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承想，再访大孝堡老宅院，竟然是疫情造成的一个契机。
4月上旬，太原市韵达快递检测出阳性，旋即对全省快递接触者核酸检测。14日，我市各个超市、菜店突发抢购，果蔬摊位几乎售罄。小老儿为当日所需，骑行乡下采购，行经大孝堡时忽然想起，该村李景耀先生两年前就挑头办了个《文鸣会》，会址设在已修复的李元晋北院。
翻检旧志而知，所谓《文鸣会》也其来有自。明朝嘉靖年间，我邑梁明翰等五位学子“借舍读书”于大孝堡村普化寺，他们之所以相中这个地方，盖因其寺“翠柏参天，牖外苍松围盖，中有观音画阁，金碧辉煌……周围田二十亩……阒寂深邃，离民居绝远。静坐足以养道心，观游可以涤俗虑，固一方圣境也。”读书期间，这些学子切磋问难，不耻相师，“作文既成，必加点窜（修改字句的意思），彼此虚心，不少阿谀（不少，这里作毫无，一点也不的意思），析之极其精。而后，已真有直谅多闻之益，因名之曰文鸣会。”其后，“五人皆登科第”。待到他们功成身退回到乡里，相约普化寺时，“追忆往年'文鸣’之盛，其心犹耿焉。”于是乎，“各捐资十金，为重建之倡。”其目的在于“示后之人，知一会五人皆登科第，得于会文之功居多，能无闻风而兴起者乎?”（粗体字为引文，摘自梁明翰《重修普化寺记》）四百九十年后的今天，普化寺连同文鸣会已然湮没在历史长河，只留得梁明翰一文，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群小学师生在普化寺山门殿前一影（上图）。
时光流转至2020年，李景耀先生为弘扬古代“文鸣会”精神，力倡重举先人旗帜，赋予新的内涵，着力打造一个传播孝义传统文化的平台。建会一年多来，景耀先生会同若干痴迷于地方文化的同好，组织中小学生学写作、习古艺，同时，推出四十余期介绍地方文化的小视频，并撰写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我还没见过这个新文鸣会所在，遂于次日下午，骑行至大孝堡一窥堂奥。
那一日，景耀不在村里，一位参与管理李元晋北院的老者将我领到南厅，门楣之上悬挂着文鸣会三字牌匾。打开门扇，几排条几横陈，上面依序铺排着几十副石刻模具，供拓碑教学使用。
告别老者，信步于旧村中街，忽见东头一处宅院，墙上钉一块醒目标牌，上书大小字四行：既有其一，必有其余，于是，一边打听，一边踅着旧村寻找，很快就找到二号、三号、四号、六号。五号何在？好几个村民都说不上来，若是景耀在场就好了。
我与景耀先生相识于2018年10月，经人推荐，是他为我做了一回特别导游，详细介绍了李元晋北院的历史变迁，以及利用这一场所弘扬德孝文化的打算，临别还赠我一册《李氏族谱》。去年冬天，他大病一场，至今尚未完全康复，能否为我再做一回特别导游？电话打去，景耀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便有了4月16日的把臂老街游，追思过往事。
有关李元晋北院的物事，三年前我曾有记（见李元晋院记游），奇怪的是，这里没有某号民居的标志，转而想来，此院已于2006年被孝义市人民政府纳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立碑标注，再行序号没有必要。李元晋系李氏二俸十七世（俸，或曰分，本地方言，意指同一始迁祖生的几个儿子所繁衍的后世，各自形成的谱系），于光绪年间鸠工庀材，历时两年建此大宅，随即分派与长子李丕绩、五子李丕坊居住。
李丕绩，人称大少，清光绪十七年生人。李元晋育六子，首数大少辅佐得力。曾经继任父亲开办的华兴煤矿总经理，百逢源商铺主要股东。同时，踏入政商上层，担任山西省政府议员、孝义商会会长。日军侵占孝义期间，其父已逝，他不仅要打理本地与太原、天津的生意，还得应对日本人无休止的侵扰与迫害。忧愤成疾，不治身亡，享年才四十九岁。
