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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从留美幼童到江海关副税务司 彭 靖 留美幼童的选拔与培训 丁崇吉，字艗仙，1860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为第二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其父丁长绶以经营豆腐为生。丁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丁崇吉排行第六，从小就比其他孩子聪明、好学。1872年，丁长绶因家中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当他得知清政府要在宁波等地挑选留美学生时，认为六子与七子，丁崇吉和他的弟弟符合条件，就决定送他们到上海出洋局学习。但是，老七因不愿意去，临行前溜走，没有成行。年仅12岁的丁崇吉，在父亲的劝说下，通过考核测试之后，先到上海学习，后来加入到第二批留美幼童的行列中。 对于选拔留美幼童的条件，清政府一开始就制定了《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容闳在他的自传中，曾有过补充说明： 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学，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当来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 从容闳的自传回忆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当年清政府选派留美幼童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从个人先天的体质，到后天的中英文基础，从家庭出身到个人品行，都是在考核的范围之中。同时，幼童在留美15年期间，如果“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因此，在此期间幼童也存在诸多不确定的隐患。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处于闭关守旧的社会，学习西方文化是为人所鄙视的事情，出国留学更是前所未闻之举。保守的社会风气，加上选拔条件的苛刻，所存在的潜在风险，都为留美学生的选派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年，由于丁崇吉有几个年长的哥哥，在上海跟随他人做生意，对于外边的世界有所了解，他们回乡之后将挑选“聪明幼童”的消息告诉其父。而作为广东南海人，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知名度最高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其父也是因为有一位在香港做事的谭姓邻居回乡，告诉他的父亲詹兴洪，力劝送子出洋学习。当时詹兴洪犹豫不决，还希望詹天佑将来走科举正途。经过这位见过世面的谭姓邻居再三劝说，认为科举之路最多是一个“铁饭碗”，而出国留学则是一辈子的“金饭碗”，并以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作为保证，詹兴洪这才下定了决心，立下具结成行。 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温秉忠，他是宋美龄的姨夫，由于有出国留美的经历，回国后，他带领宋氏三姐妹到美国接受教育，缔造了宋氏家族之后的辉煌历史。 有学者称，这是留美幼童产生深远影响的“迟滞效应”。 对于丁崇吉的家庭而言，符合“身家清白”的条件，经过体验合格之后，1872年中旬，丁崇吉来到上海，在清政府设立的留洋预备学校（简称上海出洋局），进行了一年左右的中英文培训。 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与丁崇吉同行的的李恩富，他于1887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当年，26岁的李恩富撰写的第一本书《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在美国波士顿出版，成为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当时，该书的出版对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后来美国华裔文学、留美幼童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通过阅读这本书，许多人记住在李恩富的名字。在这本书中，他详细记述了留洋预备学校情形： 几天后，我被送到上海东路的留洋预备学校。我在那儿生活了整整一年，为将来的美国学习生活做准备。学校由政府出资建造，有一位正校长，一位副校长，两名中文教师，两名英文教师。教学楼很宽敞，是栋两层小楼。大教室、图书馆、餐厅和厨房在一层。办公室、会客室和宿舍在二层。教室两端放着中文教师的八仙桌，中间是学生的长方形课桌和凳子。 根据史料的记载与研究学者考证，出洋预备学校的“二层小楼”，地点在上海“二马路、山东路路口”，与“外国坟山”比邻。按照当今的汉口路（旧称“二马路”）和山东路路口，也就是在当前《解放日报》社址附近，仔细寻找基本可以肯定，预备学校的旧址，就是今天的黄浦区体育馆。 2013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翻译出版了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全书分为12章。作者以自己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写作模式，采用富有文学趣味性的文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书写，并介绍了留美幼童在行程中的许多细节。
