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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崇吉:从留美幼童到江海关副税务司(作者:彭靖)

2022-05-28  贺兰山民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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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江海关副税务司

彭 靖

清朝的海关造册处位于上海,成立于1873 年,是中国可考最早的具有现代概念的官办出版机构,也是最早开展书刊对外贸易的机构。作为留美幼童出身,后在哈佛大学学习,丁崇吉回国后曾经在海关造册处工作,后担任过江海关副税务司。他曾经长期在上海工作与生活,但是了解他的人并不多。2017年10月,笔者曾到哈佛大学考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询到,外祖父邓嗣禹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1938-1942年),撰写的《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简史》文章。文中有许多文字介绍丁崇吉的背景,现参阅此文进行补充。

留美幼童的选拔与培训

丁崇吉,字艗仙,1860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为第二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其父丁长绶以经营豆腐为生。丁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丁崇吉排行第六,从小就比其他孩子聪明、好学。1872年,丁长绶因家中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当他得知清政府要在宁波等地挑选留美学生时,认为六子与七子,丁崇吉和他的弟弟符合条件,就决定送他们到上海出洋局学习。但是,老七因不愿意去,临行前溜走,没有成行。年仅12岁的丁崇吉,在父亲的劝说下,通过考核测试之后,先到上海学习,后来加入到第二批留美幼童的行列中。

对于选拔留美幼童的条件,清政府一开始就制定了《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容闳在他的自传中,曾有过补充说明:

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学,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当来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

从容闳的自传回忆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当年清政府选派留美幼童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从个人先天的体质,到后天的中英文基础,从家庭出身到个人品行,都是在考核的范围之中。同时,幼童在留美15年期间,如果“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因此,在此期间幼童也存在诸多不确定的隐患。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处于闭关守旧的社会,学习西方文化是为人所鄙视的事情,出国留学更是前所未闻之举。保守的社会风气,加上选拔条件的苛刻,所存在的潜在风险,都为留美学生的选派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年,由于丁崇吉有几个年长的哥哥,在上海跟随他人做生意,对于外边的世界有所了解,他们回乡之后将挑选“聪明幼童”的消息告诉其父。而作为广东南海人,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知名度最高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其父也是因为有一位在香港做事的谭姓邻居回乡,告诉他的父亲詹兴洪,力劝送子出洋学习。当时詹兴洪犹豫不决,还希望詹天佑将来走科举正途。经过这位见过世面的谭姓邻居再三劝说,认为科举之路最多是一个“铁饭碗”,而出国留学则是一辈子的“金饭碗”,并以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作为保证,詹兴洪这才下定了决心,立下具结成行。

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温秉忠,他是宋美龄的姨夫,由于有出国留美的经历,回国后,他带领宋氏三姐妹到美国接受教育,缔造了宋氏家族之后的辉煌历史。

有学者称,这是留美幼童产生深远影响的“迟滞效应”。

对于丁崇吉的家庭而言,符合“身家清白”的条件,经过体验合格之后,1872年中旬,丁崇吉来到上海,在清政府设立的留洋预备学校(简称上海出洋局),进行了一年左右的中英文培训。

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与丁崇吉同行的的李恩富,他于1887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当年,26岁的李恩富撰写的第一本书《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在美国波士顿出版,成为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当时,该书的出版对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后来美国华裔文学、留美幼童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通过阅读这本书,许多人记住在李恩富的名字。在这本书中,他详细记述了留洋预备学校情形:

几天后,我被送到上海东路的留洋预备学校。我在那儿生活了整整一年,为将来的美国学习生活做准备。学校由政府出资建造,有一位正校长,一位副校长,两名中文教师,两名英文教师。教学楼很宽敞,是栋两层小楼。大教室、图书馆、餐厅和厨房在一层。办公室、会客室和宿舍在二层。教室两端放着中文教师的八仙桌,中间是学生的长方形课桌和凳子。

根据史料的记载与研究学者考证,出洋预备学校的“二层小楼”,地点在上海“二马路、山东路路口”,与“外国坟山”比邻。按照当今的汉口路(旧称“二马路”)和山东路路口,也就是在当前《解放日报》社址附近,仔细寻找基本可以肯定,预备学校的旧址,就是今天的黄浦区体育馆。

2013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翻译出版了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全书分为12章。作者以自己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写作模式,采用富有文学趣味性的文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书写,并介绍了留美幼童在行程中的许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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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文版《我在中国的童年》

