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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老赵是算大账的，他认为这么做很划算，事实上也是，大宋王朝确实也达到了封建主义发展的顶峰，成为唯一一个维持自己的政权超过三百年的封建王朝。 当然，这其中的利弊，就见仁见智了。
众所周知，身为后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同志瞅准时机，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大宋王朝。 黄袍加身这种戏码，但凡手中握有兵权，都有可能上演。 所以老赵同志很不安心，接下来大打感情牌，又玩儿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苦情戏，成功解除了敢打善拼的老同志们手中的兵权。 喝着酒唱着歌就让老同志老领导们心悦诚服地交出兵权，这怎么说怎么听也像是个童话故事，这也导致很多人说老赵肯定背后做了手脚，这倒也说不上是阴谋论，那些老同志老领导们哪个也不是善茬儿，哪就这么轻易就范了呢？ 毕竟，权力的诱惑是极大的，它甚至能够断人生死，一旦得到它，享受到人上人的地位和待遇，便会迷失自我，更会害怕失去它。 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总是说那些功成身退的才是聪明人，拥有极高的智慧，但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面对这种强大的诱惑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的，否则越国的范蠡，汉代的张良，也不会名垂青史。 后世的乾隆皇帝就对老赵同志玩儿的这出“杯酒释兵权”的戏码做出过点评，乾隆认为，杯酒释兵权是被历史美化、修饰后的版本，事实上一定是石守信、高怀德这些将领在现实情况下斗不过赵匡胤，所以才被迫交出了手中的权力，选择良田美女来颐养天年。 至于这种斗争的具体过程和残酷程度，早被老赵同志从史书中一笔抹去了。 在之后的几年里，老赵亲自南征北伐，先后消灭了南唐、后蜀这些地方割据政权，国家的疆域得以拓展，统一成为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赵宋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上上下下普遍认可，新的王朝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势背后，却隐藏了深深的危机。 一是北方的边患依然严重，辽国实力雄厚，随时可能举兵南下，而宋朝北方却无险可守，此时的燕云十六州仍然牢牢掌握在辽国手里。 二是如何跳出五代周期律的问题，从五代朱温建立后梁开始，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君轻臣重的现象日趋严重，前朝的重臣发动军事政变自己当皇帝几乎成为了家常便饭，后梁开国皇帝朱温是唐朝的重臣，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部将，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是石敬瑭的重臣，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是刘知远手下大将。 虽说发动政变也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军队体制的问题。军事将领的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军队自上而下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结成了利益集团。于是国家的军队成为了个人的军队，这就是五代问题的症结所在。 五代周期律的问题，让老赵这个天子当的，依然是夜不能寐。。 解除老同志老领导们的兵权，只是完成集权的第一步。 接下来该怎么玩儿呢？也就是如何重新分配权力？ 拿掉了张三以后难免会有李四、王五再冒出来，还能继续再“杯酒释兵权”吗？显然不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核心就是怎样切割、限制军事将领的权力。 这里就不得不说赵匡胤同志的确有其高明之处了，经过广泛的收集意见，阅读相关资料和深度调查研究与思考，他抓住了切割军权的关键点：统兵与调兵的分离。 统兵权归于三衙和将领，调兵权归于枢密院。 所谓的统兵，具体而言就是军队日常的管理，包括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工作，训练管理，征兵，后勤保障，装备配备等工作，说白了要负责一支部队驻扎在一处的吃喝拉撒，所有大事小事。 所谓的调兵，就是战争状态下的军队作战指挥，军队怎么部署，由谁来指挥，谁打先锋，谁做预备队，作战方向与作战目标任务的安排。 老赵让平日带兵练兵的军队将领失去了带兵指挥作战的权力，军事行动由国家专门指派将领担任军事主官，再由枢密院调拨军队归其用于战时指挥，等到战争结束部队归建，回到原来的管理系统，不再受其指挥。 这种体制有效限制了军事主官的权力，保证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看起来是不是很“现代”的感觉？ 其实，二战时期的日本的军制，就深受千年之前的老赵同志军事思想的影响。 二战时期，日本的军令由日本战时大本营掌管，主要部门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调度部署军队。 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的课长带领作战班成员研究制定的进攻计划，经过作战部长，参谋次长，参谋总长的签字同意即可生效，即便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大将也必须听从指挥，照章执行。 而军政系统的代表就是我们熟悉的日本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他们在内阁中代表着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利益，负责日常的军队管理，后勤保障，装备采购生产，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工作。 军令与军政实质上就是统兵与调兵，足可见赵匡胤同志的远见卓识，在千年之后的近现代，仍然被许多国家借鉴吸收，成为了先进军事管理制度的代表。 分割了军权，老赵还是不放心，这也是宋朝政治的一个特点，慎之又慎。 如果地方不听中央号令怎么办？这个问题也是很有可能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晚清地方督抚势力坐大，竟然擅自签订东南互保条约，不听清廷号令，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 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是财源，于是老赵又从根上挖掉地方的财权。 老赵制其钱谷，地方除了必要的自留资金外，钱谷全部运往开封，把所有钱收归中央，断绝了地方独立的经济基础，让地方只能仰中央鼻息，不得专擅。 事实证明，这也是很有远见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清朝。 19世纪50年代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祸乱中国长达14年之久。 面对中央财政枯竭，无法支付巨额军费开销的情况下，只好下令地方自筹军饷，兴办团练。 这是在当时的无奈之举，但等到太平军完全剿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已经发展为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各地督抚的势力也日趋壮大。之后清廷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分权，但已是无力回天，根本上讲就是地方有了自己的财源。 由此可见老赵同志的眼光毒辣，看问题之准，下手之狠非常人所能比。 两板斧下来，已经没有人可以抗衡中央了。 然而老赵还是不放心，外边放着那么多军队，万一闹点事儿怎么办？ 于是老赵同志又把天下一半的兵力集中到了京师，剩余一半屯戍地方，而且精兵全在中央，使得地方军队无法对抗中央，强干弱枝的局面自此形成。 同时，派遣文官出任地方知州，把武官置于文官的管辖之下，削弱武官的地位，推行军政分开，也是为了限制地方势力的膨胀。 这一点也被后人沿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深感国家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拥兵自重不听号令，于是在督军之外另设立民政长一职，专司地方政务，从而削弱督军的权力。 赵匡胤同志通过这一整套军制改革，彻底杜绝了北宋地方将领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分权制衡的思想也被历代借鉴吸收。 当然，这套制度虽然保证了中央的权威和皇上的安全，但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终大宋一朝，包括北宋和南宋，都存在着“三冗两积”的问题，也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长期存在，导致了积贫积弱。 但是对于老赵同志来讲，或者说对于大宋王朝来讲，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他们认为，无论是冗官、冗兵还是冗费，归根结底是多支出一些费用，但这些费用，可要比平定一场又一场的叛乱的开支要少得多。 老赵是算大账的，他认为这么做很划算，事实上也是，大宋王朝确实也达到了封建主义发展的顶峰，成为唯一一个维持自己的政权超过三百年的封建王朝。 当然，这其中的利弊，就见仁见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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