那一日，景耀领我参观了不下十处晚清、民国宅院。其后二十天来，凭他现场介绍的记忆，以及翻阅《李氏族谱》等相关资料的了解，还有我对其他一些人的随访印证，那些死气沉沉的宅院渐渐地在脑海里鲜活起来。一号民居创始人李鸿鼎，堪称李氏四俸十七世一位风云人物，据《族谱》记载（《李氏族谱》，下同），李鸿鼎为光绪四年生人，其父早年在河南经商。鸿鼎考选秀才后，于光绪三十二年，参与了知县主持的《孝义学堂章程》的拟定，经省批准，获批白银600两，募银900两，修建讲学堂二座，八月，中阳高等小学堂正式开学。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曾在省城督军署任军务课员、课长、处长、少将参议等职。1928年至1930年，任教于北平高等警官学校。此后即解甲还乡。日寇侵占县城期间，坚拒出任伪县长一职。在乡多行义举，善于调解村民纠纷；善办实事，曾于省城调来机械凿出深井之水。
另据王爱琴、李景耀合编的《体乾润物》转述：“民国十九年（1930），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总司令，后与冯玉祥等联合倒蒋，当时阎锡山急需购置一大批军火，遂委派李鸿鼎率团赴日采购。传说：'日本军火商授予一大笔回扣款项。’阎冯倒蒋战败后，阎锡山下野潜赴大连。而李鸿鼎潜回孝义大孝堡村。……李鸿鼎大发横财一夜间暴富后，大兴土木工程，……建造了……豪宅、祖坟，购置了百亩良田、骡马，雇用了长工、佣人。从此，李鸿鼎从阎锡山的高官要职摇身一变成了官僚地主”。李鸿鼎建造的豪宅究竟有多大气派？现存的一号院只遗一正一偏两处残缺不全的小院，只能凭借《族谱》一幅素描复原图（上图）做无尽遐思了。
物败人丁旺。李鸿鼎父辈老弟兄两个，只有他一根独苗，而他却生有五子二女，繁衍孙辈十多位。这些儿孙，生逢时代巨变，多数人顺应时势，奋发有为，其中十多位颇为出色，各有事略记载于族谱。（上图为李鸿鼎故居东偏院遗存）
漫步于从东至西的李家街，东头一院基址高筑，砖砌门廊，墙壁订一块“三号民居”标牌。仰观门檐两下，砖雕墀头做工精细，图案繁复华丽，雕作匠人绝非等闲之辈（下图）。
但凡村里父老，无不知晓这座人称新东院的主人便是李元晋家三少。三少丕瑶婚后早逝，留得青春寡妻慑于家族威严未得改嫁，守着继嗣的侄儿苦熬岁月。尽管公婆体恤备至，所有供给无不充裕，而那寡媳经年累月“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的境况，更与何人说呢！
新东院西邻标注为二号民居的老东院，是为李元晋爷爷李清荣于道光年间所建。这大院，由一主两跨三座院子组成。东跨院东贴新东院，西跨院紧靠西大院。
新东院、老东院、西大院，三组院落自成体系，又相互贯通，仅凭尚存的散架形骸，犹自可见其气势不凡。
其原貌素图记之于《族谱》，文字描绘出原有的恢弘：老东院“房屋34间，占地2.22亩，主院为二迸，上房五间，当院照壁一台，东西厢各三间，出仪门，复有东西厢各三间，南厅临街，东北角开大门，大门里照壁一台，上书巨大福字。主院西有西跨院，主屋两间，西厢两间，做厨房与下人居住。西跨院有中门一座，与外院相通，门旁为厕所。外院为私塾五间，小圆门临街。主院有东跨院，主房三间，东西厢各三间，出中门，外院四合，门朝东，出东门转向南，小门临街。”
眼前所见，主院大门与当院照壁不复存在，外院厢房残缺支离，穿廊式院门屹立不倒。
东厢山墙尚遗迎门照壁一方，上沿砖雕精致，品相颇佳。
东边院墙斑驳，椽孔郎然，临街墀头探出东跨院院墙，可以想见，原来的门廊亦复可观。
推开主院中门而入，只见上房门窗夹扇与穿廊苍颜如旧，基本无改。
东厢房夹扇也少缺损，只是瓦披凹凸，岌岌可危，显见不住人也很久了。
（东跨院）
（西跨院）
李元晋西院，晚于老东院早于新东院创建，李元晋曾在此间常住。由于街面改造逐次抬高，十五六级的大门台阶深埋了将及一米。
“西院为二进，房屋35间，占地1.65亩，夯土台高筑，拾级而上，石狮双峙，门洞幽幽，南厅高高临街，'急公好义’、'克济时艰’、'保障桑梓’三匾高悬。东西厢房排列，入仪门进主院，五间正房，雕梁画栋，木夹扇屏风古朴古香。西息风叉与西偏院相通，主屋两间，下有地窑，西厢三间，往南为门房厕所，小门一座，顺坡而下，步入当街。”《族谱》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西院的昔日景象。俱往矣，哪里还有什么石狮、门洞！夯土台犹存，空遗豁口断壁。
后院上房四壁无存，瓦砾堆里建了两间简易砖房，东西厢房装修已改，东厢房前生出一株大树，树干之粗够两人合抱。
