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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屿日本领馆（《厦门旧影》）
厦门日本领事馆，始设于公元1875年。是年为同治十三年，亦即光绪元年：1874年，日本任命的“台湾都督”西乡从道为到台湾琅峤(今恒春)讨要“牡丹社事件”的赔偿费而首次来到厦门。当时随他同来的陆军少佐福岛九藏，后来担负了日本在厦门的最初领事馆的工作。其后，在1887至1896年间，厦门事务由福州领事馆兼管；直至1896年3月上野专一领事到任之后，厦门日本领事馆才再度开设。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之后，与台湾隔海相对的厦门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企图是不仅占据台湾，还要占据海峡对岸的福建，从而攫取、独霸在中国南部的权力(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课曾对中国南部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查，就是这一企图的一部分)。因此，厦门的重要性增加了，日本在厦门领事馆的建设也于1897年开始进行。地段选在鼓浪屿鹿礁路26号，以毗邻英国领事馆、靠近通往厦门本岛的栈桥为择地的条件。1898年，领事馆建成。[1]楼坐西南朝东北，砖石结构，共3层(含地下防潮层)，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为英式建筑风格。立面为清水红砖外墙，局部双坡红瓦顶。楼四周有连续拱券外柱廊，并以闽南陶瓶构件装饰柱廊栏杆和屋顶的红砖女儿墙。正立面底层中部主入口为与石砌防潮层等高的石阶。[2] 1928年之后，日人又在领馆主楼东南侧建设日本式住宅和警察署大楼各1幢。日本警察署坐东南朝西北，平顶砖混结构，共4层(含地下防潮层)，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除石砌基础外，均采用清水红砖外墙，开长方门窗。地下防潮层内设有专门拘禁、刑讯中国人的小牢房5间，每间面积6平方米……[3]日领馆的警所，早于1915年业已设立，其间并附有监狱与拘留所。1916年，野心勃勃的日人，欲将警权扩张至厦岛。遂于11月15日，在箭道（今开平路与古营路之间）设“大日本领事馆厦门警察分所”。继而，警所再移至台民聚居的梧桐埕，升格为“警察署”。日本警察无视所在国主权，不问国籍，随意在厦市捉拿民人。彻彻底底地激怒了全厦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风潮因此而起，史称“厦门设警事件”。 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原属普通等级。1936年11月1日起，日人将其升格为“总领事馆”，“管辖范围扩大到闽南、闽西和广东潮汕等地。其馆务直属日本外务省，受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辖”[4]。其始末：查厦门日领馆于同治十三年设立，迄今已70年。厦门虽最初为五口通商之一，但并非巨埠，领馆地位并不高。迨台湾割于日本，台湾500万人口，百分之九十原为闽南漳泉人移住，至是一转而为日本籍民。而漳泉事实上仍为其祖国故乡，旅厦台湾人亦有万众，以是日领馆地位乃转重要。民四以后，日领馆内附设日本警察署，凭借领判权及特殊原因，执行其警察权及司法权，管理日本籍民，且形成一种特殊地位。籍民恃此背景，在厦门一切行动，亦成一特殊现象。九一八后，旅厦日侨及籍民向日政府请愿，将厦门日领馆升格为总领事馆。日外务省经提交内阁通过，提出议会，迭次均以升格后预算增加不能通过，延未实现。去年台湾总督府再次催促，本年议会始通过此项预算。外务省乃于10月31日，以部令发表驻厦门日本领事馆自11月1日起，升格为总领馆。日领事馆即于是日下午奉到命令，11月1日，遂正式改称总领事馆。同日鼓浪屿日领馆门前，亦改悬“驻在厦门日本总领事馆”招牌。公文图记，咸均改称。内部组织，亦将依总领事馆官制改组。3日，旅厦日侨及籍民，乃有庆祝日领事馆升格之举。日领山田发表谈话：“本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关系方面早巳论及，因预算关系延未实现。本领事馆管辖之居留民已达万余人，仅次于上海青岛两地，事务与总领事馆无异，今始实现，实有过迟之感”云云。首任总领事，有现任领事山田升任说。馆内附设之日警署署长，将升任警视。厦门领事团领袖领事，原为英领马尔定兼任，因驻厦英、美、法、荷、西班牙等国，均非总领事馆，故3日已改推日领山田兼任领袖领事。