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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湾藏龙卧虎，群英会聚贤群英！
总 编 审：马 达 副总编审：李庆国 执行主编：傅群雄
高中毕业证上的照片，穿的就是母亲为我做的“洋布”褂子。
我第一次穿机制布、那年月叫做“洋布”的衣服，是一件母亲花了四块钱，从公社的供销社买来的“学生蓝”布做成的上衣。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刚考上高中的时候。
那件衣服一直被我穿到四年后去当兵，洗得都褪了颜色，成了蓝白相间的色彩，领口与袖口也都磨破了。四块钱，在当时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平时母亲给我买东西，都是以“分”和“毛”计算的。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到大，穿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是用母亲亲手纺织的粗布做成的。秋天棉花下来时，母亲和村里的婶婶大娘们一道，弯着腰一朵一朵地将白花花的棉花桃拾进系在腰间的布兜里，最后都统一送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当晾晒干分到各家各户后，就让走村串乡的弹棉花的人给弹好。接下来就是母亲没日没夜地纺线。那时候农村也没有电，为了省下灯油，晚上母亲经常把纺线车搬到自家的天井里，一边和人们聊天拉呱，一边借着月光纺线。线纺完了就放在大锅里浆煮，再用买来的颜料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然后就拴吊在高高的织布机上，一梭一梭地织成布匹。有的用来做被褥，有的用来做一年四季的衣服，还有的用来做鞋子。这一套浆晒纺织、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是母亲那一辈妇女的“基本功”，没有这两下子，女孩子找婆家就困难了。而母亲从十来岁上就没有了父母，这套本事早就驾轻就熟了。不过，要保障五六个孩子的穿着铺盖，还要伺候年迈的奶奶衣食住行，母亲的劳动强度之大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母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乐观向上的，再苦再累她都是一副笑吟吟的模样。不过，母亲大概也是在那个年代学会抽烟的。一年到头，我们兄妹身上穿得总是干净整齐的，没有补丁摞补丁的情况。我尤其喜欢母亲夏天为我做的花条衬衫，有长袖的，有半袖的，如同商店里卖的制式衬衣一样，都是带领、缩口，有扣子的。估计即便现在穿上，无论质地还是样式也不会过时，而且还非常绿色环保。除了穿母亲织的布做的衣服以外，我的记忆里还穿过父亲淘汰下来的一件棉衣，是“洋布”的，黑色的，有点像现在的夹克。当时我穿着又肥又大，但高中两年的冬季里，我就一直美美地穿着它。当兵提干了，大概是1980年，在师政治部工作时，穿着照相馆里提供的西服照了一张照片。
我的初中是在距家约两公里的邻村李章村上的。那时公社的高中已实行了考试录取，村子里至少有四五个男女同学因学习成绩差而与高中无缘，当母亲见到我接到高中入学通知时，笑眯眯地对我说：“好儿子，娘要好好犒劳你一下！”犒劳？是不是让我吃一顿荷包蛋面条？母亲只是笑笑，并没有回答。那天，母亲从公社所在地青兰赶集回来，从白布包袱里取出一块崭新的“学生蓝”布，还有几个漂亮的褐色塑料扣子，母亲边把那块新布贴着我的胸脯比划边说：“我要给你做件褂子，往后你就是高中生了，穿着要像个样儿！”哦，原来这就是母亲说的犒劳啊！我的眼睛不由一热。后来我知道，母亲为给我买这块“学生蓝”，卖给公社供销社不少自己织的粗布，而且还动用了积攒许久的“布票”。秋季开学时，我穿着母亲新做的“学生蓝”褂子，觉得美得不行。那些多是穿着粗布的同学们，也好像向我投来艳羡的目光。我第一次用上制式的硬壳笔记本，是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到县文化馆学习的时候。记忆中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需要时就给母亲要来几分或几毛钱，买来大张的白纸，回到家自己裁成32或16开大小的纸张，然后用母亲缝补衣裳用的白线穿订好，然后工工整整地写上“语文”或“数学”等各科作业本的名字，就可以用来学习了。那时候，像我这样回到家里，每逢跟母亲要钱说买纸或买课本，母亲就能爽快地从她的对襟袄的兜里掏出几分硬币来的，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这是因为父亲毕竟在县政府机关或公社里上班，每月有几十元钱的工资。但那时全家吃粮缺口大，经常要给生产队交“缺粮款”，还要到集市上购买粮食，再加上翻盖、新建住房，欠账多多，日子也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紧”。说到底，还是母亲重视我们几个兄妹的学习，只要是学习需要，就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支持。我高中毕业时因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只能回到小村里劳动，不长时间就担任了生产队粮食现金保管员。大概是毕业半年后的6月份，突然接到县上通知，说是经公社推荐，让我到县文化馆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没想到的是学习结束后，又从几十个学员中留下我和李鸿儒、曹希桐等同学在文化馆继续搞文艺创作、兼职编印油印刊物《景县文艺》。至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推荐我去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更不知道文化馆是谁决定把我留下来的。对于我去县上学习并留在那里工作，母亲像是有预感似的。那几天，她又高兴，又有些不舍。继大哥当了县办工厂的工人、二哥教育回潮时考上了衡水机电学校后，母亲也想有个帮手留在农村给她撑起一片天。但她又觉得我读了十年书，学习成绩也不错，窝在庄稼地里好像屈才，见到上边点名让我去学习，而且听说一个公社最多去一人，打心里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自豪。我离家的头一天晚上，母亲从她的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很漂亮的红硬壳的笔记本，对我说：“以后你在县上学习工作，总是开会学习又写又记的，我让你爸爸给你买了一个笔记本。”啊！这是父母给我的笔记本，这么漂亮的红笔记本！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弟兄翻看当院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海坤叔的日记，就是写在这样的笔记本上的。当时我不无羡慕地说：“哦，海坤叔的日记写得棒，笔记本也漂亮，俺啥时候也有这样的笔记本呢！”没想到，这话让母亲听到了，这么快就实现了我的愿望，从此我就有了第一个硬壳的笔记本了。这个硬壳的笔记本一直用到我当兵提干时。一晃我参军离别故乡景县已经46年了，母亲故去也已是第16个年头了。但母亲当初在我胸前比划那块“学生蓝”布，以及她从床头柜的小抽屉里取出红硬壳笔记本时的画面还是那么清晰，如同就在跟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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