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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孔涛
有些老照片就是一段历史的凝固点，让人心生涟漪。
六一前夕，一张上世纪八十年我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的照片让我浮想联翩，革命烈士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在我脑海里永不磨灭，其中“小萝卜头”的大眼睛更让我难于忘怀。他只是个小孩子，眼睛里应该充满天真和希望，可他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力量，更多的是悲伤、仇恨与不解，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仿佛感受他的眼睛又在执着地诉说……
“小萝卜头”的父亲和母亲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1928年，他奉党的指示回到邳县，担任了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30年，党又派他到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先任南阳《宛南报》主编，后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夕，他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1926年就到武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党务训练班”，并入了党。
1928年奉命回到家乡邳县,和“小萝卜头”的爸爸一起建立了邳县县委，她前后几次被捕入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1941年秋，才周岁的“小萝卜头”和其父母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1940年春出生在西安，小名叫森森。他从1岁到九岁，在敌人的魔窟里度过了童年，先后被囚禁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贵州息烽集中营。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身子小、脑袋大，模样令人怜爱，监狱里难友们都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以至真实的名字被人遗忘。
在“小萝卜头”刚被捕时，他和妈妈被关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女牢里。该牢房有十多平方米，因不见阳光，特阴暗潮湿，离牢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马桶，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牢房里苍蝇、蚊子、臭虫很多，“小萝卜头”被咬得遍体鳞伤，不小心挠破了就鲜血直流。吃的是霉米饭和白菜帮子等。“小萝卜头”的妈妈只好把饭里的老鼠屎、沙粒挑出去再让他吃。“小萝卜头”刚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直嚷:"真难吃!"妈妈哄着说:“森森乖，听妈妈的话，吃一口吧!”森森吃了两口又不吃了。妈妈只好把剩下的饭菜留起来，等“小萝卜头”饿的时候再喂他。该牢房十多人，晚上每个人睡觉只有一尺多宽的地方。为了怕孩子被挤压，妈妈总是让他睡在自己的身上。半夜里用手一摸，热乎乎的，原来他尿尿拉屎了。在这里没法晾尿布，妈妈总是把湿乎乎的布片围在自己的腰里，或搭在肩上，用自己的体温暖干。在该牢房里，只有牢门上方那个不足一尺宽的小窗口是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不耐烦时，妈妈总是把他抱到这小窗口向外眺望。这小窗口是唯一能使“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可是，妈妈长时间抱着他，胳膊疼了，腰酸了，就说:“好了下来吧!让妈妈歇一会儿。”他却扒着窗口不下来:“不吗!不吗!我还要看!”“森森听话，妈妈累了。”妈妈刚放下来，他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喊着:“我还要看!我还要看!”难友们都很难过，就你抱一会儿，我抱一会儿，让他从这小小的窗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他只能看到牢房外的蓝天,高墙和铁丝网。
