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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华 自曹魏以来，楼兰文书一直行用中原纪年，却于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中断。本文根据楼兰简纸文书、元康三年（293）苻信简等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探讨纪年中断的原因及西晋恢复楼兰屯戍等问题。学者所持树机能叛乱使纪年中断的观点恐不能成立，苻信简透露出西部鲜卑南下滋扰，西晋为此采取了收缩政策。张轨刺凉后,彻底肃清了河西寇乱，重建了楼兰的屯戍，楼兰文书得以再现西晋正朔。 关键词：楼兰 西晋纪年 树机能 索劢苻信 作者谢振华，1991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邮编100872。 楼兰出土的带有纪年的行政文书，历来不乏学者垂注。这些文书中纪年最早的为嘉平四年（252），最晚为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时间跨度从曹魏末至前凉。据现整理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可知，文书纪年止于西晋泰始六年，至永嘉四年（310）恢复，中断约四十年。西晋时的楼兰屯戍活动在正史中阙失，西域遣使朝贡的记载也甚为简略，致使后人对晋武帝经略西域知之甚少，从而对西晋在泰始中锐意开边却突遭中断顿觉迷茫。史家论及中断，多主张西域长史府撤离楼兰的说法，撤离的原因多着眼于西晋建国后的腐败、秃发树机能叛乱、楼兰粮食减产等数事。论其恢复，则重在张轨称霸凉州，河西走廊道路复通。此说大体符合史实，但亦有粗率及不准确之处。 一、楼兰文书纪年中断的主要原因 自汉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入西域，是内陆沟通西北边区乃至中亚的交通要道。晋武帝经略西域，自然也不例外。西晋咸宁四年（278），皇太子携百官同升辟雍，行大射礼，勒石纪功。碑阳颂文皇帝司马昭“振威域外，荡定梁益，西戎既殄，遂眷东顾……廓开大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据余嘉锡的考证，文皇帝司马昭“廓开太学”当在咸熙二年（265）。细味碑文语意，司马昭“荡定梁益”，“西戎既殄”，扫除了河西走廊上的障碍后，为西域群生慕训前来、受学于洛阳创造了条件。揆诸情理，自泰始六年（270）后，楼兰文书突然不见西晋纪年，河西走廊的交通状况必成事件的焦点。因此，禿发树机能叛乱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就地域而论，树机能叛乱的范围当在河西一带。叛乱的影响备见于《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树机能叛乱阻断了河西的道路，楼兰文书中的西晋纪年因此中断，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可实情未必如此。 据万斯同《魏方镇年表》，李憙从景元元年（260）至景元二年（261）充任凉州刺史，此后至泰始六年，中间有八年未置刺史。凉州刺史空缺时，楼兰的西域长史府直接受雍凉州都督府节度： 都 泰始三年以来被 督 曹节度所下杂文 书本事 （正面） 限本事 （背面） 马木213 这枚木简是文书档案的签牌，魏晋时期分类学盛行，“杂文”有别于诏、敕、符、教等文书。“限本事”是指由雍凉州都督府直接下达至西域长史府的文书。“曹节度”是司马亮的军司曹冏，司马亮时任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坐镇长安。以此分析，自晋武帝泰始三年（267）以来，河西走廊上的交通顺畅，文书可直接往来于楼兰与长安之间。 泰始六年（270）六月，秃发树机能杀秦州刺史胡烈，却未据有秦州，也未完全阻断河西走廊上的交通。九月，大宛向西晋进贡汗血马，焉耆亦贡献方物。楼兰简中也有树机能起兵后的文书： 泰始六年九月十二日假督 （正面） 张龟录事掾（反面） 马木213 《通鉴》将树机能起兵时间系于泰始六年夏六月，以胡烈被杀为标志。九月，楼兰录事掾和假督仍供职于西域长史府中，可见树机能起兵后，楼兰未受到叛乱的影响，其政务运行依旧。