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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颜歌
四月两种
进入四月，曾经总是空荡的火车逐渐变得拥挤，而车厢里戴口罩的人却几乎见不到了。人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以自身对常态的表演来拒绝现实的苦难。不管瘟疫、贫穷、战争、死亡，我们平静地坐在明亮而洁净的高速列车上，面孔裸露，握着手机或者报纸，以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与他人对视或交谈。通过座椅的缝隙，我可以看到坐在斜对面的女孩。她靠着窗户，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耳朵里还塞着耳机，阳光照在她染成淡粉的头发上，几乎透明。 进入四月，我关掉了微信里的朋友圈功能。可能本来就是一种奢望吧，我对我的心理咨询师说，没有人可以同时过两种生活：这一边的生活，那一边的生活——归根结底，只能选择一种。
从火车窗户看出去，是东安格利亚广阔而平坦的田野，进入四月，一片片开满了全是金黄的油菜花，炫目到令人无法睁眼，恍然间，竟与成都平原的春天并无二致——然而，我故乡的菜花早在三月里就已经开过了。这里比成都更北，冬天的黑夜更长，盛夏的日子更短，大街上的行人总是稀疏，食物的味道从来寡淡——这里，离我的故乡有将近九千公里远。
蒸汽火车穿过成都平原的油菜花海 © 嘉阳桫椤湖
进入四月，我开始在丈夫和孩子入睡之后在YouTube上搜索关于成都的视频，有游客拍下的熊猫基地、锦里或者太古里，也有旅居的外籍人士录制的生活指南、餐厅推荐，还有一些不知道被谁传上来的、来自过去的影像：1999年的郫县，郫花路上的理发店和水果摊子，阿城、林白、方方和马原；2000年前后的成都，人民南路、玉林的法国梧桐、路灯和“白夜”，翟姐、小竹、洁尘和朗格——我总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开一盏小灯，一遍遍地看着我熟悉的人们曾经的面孔，听他们用成都话谈论诗歌和生活。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记忆中他们的声音。 在《白夜往事》里，诗人翟永明讲起她开白夜酒吧的初衷。面对着镜头，她的语言朴素而直接：“必须在经济上自足，才会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每一个从成都长出来的人都要学会这个道理，那就是艺术必须远离生存，才能进入生活。2008年左右的成都，我们都不富裕，可是也没有人觉得自己很穷。买一杯五块钱的花茶可以在文殊院坐一个下午，再走出来吃两块一碗的洞子口凉粉。芳草街的单人公寓大概是九百元一个月的房租，坐公交车回郫县（编者注：现为成都市郫都区）只需要三元五。我的朋友韦源告诉我：“用拼命的写作来赚钱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是没有出路的。需要练习的是降低欲望，少花钱，只写想写的东西。”
被树荫遮蔽的街道与摊位 © 蔡小川
进入四月，我失去最后一丝想要写作的欲望。之前，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有办法看任何的小说。在当下的语境中，虚构似乎成为了一种特权，一种伪善，一种硬要抓住的天真。偶尔读诗之外，能让我安顿下来进行阅读的只有非虚构：埃丽莎·加伯特的《记忆的非现实》（Elisa Gabbert, The Unreality of Memory & Other Essays）、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提摩西·史奈德的《论暴政》（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詹明信的《寓言和意识形态》（Fredric Jameson, Allegory and Ideology）和玛吉·纳尔逊的《论自由：关怀与克制的四支曲》（Maggie Nelson, On Freedom: Four Songs of Care and Constraint）。 讽刺的是，就如同那些越是想要清醒着就越像是活在噩梦里的人们，当我知觉的触须在异语中越伸越远的时候，我作为小说家的感官却彻底地凋敝了。进入四月，关掉了朋友圈一周多以后，我怯生生地打电话给我在成都的朋友向荣。“我还在写我那个平乐镇的长篇，”我说，“其实已经写了四分之三了，但是一点也写不动了。我每天对着电脑看着这个小说，就觉得很荒谬，我写的这个东西和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和现在的我没有关系，和现在的成都和郫县也没有关系。再写下去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我的朋友在电话的那一头声音微弱，也不知道是因为客观的距离还是主观的疲惫。他让我不要着急，实在写不下去就玩一会——正是一个成都人会给出的建议。“你这么想，”他说，“你不写小说的话还能干嘛呢？你只能写小说。你天生就是写小说的。”
