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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的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康熙宣布特开博学鸿词科，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由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举荐，皇帝亲试录取。 所谓博学鸿词科，就是在正常的科考之外，再为汉族知识分子开辟一条特别的仕途之路，由官员推荐，皇帝亲试，其实是含有施恩天下儒士的意思。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大多是经过杀伐征战而来，新的统治者面对旧朝遗留的各种上势力，如何弥合矛盾，稳固统治，是对新王朝统治者极大的考验。 特别是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中原的王朝，少数民族统治广阔的汉地和众多的汉民，其挑战不仅是军事上的反抗，更是思想上、文化上的不认同。 军事上的反抗，只有强力镇压，这是维护统治必须要做的。 清顺治时期，由于刚刚入关定鼎中原，各地起义不断，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在组织反清复明，而顺治时期又实行了剃发、圈地、逃人、迁海等民族高压政策，民致民族矛盾空前对立，而且，他们对效忠清朝的汉官也极为歧视，同一官职，满官的品级是高于汉官的，如满洲大学士、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人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在品级上就差了很远。这些汉官也深感耻辱，哪里还谈得上为清朝出力办事，大多是应付差事，混日子而已。 直至康熙继位后，最后一个南明政权永历被消灭，清王朝开始出现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后来虽有三藩之乱，但已不能影响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开始思考如何保证统治的稳固性。 此时的反对势力，已从军事转移到了文化层面，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士绅阶层是否支持清朝的统治，已成为清政权是否稳定的最大影响因素。 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充满着反清思想。顺治初年，清军下江南时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极大反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依然历历在目；且南明小朝廷覆灭不久，许多明朝遗臣依然存在，他们强烈要求恢复汉族人的天下。 康熙意识到，若想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彻底平息汉族人的叛乱，只有取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康熙深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他先是逐步修订“逃人”“圈地””投充”等激发民族矛盾的政策、法令。 圈地是清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而采取的野蛮手段，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圈占，许多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业游民，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下令永久禁止圈占土地民房。 同时对朝中汉官也一再宠络，下令把满汉官员的品级划一，不再是满高而汉低，其实在各个衙门中仍然是满官说了算，但起码在形式上满汉官员平等了。 废止侵占底层人民利益的政策，笼络上层汉族官员，而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了。 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 要让汉族知识分子归心，康熙必须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尊重，而事实上，康熙确实自幼就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对儒家思想也有强烈而浓厚的兴趣，他知道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儒家思想。 康熙作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举动。 康熙八年(1670年)，康熙亲率诸王、百官举行拜孔大典，由大成门步行至孔子牌位前，亲自己行了两跪六叩之礼。 这一举动，向天下儒士表明了清王朝的尊孔重儒的治国之道。 紧接着，康熙又颁布了《圣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推崇儒学。 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但是，只表明决心还不够，要有实际行动，也就是要给汉族知识分子一条出路。 当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的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康熙宣布特开博学鸿词科，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由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举荐，皇帝亲试录取。 所谓博学鸿词科，就是在正常的科考之外，再为汉族知识分子开辟一条特别的仕途之路，由官员推荐，皇帝亲试，其实是含有施恩天下儒士的意思。 早在顺治时期，就于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举行了科考，实行八股取士。 但康熙认为，八股取士，对于热衷功名的年轻土子可能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眷恋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士则不一定适合。 