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盛时灿若桃花，萎靡时也是烂如脓疮，安史之乱后，盛唐就如受了无比惊吓的巨人，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往作死的路上不断加速。 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主要有三个因素，四方藩镇兵变、外朝朋党之争、内廷宦官祸政，三个因素相互勾连，最后激起民变，大唐崩溃了。 单说内廷宦官祸政。 中国历史上能称得上是“宦官时代”的，第一次是东汉时期，主要特点是宦官与外戚把持朝政；第一次就出现在了大唐中后期，这一次的宦官集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那就是发明了此后遗害千年的监军制度——宦官出任监军，宦官集团这个本来只是皇帝的“家奴”，家奴插手军事武装部队，酿就了让一个王朝崩溃的最大危机。 要说唐王朝的宦官，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高力士，就是传说中为李白脱靴子的那位，他其实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贴身侍从，而且这位高力士也没什么权力欲，并不染指政治。 但宦官的特殊身份，自然而然地就附属有权力的属性，或者说他们就是权力的影子，皇帝身边的人嘛，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全部宦官，得是皇帝看上眼的、信得过的。 所以高力士虽然不染指政治，但作为李隆基和杨玉环身边的红人，依然能够震慑朝野，皇太子李亨都唤他一声“二哥”，公主驸马更是尊称他为“老太爷”。 这就是宦官权力的第一来源——皇帝。 皇帝是有无上权力的，他们往往也乐意与宦官分享一点权力，在他们看来，宦官是家奴，是自家人，与朝臣还不一样，朝臣是皇家雇来干活的，给朝臣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开展工作，负起责任，而给宦官分享一点权力，则更为放心。 在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朝臣，特别是带兵的将领，更加充满了不信任感，这教训太深刻了，深刻到让唐朝的皇帝坐立不安，充满猜忌。 怎么办？看来看去，也只有身边的这些宦官还是自己人，既然他们是自己人，那就要想办法让这些自己人去制约那些不能相信的将领。 于是，监军制度出台了，让宦官出任监军，不但在大军区设有监军，只要是军事单位，都要设有监军。 监军的职责说起来冠冕堂皇，帮助军事官员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畅通与中央政府的信息沟通；但实际上，监军只有一个任务，监督军事官员，汇报他们的作为，判断他们是否有叛变的可能。 监军可直达上听，一纸密告，就能使统帅人头落地。 监军处于一种权威的地位，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皇帝听他的，而他说什么，并不取决于军事统帅的作为，只取决于军事统帅是否能取悦于他，而如何取悦于他，无非就是钱财。 宦官也是人，是人就爱财，而且宦官还是人为制造的“第三性”，其身体残缺带来的心理扭曲和变态，使其人性之恶更大大超过常人。 安史兵变，第一任讨伐安禄山的统帅高仙芝和副统帅封常清，就因不能满足宦官监军边令诚的狮子大开口般的勒索，边令诚遂诬告二人谋反，于是双双被处决。 这事儿就发生在安禄山兵变之年，即公元755年。 当皇室受到如此巨大威胁的时候，皇帝依然如此信任宦官监军，可见也是“真爱”了。 宦官监军的权力就是如此可怖，他们在军中享有最高权柄。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是专业的事儿，宦官自然不专业，但他们会汇报，胜了，自然是功劳在己；败了，全赖军事统领。 一方面勒索钱财，一方面诿过揽功，宦官监军把军事统领玩弄得如同掌中物，更可怕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作用，宦官监军最喜欢军事统领能叛个变啥的，这样他们就能汇报给皇帝，显得自己很重要。 所以宦官监军就使出了最可恶的一招，你们不叛变，我就逼着你叛变，或者诬告你叛变，反正是我想整你，肯定有整你的办法。 宦官刘承恩是昭义军区（山西长治）的监军，他经常凌辱节度使刘悟，后来刘悟实在无法容忍，把刘承恩抓了起来，宣布不再效忠中央政府。 被宦官监军逼反的不只刘悟，同华军区（陕西大荔）节度使周智光索性把宦官监军张志诚杀掉，并发布声明：“我本来没有意愿反叛，但被你们逼迫，只能无奈而反。” 就连仆固怀恩，这位扑灭安史兵变的大将之一，一门之中为国战死的有四十六人，女儿响应国家和亲政策，远嫁回纥汗国，但只是因为得罪了宦官骆奉仙，被骆密告谋反，仆固怀恩只好起兵，他看到了高仙芝的下场，不愿做高仙芝第二。 宦官能嚣张到什么程度呢？有这样一件事—— 河朔四镇之一的成德军区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有功，当时的皇帝李纯特派宦官马承倩去慰劳，这本来是好事儿，李宝臣也想把好事办好，在马承倩返回长安的时候，特意去送行致谢，而且很“明白事理”地为马承倩准备了一份礼物——一百匹绸缎。要知道河朔自古是苦寒之地，这一百匹绸缎就是相当相当的重礼了。 让李宝臣没想到的是，马承倩只看了一眼，就嫌弃礼物太轻，把绸缎抛到路旁，随即大骂而去。 这让堂堂的一个军区司令很是难堪，他的一个部下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他说，“我们效命疆场，眼下正是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如此轻看我们，一旦天下太平，我们还能活得下去吗？” 李宝臣就这样反了。 宦官的背后是皇帝，因为皇帝只相信他们，所以他们便可以无所顾忌，任意胡为。 皇帝和宦官，能亲密到什么程度呢？ 大唐王朝的第十一任皇帝李豫，每当宦官出使回来，总要问问这趟出去收到什么礼物，收了多少，如果没收到或收得少了，他就很愤怒。 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是这样一种逻辑：宦官是我的家奴（家人），他出去是代表我的，你们不送点礼或送得太少，那不是打宦官的脸，而是打我这个当皇帝的脸。 这种混蛋逻辑，让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化甚至制度化了。 当然也有大臣对这种情况不满，向皇帝建议要管束宦官，但基本上没什么用，第十四任皇帝李纯就说过，“宦官不过是个家奴，为了方便，让他们出去办点而已，他们哪就敢胡作非为呢？即使违法乱纪，除掉他们，也易如拔掉一根毫毛。” 这位糊涂皇帝李纯，结果没有除掉宦官，反而让宦官陈弘志所杀，从此宦官便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 宦官集团能坐大到如此地步，甚至“反奴为主”，是因为唐朝皇帝后来又赋予了他们一项权力——不仅仅是监军，甚至可以掌握军队了。 泾原军区兵变后，当时的皇帝李亨更加不放心军事将领，于是把禁卫军，也就是左右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担任这两军的司令官（中尉）。 这样，宦官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于皇帝了，更有了部队的加持。 这种权力加持长期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卫军中培植下了不可动摇的威望。 有一分权力便想做两分的事，何况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权力，宦官自然也想做点事，不能只是皇帝的一个传声筒而已了。 于是，从820年开始，宦官谋杀了第十四任皇帝李纯之后，便开启了一个恶例：谁当皇帝，不是前任皇帝说了算，而是由宦官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都掌握在了宦官手里。 从820年李纯被杀，一直到907年大唐亡，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换了12任皇帝，全部为宦官所立，其中有六位的结局是被宦官杀死。 这样的一个王朝，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所以，大唐亡了。 大唐兴盛时无与伦比，大唐亡时，也亡得相当难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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