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义：杜甫《绝句》背后的身世与家国

                                          

看得见的千秋雪，回不去的万里船

——杜甫《绝句》背后的身世与家国

作者：杨宗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杜甫的好友，时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回京述职，留驻成都的兵马使徐知道纠集川西羌兵叛乱。当时居住在城西草堂的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携家人奔走于梓州、绵州、阆州等地避乱。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二度镇蜀，杜甫一家也暂时结束奔窜流离的生活，重新回到草堂。从此，他开始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期，眼之所见，情之所融，皆拾掇成诗。这年春末，他写下一组《绝句》，共四首，这是第三首。杜甫的这段安定生活持续了大约一年，直至次年四月严武去世。

  

这首诗一开始跃入读者眼帘，如同一幅生动而清晰的山水画，由四个不同的小画面共同组成一个富有诗意的整体。我们在诗中能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是非常普通的场景，四个小画面各具不同的色调，仿佛在一瞬间被作者的眼神所捕捉；又似乎记录了漫长的时空交错历程，倾注了作者不同的视角和情感，远近相宜，动静结合，在明丽的色彩、平和的气氛中呈现既矛盾而又统一的和谐之美、从容之美。

  

作者采用了四句皆对仗的手法，表面上每句之间似乎并无连属关系，正如从律诗截取中间二联，掐掉头尾。这种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方式，对诗词创作者来说，并非很高妙的技巧，后世诗人如韦应物、刘长卿、柳中庸等人均多有效仿。但是为什么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宝库中，这首场景并不特殊、手法也并不复杂的诗能成为诗圣杜甫七言绝句的代表作，进而成为流传千古、妇孺皆诵的名篇呢？很显然，我们如果单从诗的字句上来解读这几个画面，是远远不够的。

  

读这首诗，我们通过诗中构建的场景，分析其所选取的物象及其状态，有必要结合杜甫的生平历程、当时的生活境遇、心理状态、社会背景，来了解诗人想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涵义。

  

诗的起句给人一种欢乐、毫无拘束的印象。诗人选取“黄鹂”“翠柳”等物象，代表着萌发生长、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的过程，因此这句实际上是诗人在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状态。杜甫出生于书香世家，是晋名将杜预之后，他一生也一直以此家世为荣。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与李峤、苏味道、崔融等并称为“文章四友”，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杜甫虽然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但祖父的遗风，对他成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陆游有“城南杜五少不羁，意轻造物呼作儿。一门酣法到孙子,熟视严武名挺之”（《读杜诗》）的评价，可见这祖孙俩在天资、性情上的一脉相承。杜甫的父亲杜闲曾担任过“兖州司马”，相当于地方佐官一类的官职；其母崔氏，也出身于当时的世家望族。在盛唐时期，这样的家庭，生活条件是非常优渥的。这使得少年杜甫没有任何家庭的负累，加上有聪颖的先天条件，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立志、漫游，开阔眼界。而这一段时间，也是大唐王朝的物质财富与军事力量发展到了空前强大的时期，文化也空前繁荣。

  

在回忆这段时间生活的时候，他写过“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也曾立下“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宏大志向。他漫游吴越，来到泰山，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传世名句。32岁那年，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并开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同游生活，中国诗歌史上最闪亮的双子星座，在历史的交汇点发生了伟大的碰撞。直至多年以后，杜甫在草堂的窗前回忆起与李白的交游场景，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两个”黄鹂，而这“两个黄鹂”的“鸣”声，却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在历史的长廊中久久回响，千年不息。

  