在上海预备学校招生时,校方还规定出洋的学生不仅要聪明,长相也要端正,因为他们代表着大清国的形象,不可有碍观瞻。甚至于幼童的名字有不雅者、粗鄙者,也要责令其父母亲属先期改正。丁崇吉的字“艗仙”,就是后来更换的。如果将“艗仙”二字拆开,即为“益舟山人”,谐音为“一舟山人”,比喻“一个有益于舟山的丁姓人”。后来到美国学习时,广东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宁波丁”(Ningbo Ting)。

为了使他们抵达美国要显示高贵的气质,再加上准备长期留美,中国政府为幼童们准备了大批中国官式长袍及服装。幼童们先向上海道台告别,再去拜访美国驻沪领事。然后大家像一位幼童在日记中所写:“怀着沉重心情,向岸上落泪的双亲及微笑的朋友告别”。1873年6月12日,由黄胜率领,丁崇吉随同其他29名幼童,由上海乘船踏上了美国的征途。

美国行程中的喜与惊

有一位叫祁兆熙的清朝小官,他曾经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国,在那批30名幼童之中,还包括他12岁的儿子。细心的祁兆熙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成为记述幼童赴美行程的宝贵一手史料。在这本日记中,他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许多细节,把后人带回到一个多世纪前,跨海旅途的往事之中:

在上海登船的头一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了“洋泾浜”上的苏州河的位置。当他们看到延安路高架上面,带着的“自来火灯”(煤气灯)时,他们“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至极。起航的时候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地全部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码头的风景。

次日早晨,广东籍居多的幼童们思饮茶,船上的雇工“应酬甚好”。但是孩子们未喝几口,立即呕吐,晕船又开始。这一整天“风雨连绵,晕船者饮薄粥而已。晚上12点时,颠簸又甚,诸生多啼哭,不得入睡”。但是,幼童们适应能力很强,经过十来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每次遇到较大的风暴,祁兆熙等大人们还如同醉汉,可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感。

幼童们开始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的精光。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吃牛排和牛奶面包。早晨八点半,中午点半,晚上六点半,当用餐小锣敲响,他们都会按时,并饶有兴致地坐到餐桌的旁边。

祁兆熙是一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每位幼童一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他对幼童们要求严格,有误差者,就会被打手板。

第二批幼童由上海先到日本横滨,停留四天之后,再换轮船“中国号”,经过30多天的行程到达旧金山。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在轮船停靠旧金山之前,祁兆熙打开事先准备好的衣箱,让幼童们按照大小号,换好上岸的衣服。那是一套崭新、标准的清朝官服:“蓝绉夹衫,酱色绉褂,缎靴。”

太平洋西岸的自然风光,摩天大楼的美丽景色,还有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事物,被称作“fire-car”的火车,这些新事物都让这批初次来到美国的幼童们心旷神怡,甚至有一种瞠目结舌之感。这些观感,无疑使他们消除了一些对将来前途的忧虑与不安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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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清朝官服的丁崇吉(左3)与幼童合影

李恩富在书中,记述了他们初次踏上美国之后,对于西部城市旧金山的观感:

旧金山彻底颠覆了我有限的想象力。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入云霄,姿态是那么的雄伟,甚至优雅;火车站往来列车进出有序,迎来送往世界各地的人们,令我觉得好生神秘;至于煤气、自来水、电铃、电梯这些“摩登文明”,就更令我们惊奇兴奋了。

而最让幼童们感兴趣的事,莫过于在日本第一次看到的火车。李恩富在书中描述到:“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那上面行走,而且是被'火’推进着。直到后来,我亲眼看到火车的庐山真面目,才恍然大悟。”。

第一次见到火车,显然它不仅只满足这些男孩子好奇的目光。6年后,他们中的一名男孩进入了耶鲁大学的工程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2年后,这名男孩主持了修建了闻名暇迩的中国京张铁路,成为“中国铁路之父”。他的名字就是家喻户晓的留美幼童詹天佑。

1872年9月15日,在这批幼童到达旧金山的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就以“中国学生来到美国”为标题,针对于他们的情景,做过一次形象的报道:

昨天到达的三十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与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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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对于幼童的报导

这批身穿锦缎长袍,留着长辫子的大清国幼童,让美国记者们分辨不清他们的真实性别。在一百多年前的旧金山,突然来了这么一群着锦衣绣裳的少年,自然引得“观者如云”的场面。

从旧金山出发,他们用时七天,开始对于横跨美洲大陆的火车旅行。

祁兆熙在日记中,也对当时美国火车的设置做了详细的描述:火车的头尾各有两个火炉,各有两个水盆,有厕所两个。两侧是座位,上侧还有可放倒的卧铺位,之外也有卧铺舱位,每舱四人,每人每宿要三到四美元。车上用的灯是洋蜡烛。还有可撑起,也可放下的小桌,供人们使用。

