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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摘自网络 2017年5月27日早上，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豆叩镇先锋村80岁的张顺安老人被人发现死在家里，5个子女一个都不在身边。2018年9月13日，平武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桩遗弃案。他的四女一子一审分别被判处一到两年有期徒刑，有的立即执行，有的缓刑两年。这桩案子甚至被平武县委县政府刻录成了光碟，要求各乡镇、村组织群众集中收看。（据2018年10月17日 中国青年报） http://news.163.com/18/1017/07/DUA7MELC0001875P.html 这是一个现实版不孝子故事，尽管死者老伴赵秀抱怨“老头子死了都不让子女安生”，更多把责任归咎于死者性格不好，爱打人骂人，但不能推脱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一到两年有期徒刑是否判罚太重另当别论，但死者的5个子女因遗弃罪受到刑事处罚，也是罪有应得。 不过，审视地方将这桩案子刻录成光碟组织群众集中收看之举，带着杀鸡儆猴的惩戒意味，总感觉有些过头。毕竟，死者的子女接受了法律的惩罚，受到了社会舆论谴责，但死者的子孙需要维护家庭的尊严，似乎不应该承受有组织的舆论审判。 撇开个案，观察留守老人尤其是乡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发现相当部分留守老人处于被遗弃状态。寻找留守老人被遗弃的社会根源，关键在于众多留守老人财富地位沦陷。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分析了过剩人口宣泄出外的因由： 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这段文字中隐藏着旧时代老人的财富地位，即在农耕社会，土地房产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老人掌握着分配这些资源的绝对权力，留在身边的子女可以耕作老人田地，被宣泄出外的子女可能只能自己寻找生存空间，甚至寻找土地不成冻饿而死。在这样的乡土社会，天然具备生长孝子贤孙的土壤，不孝子一旦被赶出家门，就可能面对生死两茫茫的未知命运。 然而，在城市化中国，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化体制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限制了农民土地交易权，宅基地、农地等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或者通过政府征地补偿后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偏远落后地方农民拥有的房屋、耕地、山林等资源基本失去交易价值，农耕时代的“金饭碗”沦为城市化时代的“泥饭碗”，曾经滋养一代代中国人的农村成为被遗弃的地方，空心化趋势愈演愈烈。 闫海军在《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里，借村里老人之口感叹，“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闫海军说，老家已经没人抬棺材了！ 与乡村留守老人交流，不少人并不计较子孙不孝，尤其在疾病缠身经济拮据时，反倒抱怨自己拖累了儿孙，盼着自己早日逝去。近些年，在上了年纪的留守老人中，流行一种观念，如果无疾而终，或者重病后猝逝，被认为是有福之人，反之则被认为命不好。 一位乡亲把留守的孙子培养了名牌大学，可谓功德圆满。但在陪护孙子期间，被查出肺癌，两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这位乡亲能省则省，且放弃了放疗。回乡聊天时，他说2年治疗费自费部分4000多元。这样的治疗负担并不沉重，但他说了一句让我震撼的话，“我不想活得太久！”他不想拖累儿女。不久，传来他自杀身亡的消息，留下一个悲怆的乡村记忆。 这也许就是绝大部分留守老人的精神状态，在财富地位沦陷之后，面对依靠子女赡养的境况，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不给儿孙添负担，隐忍着负重前行，七老八十仍不肯放弃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一旦自认成了累赘就自怨自艾。 在乡村，我看到有的老人因为早年在企业工作，享受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一个月领取1000多元退休金，衣食无忧，少有儿孙不孝的传言，成为村邻羡慕的对象。而那些每月领着百元基础养老金的老人，要么自己种地，要么指望儿孙供养，不时陷入儿孙不孝的议论中。看似有限的财富地位落差，令他们的命运呈现两极化。 笔者以为，要改变留守老人被遗弃的状态，仅有对不孝子的审判是不够的，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政策提升留守老人的财富地位，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步伐，赋予农民相对完整财产权，同时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水平，缩小城乡养老金差距。 放眼西方文明国家，很少听闻对不孝子孙的道德审判，养老的主要责任也不在子女身上，关键是绝大多数老人具备一定养老经济能力，政府也担负起了养老的社会责任。 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生产孝子贤孙的土壤越来越贫瘠。我们千万不要在对不孝子的道德审判中焦点失准，把老龄化社会来临前的养老难题异化成道德命题。 2018-1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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