与李元晋同为二俸的景耀，系同俸不同支的二十一世，土改时，已经沦为贫农的父辈分到这里的东厢。生于斯，长于斯的他，犹记在此的少年时光，很想联系一些热爱乡村文化的同好，将这里修复一新。
立于中街丁字路口，抬头看这座高耸于夯土台上的大院，断壁残阳，野树招摇，褪尽百年极度繁华。眼睁睁看着这一标志性的建筑沦为废墟，实在有点可惜。且不说它的建筑规模与它的美学蕴含可观，更因为它的主人有着多面而复杂的人性，有别于影视作品里那些被脸谱化的官僚地主，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李元晋曾任北洋政府众议员、民国政府京议员、国事商切会山西省代表，的确是名重一时的风云人物，有关他的事略，见之于92版县志和新修《族谱》，也泛见于当地人的各种追忆与记叙。大凡所记，多从正面欣赏他的经营之道，财富之巨，公益之举，以及为人处世的敦厚。以此证明，李元晋非但是一位开明绅士，且是一位富而能仁的贤者。上述种种皆有事例佐证，此不赘述。在那个封建半封建时代，出了这么一位口碑良好的大地主兼大资本家（起码就本县而言），的确值得深究。我倒是认同侯兆勋先生对李元晋的评价，他说，“李元晋一生的资本运作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相协调的，是封建地主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经济服务的。以李家为首的这个商业集团及其资本发展越大，其地主经济官僚资本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剥削性就越明显，这是个总的定论，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但就李元晋本人，在那个时代又有别于其他晋商的谋略、胆识、远见和人品，堪称晋商之林中一只俊鸟。”（引自《晋商劲旅》）侯兆勋与李元晋地属邻村上下，其父侯佑诚与李元晋多有交集，本家祖辈也有多人受雇于李元晋经营的农场、商行、企业。加之，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懂得一些辩证唯物论，因此上，他的记叙与识见应当比较客观。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识人明事的基本方法，以此为准，分析李元晋其人其事，我便有了另外一层看法，在此，试析一二。其一，“李元晋的父亲原来在大孝堡本村就有良田千亩，到李元晋中举主持家务后，又大量在邻村置田，光在长兴村就买下二百多亩地。”（侯兆勋转述父亲的叙述）而“大孝堡村有三千亩地，他家快占了一半，人称土财主”。普遍说法是，李元晋拥有两千余亩土地。其中，在他主持家务时，兼并的土地多达千亩。这千亩之数的背后，涉及多少个家庭多少口人？多少血泪在其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有三分奈何谁舍得放弃自己的金饭碗？一般说法是，李元晋并没有“豪夺”，而是以一种中庸平和的方法、公平公道的价格“巧取”。那年月，多数穷苦人蒙昧无知，习惯了顺天认命，面对这风刀霜剑下的一丝温情，说不定还感恩戴德呢。不错，李元晋曾于灾年开仓赈灾，为此获得县人赠以“克济时艰”的牌匾；也曾在饥民哄抢官粮的情况下，亲往省城面见阎锡山，为这些人申述苦情，事后获得“保障桑梓”牌匾。不否认李元晋的开明之举，往深里想：除了天灾，是谁造成了饥寒交迫的一众？李元晋是位举人（中举于光绪二十三年），不可能不读历史，难道他不懂得兼并土地的后果？起码听说过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草拟的一条鞭法、以及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吧？这些改革无不指向兼并土地的社会痼疾。李举人深谙的是“中和位育”一说，且亲题匾额悬之于古城中阳楼檐下。他惯以执中致和的态度经营人事，无论下人、穷人，乃至不熟悉的外人，因此获得一些名望，至于能否使头顶同一片天的相关人事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得其所，各具生机，显然他也没有看透。