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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文化不高的大将用“险韵”作了一首诗,毛主席为何三次手书

 lixj1028 2022-05-25 发布于天津

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号召党员干部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说:

“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

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姓曹的将军”,是指南北朝时期梁朝名将曹景宗。

曹景宗(457-508),字子震,新野(今河南境内)人。

据《梁书》记载:公元507年,在取得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战役——钟离之战的胜利后,南朝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为曹景宗、韦睿等功臣举行庆功宴。梁武帝本人喜好文学诗赋,酒酣之际,他命大臣们步韵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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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景宗出身行伍,文化不高,更不善诗文,担心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大诗人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已有些醉意的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曹景宗乘酒兴再三固请。

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竞”、“病”这两个难度比较大的韵。

“竞”“病”二韵,是所谓“险韵”,即以生僻字作韵脚。文人若无相当的文字驾驭能力,是不敢轻用险韵的。当日光华殿上,之所以这二韵最后还无人问津,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而曹景宗却举重若轻,一挥而就:

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全诗自然流畅,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仅用二十字,就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慷慨豪壮的爱国将领的形象,不同凡响。

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题名为《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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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以其质朴的语言,饱含情感,传达出一腔“浩然弥哀”的悲慨之气。

“去时儿女悲”,劈头一个“悲”字 ,如风至潮来。征人离家,远战边关,生死难料,家人又怎不悲痛欲绝,哭声震云霄?而面对这令人触目惊心的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惨景,又怎能不“悲”?

“归来笳鼓竞”,表面看来是喜,但实则包含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揪心惨痛之“悲”: 九死一生,有幸归来, 但生还者几何?笳鼓声声,可谁能说这庆贺胜利的乐声后面不是得知亲人身首异处、埋骨荒野的隐泣?竞响的笳鼓,怎能让征人忘却失去伙伴的悲痛?这庆功的酒宴,怎能让战士不再想起那伏尸相枕、骸骨相藉的战场惨景?

正因如此,曹景宗才由现实而上溯到历史:“借间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横扫匈奴的一代名将,先后六次出击匈奴,遏制了匈奴贵族的南侵。这是曹景宗缅怀霍去病的原因之所在。 自己身为武将,却不能像霍去病那样去开拓和保卫辽阔的疆城,而只能偏安于空间狭小的江南一隅。

尽管曹景宗曾率兵战胜过北魏大军,但与深入大漠两千余里、迫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的霍去病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因而他羡慕霍去病所处的时代,以及由这时代所造就的霍去病的功绩与英名,并渴望自己能像霍去病那样,将北魏(鲜卑族)赶出中原,赶回大漠,出现一个像西汉盛世那样的辽阔版图,从而结束“去时儿女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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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却是梁朝偏安一隅 ,统治岌岌可危,雄才志士在这样的时代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曹景宗只能在现实与历史的交织中,发出一腔“浩然弥哀”的“何如霍去病”的悲慨之叹。

在那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故而“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月之状”(李愕 《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 “淫靡绮丽”的齐梁时代,曹景宗的这一首诗确是一个轰然巨响的惊雷,一扫柔靡浮艳的诗风,其阳刚之气“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姚鼐《复鲁絮非书》),以其洪钟巨响,开创了唐代雄浑、苍茫、悲壮、慷慨的边塞诗风之先河。

这正是当代最伟大的古典诗人毛主席钟爱这首诗的深层原因。

从现存公开的毛主席手迹来看,毛主席曾三次手书曹景宗《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一诗。其中两幅为毛笔书法作品,均竖写在一页红色竖行条格纸上,是潇洒的草书。

另外一幅,是毛主席在一本曹禺译莎士比亚剧本《柔蜜欧与幽丽叶》(今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封面上的批注,由硬笔随意书写,从天头左起横写到右,再转向下竖写。在封面上偏左的竖行书名之左右,毛主席还写下“曹景宗”“六朝人”六个字。毛主席的这幅似不经意的小点评和随性书法作品,细细品来,颇有意味,可以窥见他心中隐含的对莎翁名剧的评判和感悟,体现出他的文学艺术欣赏品位,也说明这短短的二十字诗作,是毛主席品读古典诗词的时候格外青睐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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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一诗的作者曹景宗,毛主席在读史过程中,曾给予点评。

毛主席在读《南史·曹景宗传》时,在传文的天头上,曾挥笔批注道:

“景宗亦豪杰哉!”

曹景宗自幼善骑射,好畋猎,有大志,爱读史书,他在读《史记·乐毅传》时叹息曰:“大丈夫当如此!”萧衍为雍州刺史时,曾荐其为竟陵太守。梁武帝起兵时,曹景宗率同族子弟三百人从军,梁建国后为郢州刺史。

然而,“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步曲残横,人颇厌之”。在这一段文字之上,毛泽东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曹景宗为人是比较贪婪,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说他“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

毛主席在这一段文字批注道:“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

梁武帝对这种行为亦还有所约束,而曹景宗亦有所畏惧,故《南史》在下文云:“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梁武帝用曹景宗不是用其贪,而是用其能战,正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仍称曹景宗为“亦豪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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