2013年，中文版《我在中国的童年》 在上海预备学校招生时，校方还规定出洋的学生不仅要聪明，长相也要端正，因为他们代表着大清国的形象，不可有碍观瞻。甚至于幼童的名字有不雅者、粗鄙者，也要责令其父母亲属先期改正。丁崇吉的字“艗仙”，就是后来更换的。如果将“艗仙”二字拆开，即为“益舟山人”，谐音为“一舟山人”，比喻“一个有益于舟山的丁姓人”。后来到美国学习时，广东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宁波丁”（Ningbo Ting）。 为了使他们抵达美国要显示高贵的气质，再加上准备长期留美，中国政府为幼童们准备了大批中国官式长袍及服装。幼童们先向上海道台告别，再去拜访美国驻沪领事。然后大家像一位幼童在日记中所写：“怀着沉重心情，向岸上落泪的双亲及微笑的朋友告别”。1873年6月12日，由黄胜率领，丁崇吉随同其他29名幼童，由上海乘船踏上了美国的征途。 美国行程中的喜与惊 有一位叫祁兆熙的清朝小官，他曾经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国，在那批30名幼童之中，还包括他12岁的儿子。细心的祁兆熙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成为记述幼童赴美行程的宝贵一手史料。在这本日记中，他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许多细节，把后人带回到一个多世纪前，跨海旅途的往事之中： 在上海登船的头一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了“洋泾浜”上的苏州河的位置。当他们看到延安路高架上面，带着的“自来火灯”（煤气灯）时，他们“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至极。起航的时候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地全部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码头的风景。 次日早晨，广东籍居多的幼童们思饮茶，船上的雇工“应酬甚好”。但是孩子们未喝几口，立即呕吐，晕船又开始。这一整天“风雨连绵，晕船者饮薄粥而已。晚上12点时，颠簸又甚，诸生多啼哭，不得入睡”。但是，幼童们适应能力很强，经过十来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每次遇到较大的风暴，祁兆熙等大人们还如同醉汉，可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感。 幼童们开始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的精光。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吃牛排和牛奶面包。早晨八点半，中午点半，晚上六点半，当用餐小锣敲响，他们都会按时，并饶有兴致地坐到餐桌的旁边。 祁兆熙是一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每位幼童一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他对幼童们要求严格，有误差者，就会被打手板。 第二批幼童由上海先到日本横滨，停留四天之后，再换轮船“中国号”，经过30多天的行程到达旧金山。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在轮船停靠旧金山之前，祁兆熙打开事先准备好的衣箱，让幼童们按照大小号，换好上岸的衣服。那是一套崭新、标准的清朝官服：“蓝绉夹衫，酱色绉褂，缎靴。” 太平洋西岸的自然风光，摩天大楼的美丽景色，还有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事物，被称作“fire-car”的火车，这些新事物都让这批初次来到美国的幼童们心旷神怡，甚至有一种瞠目结舌之感。这些观感，无疑使他们消除了一些对将来前途的忧虑与不安的情绪。
穿上清朝官服的丁崇吉（左3）与幼童合影 李恩富在书中，记述了他们初次踏上美国之后，对于西部城市旧金山的观感： 旧金山彻底颠覆了我有限的想象力。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入云霄，姿态是那么的雄伟，甚至优雅；火车站往来列车进出有序，迎来送往世界各地的人们，令我觉得好生神秘；至于煤气、自来水、电铃、电梯这些“摩登文明”，就更令我们惊奇兴奋了。 而最让幼童们感兴趣的事，莫过于在日本第一次看到的火车。李恩富在书中描述到：“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那上面行走，而且是被'火’推进着。直到后来，我亲眼看到火车的庐山真面目，才恍然大悟。”。 第一次见到火车，显然它不仅只满足这些男孩子好奇的目光。6年后，他们中的一名男孩进入了耶鲁大学的工程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2年后，这名男孩主持了修建了闻名暇迩的中国京张铁路，成为“中国铁路之父”。他的名字就是家喻户晓的留美幼童詹天佑。 1872年9月15日，在这批幼童到达旧金山的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就以“中国学生来到美国”为标题，针对于他们的情景，做过一次形象的报道： 昨天到达的三十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与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美国《纽约时报》对于幼童的报导 这批身穿锦缎长袍，留着长辫子的大清国幼童，让美国记者们分辨不清他们的真实性别。在一百多年前的旧金山，突然来了这么一群着锦衣绣裳的少年，自然引得“观者如云”的场面。 从旧金山出发，他们用时七天，开始对于横跨美洲大陆的火车旅行。 祁兆熙在日记中，也对当时美国火车的设置做了详细的描述：火车的头尾各有两个火炉，各有两个水盆，有厕所两个。两侧是座位，上侧还有可放倒的卧铺位，之外也有卧铺舱位，每舱四人，每人每宿要三到四美元。车上用的灯是洋蜡烛。还有可撑起，也可放下的小桌，供人们使用。 然而，这七天的火车旅行颇不宁静。