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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汇报。当周总理在几十位领导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大厅时，大声地询问道：
“在！”这位名叫彭士禄的科学家，立即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慈祥地看着他，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转头问叶剑英元帅：“你认识他吗？这就是彭湃同志的儿子。” “记住，你姓彭，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姓换名！”“有的同志喜欢说满足的话，我们不爱听。就是要想一想意外事情，要有步骤，要积极稳妥。”在会议的讨论中，周总理发现有个别同志，在谈吐中流露出自满的情绪，意味深长地对彭士禄说道。 自从父亲彭湃牺牲后，彭士禄就一直受到周总理夫妇的关照，听到周总理对自己的叮嘱，彭士禄点了点头。当时核潜艇的研制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一旦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试验就要出问题。 汇报结束之后，周总理特意握着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姓彭，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姓换名！”  图丨彭士禄的父亲彭湃 1929年彭湃牺牲的时候，彭士禄仅仅只有4岁，而在一年以前，他的母亲已经被反动派杀害。 当时反动派到处搜捕彭士禄，为避免国民党“斩草除根”，地下党和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有时甚至几天就要换一个人家。从小到大，彭士禄不知换了多少人家，认了多少爹妈兄弟姐妹。 可以说，彭士禄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最后他被寄养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管陈永俊的母亲叫“姑妈”，家里还有一位比他大几岁的姐姐，几个人相依为命。 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还不满8岁的彭士禄，和“姑妈”一起被抓进了监狱。敌人对“姑妈”进行严刑拷打，让她承认彭士禄就是彭湃的儿子，但“姑妈”宁死不供。 后来彭士禄被转移到汕头，铁窗外就是大海，寒风夹杂着海浪声，更显得阴森恐怖。当时敌人给彭士禄拍了照，并刊登在报纸上，旁边写着“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 其实当时敌人并不敢肯定，彭士禄就是彭湃的儿子。几个月之后，调查不清的敌人将彭士禄列为“不归良民”，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感化”，一年多时间后，彭士禄成了四处流浪的“乞丐”。 自从彭士禄被捕的消息被刊登后，地下党组织和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终于在1936年夏天找到了他，并将他带到了香港。当时彭士禄已经12岁，他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图丨彭士禄小时候唯一的照片 1940年，彭士禄接到通知，组织上要送他到延安去。几天之后，彭士禄被接到桂林，和十几名烈士的遗孤和革命同志的亲属，会合在一起，等待一同前往延安。 当周总理通过地下党得知彭士禄的下落，专门派龙飞虎将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一同接到重庆。 在曾家岩中共代表团驻地，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当时周总理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夹克，见到彭士禄后打量了好一会儿，拉着他的手语气凝重地说道：
说着周总理的眼眶中已经泛起了泪花，彭士禄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的形象。 随后周总理摸着彭士禄的头，叮嘱他说，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 不爱说话的彭士禄，一个劲儿地向周总理夫妇点头。  图丨周总理夫妇在重庆留影 在重庆停留的日子里，周总理和邓颖超细致入微地照料彭士禄，一有空闲，周总理就和彭士禄聊天，给他讲他父亲彭湃过去的故事，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对彭湃的敬佩之情。 1940年冬天，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龙飞虎将彭士禄和其他的烈士遗孤，护送到了延安。 彭士禄朝思暮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终于能安心读书了。 初到延安，彭士禄被分配到青年干部学校的儿童剧团学习和工作，延安大学成立之后，他又被安排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1942年，彭士禄趁着中央医院到延安大学要工作人员的机会，坚决要求到中央医院当护士。他工作积极，甚至连星期天都不休息，由于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时常吐血，但仍坚持工作。 正因为如此，他荣获“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后来组织下令，才将他调回延安大学继续学习。 