实际上，官僚地主阶级造成的贫富悬殊天差地别，何来“中”字可言，中字既倒，和谐无存。其二，《族谱》记载，“旧时浇地，村人于孝河拦河筑坝，围村筑堰，洪水漫灌，洪水常危及旧城。县衙有令，距城不足五里不得在孝河筑坝，大孝堡正处于五里稍差之地。为争得头份水利的权益，李元晋出主意，带领村人于村西南隅沿孝河开挖一条河道，让孝河环绕而行则五里足也。村人择良时吉日，举全村人力开河渠，筑路渠，既防洪又灌溉。”此一壮举，常为今人津津乐道。殊不知，李元晋两千亩良田，尽在孝河能灌溉的地方（这是他置田买地的标准之一），主要得益的是他，却苦了其它沿河村庄。曾任党史研究室主任的王春吉撰写的《风云纪实》写到，“那时候，孝河水常年被李元晋独霸，别的村非但不能受益，还要受害，村民要求筑条水坝拦洪，李元晋不让……'学联’公推会长组织了八村群众跟李元晋谈判。李元晋说：'你们要和我分孝河那点水，我先问你们：孝河那点水从何而来，你们知道吗？孝河是兑九峪河、下堡河在薛家会汇合而成，古时候是有点水，那是因为西边山上有树，能蓄住天然水。后来水没有了，一年就到汛期有点洪水，可你们知道治理洪水花了多少钱？你们出过几个？我出钱的时候你们看不到，用点水你们眼红啦？再说，水是从贤者村西的和成窑（煤矿）井下冒出来的。你们知道我去那里办华兴公司，投进了多少钱？结果，矿井一冒顶，把我的矿井毁了，就冒出来那点水，那是多少钱才换来的？为什么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想要？盖上十八层被子做梦去吧！’”情急之下，李举人就把他秉持的“中和”之道忘了，蛮横现于行色。垄断、剥削是所有地主资本家的本性，若是动了他们的奶酪，温文儒雅如李举人者也会现出原形。其三，“李举人天天吃窝窝头”，据说，大孝堡上辈人多有所见。“天天早饭是一盘炒菜，一碗稀饭，一个窝头，一个馒头，外加一小碟炒辣椒。他的一大家，一天只能吃一顿纯白面，其它两顿必粗细面混合搭配吃。”在穷人眼里，这样的大地主吃这种茶饭，显然与身份不符。这一“美谈”风传至今，在一些记叙者笔下就升华为“视粮为宝艰苦起家”的优良传统了。不可否认，大部分发迹商人大都有过艰苦创业的历程，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发达了的富商往往喜欢讲排场，摆阔气，极尽奢华。同样为人乐道又一事例是李元晋为子娶媳的场景：“娶亲队伍一列长蛇阵拖了五里路长……前有马队开路，后有马队护卫，几百人组成的执侍队……由民间乐人组成的响器也有十多班……后面跟的女方家送嫁妆家俱的轿车也有十多辆”（侯兆勋记叙亲历者所述）。生长在这种豪门的子弟，尽管天天吃窝窝头，却“大都好吃懒做，有的嗜财成性，有的夫妻吸毒，以变卖土地家产为生，致一份大家产破败了”（侯兆勋记述）由此可见，吃窝窝头的富豪未必就有简朴家风。
与西院一路之隔有座五间房老屋，前瓦披长、后瓦披短，看着不合常规。景耀说，此为李元晋过去开办的崇诚永药铺，原本坐南向北，铺面临街，前出廊檐。药铺倒闭后，后人们砖砌封闭了出廊，仅留一门出入，故而瓦披一长一短。李元晋“晚年，在乡里业余行医，有求必应，不收诊费，谢绝招待，颇得群众好感。”（92版《孝义县志》）
我于《族谱》看到这药铺（亦即商铺）的原貌素描，遂于4月26日再往。恰好院里有人，正是李元晋四子李丕钦的重孙。院子里只剩改建了的铺面房，原貌荡然无存。年轻人告诉我，这里已不住人，只是利用院里空间种点菜，顺便料理一下老屋。《族谱》记载，元晋四子李丕钦将长子李锦棻过继与早亡的二哥丕基、三哥丕瑶，一人顶两门，锦棻育有三男二女，丕钦另有两子共育五男。大少丕绩有女无子，五弟丕坊生子联棻，兼祧两门（祧，音tiāo，指继承先代；兼祧：旧指一个男子兼做两房的继嗣人），育有五子二女。十三位达字辈人丁兴旺，成功人士涉及多个领域，其枝叶繁盛，与李鸿鼎后世在伯仲之间（伯仲，原意是指哥哥和弟弟，后多用于评论人物的等次，比喻二者不相上下）。
