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编者按：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前期的一次巨大军事失利。由于精锐尽数覆没于土木堡，明朝陷入了严峻的军事空窗期，只能以京师为垒，直面瓦剌骑兵的威胁。虽然京师防御战以明朝的胜利告终，但自此之后，原先威名赫赫的三千营，就很少再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了。 曾经追随朱棣五征漠北的神机营，同样不复往日的盛况。无论是三千营、神机营，还是与之齐名的五军营，都隶属于明代京营编制。也就是说，从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就没有中央兵团也就是京营了，要靠边军去打仗了。那么，为何土木堡之后，明帝国就没有中央兵团了呢？  ▲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被俘 京营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朝建立之前所设的大都督府。为了方便军事指挥，朱元璋创设诸翼统军元帅府，后更名为大都督府，其侄子朱文正是第一任大都督。只不过，伴随着朱文正幽禁而死、胡惟庸案等一系列事件爆发，朱元璋将大都督府再次改设为五军都督府，“掌中外军士兵籍”。 因此，此时四十八卫京军也尽数归属五军都督府管辖。明成祖朱棣时期，对于京营的建设更加上心，除了原先由五军都督府管辖的五军营外，另创“三千营”、“神机营”，这就是“三大营”的由来。 与洪武四十八卫不同，此时的三大营总兵力已经多达七十二卫，总人数在35万至40万左右。事实上，三大营还只是京畿守备力量的一部分，京畿内还有八府作为京营部队的补充，其人数多达二十八万。  除此以外，各地卫所还需要按照规定时间轮流上番戍卫。《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九年八月癸未朔，朱元璋曾“敕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都司及直隶卫所操练马步军士以俟简阅”。 然而，长期执行这种检阅方式并不现实。一些地区距离京城太过遥远，来往不便。永乐时期，改为中都、大宁、山东、河南四地派遣京操班军。理论上，这支力量同样不可小觑，从《明史·蒋德璟传》记载来看，当时的京操军总数为十六万人。  从以上的数据来看，京畿守备部队的力量绝对不算薄弱，即使经历“土木之变”这一至暗时刻后，明朝京军的底蕴依旧存在。可这些推论也都只建立在这些数据是真实数据的基础上。 就像南北宋时期一样，明朝军队中“隐占”、“缺伍”之类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也是为何当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除了要抽调“两京、河南备操军”这些附属京营的部队外，还将山东、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尽数调至京城防御。 不仅如此，为了即将到来的大战，景泰帝还派遣官员“往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各处选操民壮，每府五千名，俟其操习可用”。通过这些增兵手段，明朝才能在“京军没几尽”的情况下，组建出一支可以在数量上与瓦剌对峙的部队。  土木之变的失败不仅仅是明英宗指挥上的失误，更暴露了京军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缺编、空编的情况屡禁不止，再加上士兵素质良莠不齐，许多部队在作战时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另外，由于平时训练时并不在一起，三大营之间“不相统一”，以至于在作战时根本谈不上基本的配合：“有所呼召，甚至彼己不知，姓名不记”。 为了解决三大营军队不堪一用的问题，于谦“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从三大营等部队中拣选可用之兵，作为作战部队，至于其余老弱，依旧在原营安顿。这些专门安顿老弱士兵的军营被称作“老营”。这就是所谓的“团营”制度。 团营制的创设堪称曲折。虽然我们习惯的称之为“十营团练”，但从《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的记载来看，它经历了三营、五营、十营等多个阶段，其总兵力也是在逐渐增加。可在其成型后，又很快因为“夺门之变”而陷于夭折。直到明宪宗时期，才再次启用。  ▲明英宗朱祁镇 客观来说，团营制的创立对于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至关重要。通过裁汰冗兵，明朝获得了一支可战之军。然而，由于南宫复辟的影响，团营制是废是用几经变换，它所产生的后遗症却并没有消失。 万历名臣冯琦的评价评价入木三分。在他看来，明朝过去整顿军务的种种措施治标不治本，其中就包括“裁汰冗兵”之法。