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  以少数民族身份而入主中原，一统华夏，建立王朝，忽必烈是第一个。 从蒙古大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自我修养之路？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成吉思汗之子托雷第四子，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元朝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  1251年，忽必烈长兄蒙哥继大汗位，因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兄弟中“最长且贤”，蒙哥便命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军民事务。 成吉思汗开创大蒙古帝国后，黄金家族一直以武功为业，四处开疆拓土，“灭国四十”，但忽必烈年轻时，并不以武功见长，相反他对文治特别有兴趣，在崇尚骑射的氛围里，忽必烈多少显得有些另类。 这可能和成吉思汗时代即有的“文化宽松”的政策有关，成吉思汗四处征伐，却并不以“文化钳制”巩固其打下的疆土，而是采用“因俗而治”的方法。成吉思汗时期，就有耶律楚材这样的儒家大师在其身旁，中原道教宗师丘处机也曾不远万里拜谒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与其相谈甚欢。成吉思汗账下，各种宗教信仰的将领云集，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早已传至蒙古高原。 忽必烈年少时所受教育和行为事迹史料记载甚少，但他青年时代便“思大有为于天下”，多思善虑。 忽必烈受命总管漠南军民事务后，开始了自己治理一方土地的试验。 所谓漠南，是指在在蒙古高原有一段从东到西的沙漠戈壁，以此为界分为漠南和漠北，漠北是蒙古人的大本营，蒙古人的栖息地和游牧地都在漠北。漠南则是北到大兴安岭的蒙古本土，西到河西走廊以东，南到淮河一线的广大地区，包括了中原地区。 忽必烈接到受命后，很是高兴，而他的幕府中有一个叫姚枢的汉人却是忧心忡忡。 姚枢(1203年-1280年)，金末元初的政治家、理学家，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后迁洛阳。金朝末年，蒙古军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投靠窝阔台大汗的养子杨惟中，被引荐至窝阔台汗。1250年，忽必烈仰慕姚枢学问，邀请姚枢会面，姚枢向忽必烈陈述了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忽必烈深以为然，将他留在身边。 此番忽必烈总管漠南军民事务，姚枢却先人一步地察觉出了其中不妥的地方。 姚枢对忽必烈说，“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 意思就是这么广大且家人物产丰富的疆域全都给了你，那么大汗还有什么呢？ 忽必烈马上就明白了姚枢的意思，如果把漠南所有军事、民政、财赋大事都抓在自己手里，大汗权力被架空，日子一长，必然会引起蒙哥猜忌。 忽必烈再问，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姚枢建言，只管军事，将财赋、民政两大权力交还大汗，请其另行委派。 忽必烈立即照此办理，上奏蒙哥汗“自请唯掌军事”，蒙哥汗果然很快就批准了此议。以后的事实证明，即便已归还财赋、民政两大权力，但忽必烈在漠南干得太过出色，也依然引起了蒙哥汗的猜忌。这是后话。 受领漠南后，忽必烈一开始选择回鹘地作为开府之地，主要原因该地是突厥后裔居栖地，从风俗习惯上与蒙古人接近。 但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地，非燕不可。” 从这些话中可知，忽必烈早就有经营天下之心，他身边的文人武士，也是凡事都替他以经营天下为出发点来考虑。 霸突鲁的祖父木华黎，是成吉思汗账下大将，所谓“四杰”或“四狗”之一，屡建功勋，木华黎受命经营汉地后，就是在金莲川开府，该地很快成为蒙古国在汉地的大本营。 忽必烈听了霸突鲁的话，知道驻扎幽燕更有利于经营漠南，就放弃了回鹘与蒙古草原游牧民的亲和性，以经营天下的目光选择了靠近幽燕地区的金莲川。 金莲川（今河北张家口市沽源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盟正蓝旗之间闪电河沿岸），是一条南北走向蜿蜒曲折的狭长地带，北连蒙古本土，南接金中都（今北京），是游牧与农耕的接壤地带。  忽必烈到达金莲川后，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乃至后来缔造大元帝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谋臣侍从集团中聚集了刘秉忠、赵璧、王鹗等一大批中州精英，大略分为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群；以窦默、姚枢、许衡三人为首的理学派；以金末状元王鹗为领袖的金源文学派，有著名的徐世隆、宋子贞等人；以善于理财的郝经、赵璧为首的经邦理财群。 在宗教治理方面，忽必烈身边还有吐蕃撒加派高僧八思巴、禅宗僧人海云、道教萧公弼道长等等。 当然还少不了军事人才，如廉希宪，董文用兄弟，阿里海牙和文武才兼备的商挺等一时人杰。 忽必烈十分注重与汉地世侯的关系，又依托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弘吉剌斡陈驸马、纳陈驸马兄弟等人的实力。 金莲川幕府中大部分人习惯于城居，难以适应“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忽必烈于是翻新了原金朝的抚州城，以汉人赵炳为抚州长官，“城邑规制，为之一新”。 1252年，南宋军队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6月，蒙哥命忽必烈出征云南。对于忽必烈来说，他之前重于文治，而武功方面建树不多，忽必烈抓住此次机会，率大军远征，于1253年经过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忒刺（今四川松潘），8月从陕西出发，进攻位于今云南的大理国；1254年1月2日，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投降，建国二百余年的段氏大理国灭，云南地区并入大蒙古国版图。 忽必烈随后用心经略漠南，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并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行汉法”的主张，以汉法治汉地。