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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应邀到中国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4周年庆祝活动。临回美国前，在他一再请求下，周总理于百忙之中抽空接见了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在谈话的最后，苏兹贝格突然问道： “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苏兹贝格提到的是19年前，他在台湾高雄，访问了在那里养病的蒋介石。期间，蒋介石对苏兹贝格说：“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并指着陪同进餐的一位台湾当局要员说：“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我的顾问贺衷寒。” 苏兹贝格友好地朝贺衷寒笑了笑，一个不太可亲的形象立即映入眼帘：他大约50岁开外，刀削般的脸上棱角分明，头上毛发不多，几乎秃顶，眼里闪烁着蔑视一切的神情，对苏兹贝格点了下脑袋。 接着，苏兹贝格问到另外“两杰”都是谁，贺衷寒抢先回答，称“那两个都是共产党，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这个答案，显然不是苏兹贝格想要得到的，他沉默了一会，说：“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访有关人士。” “你不会有此机会！”贺衷寒顿时做出一个鄙夷的姿态，“大陆不会设宴接待一个美国记者。” 不成想，时隔19年，中美恢复关系，苏兹贝格得偿所愿来到了中国。他没有忘记19年前那个愿望，因此见到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 周恩来耸了耸浓眉，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恢复关系之时，他忧郁而死……” 黄埔军校走出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优秀将领，国共双方都有很多，但对于贺衷寒这个曾经的“黄埔三杰”，更多人对他的印象，始终还是停留在“三杰”上。  贺衷寒是湖南岳阳人，生于1900年的他很早就步入社会参加政治活动! 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先后在岳阳、长沙等地搞学生运动；曾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鼓吹革命，是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秋，作为武汉的学生代表，他赴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代表大会。但是因其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结怨而被开除团籍，回国后又在武昌参加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 年轻时的贺衷寒，是积极追求革命的，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闹工潮，赵恒惕下令枪杀了工人代表、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猛烈抨击赵恒惕，替死难者伸张正义。赵恒惕下令将其逮捕下狱，其在狱中受尽折磨，几乎丧命。后由其父花钱，经岳阳县两位议员具保才获释。 即便这样，贺衷寒仍没有放下他的笔，他办的通讯社被警察厅查封，法庭几乎每天都传讯他。他债台高筑。就在他为自己壮志难酬而潸然泪下时，突然想到了自己访问过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凭着记忆找到了这位先生在住处。 贺衷寒深夜登门，为他开门的，正是中共一大元老董必武。在董老处，贺衷寒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的遭遇。在董老的点拨下，贺衷寒决定南下广州，报考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贺衷寒担心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考不上军校，董老又特地给廖仲恺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带上。临别时，董老还送上10块大洋，给囊中羞涩的贺衷寒做盘缠。  董必武 贺衷寒手持董必武的亲笔介绍信一到广州便去拜访廖仲恺，廖仲恺安排贺衷寒参加广州复试，择优录取。贺衷寒以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开学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科成绩跟蒋先云不分上下，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 蒋介石几次经与之个别谈话和察访，渐渐了解了贺衷寒的不凡经历，认为他是黄埔无人可替代的第一辩才。贺衷寒被称为辩才，嘴头上的功夫在黄埔学生中的确是无人赶得上的。他有一套屡试屡胜的诡辩法，把蒋介石在军校所提倡的“礼义廉耻，信义和平”解释得头头是道，因而愈加博得蒋介石的欢心。 因此，贺衷寒跟蒋先云、陈赓三个湖南人并称为“黄埔三杰”，也有“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比不过陈赓的腿”的说法。 三杰中的两杰都是共产党，贺衷寒这个“例外”，在蒋介石眼中，必定就非同一般了。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在当时的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除李岳阳因在入学前即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担任团长外，就数贺衷寒军职最高。 此时的贺衷寒踌躇满志，再也不是之前那个热血的革命青年了。当时黄埔军校中青年学生也分为两派，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倾向共产党，有的干脆就加入了共产党。青年共产党员聚集在蒋先云为首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原本也是该会的筹备人员之一，并担任了执行委员会秘书。 然而，有一次因为意外的工作机会，贺衷寒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看见一本特殊的花名册，里面把所有共产党学生的名字都用笔勾了出来，并且在旁边注明“不准带兵”。贺衷寒顿时有所悟，这位蒋校长原来对共产党猜防如此之深。  不久后，贺衷寒就加入了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并成为该会在黄埔军校的头目。孙文主义学会跟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黄埔军校内相互对立的两大学生组织。 蒋介石蓄意清党，在第二次东征途中，曾主持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那套国共不能共存的谬论，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共存、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贺衷寒这番厥词，虽当即被蒋先云等人驳斥得哑口无言，但却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此蒋介石对他更加赏识。 作为蒋介石的宠将，贺衷寒于1926年又一次到了苏联，先是作为广州国民党组织军政考察团成员，之后直接报考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贺衷寒去中山大学时，中大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已经开学了。贺衷寒和另外三个团级以上人员是被补进中山大学的。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贺衷寒与康泽、邓文仪、郑介民、谷正纲、谷正鼎为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想要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有几百名国民党党员，就想着把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 贺衷寒被推选为这些人的头头，康泽次之。