崇诚永铺面以西，有座樑架支离的老屋，景耀说，这是你家表弟李全忠的祖屋。我的二姑夫李望煜系李氏大俸十七世，其爷爷李清锦，曾作李元晋家庄稼头、车把式，因受李元晋耕读传家影响，送子光隆上私塾三年，光隆公于清光绪卅二年至宣统二年，受聘在孝义县衙任书吏，当时县城传闻：“衙门前两条龙，大村李光隆，下栅曹振龙”。二姑夫民国元年生人，九岁读书，善于书法，精于珠算，十四岁远赴太原学徒，二十二岁到天津学做生意，后来回到县城开一座杂货铺，兼做造胰作坊，其“光明”牌胰子小有名声。公私合营后，先后在二轻系统担任保管、会计等职，病故于1993年农历八月。算来，他老人家并没在祖屋住过很久。遥想自十五世创建以来，已历一百五十年左右，后壁坍塌的窟窿如一只大大的眼框，一眼望穿六世之人。
四号民居位处元晋北院西去五十米左右，雅称“德和堂”。系李氏大俸十四世祖李仰柏于道光年间始建，经两代人接力完成。李仰柏生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早年于河南经商，发达后，捐银180两，授国子监监生（取得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称国子监生员），相当于花钱买了个学历。其子李协和，清嘉庆二十年生人（1815年），步其父亲后尘，也纳捐取得监生资格、千总之职。其人在兑镇开个面铺，光绪三年闹饥荒，施舍村人窝窝头直至度过难关。《族谱》记载历代祖先人物略传，十四世仅记仰柏等三人。十五世小传五人，协和排在头名。
关于德和堂原貌，凭村中父老印象，《族谱》有图有记：“先有主院两进，主房三间，二层结构，东西厢也为二层结构，木板铺顶。仪门别具特色，门额高悬“拾金不昧”牌匾，南厅于当院。东绕南厅，西有一小跨院，厢房六间。往南大门临街，门洞深深，门额高悬“明经进士””匾，两侧有门房。主院东后建一小跨院，为二进院，主屋三间，配东西厢各四间，与东场院相通，出入走场院大门……”目前遗存不过西北隅一角，包括一门半个主院，还有东西两个跨院。
原先主院的前院，连同南厅、大门，尽数夷平，种了块菜地，新建了房。
东跨院狭长，犹存上房与东厢。上房还有人住，东厢瓦房不知修改几回。
简朴的主院中门显然曾经改建，古风犹存。门墩石鼓、两旁神龛也算不得精致。
门楣嵌匾“瑞挹南宫”四字（瑞，祥瑞之气；挹，牵引，收取之意；南宫，这里代指皇家学宫），上款字迹漫漶不可辨认。
踯躅于旧村前街，一座座老宅或深或浅沉沦于地面以下，三四十年光景，地面隆起一米。旧时一座任家院，曾为央视栏目主持人任志宏父辈居住，半圮的西厢只剩半截在外。
标志为五号民居的李春祥院就在任家院附近。《族谱》记载，二俸十九世李春祥，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岁丧父，母督入私塾，成年经营家业，侧身商界，民国17年创钱庄，民国23年于百逢源昌记任掌柜。1950年至1952年于旧城租地建油坊……解放后回村办油坊，1962年病逝。
春祥西院始建于1933年，主院四合，“配有西跨院，门楼宏伟，门前照壁一座，院内房屋古朴，院落幽深，西息风叉开一小门直通西跨院，跨院为马房、长工房。”（《族谱》资料）
屈指算来，这老宅建成近九十年了，相较于其它未经修复的老宅，里外完整，品相可观。我于4月26日第四次来访时，见到春祥两房孙辈的一男一媳，孙男说，前两年，大门牌匾被盗了，为防止里院穿廊饰件被盗，临时砖砌封闭，同时沿宅基地东至砌筑大门，以防万一。另一房孙媳谈到，解放前，公公曾作县城百逢源大掌柜，她嫁过来时，还见过百逢源的灯笼撂在下房的搁板上。
说起百逢源，还得说说李元晋的产业，除了两千亩良田，还拥有华兴公司开办的煤矿，另有工商典当业广布县境集镇要冲，仅在县城就有“专营布匹的《崇发厚》、专营典当业的《丰庆当》，专营金融兼营业什货的《崇庆祥》……此外还入股于城内《百逢源》和《振华银号》……”（引自《族谱》）。李春祥作为执掌百逢源第三任大展柜，经营有方，“百逢源从此生意兴隆，名振全邑。货源有太原、太谷、平遥等地的糖、烟、杂货、百货、布疋、茶叶等，柳林红枣、碛口的食油、粉条等。百逢源兼营钱行，主要业务对象有铁路银行、垦业银行、省银行、汾阳的农工银行、大成银号、文水'富丰勇’、'钜源太’钱行，太谷、平遥的钱行等。省银行委托百逢源代县政府保管各种税务、钱粮款项等。后期省银行派员长驻百逢源办理事务”。
1938年，阎锡山成立了土货商场，从此货源渠道收窄，加之地方诸般干扰，1941年被迫歇业。1957年，政府以4200元收购了百逢源，改建为邮电局。旧日邮电局，今日邮电储蓄所，当我逡巡于它的临街门脸和做过百逢源货场的里边院子时，感慨莫名。
