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赵献超 | 辽墓壁画里的奉经图

行者aw7sg93q3w 2022-05-2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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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ˉ 杭侃 ˉ 赵献超

【内容摘要】作为辽代统治者的精神寄托和统治手段，佛教得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官方的资助和提倡下，建寺、饭僧、刻印佛经等佛教崇拜活动盛行。在举国浓厚的佛教氛围下，官方支持和民间宗教热情高涨，为达到宣传佛籍的神圣性以及记录和肯定出资者所获功德等目的，辽人诵读《大藏经》等佛典之举蔚然成风。辽墓壁画中的奉经图是墓主人读经转藏活动的缩影，体现墓主人生前围绕法宝的宗教崇拜活动。透过图像，我们可以一窥辽代社会流行的对特定经典的诵读乃至转读整部《大藏经》的情况。

【关键词】宣化辽墓奉经图读经转藏佛籍圣物

“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这是内蒙古赤峰宝山2号辽墓北壁壁画右上角竖框内的题诗，墓的发掘者根据画面内容和上述题诗将这幅壁画命名为“颂经图”[1]。“颂经图”描绘的是杨贵妃教鹦鹉诵读《心经》的故事，《明皇杂录》载：

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帏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2]

这一故事后被《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与《说郛》等文献反复引证，流传甚广[3]。在宝山辽墓中的这幅“颂经图”中，杨贵妃面前置一红框蓝面条案，上有展开的经卷，案右侧立一羽毛洁白、勾喙点红的鹦鹉。贵妃仪态典雅贤淑，左手持拂尘，右手轻按经卷，俯首吟读，虔诚之态溢于言表（图1）。宝山1号墓的题记说明墓主名勤德，为“大少君”之子，卒于契丹天赞二年（923），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据发掘者推测，2号墓的主人可能为1号墓的长辈，即“大少君夫人之一”，下葬时间约在天赞二年之后不久，该墓内所绘“颂经图”是辽代壁画中反映与佛教经典相关内容的最早实例，画面中展开的经卷可以明确为写经。以“颂经图”为发端，辽墓中出土与佛经内容有关的图像不少，如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韩家窝铺第一地点M1西壁出土的奉经图（图2）[4]、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中的奉经图（图3）[5]等，最集中的莫过于下八里辽代墓群——一般直呼为宣化辽墓——中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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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ˉ 宝山 2 号辽墓中的“颂经图”（引自《文物》1998 年第 1 期彩色插页陆）

图 2 ˉ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韩家窝铺第一地点 M1 西壁奉经图

图 3 ˉ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墓北壁壁画

一、宣化辽墓里的奉经图

宣化辽墓现已发掘墓葬共计10座[6]，这是张世卿和韩师训两个家族的墓地，张姓墓地可分为以M10为中心的东南区和以M1为中心的西北区，韩姓墓（M4）位于张氏墓地西南（图4）。据出土文物、墓志和壁画可窥探当时佛教信仰——尤其是读经转藏的情况。

图 4 ˉ 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分布图（引自《宣化辽墓上》第 5 页）

宣化辽墓第10号墓（M10）的墓主张匡正死于道宗清宁四年（1058），道宗大安九年（1093）改葬于此，在张氏家族墓群的墓主中为辈分最高者，该墓后室壁画中即有表现奉经的内容。墓壁正中的破子棂窗下置一简易的“X”形经案，案面左侧放佛经一帙，内装卷轴装佛经十卷，案面中部偏右为卷轴装佛经两卷，最右侧放置经书一册。经案的左端绘制一正在挑灯的侍女，应该是在为主人的诵经活动做准备（图5）。匡正墓志称他：“不食荤茹心（辛），不乐歌酒，好读《法华》《金刚经》。坊曲之际，无问长幼，俨然人望而畏之，其敦重若此。”[7]墓内绘制的奉经图是他生前“好读《法华》《金刚经》”的体现。至少从匡正开始，张氏一家表现出对佛教的极大热忱，这种热忱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对各类宗教活动的支持和对慈善活动的襄助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佛教教义的修行上，而读诵佛经无疑是最直接的修行方式，匡正子孙也多在墓室的显著位置绘制与佛经有关的内容。