国民党的派系文化，可真是深入人心。由于学校不支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不批准，他们闹腾了一阵就结束了。即便如此，这些善于钻营的人，日后都成为蒋介石法西斯组织的骨干分子。 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8年1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3月，该校正式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 1929年春，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机会，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  贺衷寒对蒋介石不肯把军校交与自己一直心存不满，但他在政治上又离不开蒋，蒋是他实现“富强中国”理想和反共“政治抱负”的唯一途径' 。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立场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尽管蒋对贺防范有加，贺虽怨恨蒋，也还是服从蒋，一直倾心竭力为蒋出谋划策，任其驱使。个中原因，除了能力之外，他确也缺乏和蒋介石开决裂的胆量和勇气。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大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被红军挫败后，随即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根据地军民鱼水关系。 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为蒋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致力于反共政治训练立下汗马功劳。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与倾轧， 自感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因而三次召集贺衷寒、邓文仪等十几个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的学生来开会! 用骂他们“不中用”的方法暗示他们组建特务组织。 1932年3月，一个新的秘密组织——复兴社诞生了。贺衷寒被选为中央干事，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贺衷寒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掌握了该组织的大权，他与戴笠、邓文仪、康泽并称为复兴社四大真正台柱子。 从 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在国民党政坛上风光一时。 然而，贺衷寒始终还是惦记着兵权，蒋介石还就是不给他。蒋介石就是据兵权之后才起家的，他同样担心身边具有野心之人用同样的方法来搞掉他。而在长期接触中，老蒋早就发现这个学生很有野心，因此对他采取的是利用而不重用，委任但不信任。 即便如此，贺衷寒还是对兵权念念不忘，他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以防止军队“异动”名义，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这样，在为加强国民党部队政训工作努力的同时，贺衷寒也通过培训和安插政工人员的方法，直接或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逐步培植起庞大的私人势力。 1936年西安事变后，贺衷寒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力主“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挽救出领袖的生命”。在贺积极参与下，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他还发动黄埔系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并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中央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 贺衷寒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蒋介石被释放，他便“勤王”有功，如果蒋介石被炸死，他又可以称为拥何应钦上位的功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有利可图。可谁知道，张学良不按套路出牌，没等这个“讨逆赴难团”出发，蒋介石就被送回南京了。一向精明的贺衷寒这次的如意算盘被打破，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鸟兽散。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南京所作的一切，早就被一个人牢牢掌握了。这个人就是戴笠。戴笠的特务处原本隶属于贺衷寒等人领衔的复兴社，但由于蒋介石的青睐，他跟复兴社的权力之争由来已久，争宠心切。蒋介石一到南京，戴笠就将贺衷寒等人的行为，添油加醋汇报一通，猜忌成性的蒋介石，当然不能原谅。 自此之后，贺衷寒便仕途黯淡，虽然境遇比邓文仪好一点，但也只是担任一些闲职。 1939年，贺衷寒为蒋介石所派，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以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对症下药”。贺衷寒在延安与毛主席进行了数次会谈。 其实，贺衷寒与毛主席早就相识了。贺衷寒对青年毛主席曾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毛主席对早年的贺衷寒也印象颇佳，尤其是当年贺衷寒不畏强暴，采写并发表《黄庞案之真相》的文章，着实让毛主席东赞赏不已。可曾几何时，这个满嘴革命的有为青年，纵身一跳，便跃进了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怀抱，让毛主席大失所望。这次在延安两人相见，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从延安回到重庆，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所有职务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身上已没有任何公职。 1941年，闲居于重庆李子坝的,贺衷寒在邀请一位复兴社的兄弟吃酒时道出了心迹：“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权术的绝顶高明吗？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需要这个组织了，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在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时，又被蒋介石调任一些闲职。即使在贺逐渐淡出政坛，“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仍继续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至于流言的源头，谁又说得清楚呢？ 1971年，贺衷寒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在家赋闲，忧郁成疾。1972年，因患骨癌在医院去世，时年72岁。 好端端一个热血青年，在尝到权力的甜头后，便一头栽入其中，从革命的冲锋手，摇身一变成为反革命的刽子手。贺衷寒的人生悲剧，可以说全因自己心中的欲望使然。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中，又岂止是贺衷寒一人！ 参考资料 《'黄埔三杰'之一贺衷寒的跌宕人生》，王晓光，文史春秋 《进入黄埔军校前的贺衷寒》，陈曦，史志学刊 《“黄埔三杰”之一怎样从青年团员变成国民党特务》，刘美炎，世纪风采 《蒋介石“十三太保”的最后归宿》，颜梅生，党史纵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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