由春祥院向东北百十米远，看到景耀太爷爷创建的一处院子。景耀属李氏二俸李殿臣一支，其十七世祖李培根，家业兴旺，儿孙满堂，事业有成，显赫乡里。十八世祖李伟生七子一女，次子李春润即为景耀的爷爷，过继与三叔李俨顶门，从此生活在这里，直至终老。春润在孝义城当药店伙计时，因躲避日军而翻墙摔伤，惊吓过度，一病不起，享年才39岁。留下孤儿寡母衣食无着，只得卖掉住所，另栖它处。
此院原为三进，前为店，后南厅，南厅院里建中门，入中门，进内院，三间正房东西厢。算起来，这里住过的人不下五代了。现如今，店铺后壁坍塌，南厅一片废墟，二进院东厢为拆了另盖，西厢装修已改。
西厢檐下盘着灶台，台面上方设有灶马爷神龛，大灶口坐着锅形砂鏊，灶壁间挂着笊篱、擦子，好像主人随时会回来，生火、做饭。
施施然步入后街，六号民居坐落在西门附近。这宅院系李氏大俸十一世李子帅于清嘉庆年创建，后墙坚牢，上面楔入一枚枚把钉；门廊樑柱未见走形，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两百年前之物。
六号院雅称福寿堂，“二进院落，主院三间，二层结构，一层为窑洞，二层为砖木结构，东西两边有楼梯通往二楼。二楼飞檐挑角，气势雄伟，东西厢房各三间，仪门（亦即中分前后院之门）有门楼转扇，南厅临街，后山高筑，东南开大门。拾级而上，巍巍壮观。主院西有私塾三间，小门临街。”《族谱》如是说。
从原来做过私塾的院子入，翻过隔墙豁口，主院南厅结构如旧，木格窗棂木夹扇门幸存。
镂雕枋木、木雕垂柱做工精细，图形精致，似乎很有尊严地宣示，不要怀疑这座院子曾有的辉煌。
那座被野生枝蔓网结的正房，几乎看不清全部了，只得踏着垃圾拨开枝叶一窥。
这里出过一位亦正亦邪的孝义名人，李含旭三字我小时候就有耳闻。李含旭系大俸十五世祖，“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十七岁考入府学第九名；光绪二十七年（1903）因本县遇大旱灾，牵头当地乡绅向山西省当局申办赈灾事宜有功，被清政府授予六品衔。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毕业于清政府所办山西警务学堂，任交城县管带（即公安局长）。民国建立后，先后在宁夏任花马池盐务局长，黑龙江黑河府警务局长。1920年因母亲及妻子张氏先后病故，辞去公职返乡。返乡期间（1922-1924年），被本族李元晋聘为华兴煤矿经理。1925年至1927年在北京汇丰银行任部门经理，1927年回山西军界任职，1929任山西军兵站第一分部部长，1931年任第八兵站司令，1933年任山西省政府存记县长（即县长待遇未任实职）”（见之于《族谱》）。修谱者往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李含旭做过日伪县长且被我党镇压一事，《族谱》不记片言只语，村民也避免提及。倒是他的后人不乏革命者，有的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建功于各个行业。
当我离开旧村，走向东面一条南北道路时，景耀告我，此路原为明洪武年开挖的洪露渠，解放后新修水利，遂弃而不用修成一路，新村旧村以此分界。
新村面积几倍于旧村，与洪露渠平行的新村大街，门店林立，车水马龙。相形之下，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那几座清、民商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旧村西向，一幢幢住宅楼拔地而起，大部分人家在此小区安居。
敬老院建在旧村之南，现代化大楼里住着衣食无忧的本村、外村孤老。
从旧村走出来的李氏后人，以及张氏、任氏、刘氏等其他姓氏后人，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以超越前人的气概，共创了一个崭新的大孝堡。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追求，他们正在路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