图 5 ˉ 张匡正墓（M10）后室西壁壁画（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一六）

张匡正子张文藻墓（M7，大安九年改葬于此）在前室东壁的所谓“备茶图”中有一朱一黄两个方桌，其中黄色方桌上置砚台、笔架、经书、纸张和函盒（图6），这个方桌显然是为服务墓主人的奉经活动而设。匡正孙张世本墓（M3，葬于大安九年）在墓室西壁可见与匡正墓壁上形制相近的经案，案面上经一帙、卷轴装佛经一卷、方册装经书二册，经案的左端亦为挑灯侍女（图7）。类似的经案亦见于未详墓主身份的6号墓（M6），只是挑灯侍女被绘制于其他墓壁（图8）。

图 6 ˉ 张文藻墓（M7）前室东壁上的备茶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二六）

图 7 ˉ 张世本墓（M3）中的奉经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四五、四六）

图 8 ˉ 宣化 M6 中的奉经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五四）

张氏家族墓壁画中，关于佛经的内容表现最丰富的无疑是编号M1的张世卿墓。张世卿为张匡正之孙，3号墓墓主张世本的堂弟，葬于天庆六年（1116），因世卿在辽为官，曾特授右班殿直，累恩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故而墓室在整个张氏家族墓中最为高大。奉经的相关内容绘制在该墓后室的东壁右侧（图9）。该铺壁画的正中为一朱色方桌，桌上除白色汤瓶、黄色熏炉、黑色盏托与白色托盏外，左侧靠后为一黄色盝顶函盒，函前放一摞四本《常清静经》，与之相对的桌面右侧放一摞四本《金刚般若经》，两部经皆为方册装。方桌后面绘制着紫色长袍和绿色长袍的侍吏各一名，似在为墓主人诵经活动准备经书与茶饮。绿袍侍吏身后绘制双凤门一座，右侧门扇紧闭，左侧门扇半开，在半掩门的空间，一黑衣侍吏双手抱一黄色盝顶函盒跨门而入。这幅图像中的黄色盝顶函盒，一般被认为是放置经书的经函。

图 9 ˉ 张世卿墓（M1）中的奉经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六二局部）

除了直接绘出卷轴装的经卷或方册装的经书外，宣化辽墓中的这种小型盝顶函盒也是与佛经相关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张恭诱墓（M2）中所见，恭诱为世卿之侄，其墓位于世卿墓正北。恭诱是一虔诚的佛教徒，且全家信佛，卒于天庆三年（1113），天庆七年（1117）葬于祖茔，其墓室东南壁上绘制有与张世卿墓中形制相近的方桌与经函，桌上并未画出经卷或经书（图 10）。而在张世古墓（M5）中，仅于后室西南壁的备茶画面中在方桌之上绘有一个朱色盝顶函盒（图11），这个函盒也被认为是用来装经的经函[9]。这样，在宣化辽墓中，除了壁画内容大部分被毁的9号墓，张氏家族墓中皆出现与佛经相关的内容。

图 10 ˉ 张恭诱墓（M2）墓室东南壁备经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八一）

图 11 ˉ 张世古墓（M5）后室西南壁备茶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七八）

宣化辽墓中除了张氏家族墓外，另有一座韩姓墓（M4），位于张氏墓地西南，墓主为经商致富的韩师训。韩师训墓室东北壁绘制与张氏家族墓中形制略异的奉经图（图12）。画面中部偏右的方桌上放一长方小几，几前置香炉和托盏，几上放着成卷的四卷经卷和一圆盘，盘内盛佛珠。方桌后一妇人双手捧一盝顶经函，两股云气从函左右飘出，似香烟环绕于室。方桌前有一妇人仰首目视前方妇人手托之经函，双手做祷告状。

