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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在位六十年，享年88岁，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又自诩为“十全老人”，对自己这一辈子很是满意，又很得意。 乾隆登基六十年，也就是在他85岁高龄时，自谦不能超过爷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数，遂主动退位，传大位于嘉庆，从而当上了太上皇。 退位传位，传位之后如何继续把持权力，可谓是乾隆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对这件大事，乾隆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在中国历史上，生前传位的皇帝极少，除了少数几个有意模仿古人、沽名钓誉之外，大多是把皇位坐到死，死后传位。 乾隆却是一个特例，他在位60年，文治武功颇为卓越，社会发展有了一定进步，85岁高龄之时，又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3年以后，方寿终正寝。 乾隆很早就有了传位的想法，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他即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ー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路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乾隆的这种念头，部分原因是受儒家禅让思想影响，主要的目的还是祈求长寿。 康熙年幼便继承皇位，统治长达61年，到驾崩之时已69岁，这在清朝初年的几位帝王中已属于高寿。而乾隆25岁才得以登基继位，60年后，将至85岁的耄耄之年。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自己不敢超过皇祖康熙在位61年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是希望自己比康熙在位更久一些。可以说，继位之初乾隆就已萌发了这种传位思想。
既然是传位，那传给谁、怎么传就是一个大问题。 雍正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强化皇权、稳定政局、巩固统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还缺乏政治经验，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与他的父亲雍正相去甚远。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仅仅是一种“酌权济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因此他并未遵循这一制度。 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乾隆一开始也是拘泥于立嫡立长之旧规，并且下定决心，“必欲以子承统，行先人所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毫不犹豫地把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颙琏内定为储君，但三年后颙琏病故，此后不久他又想内定皇后所生之皇七子颙琮为储君，然而颙琮以及皇后富察氏却先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死去，而皇长子颙璜和皇三子颙璋不但“全无哀慕之忧”，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乾隆对此极为愤怒，对他们严加训斥并断了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此二人断不可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已经63岁了，他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心秘密建储，此时他在位已近40年，有了相当丰富的各种政治经验，因而这次建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在确定储君之前，乾隆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将建储密旨书写完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建储之后，乾隆一方面利用20多年的时间长期考察储君的品质和才能，一方面又恩威并举，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 就施恩方面而言，乾隆的诸子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陆续得到了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的晋封，乾隆还经常驾临各子府邸联络感情；就施威方面而言，继续严格禁止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一旦发觉就对涉及人员严惩不贷。 为了保证自己的建储大计顺利实施，不受传统建储观念的破坏和影响，乾隆还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和批判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带来的弊病。他认为 “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之所以这样，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双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 乾隆还不遗余力批驳嫡长子继承的传统建储原则，“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据此，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 为能够让广大臣民尤其是让诸皇子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并引以为戒，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他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有关借鉴惩戒的事迹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一书。 此外，为了使广大臣民进一步深入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重要意义，他全面论述了秘密建储的动机和效果。关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方面，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立于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称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他还以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得出结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 正是由于乾隆对秘密建储制度的反复阐述，才使得这一制度较为普遍地被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尽管其皇子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有觊位的野心，但是一直到他退位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室内部为了争皇位而骨肉相残的情况，从而也巩固了乾隆的最高统治地位，最终乾隆一朝没有受到威胁。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的身体每况愈下。当年九月初三，他向全国臣民宣布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写的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在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元日，上至内外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集聚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乘至殿内升坐。鼓乐齐鸣，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皇太子及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恭听。而后，两名大学士引导皇太子至乾隆御坐前俯伏跪地，让乾隆亲授“皇帝之宝”。最后，得传位的皇太子率领群臣再向乾隆行九叩大礼，恭送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起驾还宫，而得传位的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驾。至此，传位大典顺利完成。 秦汉以后，称为太上皇者虽不乏其人，且位置也非常显赫，但再也没有临政治民之实权。 但乾隆这个太上皇，显然是不肯把权力完全彻底地交给嘉庆的。 乾隆殚思竭虑地经营了60年，在宣布传位的时候，即决定“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这些权中之权，“岂能置之不问”，只是把各种祭祀和礼仪这些无关大局的活动交给嘉庆办理。军机大臣根据他的命令拟定的传位事宜中，太上皇所享有的礼仪规格和所拥有的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嘉庆之上，乾隆还自称为“朕”，所发旨意仍称为“敕旨”。乾隆自己就露骨地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在筹备传位事宜的过程中，尽管乾隆已为自己保留了极大的权力，然而大典举行后，又推翻了传位时所作出的许多承诺。 其一，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2年)时，他就下令修葺宁寿宫，作为他退位后颐养天年的地方，然而大典之后他却不愿搬出养心殿，嘉庆也就没办法搬进养心殿，只好仍在毓庆官。 其二，嘉庆改元，全国上下都应该统一使用新历，但是，大臣纷纷以“一体循用新朝，于心实有所未安”为理由，而呈请在宫内还是实行乾隆纪年时，乾隆立即同意，到太上皇去世时，宫中仍然使用乾隆年号。 其三，嘉庆改元，京中宝泉、宝源二局以及各省铸钱机构自当改铸嘉庆通宝，但是为了表示对乾隆的尊重，“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对此，乾隆也一概表示赞同。 其四，传位之际，乾隆曾承诺让皇帝处理各部门和各省题奏本章，但是归政后，除了把一些无关紧要的题本让嘉庆处理之外，批答奏折、任免官员的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乾隆在手里。乾隆死前数月，虽然已经眼力大不如前，“然披阅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 嘉庆三年(1798年)春，乾隆玄孙载锡成婚。乾隆非常希望他来年生子，好使自己在玄孙之外再见来孙。此时乾隆已经是88岁高龄，他也很希望还能活上12年，这样在年龄上就能超过历代的任何帝王，开创一个新记录。 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乾隆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这种心绪： 仰望如霄上，俯临欣目前。一身亲七代，百岁待年。愿谓无者勉，喜瞻来者连。自谓不知足，又愿庶应然。 乾隆虽有此愿望，但也知自己来日无多，他着手对后事作了一些安排。 首先是修葺陵寝，选址于东陵水峪。乾隆初年(1736年)，他的陵寝就基本上建造完毕。传位之后，再次下令重新加以修葺。同时考虑到清陵分散在易州、遵化两地，自己建陵遵化，西陵将因此而致冷落。鉴于这种情况，特别规定，后世子孙建造陵寝时，应“各依昭穆次序叠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 其次，关于丧礼，乾隆明确要求只须依照历代帝王先例，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除服和百日之内不剃发，而不得仿行古礼，行三年之丧。关于身后典，他规定只能之为“宗”，而不得谥之为“祖”。 在乾隆当太上皇的三年时间里，凡是官员任免、军务布置、政治举措、河工建设、蠲赈事宜，乾隆无不亲自操办。直至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以八十八岁高龄逝世，嘉庆始得亲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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