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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隐蔽战线里，有一支特殊的力量，就是红色经济战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再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中共党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仍旧需要自身造血，以来维持在革命斗争中的生存与发展。今天我们熟知的香港华润，澳门南光等央企，便是在艰难的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里成长起来的红色企业。这些红色企业不仅在战争年代，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物资与货币的保证，更是承担了隐蔽战线中秘密交通站、统战策反和获取高级战略情报的重任。  而毛泽民（毛泽东胞弟，烈士）、陈云、冀朝鼎、秦邦礼（博古胞弟，化名杨廉安）、柯正平（澳门南光创始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这些红色经济特工的奠基人已经镌刻在新中国经济的底座上。  而本篇所叙的将是另一位逐渐被遗忘，但曾经同样在红色秘密经济战线上叱咤风云的革命先烈。 石志昂，1914年5月出生在上海的一户贫困的家庭。父亲是小店员，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含辛茹苦地维持着家庭，也因此，石志昂14岁就失学了。为了补贴家用，少年时的石志昂早早地进入了上海英商汇德丰洋行当职员。 早早辍学的石志昂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在工余时间，他基本都在上海商会图书馆里度过，自学英语，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胡乔木、还有林淡秋（建国后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主席等职）等志同道合者，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从此走上红色道路。  石志昂 1933年，19岁的石志昂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共。 当时，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从1936年到1942年，他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理事兼组织部部长、上海各界救亡协会职业界协会中共党组书记，兼任由中共党人主办公开发行的《译报周刊》和《职业生活》的编辑；发起并筹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在洋行华员爱国人士中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彼时的他生活还很不安定，工作极度繁重。身处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斗争环境险恶，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石志昂凭着对党的忠诚，怀着拳拳爱国热忱，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义无反顾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从无畏惧。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本侵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和法租界。至此，由英、美控制上海公共租界、法国控制法租界的时代宣告结束。而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中共反侵略的隐蔽战线斗争环境逐步恶化。石志昂的反日身份日趋有暴露的迹象。 1942年冬，在组织的安排下，石志昂撤出了上海，至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从事中共秘密交通。先后完成了接送刘晓、刘宁一、张承宗等上海隐蔽战线领导的撤退任务。  刘晓 1943年，组织上通过爱国进步人士大安保险公司总经理郭雨东的关系，将石志昂安排至该公司广东分公司任经理。自此，石志昂开始接触并从事经济工作，并逐步成长为一个杰出的红色经济特工。 抗战胜利后，石志昂回到上海，“潜伏”于定西路的一幢民宅里（定西路1190弄礼义新村4号1楼），此时的他已经是社会上声名鹊起的商人，同时真正的任务是继续为中共在敌占区开展各项经济工作（斗争），在金融、贸易、运输等行业打开局面。  定西路1190弄礼义新村4号1楼 彼时，中共的革命已是燎原之势，为了解放区以及战争的需要，经济保障日显重要。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成立了以曾山为主任的华中财政委员会，并派委员徐雪寒（经济学家、中共早期党员，三联书店前身之一新知书店创始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到上海进行指导开拓。经上海隐蔽战线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的考虑，决定由石志昂组建上海合众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徐雪寒单线联系。为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隐藏其真实性质，聘请当时金融界知名人士、新华银行总经理、上海银行同业工会副主席王志莘为董事长。  1946年1月合众公司成立，石志昂任经理，顾一凡任副经理。开展业务，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短缺，组织提供的启动资金极其有限，必须快速自身造血，以小资本搏大生意。 石志昂了解到苏联出口新闻纸价格较低，有意在上海推销。联络了苏联驻沪商务办事处（当时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有大使级外交关系）洽谈，苏方表示如大批量进口，可先预支小额订金，在一定周转期内付清余款。石志昂立刻组织合众股份通过文化界进步人士与商务印书馆等书店、报社建立了纸张供销关系，确定了基本用户；同时利用各种途径，落实了接船、储仓、交货等环节，确保从接货到交货中各个业务环节的运输泊接畅通。