然而,这七天的火车旅行颇不宁静。在今天的电视画面上,美国人家喻户晓的火车劫匪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兄弟,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当第二批幼童行进在横跨美洲火车上时,真的和这伙匪徒相遇了。

“司机被谋杀,金条被抢劫!”在回忆录中,幼童李恩富详细描述了他们遭遇匪徒的经过:

正当我们新奇地透过车窗,欣赏着绵绵不尽的大草原时,火车突然急速后退,像撞在什么东西上,后又突然往前,再退后,如此反复好几次。整个车厢剧烈晃动起来,乘客们都东倒西歪的。一片混乱,一片惊恐,一片哭叫声。枪声就是这时候响起的,“砰!砰!砰!”,立即有妇女和小孩吓得哭了起来,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惊慌失措地从座位上弹跳起来,透过车窗的亮光猜测枪声的来源。当时所见吓得我们头发都一根根竖立起来:只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手持左轮手枪直向我们走来,距离我们只有10米左右。带队老师让我们赶紧趴在地上。我们快吓死了,趴在那里直哆嗦。很显然大家都在祈祷,不过祈求的都是中国的神灵。连老师们也在求神帮助。我听见其中一个老师几乎求了所有他所知道的神灵,从玉皇大帝到如来佛祖。

半个小时候之后,列车员过来了,他提着一个灯,说那些人是冲着金条来的,从打扮上看应属于印度人。他们分头行动,一小撮人控制乘客,一小撮人控制火车头,杀害了火车司机后,就骑马逃跑了。铁路人员正派人到附近的电报房去,通过一种叫“电报”的东西,请求派另一位火车司机来。

直到这时,幼童们吊到嗓子眼的心才终于恢复了许多。李恩富后来在书中感慨地道:“总算没有丢了我们的小命。”第二批留美幼童遭遇劫匪的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却成为他们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

经过七天的火车旅程,30名幼童们如期最终到达了,康州的首府哈德福德,容闳亲自来迎接他们。不久,幼童们就被分配到康州两岸的美国家庭中。这些家庭可以称得上是新英格兰地区条件最好的人家了。因为留美幼童是中美两国政府批准支持的,所以他们寄宿的家庭,都是经过康州教育局精心挑选的好人家,这些美国人多数都是教师、医师和律师职业。寄宿家庭不仅要照料他们的衣食住行,还要承担他们的教育重任。

当年,一个美国家庭一般收养两个孩子。两位来自浙江定海的幼童,丁崇吉与王良登被分配到麻州的霍利约克(Holyoke)市,迪可曼(Dickeman)夫人家中。李恩富和容揆(容闳的侄子)一起被分配到,麻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Springfield),当地一位看起来最慈爱的女士,威尔丽(Vaille)太太家中。按照分解汉译的方式,中国人给这座城市起了一个简单、好听的代名词:春田。李恩富后来成为纽约中文报纸的编辑,在他的回忆录在书中,记述当时的场景: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春田城,一位慈祥的太太家,他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就立即上来用胳膊环抱着我,亲了我一下,弄得其他的男孩子都哄堂大笑起来。我觉得特别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脸立即“腾”的一下全红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吻。

日后几年,120名幼童分成四批,进入美国之后,全部分散在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1874年,中国政府授权容闳,在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这座宏伟的建筑,前后历经三年建造与装修时间,后于1877年落成,耗资七万五千美元,不仅可供办公处所,并有教室、宿舍,以便幼童来哈城进修中文之用。容闳建立永久局址的本意,为使中国政府不会对留学计划半途而废,他希望幼童留学计划在美国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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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哈特福德城“幼童出洋肄业局”全景

1876年,丁崇吉进入麻州的霍利约克中学,学习完四年的课程,并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在此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秀瑞(Jessie)的美国姑娘。虽然最后两人并没能成功喜结良缘,但是对于丁崇吉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晚年时,他为一位孙女所起的名字,就叫丁秀瑞,而英文名字直接就用Jessie称呼,可见他对在美国时那份感情的眷恋之深。

经过四年的中学学习生活之后,188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19岁时考入哈佛大学,成为120人中,唯一进入哈佛学习的留美幼童。目前,哈佛大学档案馆里,仍然保留着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以及1909年编制的1884年校友纪念册。

