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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明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他们的传教目的有所诟病之外，如今很多人对其人品还是比较信任的，对其学术素养也是比较佩服的，然而韩国一本明代古书却揭开了他们的真面目，在“明末历争”中他们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不仅存在“学术不端”之行为，还曾污蔑过当时中国天文学者，道德水准果然堪忧。
明代崇祯年间，由于传统大统历存在预报交食不准的问题，于是崇祯二年下令编修新历。当时，有三个机构各自负责编修，即徐光启、汤若望为代表采用西法修历的西局，继续编修大统历的钦天监、民间天才魏文魁主持的东局。彼此互不相容相让，史称“明末历争”。（上图，四库全书版《古今交食考》） 根据韩国明代《古今交食考》记载，在崇祯七年三月日食的预测中，主要预测的有四个指标（食分、初亏、食甚、复圆），新法三个项目全部“与天密合”，大统历与魏文魁的全都误差太大。新法唯一不合格的是预测“食分为六分”，但之所以预测错误，原因在于按照“旧本”计算，更换新本之后，推算出的是“八分四十秒”，因此不是新法不准，而是拿错了参照表。 问题在于，上述记载可不可信？其实，这段文字是西洋传教士编造的，用心险恶，不信且看下文分析。
首先，韩国明代《古今交食考》中说钦天监、魏文魁的推算数据全都不准，但崇祯圣旨中却有大不相同的记载。 《治历缘起》与《古今交食考》一样，都属于《崇祯历书》的一部分。清朝之后，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大幅度删改，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治历缘起》中，在日食出现之后，崇祯圣旨说：“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既互有合处，端绪可寻，速着催李天经到京，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画一，以裨历法。魏文魁即着详叩具奏，钦此。”通过崇祯圣旨可见，在四个指标中，钦天监与魏文魁各有一半“与天密合”。
然而，韩国明刻本《古今交食考》中却说“大统俱先天一刻有奇，推食分6分50余秒，魏文魁推初亏先天二刻，食甚、复圆各先天一刻”，钦天监全部“先天一刻有奇”，其中食分为6分50余秒，魏文魁推算的三项指标出现严重错误，至于食分是“魏报八分，略不及天”。 崇祯圣旨与韩国明刻本《古今交食考》的内容严重矛盾，显然更应该相信崇祯圣旨的记载，前者是实录，后者是编者所写。另外崇祯圣旨中没有说西法预测如何，背后隐含的意思不言自明，就是西法在这一次较量中失败了。 下图源自《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学者根据当时数据重新计算的结果，其中《崇祯历书》的“食分”预测应为“六分”：与钦天监大统历相比，《崇祯历书》可谓是完败；与魏文魁的相比，《崇祯历书》也没有占据什么优势，尤其在“食分”上更是一败涂地。
其次，新法辩称“六分的食分预测错误”，原因在于采用了旧算表，而一旦采用新算表，就会得出“八分四十秒”的精确数据。为了证明不是日食发生之后的事后补救，文中还指出新表已于崇祯壬申年（1632年）进呈，癸酉年（1633年）刊印完毕。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1632年，徐光启的确上呈了一些书本，但他说得非常清楚：“其交食历六卷，系是总论、总表。日食、月食所宜共享，而月食一法附载其中。若日食一法，理数甚繁，尚须译撰历指约三卷，立成表约二十卷。今属草将半，又须于星度里差等事精加参订，乃敢着为定论。”也就是说，徐光启强调日食计算非常复杂，还需要“星度里差”进一步调整，然后才可能有定论，因此这一批必然属于草稿性质的书籍，也就不可能刊刻！
1633年，徐光启又一次上书，提到“新成诸书共六十卷。《交食表》共四卷，《交食历指》共三卷，《交食诸表用法》 共二卷，《交食简法表》共二卷。已上三十卷，略皆经臣目手，业已誊缮。”对此，崇祯回答说“览奏具觇勤恪，书成次第进览”。其中，《交食简法表》就是上文提到的“新旧表”，只是由于该表没有流传下来，不知道徐光启上呈的是新表还是旧表。 1634年7月，三月日食爆发之后，李天经上呈的书目为“《交食历指》共三卷，《交食诸表用法》共二卷，《交食表》共四卷”。李天经上呈的《交食诸表用法》，应该就是“新表”。李天经之后，没有再上呈相关书籍，说明此次上呈的是终极版《古今交食考》！ 由此可见，新表于“1632年进呈，1633年刊印完毕”的说法，完全不成立。正常来说，徐光启上呈的属于草稿型，李天经才是正式版本，之后才会正式刊印。因此，西方传教士预测的“食分”就是错了，所谓错用“旧表”之说，完全是为了掩盖错误。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在《崇祯历书》刊印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动了很多手脚，目的是为了彰显西法精准，贬低中国传统历法。其实，《崇祯历书》中还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今流传的藏本中，缺页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存在不同藏本同时缺少同一页的现象，大概率也是他们的杰作，或许因为上面记载了不利于西洋历法的证据，所以要让它们消失！ 清朝之后，汤若望掌握主导权，更是肆无忌惮地删改《崇祯历书》，将不利于西洋历法的证据一一删除，包括本文开头这句漏洞百出的话也被删除，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明史》不加辨别，相信汤若望的说法，将“西洋历法全胜中国传统历法”隆重地载入史册，为明末历争画上句号，以至于今人谈及这段往事时，当时的钦天监、魏文魁等反而成了抱残守缺的小丑，阻碍中国天文进步的历史罪人，西方传教士却成为德艺双馨的“国际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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