查厦门日侨仅二三百人，台湾日籍民，已向日领馆及我公安局登记者，9600余人，尚有渡闽而不向领馆及我政府登记者。据台湾《新民报》去年统计，旅厦台湾人，总数为18000余人，占厦门全人口十分之一云。[5]又是“总领事”，又是鼓浪屿公界的“领袖领事”，然而日人的风光，持续不了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份，日人开始撤侨。日领翼护下的日台籍民，瞬时惶惶然起来。查日当局派轮运载该侨民返台，至昨日为止，计一周间13次，每轮约600人，计载回者为7000余人。连同提前自动返台之妇孺，总计约一万二三千人。此外逃洋逃港者，不下3000人。避匿不归者千余人。现在厦候轮，尚有数千人，日领馆员，昨仍分向厦鼓，密查匿避不归之台人。一经发觉，即予拘禁，强押登轮。[6]留厦日台侨民，以总撤退在即，25夜在鼓屿日本俱乐部聚餐，苦中作乐，狂歌彻夜，至天明乃止。昨晨（即26日）10时许，鼓屿新路头博爱医院屋上，突然现悬挂红旗一面，长约3尺，高约1尺。同时该日本俱乐部射出一种类似庆祝所用烟火炮，初时黑烟一缕，爆发后火星下射。计自10时许起，每一分钟射放一弹，共发6炮。炸发时，初闻如迫击炮声，在空中爆烈后，则与机关枪声无异。屿上各国侨民，初甚震骇，后经工部局及会审公堂通告，乃知真相。至该面红旗，挂至午后3时许，始行撤去。[7]驻厦日领事馆，于昨（28）日上午11时，始确定实行下旗撤退归去。当时驻鼓屿之日领馆，先将正中高处之金菊图徽解除。其屋顶所架设机关枪一挺，亦由日水兵3人，登屋解下。即搬落电船，载往日舰。同时在鼓未返之日台侨民，齐集日领署，分批转乘电船，载下长沙丸。而由日领馆电请工部局巡捕长巴士凯到馆，由该馆负责人，将领馆财产及警署、日本俱乐部、博爱医院等一切，点交巴氏，请代看管。至下午4时45分，日领馆乃举行下旗归国典礼。由代理总领高桥茂及日籍秘书主仪。高桥茂不著礼服，仅穿便衣，与该秘书各执绳之一端，高呼三声，徐徐将膏药式之日本国旗降下，慎重折叠，收藏匣中。当下旗时，日领馆前后四周，由工部局巡捕长巴士凯、副捕长胡锡基，率捕探戒备，不许闲人通过。迨下旗后，日领高桥茂乃率各馆员等，整队步行，由巴氏等沿途护送至码头，换乘日领馆电船。至五时许，两舰一轮同时离厦。追风驱逐舰在前，长沙丸居中，夕张旗舰在后，鱼贯开出。今者厦海已无日舰，厦市已无日人矣。惟厦禾鼓间，尚有一部台人，因不愿归去，故事前避匿。闻将于日内联请我当局予以收容。日台侨民在厦产业，则由日代总领高桥茂列表，托由英领马尔定，将送我厦门市政府点收保管。高桥茂临行，并电话向李市长告别，称此次返国，仍望不久之将来，再行到厦畅叙，共事中日两国间之和睦邦交云云。[8] 1938年5月鼓屿日领馆大门（《日本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
当日人再度返厦，不是前来“畅叙”，而是带来奴役。1938年5月，厦门沦陷。当月，日人即策划复馆：冈山特派员鼓浪屿报道：肩负以厦门为中心的南支那和平重要使命，26日乘坐××航班经台湾抵达厦门的内田总领事来到对岸鼓浪屿，就被迫关闭已久的我总领事馆开馆事宜，拜会了担任驻该地各国领事团主席领事的法国领事，经过商谈，对方承诺给予方便。另外，我陆战队之前从未踏进鼓浪屿共同租界一步，因此我方提出要求，派陆战队一支部队上岸守卫领事馆。27日下午2时再次乘船渡过被封锁的厦门与鼓浪屿之间海面前往该岛，三谷警部率 18名警员以及记者团乘坐悬挂太阳旗的舢舨同上鼓浪屿，众人在租界码头踏上了感激的第一步。[9] 27日上午2时，牟田副领事一行作为事变后最早上岸的日本人登上鼓浪屿，随后内田总领事在陆战队保护下于3时上岸，在人墙般观众的注视下安全进入领事馆。下午4时，举行值得纪念的开馆仪式。内田总领事、牟田副领事、清水署长、陆战队宫下部队长等人，还有总领事馆馆员、工部局巡捕长吉阿尔巴斯，列队站在总领事馆内的国旗旗杆前，陆战队围成一圈，庄严的仪式开始了，在内田总领事的指挥下，大家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国歌《君之代》，高高的旗杆上，太阳旗猎猎飘扬，无法用语言形容此时的感动。9个月前，因为抗日分子跳梁小丑般的骚扰，不得已撤离厦门的日本侨民和台湾侨民此刻不知有何感想，应该是对我无敌皇军奋勇挺进的感谢，同时也对破败的山河景象感到悲哀吧。向陆战队的持枪礼回礼后，内田总领事激动地说：“承蒙浩荡皇威所赐和我海军武威，在这里，帝国的南进基地建起来了。”随后，宫下部队长代表海军宣读了贺辞。内田总领事带领众人三呼“帝国万岁”，声音响彻云霄，开馆仪式顺利结束。英、美、法、荷兰各国领事承认我国开馆，即日起，总领事馆正式开始运作。[10]卷土重来后的日领馆，在鼓浪屿也呆不久。嗣后，又迁往鹭江道44号的“海港检疫所”。1942年10月，总领馆为与“兴亚院厦门连络部”合并，再度搬迁至深田路42号大楼。 