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我的叔父卫立煌

卫立煌

我的叔父卫立煌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陆解放后，他没有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而是利用计谋摆脱蒋介石的羁绊，隐居香港。1955年3月15日，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通过有关组织的安排，欣然回归人民祖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

17日即收到毛主席来电表示“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到京后，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诸位领导都先后接见和宴请，共叙友情，畅谈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几年时间就取得的显著成绩。

不久，叔父就承担了党和政府交付给他的很高的荣誉和任务，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并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投入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我是在《人民日报》上才知道叔父回国的消息。当时心情激动万分，我为他回归人民祖国而高兴。由于报上说他正在祖国各地参观，我不知他何时到京，到京后又怎样才能见到他呢？只好写信给《人民日报》社，请求他们帮我联系。

4月初，接到中央统战部的电话通知，说我叔父婶母已到北京，住北京饭店，可以去见，并告诉了他们的住房号。这样，我们叔侄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后才又见到面。

我向叔父介绍了家中的情况，特别是祖母于1950年因病不治去世的情况。当时政府非常关怀和照顾，祖母仍然睡在早为她准备好的棺材里（当时还未提倡火葬），我父亲带领家中10余名儿孙，亲自送她到我家的祖坟，送葬的亲友也有好几十人，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事后了解到，为此事，中央统战部曾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叔父一直非常孝顺祖母，听到祖母的去世消息，对不能亲自为她老人家送终，感到非常难过，同时也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和情谊。

5月底，叔父和婶母搬到东单麻线胡同新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式住宅。正厅前为小巧玲珑的花园，有小山流水，花木婆娑，环境幽静。我和爱人带着大孩子常去看望。

记得大孩子不吃肉，每次去，外叔祖都立即招呼厨师炒一大盘鸡蛋给孩子吃。在一起时，孩子常常表演在幼儿园学到的节目，引起叔父和婶母的开怀大笑。有时也带当时才1岁多的小女儿去，外叔祖喜欢抱她，亲她，我老怕孩子尿湿了他的衣服，只让抱一会儿就接过来。

天伦之乐，难以言表，当时叔父慈祥的面孔，仍然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叔父也很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要求我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要努力工作，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卫立煌与毛泽东在延安

更常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要正直、诚实，切不可投机取巧。我们也常问到叔父过去的一些情况，当时由于家境清贫，全家七八口人全靠我父亲在外谋一小差使糊口，叔父年纪轻轻就投身行伍，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后来迷失了方向，跟随蒋介石走上了一段弯路，直到抗日战争，叔父开始战斗在抗日前线，在现实的教育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对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貌有所认识，开始同情共产党、八路军，并进一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支持八路军的抗日事业，同时也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如朱德、彭德怀等建立了友谊。

由于一生戎马倥偬，很少和家人团聚，偶尔回一趟老家，只住几天又匆匆上路，所以叔父在外的一些活动，当时只听到大人说起，具体情况都不太清楚。记得我小的时候，叔父有时回来，很喜欢我，时常抱我，那时社会重男轻女，祖母说：“她是丫头，不要抱她。”叔父总是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些是我母亲在我稍大时告诉我的。

叔父常和我们说起的有几件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去延安的事，那是1938年4月，在山西有名的忻口战役之后（电视片“忻口战役”就拍的是这次战役）。叔父借去洛阳开会之机，假道路过延安。

当时，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叔父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防区内视察，也是无可非议的。蒋介石知道后虽然非常生气，也无可奈何。叔父到达延安后，受到热烈的欢迎，盛况空前，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到抗大作了讲演。

延安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一直津津乐道。1939年，叔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西安，和延安八路军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在野外吃饭的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

也就是因为在洛阳和西安时，和共产党、八路军过往甚密，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同情和支持八路军的抗日作战，而且在治军中，也吸收了一些八路军的工作方法，致使在1942年3月，蒋介石虽任命叔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官时，有人告密，以涉嫌亲共，偏袒八路军，随即罢了官。