由于之前只读过两年书，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因此学起来非常吃力。性格倔强的彭士禄经过努力，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优秀”的评语，并被选为小组组长。 在每天的劳动生产中，一般同学能够纺毛线二三两，彭士禄对纺车经过改造，装上了加速轮，半天就能纺半斤毛线，三架纺车一起转，一周就能纺8斤线。  图丨彭士禄曾经工作过的延安自然科学院 当时有规定，谁的衣服单薄，就先给谁织毛衣。在彭士禄的带领下，那一年小组里的每个人都穿上了毛衣，戴上了毛手套，穿上了毛袜子。 由于学习、劳动突出，彭士禄被选为模范学生，而他带领的小组，也成为样样争先，团结友爱的代表，事迹被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掀起了一阵向他们学习的热潮。 后来彭士禄申请入党，由于表现突出，被破例免去预备期，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 “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1951年7月，彭士禄奉命进京，参加赴苏留学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临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这批留学生，对他们寄予厚望。 刚开始彭士禄所学的是化工机械专业，1956年还荣获了“优秀化工机械师”的称号。就在他准备回国一展抱负的时候，美国人将造出的核潜艇，悄悄推下了深海。  图丨彭士禄在莫斯科红场留影 陈赓在访问苏联期间，将彭士禄和其他几位同学找到大使馆，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当问到刚毕业的彭士禄愿不愿意改行时，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1958年彭士禄学成回国，在他回国两个月后，聂荣臻向中央递交了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签阅了这个报告，从此，这项意义深远的科研项目，悄悄拉开了序幕。 作为核动力设计小组成员之一，彭士禄和同事们“扎根”在图书馆、档案室，带着馒头和咸菜，每天从开馆一直待到闭馆。大家都是第一次搞核潜艇设计，两眼一抹黑，不知该从何下手。 恰好负责设计的同志看到一个美国核潜艇的模型，就把它买了回来。这个玩具模型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经过三个月的攻关，终于提出了几个设计方案，迈出了核潜艇研制的第一步。  图丨彭士禄（左二）与其他几位核潜艇研制设计师合影 在基地，彭士禄有个雅号叫“彭拍板”，别人不敢否定的权威数据，他敢否定；别人不敢修改的设计，他敢修改。 但旁人不知道的是，在每一次拍板前，彭士禄不知道要做多少调查研究，度过多少不眠之夜。由于当时研究室只有计算尺和老式的手摇计算机，彭士禄把掌心磨出了泡，蹭破了皮，硬是算出了几十万个数据。 1969年模式堆主厂房落成，彭士禄带着安装队伍，亲自在现场指挥。就在所有的核燃料元件盒安装到位时，有人对他提出质疑，认为他搞的模式堆根本发不出功率。 当时正在为模式堆启动准备的彭士禄，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赶忙驱车到几十里外的军管会主任办公室，在会上，他拿出一连串的数据，说明模式堆不仅能达到满功率，而且能达到120%的功率：
正是在彭士禄的“拍板”下，核潜艇所用的核反应堆才获得了成功。  图丨彭士禄在工厂 在北京参加完会议当晚，周总理特地派专机，将彭士禄等人送回了基地，并叮嘱试验开始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三天之后，新中国第一个核潜艇模拟堆开始升压升温，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周总理，也通宵达旦守在电话机旁。 随着一排排信号灯的闪烁，一个个仪表指针的震颤，彭士禄坐在总控制室里，死死地盯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周总理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询问彭士禄试验情况，当试验进行到第二次升温升压时，周总理冷静指示，加强现场检查，必须全力以赴，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眼看着离合器宽大的轮盘越转越快，指挥长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 一时间基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彭士禄和战友们，在这一天开创了中国核能利用的新纪元。 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核潜艇的研制速度逐步加快。仅仅一年的时间，新中国自主研制的核潜艇，驶入了波浪滔滔的大海，彭士禄作为总设计师，随潜水艇出海试航。 这艘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核潜艇，1974年8月1日，正式被编入人民海军的序列。朱德随后在萧劲光的陪同下，登上“长征一号”检阅。朱德问萧劲光：“这是我们自己研制建造的吗？” “是的，总司令，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的。”萧劲光兴奋地回答道。  图丨彭士禄在工作期间留影 朱德扬起手臂，向浮出水面的核潜艇致意，萧劲光随后向他介绍了在场的彭士禄等专家，朱德一一和他们握手表示致意，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们，我代表人民解放军，感谢你们为建设强大海军所做的贡献！” 