所以，楼兰文书西晋纪年的中断应另有隐情。本节试图探讨树机能叛乱的经过和参与其中的各方势力，以期对理解树机能叛乱与楼兰文书西晋纪年中断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所裨益。 《晋书·汝南王亮传》载：“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虏所害，亮遣将军刘旂、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坐是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与军司曹冏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刘旂因讨虏不进，坐观高平覆败，罪所应当，司马亮替其求情而被免官。高平覆败后，晋武帝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田章讨树机能。《晋书·杜预传》称：“时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史称“鲜有败事”的杜预，在抵达前线后，见树机能强盛而官军悬乏，遂抗拒石鉴出击的命令。可见实力悬殊或是司马亮逆鳞求情的隐衷。石鉴排挤杜预后，兴兵进讨树机能而不克，后转任豫州刺史。泰始六年（270）七月，晋武帝诏命司马骏代司马亮驻镇关中，担任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由此可见，西晋在树机能叛乱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多次换帅，折射出晋武帝急欲驱除树机能、平定河西的心态。 《晋书·宣五王传》称司马骏到任后，善抚御，有威恩，劝督农桑，与士卒分役，亲率僚佐与士兵屯田，并不急于平叛。祝总斌指出，司马骏到任后的基本策略并非一味地强调镇压，而是先坐镇并保有关中，必要时才对秦雍地区用兵。司马骏始用兵是在泰始十年（274）的八月，凉州虏寇掠金城，司马骏征讨，斩杀了乞文泥。乞文泥是树机能的部将，此次入寇金城，旨在裹胁陇右鲜卑作乱。乞文泥被杀后，树机能前来援救，亦被司马骏斩首三千余人。树机能遭此重创，于咸宁元年（275）二月，送质请降，西征战事告一段落。 树机能经此役后，见秦州安稳且司马骏早有防备，遂局蹙在秦凉交界处等待时机。咸宁二年（276），凉州刺史杨欣进讨敦煌，斩杀敦煌太守令狐宏，战事取得了胜利，却因处置不当而“失羌戎之和”。在杨欣进讨敦煌时，武威兵力空虚，晋武帝命司马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关中精锐被抽调后，树机能、侯弹勃谋划劫持佃兵，被司马骏识破。咸宁三年（277），司马骏命平虏护军文俶督凉、秦、雍诸军向树机能进屯，威逼叛军。三月，文俶督军进讨树机能等，并破之，树机能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夏五月，司马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热冏等二十万口来降。树机能被文俶击破后，臣服于司马骏而不敢有所动作，连续的军事胜利使得司马骏逐渐放松了警惕，遂离军入朝，拜官受爵。 这时出现了有利于树机能的特殊情况：秦雍诸军虽保持了对树机能的绝对优势，但因司马骏入朝未归而放松了对树机能的监控；杨欣统领的凉州守兵此时被羌戎牵制在敦煌，虽有司马骏调遣的七千驻屯军代守凉州，但武威等地的防御力量依旧薄弱，这就给了树机能可乘之机。《通鉴》载咸宁四年（278）六月，“杨欣与树机能之党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死”。消息传至洛阳，仆射李憙请求发兵讨伐树机能，但朝议皆以为虏不足虑。可知朝廷沉浸在司马骏所取得的胜利中，对树机能攻陷武威不以为意。咸宁五年（279）春，树机能攻陷凉州，势力复张。朝野为之震动，晋武帝甚悔之，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者？”州郡兵寡弱在史籍中并不鲜见，但凉州在已经换防的情况下仍败于树机能，当有深层次的原因。 汉末以来，诸胡不断涌入河西，凉州因僻处西陲，豪族的强盛及其对地方的掌控，要远甚于内郡。曹魏时，张掖张进、酒泉黄华和西平麹演纷纷举兵抗拒朝廷新任的凉州刺史。