直到1943年，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在得到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才又任命叔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中缅战场的对日作战。

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中缅战场上的日军，打通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中缅、中印公路，解决中国战场外援物资的运输问题，减轻美军在太平洋的日军的军事压力。

在战役结束后，叔父作为蒋介石的“嫡系中的旁系”，即需要你打硬仗时就高官厚禄，一旦打完仗，就被抛弃一边，给了个陆军副总司令的闲职。叔父每谈到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时，情绪总是愤愤难平。

有一次我和爱人去探望叔父婶母，那天他们精神特好，向我们说起“辽沈战役”和怎样摆脱蒋介石羁绊的事。1947年10月，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蒋介石为了挽救其蒋家王朝的彻底崩溃，并解脱其亲信陈诚在东北战场的困境，打电报把正在国外考察的叔父叫回国，要求他接替陈诚的“东北行辕代主任”兼“'剿匪’总司令”。

卫立煌检阅部队

风声传出，所有至亲好友和老部下都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跳火坑，绝不能接受。叔父也极力推辞。蒋介石软硬兼施，好话说尽，并表示“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这样叔父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事实上，当时东北战场，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军心涣散，病入膏肓，可用的兵力不足20万人，而解放军的正规部队近70万人，地方部队约有百万人。

虽然蒋介石答应随后又调来5个军，但胜败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不死心，总想垂死挣扎。这时婶母插话说：“为接东北战场的事，我和你叔父曾狠狠地吵了一架，我说东北眼看就要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样不懂军事的人，都看到没有希望，你去实际上是给陈诚当替死鬼”。叔父听了，只有摇头叹气，懊悔莫及。

1948年1月，叔父自接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第一天起，直到“辽沈战役”的失败，原则上是采取按兵不动的方针，和蒋介石顶牛，而蒋介石实际上也只是把叔父当作一块牌子，军事上都直接插手，越级指挥，不听别人意见，一意孤行，这样就加快了东北战场蒋军的失败。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开始，至11月2日沈阳解放结束，解放军先后攻克锦州、长春、沈阳三大据点，消灭蒋军47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是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卫立煌与蒋介石在官邸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损兵折将，在东北的势力土崩瓦解，只好拿叔父当替罪羊，诬以“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的罪名撤职查办，过去所说的甜言蜜语一概不认帐。

叔父被撤职后，蒋介石正忙着“淮海战役”，顾不上注意他，他就乘机飞到广州，打算到香港，谁知被特务发现，报告了蒋介石，即密令把叔父扣留，用专机接回南京，到南京上海路自家的住宅后，即被宪兵和特务包围，限制行动自由，不许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淮海战役”，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被歼，守在徐州的杜聿明、邱清泉南下突围，结果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打死，蒋介石所依靠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完蛋，胜负已成定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只好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李宗仁下令撤走了叔父外边的一排宪兵，而住宅内的特务，说他们只听命毛人凤，仍然赖着不走，只是由楼下客厅搬到外边车库去住。这时一些亲友部下已经能来探望，大家一致意见是：此时不走，还待何时。

叔父考虑到现在既和蒋介石决裂，而蒋的为人心狠手辣，留在南京，随时都有危险，去台湾则后果不堪设想，故决定去香港。于是经过周密计划，春节前将汽车开到院中，清洗加油试试车，又派副官回家探视，先到上海。

卫立煌在家中待客

这些都是日常琐事，没有引起特务的注意。大年除夕到晚上8点多钟，厨房还未开饭，住车库的8个特务显得百无聊赖，家在南京的4个特务实在坐不住，就先离去，剩下4个，由副官出面给他们钱，让他们回家过年，这样才解除了束缚。

次日凌晨，叔父经过化妆，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子剃掉，戴上眼镜。叔父20多岁时，在北伐当营长，人称“小营长”，有点轻视他。为了表示老成，就留起一撮小胡子。从此，这一撮胡子便成了叔父的特征。这时也不得不割爱了。