小说家颜歌
故乡的拟象
我离开郫县已经十多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在爱尔兰，现在在英国，但我依然还在写着关于郫县的小说。有的时候我把这看作必然的文学的延迟，有的时候，我难免把这一切归咎于我自己的懒惰和虚伪，还有些时候，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固执吧，人性里的盲目，写作的宿命。 归根结底，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而虚构的本质是非真实。当我的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可触及，越来越不和我的现实相接而只能在记忆中出现的时候，它的种种又和彻头彻尾的虚构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把故乡写进小说里，把小说的世界修建成故乡的拟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唯一的选择。
在街道两旁时常能遇见宝藏小店 © 蔡小川
进入四月，我和父亲视频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短。有时候他在电脑前面忙，就直接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前置镜头照着他书房的屋顶给我看。那顶子曾经是雪白的，但经年累月地，早就被熏得发黄。父亲同我说话，嘴里总是叼着香烟，答应着“嗯”、“啊”、“哦”、“拜拜”。两年多以前，我们曾经每天都要打电话，而屏幕上他的脸总是充满愁容，和我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叮嘱我要多买东西，多囤点米，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啊，人多的地方千万别去。那个时候我们说夏天我就会回来了，最晚不过秋天，后来我们说明年春天吧，肯定能见到了，然后又再许诺着下一年的春天。最近我们不再谈这些了，父亲说：“挺好的，视频里见到也就是见到了。你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你，这样就够了。” 小说家们大概是最早想要建构元宇宙的人。当然了，小说家的虚拟现实不是通过代码和算法来实现的，仅仅是通过一个字又一个字的添加：汉字、单词，从能指通往所指，以叠加的所指来塑造语言的图像，再用一片片微巧的语言图像构筑、在阅读者的脑海里再现一整个有机的、自给自足的、地道的世界。
两位大爷在望丛祠里晨聊 © 朱洪
如果能够建构这样的小说世界，小说家便没有任何需要进入和回到现实世界的理由，当她思念故乡的时候，她只需要打开电脑文档，回想成都平原春天的样子——空气、湿度、植被、声音、人们说话的方式，然后一字一词地打出： 好在这平乐地方虽然在盆地底下，不过一方寸土，却田肥地沃、物厚人和，四时风物更别有致趣。就看这正月一过，才入了春，满街满镇的花木们都兴旺起来了：寒梅刚刚开完，海棠尚且妖娆，嫩黄黄的迎春花和粉白白的樱桃花就招展起来；再过几天，杏花开了，满树的更是下雪一般。风一吹，扬起重重的花瓣子，又夹着隔壁的李花和梨花，飘飘荡荡，最是迷这看花人的双眼；再过几个星期，等到萝卜花和胡豆花来打过了前哨，油菜花就要“刷”地一把，开出来满原遍野，遮天蔽日的金灿灿——等这时候，任你是天官投胎，星君转世，也不得不脱了袄子，掀开铺盖，走出门去。照照相片，晒晒太阳，再抬张桌子出来打麻将。
两个姑娘在桥下闲坐晒太阳 © 马晓