所以他决定另开博学鸿科，一方面沿袭旧制网罗汉族土子，另一方面采取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笼络遵从儒家思想的名士，从感情上消弭汉族士子与满清贵族的矛盾，使之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谕旨发出后，经过各地官员的荐举，一共有170余名オ学之土进入了“博学鸿词科”考试。 能被推荐进入博学鸿词科考试的，大多是当时的名人学士，但也还是有很多抱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名士，以各种方式方法逃避这种推荐，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听说自己被征诏时，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最后地方官也只得作罢。 顾炎武的朋友，陕西李顒也被征召对象，这人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但最后却被连人带床一起抬到了省城，李绝食6天，大哭大闹要自杀，这才被放回家中。 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了京城外，却死也不肯入城，痛哭一番之后才被免征。 还有的如黄宗羲、魏禧等人不是以自杀相胁对抗，便称病重。 这些人名重一时，不愿以这种方式依附清廷，就是那些在名单中的应试者，大多也是抱着“走一遭”，应付一下皇帝与地方官员的心思而已。 但康熙不在乎这些，只要你们来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就是要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尊崇儒家文化的诚意。 当年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土陆续抵达。康熙却不争于开考，他要把这事儿弄得越大越好，他关心地对这些名士说，北京冬天白天时间太短太冷，不利于各位オ学之士展示自己的才华，咱们把考试日期延后，等来年春天天气转暖之后再行考试。你们呢，就在京城里休养一段时间吧。 康熙想得很周到，还命令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人发给银三两、米三斗，使应试者免除后顾之忧。 就这样一直转过年来春天，也就是良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这才举行了考试。 这一天，康熙一大早就先到堂子致祭，而后回宫登上太和殿。在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排队进入太和门，在太和殿前聚集，然后至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 一晃儿就十点了，康熙又赐宴体仁阁，让大家先吃点喝点，其实从来会试、殿试、等等皇上都是不赐宴的，康熙这么做当然是表示对这些文人学士的礼遇与重视。陪宴的大学士还对大家说，本来大家都是满腹经纶的，用不着考试，但考试更能显示才学，这是皇帝表示敬重的意思。 吃喝完毕，考试这才正式开始。 试题是《璇现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这种试题，对于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而康熙如此出题，也并不是真要选什么大学士，只是作作样子而已。 这些人心里也都明白，这场考试不过是一个形式，试题对他们来说毫无难度，而且又如此张罗赐宴，哪里是考试呀。 几个小时后，吏部将考卷收齐后，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科”便结束了。 考完次日，康熙带着试卷出京巡视，在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一连住了5天，又到达保定，十四日才返回京城。 在这出巡的十几天中，康熙把试卷浏览了一遍，大多还很满意，但也有一些应试者故意敷衍，比如诗句故意写得不通，甚至都不讲究合韵，有的是两道题只写了一道，作了一首诗而已，但康熙也不以为意，他认为对那些最有影响、名气极大者，要一律录取。 本着这一原则，最后取中彭孙等12人为一等，李来泰等30人为二等，并全部被授给翰林之职。 有的人因为被清廷授官，认为这是一种“失节”行为，心中极为不快，如李因笃授官之后不久，便数请“终养”，康熙也并不勉强他，最终让他回家奉养老母了。这场康熙主导的博学鸿词科，最终取得很好的效果，不但使清朝堂中满汉官员的对立情绪得到了缓和，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汉族知识分子减轻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敌视与仇恨，康熙帝收服人心之策取得了初步成功。 博学鸿词科是针对有影响有学问的文士，但汉族阶层中，还有一大部分是汉族地主、士绅这些有财势者，他们往往在当地举足轻重，为了争取他们，康熙也真是费了脑筋，想出了捐纳制度。 也就是允许汉族地主、士绅，可以出钱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等，这等于给这些人当官进入统治阶层铺了一条路，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统一起来。 而且当时清廷的财政极为紧张正好借此一举两得。 这一办法很快便显出成效。清政府每年仅捐纳一项就可收入白银达200多万两，江南大批家有余资的地主文土中，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捐官、捐出身。此举在笼络人心方面比“博学鸿词”特科更加有效，且影响面也广泛得多。 但是，这种捐纳也有恶果，花钱买来的官，自然要想回本甚至赚钱，只能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最终会导致吏治败坏，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 康熙明白这个道理，捐纳只是权宜之计，绝非拣选人オ之法，所以康熙后期多次下令禁止捐纳，但是，恶行一旦开了头，就很难收住，康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后代子孙没把他的雄才大略学去，但是把这一弊政“发扬光大”，一再实施捐纳，最后使清朝的官场变成了市场，严重地损害和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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