当即上车，直开上海，住在一个老部下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里。那时，京沪道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第三天，汽车又将婶母接到上海，双方乘英国轮船去香港，终于逃出了蒋介石的魔爪。说到这些，婶母说：“那时好紧张啊!比打仗还提心吊胆!”使我们都笑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开国大典的盛况传到香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叔父心中激动万分。欣喜之余，向毛主席发了贺电，并向朱德总司令和周总理致敬。

在谈到由港回国一段往事时，叔父不甚感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蛰居香港，闭门读书，平日深居浅出。民革的同志曾拟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叔父认为时机未到，谢绝了这一邀请，但叔父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一定要回到新中国的！”

毛泽东宴请卫立煌

1954年初，党和政府发出了“解放台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叔父很受感动，正好在年底婶母突然接到在北京的六姐亲笔来信，原来婶母的五姐和六姐韩循华都和邓颖超同志十分熟悉，六姐来信是周总理嘱咐的，信的主要内容是：欢迎我叔父回国定居。

叔父接信后非常高兴，下定决心返回祖国。经过我有关组织的周密安排，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认为坐火车经广九路回国目标太大，容易出事，最后决定叔父和婶母先乘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坐汽车直达广州。

多年来叔父辗转多处，历尽风险、曲折，终于在1955年3月15日完成了人生又一次重大抉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回国不到两年的时间中，他见到和听到的各项伟大成就，感到对他的教育非常大，叔父常对我们说：“我不能站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外，社会主义也有我一份。”

为了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虽然他年事已高。还是积极报名，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叔父选修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平日学习刻苦认真，经常联系思想实际，积极准备读后感和发言稿，有时直至深夜，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他那里已经很晚了，我们已准备回去，叔父突然想起来说：“我在学习上遇到一些问题，写了一些意见，不知对不对，我想和××同志研究一下，顺便把你们送回去。”

我们说：“时间这么晚了，改天再找不也行吗？”他说：“不，遇到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另外，平时叔父对我们要求很严，家里人一律不准用他的汽车，这次他说是顺便送我们，才让坐的。这种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作风，对我们起了很大的教育意义。

1960年1月17日，叔父因病不治逝世，终年63岁，到今天不觉已33周年了。回想往事，心情仍然非常沉痛，在他的岗位上，这样的年龄，正是为人民为祖国多做贡献的时候，却不幸早去，于国于家都是重大的损失，更何况叔父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愿望还未实现，在他病中还念念不忘，在给周总理的信中，还提到病好后，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台湾回归，贡献一份力量。

1960年1月中旬，正值大寒季节，北京奇冷，连着几天大雪纷飞，20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内中山纪念堂公祭叔父，由周总理主祭，我和堂兄道煦（叔父的二儿），捧着叔父的骨灰和遗像，将他送到八宝山烈士公墓，那天的天气，好像我们的心情一样沉重、悲痛。

叔父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诚如张治中先生在悼词中所说：“青年时期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善始，中间走了一段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善终。”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该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对叔父一生的最高评价。

叔父去世后，婶母韩权华继承了叔父的遗愿，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并被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多次到工厂、学校、农村访问，向政府反映情况。

由于婶母搬到北城居住，和我们的住处很近，我们更经常地去看望她老人家，帮助和照顾她的一些生活、起居。我们有时反映一些工厂、学校的情况，婶母认为很重要，要我们介绍得详细一些，她好向有关单位反映。

参事室开会，每次她都认真准备，参阅有关文件、材料，准备好发言提纲，真心尽到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婶母于1985年1月30日在京逝世，终年82岁。生前她对祖国的日益富强昌盛感到高兴，充满信心，并深切怀念在台湾的故旧好友，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叔父婶母都已去世多年了，作为他们的子侄，我们也都进入了老年，回想往事不甚感慨。他们的大半生是处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代，总算闯过了惊涛骇浪，晚年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并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没有虚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