“小萝卜头”四岁多时，又随妈妈和爸爸来到贵州息峰监狱。每天，妈妈要去做苦工，牢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感到有些害怕，总觉得在黑暗的角落里藏着可怕的怪物，他不敢哭了，也不敢喊叫，生怕那些怪物钻出来。他把脑袋使劲地缩在破棉被里，浑身出冷汗。太阳出来了，一缕阳光从小窗口射进牢房，他走到牢门跟前，跷着腿，想爬到窗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他的胳膊没有力气，爬不上去，只能仰着脖子从窗口看到一块方方正正的天空。他肚子饿了，想起妈妈给他留下的一碗米饭，还有几片咸菜。他胡乱吃了几口，留下一半到中午吃。他躺到床上，两眼望着屋顶，盼着妈妈早点回来，他流着眼泪，在盼望中就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发现掉在地上的米粒在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蚂蚁要把米粒拖走，但拖不动。这只蚂蚁放下米粒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一队蚂蚁，有的在前边拉，有的在后边推，不一会儿就把米粒拖到洞里。“小萝卜头”又扔下一颗米粒，和刚才一样，一只蚂蚁拖不动，又找来一队蚂蚁。他被这些蚂蚁吸引住了，他觉得自己和这些蚂蚁一样，常常挨饿。他常常留几粒饭粒放在地上，他和蚂蚁交上了朋友。
在“小萝卜头”七岁时，跟随父母从贵州押到重庆白公馆。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上学，可是，反动派不准许他上学。一个孩子有什么罪呢？为什么不能上学呢？“小萝卜头”的妈妈想了好长时间，决心争取让孩子上学。她设法把这个想法转告给“小萝卜头”的爸爸宋绮云。宋绮云又和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商量，决定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小萝卜头”上学。监狱长周养浩听了这一要求仰天大笑，说：“这里是秘密监狱，任何犯人都不准跨出大门一步！”几个特务也嚷嚷：“一个犯人还想上学，别做梦了！” “小萝卜头”的爸爸不甘心地说：“他是一个孩子，有什么罪？”周养浩说：“凡是关在这里的人都是犯人，都是有罪的，不要再罗嗦了。”
怎么办？地下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进行集体罢工和绝食，一方面争取让“小萝卜头”上学，一方面争取改善难友们的生活条件。第二天一早，一个特务提来一只饭桶，里面是白米饭和回锅肉。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吃饭。集合的铃声响了，所有的犯人没有一个人出来去做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给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呐喊声此起彼伏，敌人退缩了。但是，不同意“小萝卜头”到监狱外面上学，只同意在监狱里由1名特务给“小萝卜头”当老师，而且，必须由管理员押送着去上学，上完课再由管理员押回女牢。“小萝卜头”的爸爸坚决不同意，经过一再交涉，最后才同意由政治犯当老师。难友们纷纷表示，愿意做“小萝卜头”的老师。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伯伯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可以的。”民主人士孙壶东先生也说：“ 我本来就是一个教书匠，我也算一个。”
“小萝卜头”终于可以上学了。 “监狱学校”设语文、算术两门课，由罗世文、车耀先、孙壶东轮流上课。这天晚上，“小萝卜头”早早睡了觉，妈妈却半宿没睡。在昏暗的灯光下，妈妈用草纸订了两个笔记本，又把一个小小的铅笔头削了削。妈妈又将一件囚衣裁剪了，拼凑成一件新衣，用小布头千缝百衲缝了一个小书包。当牢房里射进一缕阳光时，“小萝卜头”便起来了。妈妈把他打扮了一番。“小萝卜头”穿上新衣，背上新书包。这时，女看守把牢房的门打开了，只见特务“大黑狗”阴阳怪气地说：“从今天起，每天由我陪着去上课，上完课不要走，再由我送回来！”“大黑狗”领着小萝卜头来到山坡下的男牢“忠斋”，罗世文伯伯已经站在门前等候。
罗世文1925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教授，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监狱里他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家继续与敌人斗争。“小萝卜头”走近罗伯伯，深深鞠了一躬，说：“罗伯伯早！” “小萝卜头”随他走进了牢房，“大黑狗”也跟了进来。没有桌凳，“小萝卜头”和罗伯伯就席地而坐。“大黑狗”没趣地站在一旁。罗伯伯说：“振中！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做一名好学生，就要努力学习，不怕吃苦，懂吗？”“罗伯伯，我不怕吃苦，我一定努力学习！”罗世文又高兴地说：“ 这很好。由我和孙老师教你语文，车老师教你算术。现在，我来教你第一课。现在开始，我念一句，你跟着念！”
“我是一个好孩子。念！”