图 12 ˉ 韩师训墓后室东北壁奉经图（引自《宣化辽墓下》彩版九四局部）

李清泉曾经指出，在宣化辽墓中（图 4），东南区以张匡正墓（M10）为中心的五座墓葬属同期同一工程，墓内壁画是大安九年的同一批画工根据同一粉本创作的；西北区以张世卿墓（M1）为中心的三座墓是由另外一班子画工的不同成员分别绘制的；而韩师训墓（M4）内的壁画应属与上述两拨画工无甚关系的画工所为[10]。从上文论及的几座墓中的奉经图来看，李氏的推测应不至于大谬，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壁画中的奉经图固然可以反映墓主乃至墓主一家生前存在修行佛经的情况，不过囿于壁画程式化的特点，墓主人们持诵佛经的具体情况要远比壁画中所见丰富和复杂得多。如张匡正墓志称他生前“好读《法华》《金刚经》”，张世本墓（M3）墓志称他“自生之后，不味腥血，日诵《法华经》，拟终万部，至七千余帙，而疾已笃”，两人日常持诵经典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差异在壁画中并无明显的表现。

西北区几座墓的墓主人生前的奉经活动更加多样，张世卿“颂《法华经》一十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于道院长开此经及菩萨戒讲。建大院一所，州西砖塔一坐，高数百尺。雕镂《金刚》《梵行》《佛顶》《高王》《常清净》《灵枢》《赤松子》《中诫经》《孙真人福寿论》，诸杂陀罗尼，举常印施，及设诸药”。M2墓主张恭诱“以《观音》《行愿》为常课，以《满愿》《准提》为常持。于井亭院办佛事一门，请□花严。常诵《金光明经》五百余部”。此二人墓中，仅用为数不多的经书或经函作为墓主人生前持诵佛经活动的一种象征。而恭诱父世古“自幼及耄，志崇佛教，常诵《金刚》《行愿》等经，神咒密言，口未尝辍。请僧转《金光明经》千余部，维持经律论讲一十席，请尼万部，斋供终身。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季，至今未阙”。张世古墓（M5）壁画中，仅于备茶画面中绘制盝顶函盒一所，其经函性质的判定源自当代艺术史家。

韩师训墓志称其“自幼及耄，志崇佛教，筵供苾蒭。读经六藏，《金光明经》一百部，《法华经》五百部，及请名师开《金光明经》讲一十席，《金刚》《药师》《弥陀》《菩萨戒经》等各数席。躬读《大华严经》五十部，及读《金刚经》《行愿》《观音》《药师》《多心经》等不计其数”。韩氏所读，在单品、单部佛经之外，已经及于佛经的总集——大藏经，墓志中所谓“读经六藏”。韩墓中表现奉经的相关内容尽管与其地下“邻居”张氏诸墓中的不同，但也只是在画面中表现了一个经函和几案上的四卷经而已。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宣化辽墓中的所谓奉经图不过是墓主人生前读经转藏活动的一个缩影，画师通过一卷经、一册经，或者一帙经、一函经作为墓主人生前所持诵诸多经籍的一个代表。从墓志的记载情况看，墓主人生前围绕法宝的宗教崇拜活动远比壁画中表现得丰富多样。

二、辽代读经转藏之盛行

辽大兴佛教，官方支持下的佛教崇拜活动主要表现为建寺、饭僧与刻印佛经等。圣宗统和时期（10世纪末），辽模仿北宋刻印《开宝藏》之举开始雕印大藏经——即后世所谓《辽藏》或《契丹藏》，兴宗重熙间（1032—1055）编一切经目，《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卷一称：“洎我大辽兴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迩遐，敕尽雕锼。”[11]据现存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佛坛前南侧刻于金大定二年（1162）的《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兴宗重熙间雕镂的大藏经“通制为五百七十九帙”[12]，薄伽教藏殿即专门为庋藏此藏而建，殿内现存用于存经的小木作天宫楼阁壁藏（图 13）。

图 13 ˉ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用以藏《契丹藏》的天宫楼阁壁藏

据《高丽史》卷八云：“文宗十七年癸卯（即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三月契丹送大藏经至，王备法驾迎于西郊。”知《契丹藏》在道宗之初就已完成。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进行加固修缮过程中，在四层佛像的胸部发现了一批辽代的装藏物，其中有《契丹藏》印本12卷（图14）[13]，我们据此知道此藏是卷子装，每板27～28行，每行的字数有两种，行17字者多，也有行15字者，再加上其千字文帙号比《开宝藏》迟一字，以及有的卷前附有扉画，可以推测《契丹藏》有受《开宝藏》影响的部分，也有另外的渊源。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云：“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15]《契丹藏》比宋《开宝藏》之480帙增加了97帙，该藏有其所特有的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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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ˉ《契丹藏》本《大法炬陀罗尼经》（引自《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 39—40 页）

