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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清准战争”是没有赢家的。随着战事的延续，噶尔丹策零敏锐地意识到，唯有恢复并发展与清朝的友好关系，才能保障汗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1734年初，噶尔丹策零主动向清廷提出“请和”，并很快得到了清朝的积极反馈。 同年8月，清朝派傅鼐和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汗国，共同商议勘分喀尔喀与准噶尔边界等事宜。据史料记载，在得知清朝使团前来后，噶尔丹策零派宰桑（宰相）特累等二十余人，在距离伊犁十五里外的地方专程迎接。  需要说明的是，与噶尔丹“意欲恢复大蒙古国”的“雄心壮志”不同，噶尔丹策零似乎从未想过挑战清朝的“大哥地位”。对于主动挑起冲突的原因，噶尔丹策零认为是“（清朝）无故加兵”和“编旗分佐领”两大原因。在同傅鼐等人的交谈中，他如是说道：“从前我父亡故，我遣特累（磊）告知，反有兵来，继遣特累请示大部，反令我请封号….又传旨图尔扈特所属尔编旗分佐领，另为部落，丹津拉布坦之子属下旧户，查明送还，再策凌敦多布等大台吉亦各令别为部落，管其奴仆。此自我祖父以来未从之事，我岂能从。我亦并无过失。” 总的来说，谈判过程还是较为顺利的。除了边界勘定之外，双方就赴藏“熬茶”（礼佛）、互市贸易等事宜，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1739年底，谈判正式宣告完成。谈判议定，双方“以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乌克克岭等处为界；北以孙多尔库奎、多尔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哈喇等处为界”。 关于赴藏“熬茶”，清朝一开始提出“以百人为限”，但噶尔丹策零以“驼载什物，百人不敷”为由，希望商队规模可以扩充至三百人。不久，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了清朝的许可。 关于互市，清朝同意“每四年分别在北京和肃州（甘肃酒泉县）开放互市一次”。“北京贸易由哈密、肃州、西安一路行走，人数不得（超）过二百”，“肃州贸易人数不能超过百人，并（且）还期悉定限八十日”。1743年，双方议定将北京贸易也搬到肃州，即“肃州贸易改为二年开市一次”。 从1739年以后，每年都有大批由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的准噶尔商队，前往肃州和西宁等地，同内陆人民进行贸易。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贸易额也呈现出了显著上升的态势。1738年，肃州的贸易额约为白银10000两，1739年时已经超过了40000两。等到了1746年时已经“涨”到了95920两，1750年时居然超过了180000两。 显而易见，高频次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极大促进了双方在各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就拿贸易来说，准噶尔人民以大量的毛皮、牲畜等产品，换取茶、中药、丝绸、陶瓷、锅釜以及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极大满足了彼此的物质需求。  一言概之，在噶尔丹策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双方一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换言之，噶尔丹策零是一位“亲清”的统治者，“建立和发展同清朝的友好关系”是他倡导的主流思想。 但是，噶尔丹策零与哈萨克汗国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1723年春，哈萨克汗国东部大雪成灾，噶尔丹策零从额尔齐斯河抽调了大量兵力，对塔拉斯河谷的哈萨克人发动了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哈萨克人不得不舍弃牲畜、毡房和衣物四散弃逃，来不及逃走的，或被杀，或被俘，损失惨重。波拉特汗（头克汗的儿子）无法组织有效地抵抗，被迫屈服。对于这一场突然袭击，俄国史学家如是写道，“他们惴惴不安，仓皇逃命于各游牧地之间，结果畜群倒毙，人们饿得奄奄一息，男人抛弃妻子儿女，让他们听天由命。” 1724—1725年，准噶尔军队占领了土尔克斯坦（哈萨克首领驻地）和塔什干。1738年，噶尔丹策零击溃并征服了大玉兹，并将中玉兹的一部分也收入囊中。那些不愿向准噶尔汗国“表示臣服”的哈萨克居民，不得不向西迁移。 