“我是一个好孩子。”
罗伯伯继续领着他念：“我爱中国共产党！”
“我爱中国共产党。”
“大黑狗”听着听着，呆不住了。可又一想，“连我们的头子戴笠都把罗世文怎样不了，我一个小管理员能怎样。”他无奈，悄悄溜走了。“小萝卜头”又认真念了几遍，又一笔一划地写，直到把这14个字都默写下来。罗世文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自言自语地说：“汝子可教矣！”罗伯伯问他：“振中，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人吗？”“知道！共产党都是好人，他们打日本鬼子，打坏蛋，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小萝卜头”说到这儿停下来，看看“大黑狗”已经走了，就悄悄地对罗伯伯说：“我知道爸爸妈妈是共产党，罗伯伯和车伯伯也是，但是我不说。”罗世文心想，多么好的孩子啊！这么聪明，这么懂事。这棵好苗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就这样，每天“大黑狗”把“小萝卜头”押送到男牢上课，上完课再把他押回女牢。“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不管是刮风下雨，从不耽误。他知道，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可是，时间一长，特务坚持不了了，他们觉得太麻烦，又没有什么油水，干脆让“小萝卜头”自己去，自己回来。这样，“小萝卜头”成了一个“自由人”，可以在监狱里自由走动了。
后来，“小萝卜头”一家又被转移到了渣滓洞，“小萝卜头”仍然坚持着学习。一年多时间，他进步很大，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几十首古诗词，也学会了乘法口诀。重庆是个大火炉，七、八月份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可是，“小萝卜头”每天都光着膀子，趴在地上写呀，算呀；没有纸笔，妈妈在床头地上铺了一层土，“小萝卜头”就用一根长钉在上面写写画画。有一天，他上完课，一蹦一跳地跑回来特别高兴，一进门就告诉妈妈：“妈妈，今天又上新课了，罗伯伯教我叶挺将军写的《囚歌》。”“你学会了吗？”“学会了，我给你背！”说着，“小萝卜头”流利地给妈妈背诵了《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从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听罢，“小萝卜头”的妈妈夸赞不已，连声说好。 正当“小萝卜头”日新月异刻苦学习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发生了。这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来到罗伯伯牢房，准备上课。可是，不见人影；他使劲喊：“罗伯伯！”没有人答应。他问其他的难友，没有人回答他。怎么回事呢？这时，他好象明白了什么，难道？他不敢往下想，呆呆站在那里。一位叔叔走过来，抚摸着他的脑袋，悲愤地说：“昨天晚上，罗伯伯和车伯伯被特务杀害了！”晶莹的泪珠从“小萝卜头”的眼睛里一滴一滴掉了下来。一连几天，“小萝卜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妈妈理解儿子的心情，对他说：“森森，罗伯伯、车伯伯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要记住这笔帐，把仇恨埋在心里，长大了为他们报仇！”稍后，黄显声将军自告奋勇给他当了老师。黄将军是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53军副军长。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是一位爱国抗日的将领。“西安事变”后，黄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到武汉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1938年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黄将军除了教“小萝卜头”语文和算术，还教他武术和俄语。到了1948年新年，“小萝卜头”又有了很大进步。他不仅能背诵和默写古代诗词和难友们在监狱里的诗作，像叶挺将军的《囚歌》，陈然写的《我的自白书》，他还能给大家讲解。在算术学习上，小萝卜头也大有长进。有一次，他还给难友们出了一道鸡兔同笼应用题：在一只笼子里装着兔子和鸡，一共有24只脚，7个脑袋，问这个笼子里共有几只兔子、几只鸡？有的难友故意说：“有4只兔子，3只鸡。”小萝卜头认真地说：“不对！是5只兔子，两只鸡！”他还学会了一些俄语。早晨，他来到黄将军牢门口，轻轻地敲门，并用俄语说：“可以进来吗？”黄将军说：“请进！”师生俩对答如流。有一次，正在讲课的时候，一个看守特务闯进来监视他们。黄将军用俄语向“小萝卜头”提问：“旁边站着的是什么？”