魏明帝太和中，仓慈出任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演至西晋，功曹宋质轻易地废除了刺史杨欣任命的敦煌太守，大姓令狐丰自领郡事，令狐丰死，弟令狐宏代之。敦煌大姓自署太守，且兄终弟及，这是杨欣遣兵伐敦煌的导火索。凉州豪族除武力强盛外，经济实力亦颇为可观，不仅垄断了内陆与胡商间的贸易，而且还占有了大量的田地，牛羊成群。《晋书·麹允传》称麹允“与游氏世为豪族”，谚云“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但令人困惑的是，杨欣讨伐敦煌大姓，为何会失羌戎之和？ 魏晋时期，西北各族及鲜卑、匈奴等族不断内附，涌入内陆的塞外鲜卑等族，境遇悲惨，这从石勒早年的遭遇可窥一斑。《晋书·石勒载记》称：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驱辱。 西晋时变卖诸胡是北境上的常态，并州胡如此，凉州及西域的羌人亦未能幸免。凉州豪强买卖西北各族人口在当时非常普遍，楼兰文书中记载的羌奴、烧奴和奴隶买卖表明了他们与豪族之间的依附关系： 卖之敦煌城北奴 又云别 孔纸27.2 数量庞大的诸胡、羌人沦为了凉州豪族的奴客，楼兰简中载有复除奴客典卖的敕令，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马于营卖欲用 敕属奴客故复 孔纸19.6 诸胡、羌人沦为凉州豪族的奴客后，因西晋边吏的侵扰，双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边吏役使羌戎使凉州大姓反晋染上了民族色彩。《晋书·阮种传》：“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辱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西晋与河西诸羌的嫌隙由来已久，“干赏啖利”的主体不仅是指边吏，西晋朝廷对待边境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晋书·段灼传》载段灼请功疏： 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州郡，虽下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 段灼为敦煌大姓，曾随邓艾伐蜀，知晓伐蜀前司马氏曾许以重报，从凉州招募羌胡健儿一事。可是，魏晋嬗代后，西晋的赏罚却有失偏颇，“中外军”与“州郡将督”区别对待，“中外军”即“中外诸军”，指中央军；凉州兵马及羌胡健儿隶属于州郡兵，虽有上功，却不得封赏。以地域而论，金城以西的将士如果不在杨欣的帐下，则无一人受封。由此看来，西晋朝廷对凉州的威信不足，与此不无关系，凉州地方对以刺史为首的中央官吏的不满也不无缘由。相较于东汉末年的益州，刘备征服刘璋，以信义为标榜，招纳旧部，主客界限淡化，新旧趋向合流，凉州从泰始至咸宁中，客主势异的局面从未改变，两者互争雄长，逐渐演化成以武力争夺地方控制权的公开冲突。凉州与中央的离心力渐渐增强，凉州豪族遂联合羌戎共同抵制朝廷势力的渗透。 树机能攻陷凉州后，陈寿所谓“凉州道断”是否属实呢？辟雍碑所见凉州散生的籍贯有西海、西域、金城、敦煌、西平，不见武威、西郡、张掖、酒泉四郡。唐长孺指出，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里，称某郡某人不仅表示他的籍贯，更重要的是表示他的门阀，标识着他是特定的某个郡的某姓，而不是泛泛的某郡人，而这个特定郡的某姓一定是当郡大姓。福原启郎注意到武威等四郡散生题名的阙失，指出这或是因秃发树机能在咸宁三年（277）转移到以武威为中心的区域，四郡陷于叛乱，西域、西海散生因此避开河西走廊，沿祁连山脉南端，与西平、金城散生一起来到洛阳。西域、敦煌等地的散生在四郡沦陷后到达洛阳，受教于太学，说明树机能叛乱并未完全阻断东西交通。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楼兰文书西晋纪年的中断与叛乱并无直接的关系。 咸宁中（275—279），西部鲜卑的动向值得留意，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西域长史府的存废。咸宁元年（275），西部鲜卑叛乱，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平，斩其渠帅。