又据日本《东文选》卷一一二所载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称其“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知《契丹藏》还有小字本者。1976年唐山地震，河北省丰润县西南天宫寺塔震后出现裂缝，塔座部分损坏严重。震后维修的过程中，天宫寺塔内发现经卷数种，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册一帙，书作蝴蝶装，外形包背装，版框高23.1厘米，薄麻纸印，密行小字，其中卷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后有大契丹国燕国大长公主刻经题记，末属“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孟夏日雕造”，与高丽僧密庵所记“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正相吻合。[16]

辽代除了官刻藏经之外，民间写印佛经也很流行。如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辽代庆州城遗址西北部的庆州白塔出土了222件雕印的佛经，其中开泰五年（1016）完成的小字雕版印经《妙法莲华经》不具千字文帙号，不属官刻《契丹藏》，但其纸薄字密，卷中明载“取则于（燕京）圣寿寺藏”，同样属辽代雕版印经的精品。[17]

辽境之内公私写印佛经的盛行使得大量佛典流传于重要寺院乃至民间，而诵读佛经在辽人的佛事活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如道宗时，耶律仁先家族：

起建道场六十二昼夜，斋僧四千四百人。维持开菩萨戒经讲三席，目看却经二、大□明王经七十三部，华严经六百七十卷，金光明经二百三十五部，阿弥陀经二千卷，无量寿经一百二十六遍，菩萨戒经一千一百四十遍，诸经要集二十八帙，药师经四十六遍，法华经七十三部。诵观音经四百二十六卷，多心经一千二百三十六遍。念大悲心陀罗尼七千四百二十卷，生天陀罗尼五万八千四百六十遍，破地狱真言三千一百八十遍，灭外障真言一千八十遍，灭内障真言一千八十遍，灭罪真言三千一百八十遍，文殊五□真言一千八十遍，无量寿真言一千八十遍，满愿真言一千八十遍，无垢净光真言四十九遍，一切如来真言七十遍，大佛顶真言五千二百遍，阿閦如来真言一万□千六十遍，天门真言七遍，护身真言六千二百六十遍，大随求真言一千四百遍，佛顶尊胜陀罗尼四千四百五十遍，梵本心真言四千二百遍，大轮真言一千八十遍，圆三聚真言一千八十遍，摧碎真言四千二百遍，百字明真言四百八十五遍，摩利支天真言四万六千六百遍，如意轮真言八千四百遍，灭恶业真言一万一千八十遍，观音应愿真言一千八十遍，炽盛光真言一千四百遍，六字真言三万二千四百遍，五字真言一千遍，一字真言一千遍，诸杂真言并佛名一十万遍。持课两个月□诸佛名号二百四十五万四千四百□。[18]

作为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佛教经典往往被作为圣物对待。佛教原典中，无不号召人们诵读佛经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即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佛才能达到的觉悟），极力对佛籍的神圣性进行宣传，以招徕佛经崇拜的信徒。对于宗教信仰来说，经与佛别无二致，对待佛经应“敬视如佛”，相应的，阅读、抄写与施造、收贮、供养这些经典均可以积累一定的功德。在耶律仁先家族举办的这场盛事中，以及以宣化辽墓墓志为代表的各类碑刻资料中，记文作者不厌其烦地写刻各类佛经诵读遍数的举动，实质是对出资者所获功德的一种记录。当时人们获得功德的方式，除了一遍遍诵读特定佛经之外，还有一种对所诵佛典数量全的追求，而所收佛典最全者无疑为各类佛经的总集——《大藏经》。