尽管彭士禄在新中国核潜艇的研制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他的名字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当他走上全国科学大会的领奖台时，国内外的同行和新闻记者才如梦初醒。 当1987年彭士禄被列入《世界名人录》，并详述了他在核领域杰出的成就时，彭士禄身上的故事，才一点一点被人们挖了出来。 “就像两颗彗星不相遇，你们的真神没出来。”就在彭士禄领导的试验成功的同时，研制核电站的设想也被提上了日程。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这一代核动力学家的心愿，周总理和科技领域的领导人，排除各种干扰，批准核电站方案开始设计。 虽然周总理日理万机，但仍抽时间听取核电站工程筹备的汇报。对于“核电站排出的废料怎么处理？”“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这一类问题尤为关心，彭士禄汇报说，废水经过处理后大部分回收，废渣埋在深山中，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周总理听完后点了点头，再三叮嘱，核电站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要想到21世纪的事。 当时核电站筹备处提出两种技术方案，熔盐堆和压水堆，熔盐堆方案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在方案讨论会上，彭士禄力排众议，列举出熔盐堆的种种难点，陈述了压水堆的种种易处，最终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  图丨彭士禄在秦山二期 后来的秦山核电站，正是采用了彭士禄支持的压水堆方案，此后我国绝大多数核电站，都采用了压水堆的方案。彭士禄由此成为中国核电事业的标杆人物。 秦山核电站开始修建后，广东省也提出发展核电的构想。花甲之年的彭士禄，带着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对广东省初步选定的四个地点考察之后，拍板将核电站地点选在大亚湾。 当年彭士禄带领十大专家大干大亚湾，一时间被传为美谈。一百多名工程师，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工作条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豪情满志地奋战在荒山野滩。彭士禄幽默地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当三年和尚。” 在大亚湾这个平台上，一百多名工程师大展拳脚，得到了锻炼，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我国核电事业的风云人物，彭士禄也成为了造就中国核电第一代精英的引领人。 1986年，彭士禄调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工作。当时决定引进国外的核电站，与德国谈了一年多没有谈成，彭士禄觉得依靠外国不是办法，就写信给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核电站。 因为那时我国没有能力搞100万千瓦级的核电站，在彭士禄的建议下，中央同意我国自主设计建设60万千瓦级的秦山二期核电站。 选定核电站的位置后，彭士禄坚持首先建立董事会制度，参考大亚湾的运作模式，实现由原型堆到商业堆的重大跨越。为了筹措资金，他带着一班人马，在一个星期跑遍了三个省一个市，请他们一起来投资。 后来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成立，彭士禄被任命为秦山二期董事长，他亲自领导计算了核电站的主要参数和技术、经济数据，编制的“一级进度表”，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极大赞赏。  图丨彭士禄在家中搞计算 彭士禄还亲自计算出秦山二期一级主参数100多个，而且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全部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完成的。 从核潜艇到核电站，彭士禄干的都是垦荒的工作，靠着他“不做则已，一做到底”的性格，克服了重重难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曾经“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到中国访问，会见了我国很多核动力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但却没机会见到正在领导修建核电站的彭士禄，临别前他不无遗憾地说：
1994年，彭士禄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2017年，彭士禄荣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当时女儿问他，这些奖金该如何处理，彭士禄表示，把奖金捐给组织，设立一个人才奖励基金，但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  图丨晚年彭士禄 在彭士禄的自述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被抬上'总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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