咸宁二年（276），西部鲜卑阿罗多等寇边，马循再次讨平，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但凭西域戊己校尉的兵力，本不足以斩杀及掳获数量如此多的西部鲜卑人。据楼兰文书中所见楼兰士兵留屯高昌的内容判断，高昌兵力在泰始年间已捉襟见肘，为平定北境叛乱，高昌征调了楼兰的佃兵。楼兰佃兵渐割北上，殒命外地，他们生前在外使用的器具被送回楼兰，由西域长史府登记造册： （1）刘得秋失大戟一枚盾一枚皮丰兜鍪一枚 （正面） 胡支得失皮铠一领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张箭卅枚木桐一枚 高昌物故（背面）孔木104 简（1）所列物资多是兵器和护具，刘得秋等人的身份应是被征调至高昌作战的楼兰士兵。简（2）是兵曹簿籍，记录了发往高昌留屯的兵士逃亡、物故等事，“留屯高昌是一种较长期的（定期或不定期）带有经常性的屯戍，而不是临时调发”。简（3）是西域长史府兵曹登记的内容，“于道逃亡”说明高昌兵役繁重，楼兰兵卒并非只从事屯垦劳作，可能还要参与作战。楼兰简中载有楼兰兵卒归屯之事: （1）入杜督部兵观 入敦煌兵王䧞仁等鍎十一枚泰始五年六月十七日监藏掾赵辩 胡斧五枚二秋釰一枚 杨得都斤韩应 上□□ 简（1）中的“杜督部兵观”应是楼兰“杜”姓将领的部兵，“某督部”或“某将部兵”是楼兰文书中常见的书写形式。“敦煌兵”是敦煌的郡兵，留屯楼兰。从其携带的物资来看，主要是兵器和农具。可知这些士兵农时则从事垦殖，战时则编入部伍应战。简（2）是廩给文书，高昌士兵由西域戊己校尉统领，留屯楼兰达三十日之久。敦煌兵和高昌兵同现于楼兰，大概因战事消耗了楼兰的佃兵，以致劳动力不足，需从敦煌和高昌抽调兵员临时补充。简（3）是敦煌对楼兰的物资援助。以此分析，高昌遭遇战事，则从楼兰借兵，战后楼兰减员，需从敦煌和高昌抽调兵员补充。楼兰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事艰难，继而引发了粮食危机。为此，敦煌需向楼兰补充粮食，长此以往，西域长史府也就日益成为敦煌和高昌的负担。随着西部鲜卑不断入侵，北线战事蜂起，防御重心遂逐渐北移，楼兰与高昌间就不得不做出取舍了。最终，西域长史府撤离，楼兰进入了鄯善国统治时代。 咸宁五年（279）冬，马隆斩杀树机能，持续了十年的叛乱最终平定。此时西晋最有可能恢复在楼兰的屯戍。《水经注》中有段关于楼兰屯戍的史料，诸家对此聚讼不已。今不惮繁复，将其移录如下： 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敦煌索氏，素为凉州著姓。索劢所提及的王尊是西汉末年人，王霸治河发生在新莽末年，由于典故断限模糊，以致索劢屯田的真实性和年代问题，难以定案。学界关于索劢屯田楼兰的时间，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意见： （一）东汉说。陈连庆结合东汉杨终的奏疏，指出索劢屯田为东汉明章时代的史实无疑，刘光华赞成其说。但两者的讨论略嫌笼统。《后汉书·西域传》载永平十六年（73），明帝命将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西域自绝六十五载后乃得复通。次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出屯柳中，规模达数百人。杨终以《春秋》致位通显，他在建初元年（76）的奏疏中对西域屯田的批评，体现了以“民怨伤和”为信仰的儒家官僚对兴功边域的排斥。明帝对此给予支持，诏令不再将内陆囚犯迁往边陲屯垦，同时停止在楼兰等地的屯田事务。以上两件事情是陈文的依据，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索劢在楼兰屯田的三年就是始于西域复通（73），止于章帝罢屯（76）。楼兰文书迄今未发现东汉的纪年，本身就是对东汉说的有力质疑。 （二）魏末晋初说。楼兰残纸中有一份曹魏时的文书，题署纪年跨据三年。李宝通据此推断，文书的内容是楼兰屯府在呈报一件首尾三年的大事，事涉楼兰前期的经营状况，而楼兰理应呈报且恰好首尾三年的大事就只能是索劢屯田。这份文书的内容如下： □嘉平四年（252）三月司徒府癸丑署军 二年（255）正月戊寅诏 咸熙二年十一月癸 沙木886 据此分析，文书所署纪年确实跨据三年，但内容仅涉及文书的日期，只字未提屯田事务，何以得知呈报的这件大事就是索劢屯田呢？