“小萝卜头”答道：“好象是一只狗。”“是只坏狗。”“是的！是的！老师说得对。”说罢，两个人一齐向那个特务投去嘲笑的目光。那特务知道在说他，可是又不懂说的是什么，干着急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小萝卜头”七岁生日那天，迎来他“一生”中最开心的事——黄伯伯送给他一枝铅笔和一张纸。他把它们抱在怀里，即使睡觉也不拿开，直到死之前他都没舍得用。他的学习用品是用削尖的竹筷做笔，用香烟盒、用发黄的草纸订成的本子，用棉花烧成灰调水成墨，但他学习很刻苦。在牢里，他都在床前撒上一层土，用铁钉当笔，在上面写字。他懂得自己学习来之不易。每天，“小萝卜头”的课程都安排得很满，他像个大孩子一样，坚持每天上课。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坚持，从不耽误。每天晚上，昏暗的灯光下，都要把全天的学习复习一遍。由于他年轻小，特务看管稍微松一些，有时候可以来回自由走动，父母亲和其他难友就利用这个条件，让他送信，送东西，放哨。他时时辨别着白公馆里的每一个人，帮助新被关押的革命者建立联系，并侦察着那些牢房里关的是谁，为狱中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这些名言警句似乎专门为“小萝卜头”量身定制。
1947年，葛雅波因对蒋介石反动派反共卖国不满，写了一些文章，竟被抓进牢房，经过严刑拷打，她没有屈服。敌人又把她的女儿李碧涛骗进了监狱。李碧涛11岁，上小学六年级。“小萝卜头”闻知后，向碧涛姐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姐姐，学校是什么样？”碧涛告诉他，学校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两、三个班，每班有30多个学生。他听说碧涛看过电影，就问她什么叫电影？碧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在一块大布上，怎样演电影呢？他听碧涛姐说去过公园，就问她公园是什么样？公园里有没有特务把守？有没有铁丝网?有没有岗楼？碧涛姐还给他讲重庆是什么样。说：重庆很大，马路的两边有好多房子，还有好多商店，里面东西很多，还有好多食品店，里面什么吃的都有，如：面包、饼干、点心、蛋糕、糖果等,这些，他都没见过，更没吃过。他从小跟着母亲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一直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他失去了自由，就像关在笼中的一只小鸟。而他非常向往自由，多么想自由地奔跑；多么想快乐地玩耍；多么想尽情地享受阳光；多么想呼吸新鲜的空气；他多么想看看小花、小草、小鸟和小虫；多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然而，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愿望，对他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自由是他最美好的梦想。他渴望自由，但总也走不出高大的围墙；他憧憬自由，但总是寄托在山的那一边，寄托在小飞虫的身上，他每天看到的只有皮鞭、脚镣、电网……
那年，在重庆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小民革事件”，有5个同志先后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受了重刑，被单独锁在一间牢房里，不准别人接近。“小萝卜头”来到这间牢房门口，从门缝里看见一个人戴着铁镣躺在地上。其人胃病发作，两天没吃东西了。“小萝卜头”对着门缝问: “他们打你了?”“你说了吗?” “没有!”“小萝卜头”知道胡春浦这个名字，是妈妈和前几天被关进来的葛雅波阿姨说的。他又问道: “你认识葛雅波吗?”胡春浦听了，立即紧张起来。“小萝卜头”接着说: “我和葛阿姨在一起，她什么也没说。” “小萝卜头”很快将胡春浦的情况告诉了地下党支部。党支部分头又和几个同案人谈了话，使他们心中都有了底，在敌人面前应付自如。“小萝卜头”的妈妈把自己做苦工挣下的挂面，下了一大碗，让“小萝卜头”端着送给了他。后来，胡春浦被党营救出狱，解放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1977年，胡春甫满怀深情地写道：“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在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特殊的人--韩子栋，人称“疯子”，其实他并不疯。在一次枪杀政治犯时，敌人让他去陪绑，他装着吓傻了，从那开始，他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天天沿着监狱的院墙跑，谁也不搭理。他长得很吓人，头发花白，满脸胡须，又浓又密，像刺猬的箭毛遮住脸庞，只露出一对呆滞的无神的眼睛，他的嘴像老太太似的瘪进去了，因为他的牙齿全被打掉了。 “小萝卜头”一开始很怕他，从不敢靠近他，他也不搭理“小萝卜头”。这两天，“小萝卜头”发现疯老头不出来跑步了，每天关在牢房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小萝卜头”懂得，不该问的事不能问，所以，他没有问任何人，但凭直觉，“疯子”一定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果然，一天下课后，黄老师交给“小萝卜头”一个叠的很小的纸块，黄老师还亲自把它塞进他袖子里的暗袋，要他马上送给齐伯伯，并且对他说: “这很重要，千万要小心!”他顺利完成了任务，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那纸块是什么东西。原来，那是一张白公馆内外地形图，是“疯子”花了两天时间精心画成的。图画得很细，白公馆周围的地形、岗哨，其内外特务和宪兵的布防情况，一看就清楚，这是在做集体越狱的准备，但是越狱计划最终没能实现。
地下党支部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集体越狱不可能成功，决定让“疯子”一个人越狱逃跑，让他把监狱的情况、敌人的残暴以及难友们英勇斗争的事迹报告给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疯子”的越狱计划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小萝卜头”并不知道。但是，他发现妈妈这几天不停地在缝制衣服，晚上睡得很晚，早上起得很早。“小萝卜头”以为是给爸爸做衣服，看到妈妈把手扎破了好几处，就心疼地说: “妈妈，歇歇再缝吧!。”妈妈只是一笑，仍然埋头穿针引线。“小萝卜头”着急地说:"我不让你缝，你太累了。爸爸不是有衣服穿吗? ”妈妈解释说: “这不是给爸爸的! ”“那是给谁做的? ”妈妈说: “好孩子，不要问了。” “疯子”越狱前，徐林侠用旧布给他做了件衣服和一个白布口袋，是“小萝卜头”送去的。当时他只有９岁，小小年纪就担负起侦察、联络、传递信息等革命工作。他机智聪明，任务完成的十分出色。这个没有童年幸福的孩子，在狱中严酷环境中，深深地懂得爱和恨。他在铁窗黑牢里学会了怎样讲话，他在监狱的地上学会了怎样走路，他在特务的监视下学会了怎样生活。在他的心目中，监狱就是社会，善与恶，好与坏，是用牢房划分的。牢房外打人的是坏蛋，牢房里被关的是好人。 一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显声将军那里去上课，发现黄老师隔壁那间牢房里来了一个新犯人。他走到这间牢房门口问: “你叫什么名字?”里面的人没有马上回答。小萝卜头个子太矮，看不见里面的人，只听铁镣敲击着地面哗啦哗啦地响。牢里面的人爬到门口，艰难地站起来。他看到外面站着的是一个孩子，就答道: “我叫陈然!” “你是从哪儿来的?” “渣滓洞!” “你说了吗?”陈然摇了摇头，问: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这里的'老政治犯’了，大家都叫我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挥了挥手，轻轻地说: “再见了，陈然叔叔!我会再来看你的。”几句简单的话，“小萝卜头”判断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很快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黄将军，下课以后，又把一张小纸条送到了齐晓轩手里。关系接上了。陈然提出，在监狱里继续办《挺进报》。地下党支部同意了。在敌人的魔窟里，《挺进报》又出版了。当然，在监狱里出版的报纸很简单，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句话。比如: “解放军在辽沈战场打了大胜仗，全歼蒋匪帮47万人……”“解放军一举攻克长春、四平、沈阳……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辉煌胜利，歼敌60余万人。”“新华社发表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共和平谈判，共产党提出释放政治犯条件。”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哪儿?原来，黄将军有一份报纸，由他摘录提供，由“小萝卜头”将消息送到陈然那儿，陈然再编发给大家，由 “小萝卜头”送到各个牢房。这张特殊的报纸，在敌人的监狱里起着特殊的作用，难友们不断受到鼓舞。他为办好这张报纸作出了巨大贡献。“小萝卜头”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从楼上传到楼下的。每当大人商量事情，他总是坐在门口放哨，他还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传递东西。 “小萝卜头”在牢里做了很多共产党人要做的事。