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忽必烈心中清楚，蒙古族虽勇猛，但开疆有余，治理不足，特别是在中原地带，不行汉法，难以让天下归心，因此他尊崇儒学，“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 忽必烈还在在邢州兴办铁冶，补充官府财用，印刷纸钞，满足贸易流通，整顿驿站，建桥筑路，修仓廪，办学校。在京兆路相继设置了宣抚司、从宜府、行部等机构，提拔贤良，降暴黜贫，薄税劝农，低息兴商。这都是汉地传统的治理办法，受到士大夫和汉族世家的赞赏，称忽必烈“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 1256年，忽必烈令刘秉忠占卜选择了金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修筑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作为在漠南的固定驻所，命名开平府，后来升为上都。 开平，北连朔漠，南控中原，地理上很适合于忽必烈总领漠南的政治军事需要。 忽必烈重用汉人，实施汉法治理漠南的举措，再加上他征伐大理国的功绩，终于引起了蒙古贵族对忽必烈的不满，而蒙哥汗对他也猜忌日深。这些蒙古贵族对蒙哥汗陈述了忽必烈两大罪状：一是“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这是越主以代；二是“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超出了“唯掌军事”的承诺。 1257年春，蒙哥汗派遣亲信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南下钩考。所谓钩考，就是现在所说的财税审计，这显然是对忽必烈的不信任。 阿蓝答儿手持重权，在关中设置钩考局，编织罗列出的罪状多达一百四十二条，忽必烈府中的官员都难脱干系，被威逼折磨致死有二十多人。 面对此种形势，忽必烈既伤心又愤怒，此时又是姚枢一言点醒了忽必烈。姚枢说：“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难与较，远将受祸。”意思是蒙哥汗既是君也是你的兄长，而你是他的臣子也是弟弟，这种事情没办法说理，要赶紧处理，不然就要大祸临头了。 忽必烈问姚枢该如何处理，姚枢说，带着家眷去觐见蒙哥汗，主动妥协，消除猜疑。 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当年12月，忽必烈带着家眷及亲信随从，赴漠北觐见蒙哥汗，到达蒙哥驻营地后只身前往。在蒙哥面前，忽必烈行君臣礼，恭敬从命。朝会之后，蒙哥与忽必烈家宴，手足之情使二人禁不住泪落杯中。不待忽必烈告白，蒙哥汗就下令停止了所谓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但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之权被收回，他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从宜府、行部之类机构全被撤销。蒙哥借口忽必烈有脚疾，让他回漠北营地养病，不必南下。 忽必烈遭遇了他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大挫折。  但忽必烈很快迎来了转机。 1258年二月，蒙古对南宋发动全面战争。 蒙哥率西路军亲征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想起了还在漠北赋闲的忽必烈，便命他南下率领东路军。蒙哥的设想是在踏平川蜀后，忽必烈攻下鄂州，在此会师，然后直趋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一举灭宋而统一全国。 忽必烈即刻南下率军出战，此时南宋方面派出贾似道抗拒蒙军，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展开了围攻大战，此时已是1259年7月，谁也没料到，蒙哥大汗在钓鱼城之战中为宋军飞矢所伤，死于钓鱼山（另有一说是因病而逝），消息传至忽必烈，疑为宋军扰乱军心之计，不信，忽必烈继续进攻。 九月初一，跟从蒙哥大汗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讯，请忽必烈北归争汗位。随后忽必烈妻子察罕寄来书信，告知忽必烈其弟阿里不哥正在谋划继承蒙古大汗之位。 忽必烈谋臣郝经认为，夺取汗位是急事，而灭宋是持久战，劝忽必烈以汗位为先。 忽必烈遂从容不迫安排了鄂州一线的战事，马上赶回燕京（今北京），随即与阿里不哥展开汗位之争，于1260年4月28日，在开平即位，成为大蒙古国第五个大汗。 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来，从未建过年年号，当年5月19日，忽必烈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建元“中统”，意思就是“中原正统”，以承继中原的皇统自命。这其实是忽必烈迈出了从蒙古大汗向着中原王朝的皇帝转变的第一步。 元朝之年号比较复杂，奥卡姆梳理如下，以有利大家理解： 1260年4月28日，忽必烈成为大蒙古国第五位大汗； 1260年5月19日，忽必烈建元“中统”； 1264年，改中统年号为至元，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此年号一直使用至忽必烈逝，共使用31年； 1271年12月18日，改“大蒙古国”国号为“大元”，“元”取自《易经》的“乾元”，意思是“极大”，至此，这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元朝”。 1272年，大元定都“大都”（北京）； 1276年，南宋朝廷缴降表，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彻底灭亡，元朝统一全中国。 忽必烈建立年号后，为表明自己的中原正统，更进一步地开始效行汉法，他的谋士认为，“要做中国的皇帝，就应该按照中国传统方式行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祭祀则必须有正规的祖庙。”于是忽必烈命人设计、修建了太庙，并在至元三年（1266年）对宗世系、先帝尊谥庙号和祭祀仪式做出了明确规定。 原来蒙古人没有法定大汗的继承人制度，大汗去世后，新的大汗要由全体蒙古贵族在忽里台（大聚会）大会上选举产生，这造成了汗位继承的危机，忽必烈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建储”办法，于至元十年（1273年）立其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其妻察必也获得了皇后的册封。 