诗的承句，“一行白鹭”“青天”等物象，体现了排除困难、追逐争取、积极向上的状态，这句大约代表着杜甫在长安蛰居，伺机进取近十年时间。大约30岁左右的时候，杜甫娶了弘农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不久父亲杜闲病逝，从此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压力骤增。他自忖凭借一身所学，以参加科举这一途径解决面临的困难，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于天宝六载（时年35岁）来到了长安。不料奸相李林甫为了稳固自己的势力，导演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当年参加应试的士子无一中选。由此，他开始了“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新唐书·杜甫传》）的生活，其内心郁闷可想而知。他期盼着如“白鹭”般能一飞冲天，于是不得不走上第二条入仕的途径，奔走于王孙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献赋等，期望能得到引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赠田九判官》）等，真实记录了他这一段苦闷而又积极盼望进取的生活和心路历程。我们只看他这一时期的诗作的标题，就不难看出他的这种既委屈又不得不强颜欢笑的追逐。当然在这期间，他也收获了朋友，其中也有不少是和他一样身负才学而入仕无门的儒生。这些朋友，有一部分也成为他后半生的倚靠。

  

虽然仕途受阻，杜甫对自己的才华却是相当自信甚至骄傲的，“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他以东汉文学家扬雄自比，其自负可见一斑。然而，有一件小事却生生击破了杜甫的这种自负，进而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与他同样居于长安的诗人殷璠主编了一册《河岳英灵集》，里面收录了当时诗坛最为活跃的二十四人的诗二百馀首，基本反映了盛唐时期中国诗歌的真实面貌和创作水平。其中，李白、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人均赫然在列，杜甫翻来翻去，就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的朋友郑虔告诉他，殷璠选诗评诗的标准，注重“风骨”和“兴象”。杜甫备受打击之余，转而冷静思考，他在长安期间，都是跟在权贵后面写的那些投谒、吹捧之作，哪有什么“风骨”和“兴象”可言？好在他痛定思痛，转而把创作的目光投向抨击政治腐朽、同情人民疾苦的视角上来，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丽人行》《兵车行》等传世名作。尤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标志着他在长安蛰居的这十年，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这一转变，奠定了他后来长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也开始注入了他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思想源泉。而他诗中客观记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也被称为“诗史”。

  

当然，杜甫在长安投赠干谒也并非全无效果，在韦济等人的帮助下，他于天宝九载献《三大礼赋》，得到了玄宗的赏识。他后来的诗中也记述了这一“彩笔昔曾干气象”（《秋兴八首·其八》）的荣光。他因此获得了“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但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而没有得到官职，只能在城南韦曲赁了十馀亩田地，暂解衣食之忧。直至天宝十四载，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但不到半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官定后戏赠》）而辞官，尔后又因生计所迫，接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生活的艰难和仕途上的连串打击，加上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结束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进取生涯。

  

诗进入转句，整诗的感情基调也随着视角的变化，由轻松、明快向沉郁、悲愁转化。“窗含西岭千秋雪”，描绘了一幅静止、苦寒的画面。千秋不化的“雪”所覆盖的“西岭”，这也正是安史之乱爆发背景下人民生活困苦、国家前途蒙忧的真实写照。这一次长达八年之久的大动乱，杜甫是见证者、亲历者；也正是他对大动乱背景下国家和人民的深深的悲悯，让草堂窗外西岭积雪的画面与他产生了共鸣，并捕捉入诗。他回忆那一时期，从长安西逃被叛军捉住，在狱中写下了“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望月》）的离乱、思亲之苦；成功逃脱后赶往凤翔县唐肃宗行在，有“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忘形的喜悦；他因诤言劝谏得罪肃宗，被放还鄜州路上记述了“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的凄凉场景，在自身已经是“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的情况下，依然不忘发出“官军请深入，蓄势可俱发”（《北征》）的强力战声；而面对战争导致民不聊生的结果，也无奈地发出“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二》）的浩叹。后来几经辗转，终于在亲友的帮助下来到成都，并经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进入严武幕府，因此被后人称为“杜工部”。

  

这一时期，这种以他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的历史大势，以及他行途所见、自身所受的种种苦难，在他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使“悲悯”成为他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感情基调，杜甫后期的几乎所有诗歌作品，都是忧时伤乱，咏叹民之困苦、国之艰难，充满了对己身、亲人、底层人民以至国家命运前途的悲悯。虽然到达成都后，在裴冕、高适、严武等朋友的帮助下，安置亲人、建造草堂，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但偶一瞥见窗外“西岭”上的“千秋雪”，又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