腾出来的鹭江道44号楼，为日总领馆的警察署所占据：该署内设：保安系，主任有福本隆三、宫本圭和四本晓明，负责侦查厦门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活动；高等系，主任有成茂郁文和福本立雄，负责搜集内陆国民党管辖区的军政、经济情报。此外还有警务系、司法系、外勤系、经济保安系。警察署之下还设立鼓浪屿警察分署。警察分署内设有情报部，部长原田正，有情报员78人，还有一批“线民”。主要情报员均由日本人亲自领导和指挥。[11]鼓浪屿警察分署，还在鼓屿日本领事馆的旧址内。原先的地下监狱，依旧是关押抵抗人士的囚牢。“在刑讯室里，日本警察常使用柔道摔打、拷刑、灌煤油、灌辣椒水、夹棍、滚钉、香灸、火烙、倒悬、狗咬……等种种酷刑，残害我无辜被捕的同胞和抗日志士。在日寇酷刑下丧生、残废或下落不明者难以计数。一旦落入魔窟，幸被保出，也已致残，甚至是具尸体。”[12] 恶贯满盈，总有报应。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8月18日，厦门市民庆祝胜利大游行，伪组织便全部瓦解，汉奸份子及平时无恶不作的奸徒，皆纷纷落海逃走。伪警察也脱下了老虎皮各自亡命。台湾浪人领袖林木土、李进登，及日人福本、长用等20几个人，在厦门港偷放敌陆军小汽艇落海逃亡。8月31日，一日间敌陆军机关和领事馆重要人员90余人，乘汽艇由厦门港逃走。”[13]新到任不久的日本总领事永岩弥生，开始了洽降的新任务。9月17日，记者采访了前来漳州请降的永岩领事。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已丧失了往日的骄横：（记者）询其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感想。永岩转现羞寂，沉思良久，答曰：此乃过去之事，吾人可不必提及，现中国已为战胜国家，日本臣民为追悔过去之错误，皆谨遵天皇降诏，诚意缴械投降。记者询其对中国之认识，永岩答称：中国人爱好和平与日本一样，宽大则过之。唯盼仍以宽大之大国风度，对我战败国家。言毕，极现盼祷之神色。记者乃告之曰：中国之宽大，日本统治者非不知之。余意日本民族乃非爱好和平者，此次战争若非中国与美、英、苏诸同盟国家为保证世界永久和平计，对发动侵略战争之罪犯，必不能宽恕。对爱好和平之民族，必一律平等视之。永岩唯唯称是。……永岩最后答记者询问：彼乃东京京乡区人，盟机轰炸东京，个人未受若何损失。此乃最感侥幸者。两次来漳，皆承贵国地方派队保护，至深感激。今仍盼贵国政府对厦门区日侨，赐予宽待。[14]战败后的日本国，无奈地关闭其在厦门的总领事馆。曾经凶焰万丈的鼓屿鹿角路24号，如今已是一片静寂。时光流逝，当年的地牢壁上，罹难者用指甲和柴片刻写的字迹，不知尚在否。其中有题诗道：
[1]伊藤聪《厦门日本领事馆的建设及台湾总督府在厦门的活动》，《中国近代建筑总览 厦门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2]《厦门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3]《厦门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3,第143页。 [4]《福建省志·外事志》，第31页。 [5]《厦门日领事馆升格》，《华北日报》1936年11月8日。 [6]《台人回台一周间计七千余人》，《江声报》1937年8月26日。 [7]《博爱院插红旗，日台人放乌烟》，《江声报》1937年8月27日。 [8]《日领昨率侨民离厦》，《江声报》1937年8月29日。 [9]《海军纪念日佳期，总领事馆开幕》，《台湾日日新报》1938年5月30日；转引自李向群主编：《见证：1938厦门》第180页。 [10]《厦门总领事馆5月27日开馆，太阳旗感动升起》，《诚》杂志，1938年6月10日6月10日；转引自李向群主编《见证：1938厦门》，第303页。 [11]《厦门政法志》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馆警察署，第71页。 [12]陈建盛：《前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概况》，《厦门文史资料》第17辑。 [13]李果真：《厦门动乱象》，《东南日报》1945年10月2日。 [14]《中国宽大为怀——厦门日领对记者谈》，《东南日报》1945年9月27日。 [15]方文图：《日本驻厦领事馆警察署地下监狱调查记录》，《厦门文史资料》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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