在渣滓洞里，他看不见小鸟，看不见白云，看不见天，看不见树木，看不见……他从小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多么渴望自由，多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可是他没有机会出去，每天只能从天窗里望着天空，望着监狱的铁丝网、岗楼。一天晚饭后，小萝卜头和小碧涛走出女牢，坐在楼梯上。他们望着对面的高墙和高墙上的铁丝网。两个小朋友看着铁丝网的小格子和被小格子分割成一块块的天空，小萝卜头叹了一口气，说: “我要是有自由，那该多好啊! ”突然，碧涛姐想出一个主意，两人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萝卜头和碧涛姐就来到白公馆的大门口。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一个马桶，要倒到监狱外山坡下的水沟里。马桶很沉，小萝卜头和碧涛就轮流帮着那个妇女抬。就这样，他们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唉呀!和监狱里相比，这里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小萝卜头”看到了那郁郁葱葱的青山，娇翠欲滴……
1949年9月6日夜晚，爱国将领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小女儿杨拯贵，以及“小萝卜头”和他的爸爸妈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骗到重庆。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首先被暗害。“小萝卜头”和他的爸爸妈妈被特务带到了戴公祠。他和爸爸、妈妈先是被带到松林坡下的一间小屋。“小萝卜头”妈妈刚要坐下来，几个特务就拿着刀冲了进来。“小萝卜头”爸爸妈妈全明白了：特务说蒋介石要接见杨将军，在这里住几天等飞机，全是骗人的鬼话。敌人要下毒手了。从被捕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敌人总有一天要将他们杀害。这时候，他们很镇静，毫无畏惧。面对敌人的屠刀，“小萝卜头”的妈妈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既然落到你们手里，就没想活着出去。不过，不许你们伤害这两个孩子！”杨将军的小女儿杨拯贵也是被一起带到这里来的。特务狞笑着持刀逼向他们，劈胸就是几刀。两个孩子吓得“哇”地一声哭起来，紧紧地搂在一起。没有半点人性的刽子手，一边用刀不断地刺杀“小萝卜头”的爸爸和妈妈，一边厉声向两个孩子叫道：“不许哭！”两个孩子紧紧抱在一起。灭绝人性的特务，从爸爸、妈妈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先向小姑娘刺了一刀。“小萝卜头”满腔怒火，想跑过去拉起躺在血泊中的小伙伴，另一个特务举起刀向他刺来。小萝卜头高声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一个特务猛扑上去，双手掐住“小萝卜头”的脖子，他头双脚乱踢，使劲用手掰那两只罪恶的大手，继续用嘶哑的声音喊着：“我要出去！我要…。”比豺狼还狠毒的特务，更加凶残地将刀刺向“小萝卜头”。倒在血泊中的妈妈，此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小萝卜头”那撕裂肺腑的叫声，比豺狼的尖刀更痛地刺入她的心房。她拼命挣扎着，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刽子手们狞笑着，又在两个孩子身上刺了几刀。“小萝卜头”的一根根肋骨袒露的胸膛流着鲜血，两只大眼睛瞪得很大很大，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好象在呼喊着：这是为什么？
“小萝卜头”和爸爸、妈妈一起被敌人杀害后，就地埋在小屋里，并在地面浇灌了水泥。重庆解放后，当人们从地下轻轻取出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两只小手在胸前死死地握着，当人们把他那小手轻轻地打开的时，他手里面攥着的是一枝红蓝铅笔头！他们的遗体被移往西安郊区的杨虎城墓园，“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共和国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将万古流芳。
我慢慢离开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脑海中又浮现出“小萝卜头”他那双仰望蓝天渴望自由的眼睛；又浮现出铁窗内他孤单弱小的身影；又似乎听到他还在高喊：“我没有罪，我要出去，我要学习……”
总觉得“小萝卜头”还在看着我，我忍不住又回头张望，他那充满仇恨而又痛苦的眼神，让我心如刀绞，他那双早熟的眼神忧郁又无助，更蕴涵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无比渴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