今日，当地卫生部门下乡义诊，有时我还被邀请去给农民讲卫生保健课，受到热烈欢迎。 我所了解的黄山脚下的渚口村，家训有“饿死不如读死”一说，这源于这里的读书风气，风气有家族形成，三代以上的美德就可以成为传统，这传统亦可为教育资源，家族中代表人物（名人雅士，达官显贵）以其他们的成功成为村人的楷模，至今这里老人还会把孩子们集中到大树下教授《弟子规》，他们保存完好的祠堂书院无疑是传统教育和读书的场所。而这种村庄并不多，不是每一个村庄都有出人头地的俊杰。一个村子有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村庄的幸运。 乡村阅读的热潮更大范围升温来自政府的火上浇油。靠一个村子出一两个名人来带动毕竟杯水车薪。
1983年后，国家搞了一个自学考试，一下激发那些没有考上大学，而离大学门槛并不遥远的青年读书热情，即便离大学校门遥远的青年，有高中毕业的，有中专毕业的，有在职的，也还有待业的，更还有中年也都跃跃欲试，有工人，有教师，有广大农民，都在努力争取。自学考试，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直接参加大学毕业考试；不进大学门，却可以拿到大学文凭。那时读书也很实际，拿到自学考试文凭，待业的即可考虑安排工作，工人性质的可以考虑转干，在职的可以提工资，评职称乃至分房子，都有用。文凭如同通行证，敲门砖，使不少人摇身一变，鸟枪换炮。那时经常可以看到林间小路，乡村一隅，深夜疲惫的灯光，晨曦中的自言自语，时有孜孜不倦的阅读者，在书中寻找自己的未来，那情景真让人可歌可泣，不管他们各自怀有不同目的，总之他们在读书，不说他们都掌握了多少知识，就算从外表上看那种执着，那种优雅，也是美景。 可是，好景不长，这种激发青年们自学成才的手段很快被投机的技巧所破坏，始作俑者是中央党校函授，他们对在职干部、公务员等网开一面，发的文凭在政府机关内很好使，凡是报名，听几节课，请吃几顿饭，大都可以拿到大专、本科文凭，研究生也不难，更有甚者不知教师在哪里，老师是谁，都在大家不知不觉间都从初中生，小学生一下变成大专，本科，研究生；接踵而来的是办假证，走遍全国，城乡的墙壁上都有“办证”二字和联络号码，字体大同小异，好像是一个集团公司所为，这比党校函授来的更简单高效快捷，选择面更广，牛津剑桥哈佛都可以办，就不说你北大清华了；紧接着各种体制的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激励下，盲目扩招，批发文凭，整个读书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读书已没有抱负，读书目的已不是求知，而是弄虚作假，急功近利，自私自利，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自己所为，殃及学生，连全日制学习的学生对读书都心灰意冷，敬而远之了。本来很正规的自学考试也无法正规起来，倒显得尴尬无奈。可想，社会上读书的热情还能持续高涨？ 我曾参加过自学考试，我看到那么多为了自学考试的农村青年，黎明起身，背着干粮，赶往本县城的车站再辗转百里以外的他县去参加考试，为的是自己的努力被承认，也为了考试的严肃性，权威性。后来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及滥发、伪造文凭，如此崇高的读书就这样被廉价，被亵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唯文凭论英雄的时代，由于读书目标逐渐低下，乡村阅读热潮再次降温。文凭热也就只能刺激短暂的读书热潮，热潮退去也只有走歪门邪道的捷径获得文凭，随之是就伪论文，假职称粉墨登场，吃香喝辣。而那些身怀绝技，而没有文凭的人只能日渐萎缩，在自卑哀叹中把绝技也绝迹了。我在采访原籍安徽宿县农村的一位老中医路承名先生，他是祖传的中医，加之自己潜心好学，常把一些大医院判处死刑的病人起死回生，专家教授说最多还能活三个月的病人，经他治疗活了三年还精神抖擞，他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和现代化仪器不差上下，可就是他只能偷偷摸摸给病人救死扶伤，因为他没有文凭，拿不到职业资格，而那些混到文凭的庸医，治错、治伤、治死病人不计其数，就那照样评高级职称，受到表彰，名正言顺地害人。我认识一位叫高岩的青年，脸颊和脖子上长出很多小疙瘩，此消彼长，痛痒不已，中国皮肤病研究所最高权威用严肃而认真的口气，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特效药可治。后来，居然被一个民间土医生配点药水三天治好，再无复发。而这在教条的当局看来无疑是非法行医。 在很多乡村有很多一技之长的人，由于没有文凭而失去施展一技之长的平台，他们读书只为了掌握技能，而不是文凭，而那些会背书的人，考试及格拿到文凭，却无技能可言而百无一用，但可以堂而皇之混上很多平台。而那些不为文凭读书的人才是真读书的，他们目的是学以致用，而不是靠读书沽名钓誉，虚张声势，浪得虚名。今天，在乡村你若问一个农民，你没事的时候还看书吗？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读书有什么用？——就这六个字却有无数个不同的解。
自学成才确实很不容易，几乎凤毛麟角，但自学成才这四个字确实能鼓舞人心。我熟悉的牛侉子，大名为牛立波，从豫皖山区投奔舅舅来到苏北平原，以前在家是上山不容易下山更难，十里路走半天，现在是一马平川，十里路只要一碗饭工夫，喜得他走路都是跑的，道路平坦刹不住车似得。他体力超群，精力过剩，一次考合同民警，笔试、口试样样合格，只是身高缺了几公分，没有被录取，民警在乡村是至高无上的，在乡村，光辉灿烂一词也只能和民警相匹配。牛侉子自然据理力争，若论体力、智力、战斗力，以及忠诚、勇敢、激情，那些高几厘米的人真不算什么，而门槛一旦设定就很难跨越，就像你能力超群，但你没有大专文凭你就进不了机关，他百无一用，一事无成，但他有文凭就可以在机关混吃等死。 牛侉子眼看跨不过这个门槛，情急之下居然把自己和邓小平比身高了，所长说，邓小平肚里多少墨水？人家还留过洋呢？你也还真敢比？！这句话刺激了牛侉子，于是他奋力自学成才，用拉板车的手拉小提琴， 没有学校，不找老师，成为绝对的自学。没钱买钢琴、电子琴，就用硬纸板画一个黑白键盘在上面模拟，干活回来就吊嗓子，练视唱，不绝于耳。看书看到眼皮打架，眼睛红肿。很快就有人说这小子犯神经病了。眼看到了谈婚论嫁时，没人提起他，都说他脑子有毛病，还是个二流子，后来到化工厂里拉板车，厂倒闭了，自己又蹬三轮车，才得到乡人认可，说，这孩子知道过日子了，懂事了。从此牛侉子不读书，不练“琴” 。每晚，夜深人静，牛侉子蹬着三轮车回家，到熟菜摊子那里买半斤花生米回家，喝点小酒，谓之，好睡觉。哪还有读书的念头。 眼下大学像当年扫盲一样普及，和牛立波一道的毛伟也没有赶上这个机会。当年他高中毕业回乡劳动，老师说你英语有基础，好好学，会有用的。于是他牢记老师教导，黎明即起，在村外练习英语，伊哩哇啦，被一些村人讥笑，谩骂，说你他妈中国话都没讲好，还放什么洋屁？！就这也没有使他退却，放弃，可是没有老师，没有录音机，仅凭两本书也不能善终啊。后来参加几次高考都没有录取，最后无奈去了养猪致富，那猪连汉语都知之不多，况乎英语。从此他不在讲英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许卫国，江苏泗洪人，作家、戏剧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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