根据文献记载，中玉兹的一部分移往撒马儿罕，小玉兹转移到了希瓦和布哈拉，大玉兹的残部则游牧到了忽毡——他们占据了威海、里海、乌拉尔河之间的所有草原，并在西伯利亚引起了新的部族骚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本“互不统属”的三玉兹决定团结起来，共同反击准噶尔汗国。1726年，哈萨克人在萨雷苏河中游偏西的布雷塔河岸，击败了准噶尔军队；次年底，他们又在巴尔喀什以南重创准噶尔军队，并重新夺回了中、小玉兹的部分土地。  于是，噶尔丹策零决定彻底击垮哈萨克汗国。1741年，他亲率领1.5万大军攻入中玉兹，掳走了许多人和牲畜，并一直追击到了奥伦堡。同年，他又派出两路军队，一路进攻中玉兹，一路攻打小玉兹。其中，中玉兹的阿布赉汗也在战斗中被俘。直到1743年9月，经过双方的反复谈判，阿布赉汗才“重获自由”。 坦诚说，噶尔丹策零主导的这几次进攻，对于哈萨克人而言是非常致命的。“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卫拉特封建主所取得的胜利，暂时竟使哈萨克中玉兹各执政者变成了他们的藩属和进贡者....中玉兹的大部分首领还要派遣自己的子嗣到准噶尔充当人质，方便准噶尔的控制”。 在与沙皇俄国的交往中，噶尔丹策零一直不惧强暴的“反俄意识”，为他为他赢得了非常高的声誉。雍正十年（1732年），沙俄使臣乌格柳莫夫来到准噶尔汗国，意欲领回在亚梅什湖之战（1716）中被俘的沙俄官兵。根据噶尔丹策零的指示，准噶尔汗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巴图尔宰桑，马上提出了“交换条件”，即“沙俄必须归还被占领土地”。在意识到戳中了对方的痛处后，巴图尔宰桑斥责道：“对于我们，另一件事比人更重要，那就是土地。可是你们对这件事没有真正的答复。为了土地，我们愿交出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明白，我们需要土地。如果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去过问，亚梅什湖之争是争地而不是争人”。  不过，一度被反驳得哑口无言的乌格柳莫夫，不仅否认“鄂木河以南土地属于准噶尔汗国”，还声称准噶尔牧民“从未到那里游牧过”，甚至无礼地要求“噶尔丹策零交还'从伏尔加河移徙到西北的两万土尔扈特帐蓬（户）’” 1734年，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者前往彼得堡，就领土问题再一次向沙俄提出严正交涉。不过，沙俄蓄意拖延的态度，再一次让谈判无疾而终。与此同时，他们暗地里将占领区内的“蒙古地名”尽数换成“俄语地名”，妄图抹掉这里的“蒙古印记”。噶尔丹策零得知后，马上向沙俄方面提出强烈抗议。“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从河口到源头自古以来就是他们（准噶尔牧民）的领地，现在却改成了他们（沙俄）的地名；以前鄂木河河口上面从来未有人来过，现在所有这些全取了俄国地名”。不过，沙俄依然我行我素。为了加速这些地区的“俄罗斯化”，他们大力扩充移民，开矿设厂，配置重兵，态度极为嚣张。 1742年3月，噶尔丹策零派出以喇嘛达什为首的使团访问俄国。除了重申过往的外交立场外，还带去了致沙皇的一封信。噶尔丹策零在信中警告沙皇，沙俄必须撤军，否则“他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与此同时，喇嘛达什还递交了一份“分布于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流域的准噶尔部落的清单”，“（准噶尔村落）总数约有五千个帐蓬”。噶尔丹策零要求沙俄方面，“必须将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及沿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要塞拆除，因为这里是准噶尔人及其属民居住的地区。” 不过，对于噶尔丹策零的“警告”，沙俄不仅未予理会，甚至还将触角延伸至西北地区。1743年3月，沙俄方面决定，“从黑卢茨卡亚镇湖额尔齐斯河上航到塞米巴拉丁斯克一段增建一些多面堡，从塞米巴拉丁斯克经捷米多夫斯克（科雷万、沃斯克列先斯克）厂到捷列茨湖重建起一道防线，使之与萨彦岭相连。”为了巩固这道防线，他们不仅派遣了一万名正规军驻守，还联合当地的哈萨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一起反对噶尔丹策零。  面对着沙俄虎视眈眈的威胁，噶尔丹策零丝毫没有畏敌情绪。武力威胁没有让他折服，物质利诱没有让他上当，直到临死（1745）前，噶尔丹策零依然“为同俄国打仗而尽力作准备”。回过头看，如果噶尔丹策零选择向沙俄妥协，后果一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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