关于丁崇吉在哈佛大学一年学习情况,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我们一时无从了解。但是,他曾到戈鲲化主持的中文学习班上学习过中文诗歌。戈鲲化在教育上对丁崇吉很严厉。但放学之后,他却采用美国式入乡随俗的开放精神,邀请学生到他家做客。而丁崇吉也喜欢来老师家玩,时常辅导戈鲲化的两个儿子,戈朋云、戈恕兄弟的英语知识,并且成为好朋友。后来,丁崇吉回国,到上海海关任职时,还介绍戈鲲化的二儿子,戈恕到报关行工作。

清政府制定的留美幼童计划,原定时限为15年,不料到1881年进行到第10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清政府强行召回,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美国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清政府原本希望,幼童能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愿望落空,导致清政府认为美国背信弃义,违反当年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清政府强制撤回所有留学生的命令,并没有让全部幼童屈服。此时,詹天佑已经在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暂时屈服被召回国,两年之后寻求非官方的帮助,重新回到美国,读完耶鲁大学课程拿到了学位。

哈佛大学没有遗忘,第一位在此就读的中国幼童留学生。1936年,在哈佛建校300周年时,曾邀请他参加。由于丁崇吉未远涉重洋赶去参加,后来哈佛校方曾寄给他12套,带有哈佛特色的纪念物:一套咖啡杯和杯托,咖啡杯上面印有哈佛建校300周年纪念字样,并带有哈佛标志性建筑物和校训。

担任江海关副税务司

丁崇吉回国后,先是在福州船政局,后被派往天津水师大沽口炮台,在鱼雷队学习操纵鱼雷,历时4年。他曾经在鱼雷队担任“把总”,自己称领导过100余人。在1885年,由于丁崇吉有兄长在上海经商的缘故,他来到了上海,在当地英文报纸《上海信使晚报》担任采访的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见到孙中山正在向群众做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

1885年下半年,25岁时经哈佛校友杜德维,向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丁崇吉进入上海江海关,在此工作37年,直到退休。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造册处副文案、办事科科长等职。在海关任职期间,他曾上书给总税务司,多次为华人员工争取平等待遇。为进一步说明华员和洋员生活待遇悬殊的不合理性,他还详尽地列举在医药设备、房租津贴、病假、长假、旅费津贴、告退津贴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实,以资证明。可以看出,他是经过大量调查,运用了他负责统计工作时所能接触到的具体资料,才写就这样有说服力的“为民请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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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丁崇吉

20世纪最初的几年,“留美幼童”的命运发生突变。曾几何时,他们几乎成了洋务运动的陪葬而被社会遗弃,现在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1901年,当袁世凯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美国研究学者称,袁世凯多年来是一位变法维新者,但西方对中国全面政策的动向,他并不了解。基于此种困境,他不得不依仗对西方有全盘了解的留美人才。

1906年,清政府发布敕令,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被任命为“会办税务大臣”,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大臣”头衔。中国税务的重心在海关,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总揽海关大权,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他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为了挽救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危机,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颁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全国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个华人员工张福廷被任命为亚东海关署理税务司,同时任用华人帮办10人。1908年丁崇吉先是被任命为上海江海关代理海关副税务司,后来被任命为副税务司,以及首席帮办等职务。直到1927年,丁崇吉退休时,中国海关再也没有任命过一个华人担任税务司。

晚年时,丁崇吉喜欢同昔日的“幼童”们来往。因为“幼童”们定居在上海的人比较多,来往也比较勤。其中,容尚谦和邝炳光在上海的居住地,距离丁崇吉家较近,更是丁家的常客。外地如有“幼童”来沪,如曾任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等人,大家就会在某个酒楼欢聚,然后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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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上海,丁崇吉(前排左2)与温秉忠、唐绍仪、周寿臣、吴仲贤(前排左起)等人合影。

在上第海关退休后,丁崇吉接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公司经理。这家公司为丁氏家族合开,主要批发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锦章”号还在家乡与人合股经营,设在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以及舟山的一家轮船公司,曾拥有过三条轮船。此外,丁崇吉还在上海市区拥有一部分房地产。

丁崇吉原有七个子女,1926年续弦之后,又有二个儿子出生。他曾先后将两个儿子丁金生、丁联生送到香港与美国学习。后来送上海交大毕业的侄儿,丁汉保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很可惜,他的两个儿子均英年早逝。

晚年的丁崇吉,曾长期在上海静安区新闸路1088号居住,这里曾经是一套三橦小楼的花园洋房,靠近江海关总税务司造册处,目前是华商名邸,属于上海市区的高级住宅。1942年丁崇吉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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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考试研究

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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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试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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