在今天的电视画面上，美国人家喻户晓的火车劫匪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兄弟，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当第二批幼童行进在横跨美洲火车上时，真的和这伙匪徒相遇了。 “司机被谋杀，金条被抢劫！”在回忆录中，幼童李恩富详细描述了他们遭遇匪徒的经过： 正当我们新奇地透过车窗，欣赏着绵绵不尽的大草原时，火车突然急速后退，像撞在什么东西上，后又突然往前，再退后，如此反复好几次。整个车厢剧烈晃动起来，乘客们都东倒西歪的。一片混乱，一片惊恐，一片哭叫声。枪声就是这时候响起的，“砰！砰！砰！”，立即有妇女和小孩吓得哭了起来，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惊慌失措地从座位上弹跳起来，透过车窗的亮光猜测枪声的来源。当时所见吓得我们头发都一根根竖立起来：只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手持左轮手枪直向我们走来，距离我们只有10米左右。带队老师让我们赶紧趴在地上。我们快吓死了，趴在那里直哆嗦。很显然大家都在祈祷，不过祈求的都是中国的神灵。连老师们也在求神帮助。我听见其中一个老师几乎求了所有他所知道的神灵，从玉皇大帝到如来佛祖。 半个小时候之后，列车员过来了，他提着一个灯，说那些人是冲着金条来的，从打扮上看应属于印度人。他们分头行动，一小撮人控制乘客，一小撮人控制火车头，杀害了火车司机后，就骑马逃跑了。铁路人员正派人到附近的电报房去，通过一种叫“电报”的东西，请求派另一位火车司机来。 直到这时，幼童们吊到嗓子眼的心才终于恢复了许多。李恩富后来在书中感慨地道：“总算没有丢了我们的小命。”第二批留美幼童遭遇劫匪的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却成为他们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 经过七天的火车旅程，30名幼童们如期最终到达了，康州的首府哈德福德，容闳亲自来迎接他们。不久，幼童们就被分配到康州两岸的美国家庭中。这些家庭可以称得上是新英格兰地区条件最好的人家了。因为留美幼童是中美两国政府批准支持的，所以他们寄宿的家庭，都是经过康州教育局精心挑选的好人家，这些美国人多数都是教师、医师和律师职业。寄宿家庭不仅要照料他们的衣食住行，还要承担他们的教育重任。 当年，一个美国家庭一般收养两个孩子。两位来自浙江定海的幼童，丁崇吉与王良登被分配到麻州的霍利约克（Holyoke）市,迪可曼（Dickeman）夫人家中。李恩富和容揆（容闳的侄子）一起被分配到，麻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Springfield），当地一位看起来最慈爱的女士，威尔丽（Vaille）太太家中。按照分解汉译的方式，中国人给这座城市起了一个简单、好听的代名词：春田。李恩富后来成为纽约中文报纸的编辑，在他的回忆录在书中，记述当时的场景：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春田城，一位慈祥的太太家，他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就立即上来用胳膊环抱着我，亲了我一下，弄得其他的男孩子都哄堂大笑起来。我觉得特别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脸立即“腾”的一下全红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吻。 日后几年，120名幼童分成四批，进入美国之后，全部分散在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1874年，中国政府授权容闳，在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这座宏伟的建筑，前后历经三年建造与装修时间，后于1877年落成，耗资七万五千美元，不仅可供办公处所，并有教室、宿舍，以便幼童来哈城进修中文之用。容闳建立永久局址的本意，为使中国政府不会对留学计划半途而废，他希望幼童留学计划在美国根深蒂固。
位于哈特福德城“幼童出洋肄业局”全景 1876年，丁崇吉进入麻州的霍利约克中学，学习完四年的课程，并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在此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秀瑞（Jessie）的美国姑娘。虽然最后两人并没能成功喜结良缘，但是对于丁崇吉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晚年时，他为一位孙女所起的名字，就叫丁秀瑞，而英文名字直接就用Jessie称呼，可见他对在美国时那份感情的眷恋之深。 经过四年的中学学习生活之后，188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19岁时考入哈佛大学，成为120人中，唯一进入哈佛学习的留美幼童。目前，哈佛大学档案馆里，仍然保留着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以及1909年编制的1884年校友纪念册。 关于丁崇吉在哈佛大学一年学习情况，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我们一时无从了解。但是，他曾到戈鲲化主持的中文学习班上学习过中文诗歌。戈鲲化在教育上对丁崇吉很严厉。但放学之后，他却采用美国式入乡随俗的开放精神，邀请学生到他家做客。而丁崇吉也喜欢来老师家玩，时常辅导戈鲲化的两个儿子，戈朋云、戈恕兄弟的英语知识，并且成为好朋友。后来，丁崇吉回国，到上海海关任职时，还介绍戈鲲化的二儿子，戈恕到报关行工作。 