另外，李宝通将楼兰简所见“建兴十八年”判定为蜀汉年号，以此佐证索劢屯田非魏晋之际莫属。学者已经指出蜀汉的建兴年号只使用了十五年，楼兰简中的“建兴”当是前凉的年号。 （三）西晋说。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引唐代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称：“晋行贰师将军索劢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横断注滨河，大田积谷百万地。”贾耽径称索劢为晋人，未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 因索劢率领的是酒泉、敦煌的郡兵进入楼兰进行屯垦，若从州郡兵制度的存废出发，或能究明索劢屯垦的时代背景。陈寅恪指出，州郡武备的兴废与分封制度的实行关系密切。《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记述州郡领兵的由来：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任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州郡置兵外备四夷，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凉州作为边陲，置兵自然不能例外。《三国志·魏书·杜恕传》称至魏明帝时，“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索劢统领的酒泉、敦煌兵千人无疑都是当地的郡兵。自泰始以降，西晋需监视陇右鲜卑及平定树机能叛乱，不可能从敦煌、酒泉等郡抽掉兵力前往楼兰，唯有平定孙吴和树机能叛乱后的太康年间，诸州无事，晋武帝罢去部分州郡兵，西晋才有可能恢复楼兰的屯戍。那么，索劢是否在此时领兵出屯呢？ 晋武帝罢州郡兵，起初遭到了交州牧陶璜的反对。陶璜认为“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但“武帝不纳”。可见晋武帝裁撤州郡武备的态度坚决，即便是地处边境形胜要区的交州，似乎亦未能幸免。《金石录·晋护羌校尉彭祈碑》云： 有诏以军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节钺，除护羌校尉，统摄凉土。前后军功，应封七侯，劳谦退让，阴德不伐。年未知命，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 “有诏以军州始分”是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彭祈碑》中的“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是指西北各族不断涌入河西，凉州的边患并未根除。唐长孺认为，《彭祈碑》证明刺史与校尉或都督分治军民之制，至少在太康十年（289）没有改变。《晋书·职官志》称惠帝元康中（291—299），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这就是说，终晋武帝之世，凉州军民始终是分治的，至晋惠帝元康中，原本统军的护羌校尉开始兼任凉州刺史。 刺史职权在汉末为一大变，至晋武帝时又是一变，这是人所共知的。陈寿总结称：“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部，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称：“太康三年（282），罢刺史将军官。刺史依汉制，三年一入奏事。”这说明晋武帝为了改变汉末以来刺史外修军旅，内兼治民的状况，恢复了汉制，废除刺史的将军号，将刺史降为监察官，然后将地方武力集中于军镇、都督手中，这是对太康元年（280）诏书中“刺史分职”的重申。以此分析，太康元年（280）的诏书侧重于罢去部分州郡武备，太康三年（282）重申了军民分治的原则。 杨光辉认为，终武帝之世，刺史分职被贯彻执行，但无论诸州无事者罢兵与否，“悉去州郡兵”却是从未实行的设想。陈玉屏也认为，晋武帝实际上是要求“刺史释兵柄”，这是一度被贯彻执行了的政策，但并不存在“罢州郡兵”。《晋书·马隆传》称，马隆在平定树机能叛乱后，任西平太守兼平虏护军，复给牙军一门，屯驻西平。