初战告捷，上海滩一向纸张用量大，与苏方的这单新闻纸供货合同，让合众公司以此很快占领了市场，以小博大，让这个披着当时合法外衣的“红色企业”迅速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进出口管制，对纸张等热门进出口商品规定了配额。石志昂再次利用关系疏通国民党有关当局，以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当时国民党政府文化、政治的喉舌)的名义，替代合众公司进口苏联纸张，让国民党为共产党办事，突破了配额限制。而合众公司的业务也蒸蒸日上，进出口业务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电器、化工原料、汽车配件、西药等，石志昂亦成为上海商界名人。 1947年秋，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公司又开设合众西药行，除了正常经营外，更是承担了向苏北解放区输送药材的任务。这期间，为了适应特殊任务的需要，石志昂以“资本家”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国民党军阀、帮会老大，甚至党通局（中统）、保密局（军统）特务人物之间。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筹集、保护了大量资金。而作为社会上富甲一方的石志昂，却是经常去邻居家'借’衣服领带之类（定西路法志俊家），翻翻行头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到1948年，石志昂的合众公司、卢绪章的广大华行、谢寿天的东方贸易公司(均是中共在敌占区的红色企业)等，都发展为在上海颇具影响的经贸机构。 1948年秋，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连连失败，导致了其统治区内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经济行将溃败。作为中国金融心脏的上海，金融市场更是一片混乱。蒋经国专程到上海“打虎”，下令所有商业机构持有的黄金、美钞一律交政府兑换金圆券。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未雨绸缪，组织指示其控制的商业机构将所持的黄金、美钞交合众公司负责保存，伺机转移香港。为此，将在香港从事银行业务的张锡荣（当时任合众驻华南代表，建国后70年代末期任中国银行总行综合部副总经理和海外行管理部副总经理）调到上海，协助石志昂筹划此事。  此时，作为上海著名金融家的石志昂已经为国民党当局所注意，某晚报登出题为《注意金融巨头石景彦之流》耸人听闻的报导。 蒋经国已经开始着手封锁进出上海的交通，车站、码头检查异常严密。石志昂便当机立断，于深夜将金条、美钞装入轿车特制的底部。第二天一早，带着家人，以去旅游的名义，驾车走乡路直奔杭州，与先期到达的张锡荣、梁万程会合。 在准备赴广州时，车站同样检查严密，乘客排成一字长队，无一遗漏。石志昂、张锡荣西装革履，后面跟着提大皮箱的脚夫，俨然像有身份的阔佬；梁万程身材瘦小，假扮跑单帮的小商人，将金条捆绑在身上，手提破藤篮，藤篮里放了一只火油箱，箱上覆盖一层土特产，美钞就装在火油箱内，石、张外表招人醒目，过检查口时，被拦住开箱检查，石、张故作慌乱，诱使检查人员起疑，转移视线。待检查人员集中精力翻腾大皮箱时，梁抓住时机，提着破藤篮悄然从石、张背后溜出关卡。到广州后，石志昂又买通一位洗衣铺老板，由他托人将黄金、美钞走私带进香港(当时进入香港旅客每人限带美钞1000元以下)。就这样，石志昂与张锡荣、梁万程一起，打破重重封锁，连闯三关，将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红色企业”多年来苦心经营积累的资金，安全转移到了香港。  1949年的香港 中共组织利用这笔资金创办了香港合众公司(仍由石志昂任经理，中共著名的女特工，朱枫烈士即为该公司员工)、宝生银行（中银集团的前身之一，张锡荣为总经理）等机构；并向进步民主人士提供活动费用，为继续开展中共隐秘的经济工作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石志昂被调回上海，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华东分公司经理。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对中国“禁运”提案，美、英、日、西德等36个国家断绝与中国贸易关系，企图以经济制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针对外贸工作的严峻形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制订了反“封锁、禁运”的斗争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往来，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逐步瓦解“禁运”。在建国初期五年多的时间里，石志昂坚决贯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始终工作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最前沿。 石志昂,李肇基,李平,黄作梅等人香港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之时 1955年4月11日，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石志昂作为出席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从香港飞往印尼万隆，不幸途中遇难。中央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彭真等36位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四·一一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并于翌年4月11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隆重的遇难烈士墓落成仪式。 为保卫红色经济，建设新中国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红色经济特工”石志昂烈士，永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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