原来蒙古大汗没有固定的朝廷礼仪，大臣贵族们只是聚集在大汗的宫账之前议事讨论，秩序混乱，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定出了一套朝会礼仪，规范了宫禁制度。 除开这些大事，忽必烈还从名讳制度、印玺的使用等等这些小的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君臣名分的等级，包括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也都是效行汉法，先后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和相应的地方机构。 忽必烈入继大统之后，谋士郝经认为应当迁都于燕京。原来的蒙古都城位于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由窝阔台汗所建。 郝经认为，忽必烈要立新图治，以中原为根基开创帝业，只有迁都燕京方可实现。 忽必烈听取了这个意见，1264年，将燕京改名为中都，1272年又改名为大都，都城的修建始于1267年正月，由刘秉忠设计。 刘秉忠此人可谓是忽必烈身边的“大材”。 刘秉忠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他祖籍瑞州，世为辽朝官宦大族。刘秉忠曾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忽必烈即位之前，召海云禅师，海云禅师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刘秉忠遂为忽必烈所用。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刘秉忠曾随忽必烈征伐大理和南宋，力劝忽必烈勿滥杀，所以忽必烈南征时，未屠一城，保全了无数人的生命。刘秉忠虽居于忽必烈左右，但仍着旧服，当时人称他为“聪书记”。 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大都城，历时七年而成，环城六十里的城墙共开了十一个城门，东南西各三门，北面两门，刘秉忠以哪吒三头六臂两足之说而设计，南面三门象征哪吒三头，东面三门和西面三门三门象征六臂，背面两门象征两足；城市布局则采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原则设计，皇城座落于南部偏西的位置，二十里的“萧墙”环绕，通称“阑马墙”，密植参天大树，宫禁森严。宫城中的正殿名大明殿，是忽必烈与蒙古亲王、群臣会集议事和接见外国使节的主要场所，习惯称之为“长朝殿”，全殿东西长200尺，深120尺，高90尺。 气魄宏伟的都城和宫殿，显示了大元王朝皇帝忽必烈的威严，强烈显示着忽必烈的形象已从蒙古大汗转为了中原王朝的皇帝。 但是，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还在阻挡着忽必烈真正成为一统华夏的王朝之帝。 正如南宋降将刘整对忽必烈所言：“自古以来的帝王，不统一天下，使四海一家，就不能成为正统。我朝（指元朝）已占有天下十之七八，为何置一隅之国（指南宋）而不问，自动放弃正统呢？” 刘整所言，正是忽必烈所思之事。 1273年正月，阿术、刘整率军攻破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献城投降，南宋的防御体系被攻破，1274年，忽必烈令伯颜、史天泽等率二十万大军分路南下，1275年伯颜击溃宋军水师，渡过长江，攻占鄂州，1276年，伯颜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直趋临安。 1276年2月4日，伯颜进入临安，宋恭帝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灭亡，元朝掌握全国性政权。1279年3月19日，厓山之战，南宋海上流亡政权被消灭。 忽必烈，终于完成了一统华夏，承继中原正统王朝的宿愿，也完成了从蒙古大汗到元朝皇帝的华丽转身。  南宋灭亡后，忽必烈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对归降的宋皇室人员也极尽可能地优待，他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 忽必烈在历史上总体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他足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致力于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 就连推翻元朝统治的朱元璋都说，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成吉思汗），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忽必烈），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忽必烈虽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他在统一全国后，一大败笔是推出了全体国民的等级制度，即蒙古人为一等人，来自西域各地的色目人为二等人，长江以北原金朝统治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为三等人，江南原南宋境内的则是“南人”，列为第四等。 这种“四等人制”，使元朝的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时有民间的反抗势力出现。  忽必烈虽尊儒术，行汉法，但他终究还是没能领会到汉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事能做不能说，像这种条令分明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着实刺激了汉人那仅剩的一点点自尊之心。其实，汉文化中自古就是等级分明的文化，三教九流、士农工学商，不都是等级分明吗？但这只是文化上的一种分类，如果忽必烈只是在实际统治中按人种分类治理，“只做不说”，而不是像这样“又做又说”，或许，他所心心系念的大元王朝，也不会持续不到百年即灭吧！最后一段，是为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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