她还记得很清楚，她是在都柏林城里德里埃街的楼上书店（Books Upstairs）写下这一个段落的。那个时候她搬到爱尔兰不过一年多，刚刚开始写这个长篇。她去的那一天晚了，店里只剩下正中的一个位子，紧紧挨着左邻右舍聊天的人们，服务生来回之间每每几乎要撞上她的桌子。就是在这样一个喧闹如歌剧舞台的地方，她旁若无人地把电脑打开来，写起了平乐镇上的事情。而，当她进入那个虚构的世界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相对于她身边其他的人，成为了不存在的：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她写的是什么。在他们看来，她只不过是一个来自亚洲某处的面容不清的女人，而在她电脑屏幕上陆续出现的汉字，如果有人注意的话，也不过是某种不可辨别、无法认知的杂符乱码。
人民公园露天茶馆的慢生活 © 蔡小川
时间是一个房间
四月之初，我坐火车去伦敦参加女朋友的新书发布会，在马里波恩高街的丹特书店（Daunt Books）。活动开始之前，我和女友还有她的责编在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出她新书的出版社明年也会出版我的新书，而她的责编也刚好是我的责编。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了，纤瘦而雅致的两个人，坐在高脚凳上低声交谈。我一走过去他们就看见了我，跃下凳子过来同我拥抱，又给我倒白葡萄酒。
“Yan前天把她小说集的最终稿正式交给我了。”安格斯愉快地对我的女友宣布。 “太好了，”我的女友说，“恭喜！那么下一步要写什么？” “还在写我的长篇呢，写得超级慢。”我跟我的女友说，苦着脸。 “这么快就开始写长篇了？”安格斯很惊喜。 “是中文的长篇，”我对他说。“我上次跟你说过的，得先写完这个才能写英文的长篇。” “哦，对啊。”他点点头，喝了一口啤酒。
郫筒镇工业品摊区 ©《郫县志（1986-2005）》
整个四月份我像只穿山甲一样地在平乐镇的故事里艰难前进，把七八页的内容反复写了四五遍。我的语言和我的小说，它们曾经是我的通行证、墓志铭，我的身份和本质，现在，却成了我怀揣的秘密，某种令我现实生活里的其他人略感不便的次要事件，一些前面不加定语就无法确定其意义的非特指名词：汉语语言，中文长篇。 在我的中文长篇里时间定格在了二零一零年，故事里的人最远就是从平乐镇的西门走到了东门。在这个故事里人们还只是用手机发短信和打电话，地铁线路还只在规划中，新房子才不过三千块一平。我们生活还仅仅和婚丧嫁娶有关，出轨和贪污是镇上最大的丑闻。我的女主角刚刚满三十岁，在被她妈逼着相亲的时候偷偷谈了个中专毕业的男朋友并且跟他闪婚了。她最大的烦恼是她新婚的丈夫总是在外面和他的弟兄们吃饭喝酒，而她自己的工作则日复一日波澜不惊——没有，到故事的最后，她也没有离开这个小镇；没有，这个故事和我所存在的现实似乎已经全无关系。
郫县孩子们的幸福童年 ©《郫县志（1986-2005）》
进入四月了，我无数次地想到要放弃平乐镇——是时候了，我离开我的故乡已经太久了，而母亲的去世也早就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我还有什么理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过去的郫县，怀念母亲还在的那些日子？或者，在这个长篇的案例里，假想如果母亲还活着，我也还没有离开成都，我的生活可能有的样子？
总是有人问我写中文和写英文的区别。对我来说，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时间。在英文的故事里，时间总是一条线，中起（in medias res）也好，闪回（flashback）也罢，过去的故事总是在现在时的后面，它既不可能假装是现在，也就永远不会成为现在。而在中文的世界里，时间是一个房间，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都聚在一起，面对着彼此，眼睛看眼睛，耳朵贴耳朵——我们的过去永远都和我们同在，它们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自己无法区别、不能割裂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体里回响。
童年时期，颜歌在郫县南街的爷爷奶奶家门口
我的故乡就是这样在我的身体里发声，我离开它的时间越久，这声音就越是独特而悠长。其他的事物正在变得无法控制，也就根本不可预测，但我可以确定我永远都会用郫县话来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只有我们镇上的人会明白：一是叶，十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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