马隆任西平太守兼任平虏护军，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可知军民分治是确实付诸实施的情况，至于凉州是否严格执行了裁撤州郡武备的命令，需要通过考察历任凉州刺史的任职情况来确定。晋武帝朝所遣凉州刺史任职时间表如下： 据上表可知，杨欣战死后，西晋没有立即任命凉州刺史，这大概是因为凉州当时已陷入叛军之手。直到树机能叛乱被平定后，西晋才任命了凉州刺史，而马隆以军功拜任西平太守。毛氏在魏晋之际不乏显贵，曹魏时的毛玠就被曹操视为“我之周昌”。毛奕与毛玠是否存有亲缘关系，尚不敢遽断，但刺凉本身说明了毛奕具备了较高的门资，符合魏晋依门第用人的标准。基于上述考论，或许可以对毛奕任职作大胆推测，毛奕在太康元年（280）继任凉州刺史，奉诏裁撤州郡兵，遂板授索劢为行贰师将军，统领敦煌、酒泉郡兵前往楼兰屯戍，作为“刺史释兵权”的措施。自太康元年（280）至太康三年（282），西晋恢复了对楼兰的管辖。据出土的佉卢文书，鄯善王在太康三年（282）接受了西晋侍中的封号，太康四年（283），鄯善国又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这些或都是对索劢在楼兰“威服外国”的印证。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关于索劢无专传的一些情况。李宝通认为，修《晋书》者莫不以隋亡为鉴，劝唐太宗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务广德化，不事遐荒，因此有意抹杀了晋初开边的业绩。我们知道《晋书·武帝本纪》中的史论部分是由唐太宗撰写的，其中称赞：“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唐太宗在言辞之间表露出对晋武帝经营凉州的赞赏，说明唐代史臣并未完全将西晋边将的功业抹去。核检《晋书》发现，无专传的将领并非只有索劢，资深功大的平虏护军文淑亦然。《晋书·武帝本纪》仅称文淑讨叛虏树机能。《通鉴》稍详，称：“平虏护军文鸯督凉、秦、雍州诸军讨树机能，破之，诸胡二十万口来降。”文淑即文鸯，一生的功业并非无可称述，但他的事迹却寥寥无几。《晋书·杨骏传》载： （太熙二年）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瑶，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 杨瑶、杨济是杨骏的弟弟，张绍、段广是杨骏的外甥，李斌是杨济的外甥，这三人与杨氏姻娅相连。后三者，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是杨俊党羽。杨骏伏诛后，宗王司马繇因司马亮的举荐，专行诛赏，“东夷校尉文俶父钦为繇外祖诸葛诞所杀，繇虑俶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诛俶”。《晋书·天文志》称杨骏及其党羽均被夷三族。按照《天文志》的说法，夷三族者皆是杨骏的党羽，可司马繇又是以非罪诛杀文俶的，前后抵牾不通。这或是史官出于对文淑以非罪被诛的同情，对其作为杨骏党羽的身份作了模糊化的处理。 晋武帝朝人物的书写存在这样的特点：地方事件或人物传记的详略，与介入朝廷政争的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晋武帝开边事迹中最为简略者当属凉州及西域。究其根本，树机能叛乱是一场规模小、力量弱的动乱，它不足以转移西晋朝廷的内部矛盾，灭吴之战虽发生在树机能叛乱即将平定之际，实际上却是一场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的对外战争，两者在西晋政治格局中的份量，自不待言。正因如此，终武帝之世，凉州史实常在这两种情况下被记录：一是树机能叛乱牵制了灭吴大局，引起了朝廷的瞩目；二是树机能叛乱为朝廷政治集团的倾轧提供了某种契机。前者以秦、凉覆没为标志，后者所指的突出事件就是贾充出镇。正因史家书写的狭陋，晋武帝经略西域及索劢的勋业在史籍中未曾有醒目之笔。 三、楼兰文书行用“元康”年号疑迹 关于索劢在楼兰大田三年后的事迹，史无记载。敦煌一棵树烽燧遗址出土的“元康三年苻信简”，使后人得以窥知敦煌以西的状况。苻信简中的“元康三年”即293年。