  

诗的结句，让读者把目光转到了停泊在门前锦江边的一条小船。作者对人民、对国家发出深沉的悲悯之余，留下了一个孤独的身影，他不由自主地借这条船吐露了埋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和追求。在草堂居住期间，“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虽然生活上得到了朋友的照拂，但思乡仍然是他内心深沉的渴望。“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栘柳更能存”（《春日登梓州城楼》），他写下的这些诗作是从正面抒发了思乡之情；而“门泊东吴万里船”却是从侧面描述的，更似乎是不经意间的一种表白。他既想回河南家乡，更想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但原来南下入川的道路已经被战乱阻断，事实上目前已经不可能成行；所以只能走水路东出三峡，经长江、汉江至襄阳再转陆路北上一途了。在写《绝句》前一年，流落梓州的杜甫听闻史朝义（史思明之子）自缢，安史之乱结束的消息，兴奋地写下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虽然最终因故未能成行，但由此可见他早已计划了走这条道路。现在，泊在门前的这条船，他又特别点出了“东吴”（三峡以东古属东吴），因为这正是指引着他回乡的方向。所以，我们在理解杜甫《绝句》时，一定要对“东吴”这个词予以重视，如果没有这个方向，是无法探究到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的。

  

安史之乱爆发以来，不管杜甫流离在道路之中，还是做官、闲居，盼望回乡的信念从未改变。他心目中的“家乡”，既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落叶归根”思想、对他出生地河南偃师的具体化表达；也是回到他自身所经历过的盛唐时期国家繁荣、人民安定生活的抽象化追求。

  

如果说，“千秋雪”不过是外物触动，生发为情，那么“万里船”，才是他心中永恒的痛苦。“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野望》）在草堂东南方向的锦江上，有一座桥叫“万里桥”，是成都历史上著名的古桥。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费祎叹道：“万里之行，始于此桥。”杜甫以“万里船”名之，这种既可望、也触手可及的物象，与他积压在心中多年无法实现的归乡梦想，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反差，给了杜甫本已饱受摧残的身心以更加沉重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间有一条回乡的路，这条“路”（万里船）就“泊”在门前，抬步可至，可他就是回不去。如果我们能真正设身处地地进入杜甫描绘的这个小画面中，也许能触摸到他内心痛苦的根源。

  

“万里船”更似乎是一个谶语，从杜甫后来的经历看，它几乎预示了诗人此后几年的生活经历和最后结局。广德三年四月，严武突然病死，四川重新陷入混乱。杜甫也再次失了依靠，只能买船东出，后来陆续辗转于长江沿岸的云安、夔州一带，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期间即使稍稍安定，也都是寄人篱下。杜甫七律的代表作《秋兴八首》就作于流寓夔州时期，其中表露出“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的思乡之情，愈发深沉激烈。他出川后在荆州住过一段时间，后因河南复乱无法北上，转途往湖南投亲。这一切经过，都与这条长期飘零于长江、汉江、洞庭湖、湘江上的孤舟牢不可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他放舟湘江北归途中，在身体已中风偏瘫无法动弹的情况下，经其口述，由次子宗武代笔完成人生的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了总结。斯人已逝，而他的悲悯情怀和爱国精神，仍由这“万里船”所承载，流传至今。

  

站在后世的角度上来看，杜甫一生的经历，也正是大唐王朝盛衰变化的一个缩影。这首诗短短四句，以乐景起兴，以悲情结尾，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加强烈，也更增添了诗词的深度、厚度。通过诗中所选取的四个场景，作者把自己的身世与家国情怀不着痕迹地隐入其中，以个人及国家命运变化的历程为脉络，把看似毫无联系的四个画面串联起来，纵横捭阖，穿越时空，有着令人无法轻视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这首《绝句》的魅力所在。

（本文原载于《宁乡文艺》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