清政府制定的留美幼童计划，原定时限为15年，不料到1881年进行到第10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清政府强行召回，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美国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清政府原本希望，幼童能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愿望落空，导致清政府认为美国背信弃义，违反当年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清政府强制撤回所有留学生的命令，并没有让全部幼童屈服。此时，詹天佑已经在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暂时屈服被召回国，两年之后寻求非官方的帮助，重新回到美国，读完耶鲁大学课程拿到了学位。 哈佛大学没有遗忘，第一位在此就读的中国幼童留学生。1936年，在哈佛建校300周年时，曾邀请他参加。由于丁崇吉未远涉重洋赶去参加，后来哈佛校方曾寄给他12套，带有哈佛特色的纪念物：一套咖啡杯和杯托，咖啡杯上面印有哈佛建校300周年纪念字样，并带有哈佛标志性建筑物和校训。 担任江海关副税务司 丁崇吉回国后，先是在福州船政局，后被派往天津水师大沽口炮台，在鱼雷队学习操纵鱼雷，历时4年。他曾经在鱼雷队担任“把总”，自己称领导过100余人。在1885年，由于丁崇吉有兄长在上海经商的缘故，他来到了上海，在当地英文报纸《上海信使晚报》担任采访的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见到孙中山正在向群众做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 1885年下半年，25岁时经哈佛校友杜德维，向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丁崇吉进入上海江海关，在此工作37年，直到退休。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造册处副文案、办事科科长等职。在海关任职期间，他曾上书给总税务司，多次为华人员工争取平等待遇。为进一步说明华员和洋员生活待遇悬殊的不合理性，他还详尽地列举在医药设备、房租津贴、病假、长假、旅费津贴、告退津贴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实，以资证明。可以看出，他是经过大量调查，运用了他负责统计工作时所能接触到的具体资料，才写就这样有说服力的“为民请命”书。
晚年的丁崇吉 20世纪最初的几年，“留美幼童”的命运发生突变。曾几何时，他们几乎成了洋务运动的陪葬而被社会遗弃，现在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1901年，当袁世凯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美国研究学者称，袁世凯多年来是一位变法维新者，但西方对中国全面政策的动向，他并不了解。基于此种困境，他不得不依仗对西方有全盘了解的留美人才。 1906年，清政府发布敕令，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被任命为“会办税务大臣”，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大臣”头衔。中国税务的重心在海关，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总揽海关大权，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他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为了挽救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危机，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颁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全国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个华人员工张福廷被任命为亚东海关署理税务司，同时任用华人帮办10人。1908年丁崇吉先是被任命为上海江海关代理海关副税务司，后来被任命为副税务司，以及首席帮办等职务。直到1927年，丁崇吉退休时，中国海关再也没有任命过一个华人担任税务司。 晚年时，丁崇吉喜欢同昔日的“幼童”们来往。因为“幼童”们定居在上海的人比较多，来往也比较勤。其中，容尚谦和邝炳光在上海的居住地，距离丁崇吉家较近，更是丁家的常客。外地如有“幼童”来沪，如曾任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等人，大家就会在某个酒楼欢聚，然后拍照留念。
1936年在上海，丁崇吉（前排左2）与温秉忠、唐绍仪、周寿臣、吴仲贤（前排左起）等人合影。 在上第海关退休后，丁崇吉接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公司经理。这家公司为丁氏家族合开，主要批发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锦章”号还在家乡与人合股经营，设在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以及舟山的一家轮船公司，曾拥有过三条轮船。此外，丁崇吉还在上海市区拥有一部分房地产。 丁崇吉原有七个子女，1926年续弦之后，又有二个儿子出生。他曾先后将两个儿子丁金生、丁联生送到香港与美国学习。后来送上海交大毕业的侄儿，丁汉保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很可惜，他的两个儿子均英年早逝。 晚年的丁崇吉，曾长期在上海静安区新闸路1088号居住，这里曾经是一套三橦小楼的花园洋房，靠近江海关总税务司造册处，目前是华商名邸，属于上海市区的高级住宅。1942年丁崇吉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作者简介：  的 奠基之作 2021年商务印书馆版 《中国考试制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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