这枚简记录了晋惠帝时期，龙勒县塞曹的巡视范围及管理制度，现将简文移录如下： 今遣将张鲜、民吕埋子至煎都南曲，将张廖、民赵靖至且会五亭诸领扳龙勒令印 水泉要道南北，□所过之处。鲜等当兼道速行。若有纵迹入出，便□至煎都南曲侦靡速还白消息；若无纵迹，取前苻信，以所赍苻明作封□。狸诣营侯苻信白消息，还会月廿八日，廖还会廿七日。明如莭度奉行。 这封“苻信”和楼兰简中的信件有相似之处，从送信人员的组成来看，苻信的传递是由“将”与“民”组成的。楼兰文书中载有泰始六年（270）西域长史发往敦煌的信件，落款为“楼兰从掾位马厉附行书民公孙得成”。可见楼兰的政务文书同样是交给民人邮行至敦煌等地。民与将并举常见于楼兰文书中，楼兰廪食簿： 1. □卌三斛五斗稟将 张姜等 孔木66 2. 兵赵得□ 孔木68 3. 二斗。卩 民张兴 孔木69 这组简文透露出西晋时的边塞诸戍役使平民从事邮递文书等工作。平民往来于边塞至内陆的要道上，他们和将士一同领取口粮，因身份、职责有别而待遇不同，故简文往往需注明“将”、“兵”或“民”。这种由将与民组成的侦侯形式有别于汉代，汉代边塞的日常巡查一般由戍卒完成。据此判断，这枚苻信简与楼兰简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书。苻信中所谓的“兼道速行”、“纵迹入出”，透露出敦煌以西的道路存在隐患。楼兰文书对此亦有记载： 得必安大伴乃还晋昌道 莫妄至敦煌 孔纸27.8 《晋书·地理志》载：“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地名“晋昌”最早见于元康五年（295），晋昌道与敦煌对应，可知这里指的是地名。秦汉时期的道与县是平级的行政区划，通常置于少数民族聚集地，例如狄道。清人黄以周认为：“县治土著之民，故虽官蛮夷亦谓之县；道治蛮夷行旅之事，故惟属内陆乃谓之道。”据此可知，晋昌被称为道，或因其地处诸胡行旅往来的要道上，抑或因晋昌所辖八县，原本多隶属于敦煌，而新立的晋昌声望不及敦煌。 从晋末以降河西地区的治安状况来看，这封书信透露出楼兰至敦煌的路况。细味语境文意，楼兰至敦煌的途中存有险情，而且暂时还难以消除，因此“妄莫至敦煌”。前往晋昌的道路同样如此，所以需要结伴而行。这位书写者当身居敦煌，既谙悉敦煌以西的形势，也知晓敦煌以东的道路状况。但是，树机能叛乱被平定后的凉州，总体上进入了安定时期，那么，这封书信暗示的险情指的又是什么呢？ 据史传，惠帝元康五年（295），西羌发动叛乱。永宁元年（301），河西鲜卑再次爆发叛乱，寇盗纵横，张轨进入凉州后，斩首万余级。不久，凉州又爆发了鲜卑若罗拔能寇乱，张轨遣司马宋配将其斩杀，并且俘虏了十余万人。因鲜卑和羌人充斥于河西，以致史臣不能将其截然区别，只好将叛乱统称为羌乱。从宋配虏获的叛军数量来看，张轨刺凉前，凉州盗寇纵横早已存在，且规模甚大。苻信简和楼兰简透露出相同史实，即晋惠帝时河西走廊上的盗寇威胁着行旅的安全。 自曹魏以来，楼兰文书一直行用中原纪年，却于晋武帝泰始六年（270）突然中断，以往史家将此事归结于树机能叛乱。基于对楼兰文书的考论，树机能叛乱并未波及楼兰，西域长史府运转依旧。值得留意的是，河西走廊在晋初出现了新的动向，即西部鲜卑不断南下入侵高昌。从泰始年间起，高昌就向楼兰借兵，战争使楼兰的生机耗尽，楼兰简中的“宜节省使相周接”表明，楼兰此时出现了粮食短缺的危机，西域长史府需节省粮食以自救，可见楼兰屯戍竟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敦煌为此提供了兵员和物资，高昌也派兵留屯楼兰进行人员补充。但诸胡的涌入及北线战事的频发，使敦煌和高昌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局面，西域长史府只好撤离，楼兰进入了鄯善国统治时代。 平定树机能和鲜卑叛乱后，西晋一度恢复了楼兰的屯戍，可好景不长，凉州边患未除，盗寇纵横，朝廷不得不收缩兵力，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常态化巡防机制。直至张轨刺凉，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张轨联合凉州大姓彻底肃清了敦煌以东的叛乱后，恢复了河西至内陆的交通。永嘉初年又继续向西开拓，届时在楼兰重建了西域长史府，楼兰文书得以再现西晋正朔。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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