文献中所见辽人读全藏之例不少，如立于辽道宗大康四年（1078）的《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称：“（张文绚）家有余资，靡好奢华之乐，身惟积善，颇信浮图之法。越一日，谓亲族曰：'我兴佛刹，饭僧徒，修植善根，鸠集福聚，固亦多矣。然于藏典，似阙胜缘。’乃启白司空大师，议于谷积山院，请众僧侣读大藏经。”[19]再如曾任奉陵军节度使的王泽：“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全藏教部，读览未意。”[20]

大同郊区新添堡第29号墓出土天庆九年《故彭城刘公墓志》一块，志文中记墓主刘承遂乃云中三井里人，“生禀刚义，素全聪惠，心常慕善，诀信大乘”，他“身居俗谛，念契佛家”，在天庆三年（1113），“充维那，装印大藏经全，四年，请诸师读大藏经，其于斋榇之资，皆自供拟。又于王子寺画毗卢会，洎暖汤院绘大悲坛及慈氏相，并楼内画观音菩萨像，皆威容庠雅，侍从端凝。公焚课筵僧，不可尽记。天庆五年八月二十日，忽疾而逝，享年七十有四。公殡之次，请王子寺僧录演菩萨戒经讲一百日；洎三祥，请诸师德读大藏经三遍，其余斋僧，不可胜记”[21]。天庆为辽代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的年号，刘承遂在天庆三年装印了一部大藏经后，出资请诸师读大藏经，且请僧人在其死后读大藏经三遍。结合上文所论张韩两族人读某经多少部乃至“不计其数”、韩师训“读经六藏”、张文绚“请众僧侣读大藏经”以及文泽读览全藏的情况，辽境之内，不仅流行读诵某种、某类特定的经典，而且诵读全部大藏经之举亦蔚然成风。

结语

辽是一个崇佛的王朝，辽代的统治者以佛教作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实行统治的有效手段，在他们的资助和提倡下，举国上下形成了浓厚的佛教氛围。辽的三宝崇拜之风甚炽。在帝王敕建佛寺的带动下，辽境之内兰若相望、佛塔栉比；兴宗时，僧人任三公、三师，并兼任政事者多达二十余人，道宗曾“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辽圣宗统和时期开始雕印大藏经——即后世所谓《契丹藏》或《辽藏》，在辽地方官的主持下，还续刻了房山石经。[22]官方的支持加上民间宗教热情的高涨，佛教经典得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辽人读诵佛经成风。

辽墓壁画中的奉经图是墓主人生前读经转藏活动的一个缩影，画师通过一卷经、一册经，或者一帙经、一函经作为墓主人生前所持诵诸多经籍的一个代表。透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窥探辽代社会上流行的对特定经典的诵读乃至转读整部《大藏经》的情况。

注释：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2]郑处诲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中华书局，1994，第58页。

[3]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

[4]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赤峰市敖汉旗韩家窝铺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20年第1期。

[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以下简称《宣化辽墓》）

[7]本文墓志资料皆引自《宣化辽墓》，恐文繁，不一一注出。

[8]如匡正子文藻致富后：“田园地宅尽付于子，但积功累行，崇敬三宝为业。于当州圣因寺施净财画优填王壁，丹青绚彩，久而弥新，相好威仪，灿然可睹。”［见张文藻墓（M7）墓志］文藻侄张世卿：“特于郡北方百步，以金募膏腴，幅员三顷。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中敞大小二亭，北置道院佛殿，僧舍大备。东有别位，层楼巨堂，前后东西廊具焉，以待四方宾客栖息之所。……特造琉璃瓶五百只。自春洎秋，系日采花，特送诸寺致供。周年筵僧一万人，及设粥济贫，积数十载矣。”［见张世卿墓（M1）墓志］

[9]李清泉：《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备茶图与备经图》，《艺术史研究》第四辑，第370页。

[10]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第111页。

[11]觉苑：《大日经义释演密钞》，《续藏经》第37册，第9页。

[12]叚子卿：《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载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

[14]宿白：《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第21页。

[15]志延：《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金石萃编》卷一五三，载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494页。

[16]陈国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17]王珊、李晓岑：《辽代庆州白塔寺佛经用纸与印刷的初步研究》，《文物》2019年第2期。

[18]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献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第317页。

[19]同上书，第164-165页。

[20]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献》，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