他认为，“简精锐为团营而汰冗者为老营，未几而团营犹老营也；简精锐为正兵而汰冗者为备兵，未几而正兵犹备兵也”。 的确，一味裁汰冗兵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土木之变后，由于明朝根基未失，尚有底气进行这种裁撤，但到了隆庆、嘉靖乃至万历时期，这种方式已经不再现实了。更重要的是，十营团练制度使老营陷入了极为尴尬的状态，团营所选的精锐被称为“选锋”，但在理论上，未被选中的老营兵却依旧要求作为后备部队进行训练。  然而许多事坏就坏在“理论上”。由于归属问题未被明确，朝廷、勋贵、军官随意役使士兵的情况几乎被“合法化”。明朝历来有武官自统辖卫所挑选“军伴”的传统，这些军伴需要负责武官在军营中的种种差役。 自洪武朝以来，军伴制度就已经出现，但团营、三大营却不一样。团营兵选自三大营，武官所统辖的并非卫所军士，自然不能因袭原有的军伴传统。按照惯例，团营、三大营武官往往自行从营兵中挑选军伴，由于没有“军伴事例”可资参考，营官肆意调配军伴，占役士兵的情况屡屡出现。 所谓占役，笼统来讲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役使士兵为自己或者他人做工，以此牟利。洪武年间其实已经有军官占役士兵的现象出现，但《大明律》“纵放军人歇役”条对此有相当严苛的惩罚条款。 “凡管军、百户及总旗、小旗、军吏，纵放军人出百里之外买卖，或私种田土，或隐占在己使唤，空歇军役者，一名杖八十，每三名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罢职充军”。占役一人就杖八十，在洪武帝的霍霍屠刀下，没有多少军官敢触这个眉头。  官府、朝廷的占役行为则不同，一般是为水利、皇陵等工程借用士兵充当劳力。在景泰朝之前，朝廷很少会大规模役使京军，即使是特殊原因需要京军充当工匠，往往也会给予补贴。如永乐八年修建帝陵时，虽抽调隶属京军的北京旁近卫所，但“仍命有司月给粮赏”。 可在设立老营后，这种对于京营士兵役使的克制自觉却不复存在，为各类工程抽调京营尤其是老营士兵的情况比比皆是。上梁如此，下梁不歪也难，各类军官们对于营兵的占役几乎成了顺理成章。 景泰四年，有官员报奏称“京师统兵之官往往私役卖纵军卒，俾输月钱，以肥身家”。因为这些私下里的差役存在，将领点检士兵时“缺伍者动以万计”。但由于老营兵本身不受重视，景泰帝对这些现象几乎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以至于京营占役之风大盛。“京营将领军伴人数之需，皆摘拨营操京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  当役使士兵成为风气之后，即使是相对精锐的团营士兵也很难幸免。事实上，这些年轻力壮的士兵才是那些勋贵们最乐于使用的壮劳力。虽然按照惯例，团营官军的征用必须符合条件，“有巧技者准借用”，但制度已然崩坏，运灰、运砖、运土之类的杂役，都开始摊派到团营兵以及其他京军的头上。 《国史唯疑》记载，成化之前，京军战斗力尚可，依旧是明廷所依赖的机动兵力，“每捷闻，多赖京军力”。但到了成化之后，京军战斗力已跌至不复可用的地步。虽然导致京军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占役的频繁对于京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终年累月，老弱在营，苟且应役，而精壮子弟不得收操矣”。  ▲《大明1566》中的嘉靖帝 到了嘉靖时期，京营军官占役习气早已“声名远播”。这些天子勋贵在边军眼中如同灾星，“一至边城，身既不能战，反役使边兵之善斗者”，甚至“夺边兵之虏获，攘其首级以为己功”。面对这种猪队友，各地边军唯恐避之不及。 有些讽刺的是，当战事陷入僵局，朝廷决定调京军支援时，有的边军听闻“京军将至”的消息后，因为担忧京军的夺功占役之害，反倒奋力效死，从而扭转了战局。曾经声名赫赫，被大明视为中流砥柱的京军，竟然成了边军之害，也着实让人唏嘘。  京军衰落后，明朝失去了居重驭轻的能力，只能以来边军来对抗周遭势力的侵袭，而面对中后期层出不穷的战争，更是多次以调募士兵的方式在全国征集军队。从万历三大征到后金辽东战争，皆是如此。 这种集结军队的方式对于经济、后勤、治安的影响远胜以往。而其集结的部队在编制、装备、士气等方面差异极大，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军事力量无疑具有先天的短板。可是，由于京军的荒废，明朝即使明知调募部队的影响，在面对愈发严峻的军事危机时，也只能饮鸩止渴以解一时之急了。 参考文献：1.《论明代的京营》黄冕堂2.《明代京营制度变迁考》王刘波3.《明代募兵制研究》王慧明4.《明代三千、五军营所辖侍卫军建制沿革考论》秦博5.《利益攸关：明代军伴制度的规范与破坏》郑宁6.《明代军伴的产生及其社会化》程彩萍7. 《明代前中期京军役占问题研究》王宝全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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