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10月，津浦线自卫反击战前线。前排左起：舒同、黎玉、陈毅、张云逸。 七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示罗荣桓派兵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山东主力部队开赴东北后，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中央派陈毅和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军区机关及部队一千余人开赴东北后，舒同接替萧华出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5年10月4日，陈毅抵达中共山东分局驻地临沂，舒同与陈毅一见如故。舒同询问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陈毅表示毛泽东“进步很快”，而自己却远远赶不上，“望尘莫及”。陈毅与罗荣桓商谈关于新四军与华中局向山东转移的问题，决定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改为华东局。10月9日，陈毅、黎玉、舒同致电中共中央，以“罗荣桓之病至今未能治好，时重时轻，如去东北再带病工作，恐难支持”，建议迅速送往苏联治疗。10月20日，中共中央回电，让罗荣桓先去东北就医，“是否和可否去苏联治疗，待到东北后视情况再决定。”罗荣桓率山东主力部队以及大批党政干部挺进东北后，中共中央批准饶漱石、陈毅、黎玉、张云逸、舒同等人组成华东局常委会，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机关，任命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兼军区政治委员，原军区副政委黎玉兼任军部副政治委员，陈士榘兼任军部、军区参谋长，舒同任军区、军部政治部主任，唐亮任军区、军政治部副主任。 陈毅在鲁南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调整战略部署的决定。当陈毅宣布到舒同任职时，舒同表示对新四军的情况不熟悉，力难胜任，希望另选别人。陈毅把手一挥，放开嗓门说道：“什么胜任不胜任！当仁不让嘛！我这个新四军军长不是也兼了个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吗？这是革命的需要，没有什么好谦让的。”陈毅说的“革命需要”“当仁不让”，让舒同终生难忘。舒同与陈毅朝夕相处，双方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陈毅口才出众，给部队作报告，不需要讲活稿，均为即席演讲。每次讲话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比喻形象，极富鼓动性和号召力。陈毅平时与舒同相处，也是谈笑风生，加上幽默风趣的四川方言，具有特殊的魅力，舒同为之钦佩不已。 依照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各部队于10月间开始北移。10月下旬，新四军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和第七师抵达鲁南，并与山东军区第八师会合，编为津浦前线野战军。舒同和陈毅、黎王、张云逸等一行视察津浦前线战备工作。12月，新四军第一纵队抵达莒县。12月23日，舒同与饶漱石、黎玉、张云逸等参加第一纵队各旅长会议，黎玉、饶漱石和舒同均作了报告。为从思想上、政治上保证两支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特别是两部分干部之间真正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为完成当前和今后的艰巨任务并肩战斗，舒同协助陈毅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对一些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一面采取严肃的态度，同时又耐心说服，顾全大局，协调好两军之间关系。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共同颁布1月13日午夜实施全面停战命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京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18日，北平军调部组成并派出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为山东地区中心组，负责与山东境内其他执行小组联络，并赴各地调处军事冲突。停战命令颁布后，山东解放区军民严格履行《停战协定》，主动派出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到北平，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到济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韦国清到徐州，洽谈有关《停战协定》执行情况。舒同协助陈毅参与一系列军事调处活动，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7年一二月间，山东与华中部队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 在华东局领导支持下，舒同参与领导对华东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西北军的分化瓦解、教育争取工作，成功地策动国民党新编第六军总司令郝鹏举起义。起义后，郝鹏举部改称“华中民主联军”，开往山东莒县驻防。陈毅和舒同多次到莒县，教育郝鹏举。郝鹏举向舒同求字。为联络感情，稳定郝情绪，舒同即以行楷自书一首七绝相送：“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杂向弩中生。静如油漆轻轻抹，动似蛇龙节节唧。”但郝鹏举并非真心要参加革命，1947年1月下旬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郝鹏举叛变投靠了蒋介石。2月6日，解放军发起讨郝战役，歼灭其两个师，郝鹏举本人被俘，在押往解放区的路上，企图逃跑被击毙。郝鹏举死亡，其家产资财散失殆尽，舒同送给他的字也流落在外，并以200至800大洋数度倒卖，几易收藏主人。新中国成立后，这幅书法曾在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展出。 1946年冬，中共华东局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密电，据上海中共代表团董必武报告，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从海南岛运往青岛，该军军长韩练成有起义的可能，希望迅速派人与其联系。这时，饶漱石去中央汇报工作，陈毅正率领主力与国民党军队在苏北鏖战，留在临沂的华东局副书记黎玉、常委张云逸以及舒同等人，对这份“绝密”情报进行了反复研究。舒同和张云逸决定派新四军政治部联络部干部陈子谷按照中央交代的暗号，前往四十六军联系。陈子谷到四十六军后，韩练成非常客气，但并未深谈。后韩练成提出要能代表中共中央或华东局的负责人，并明确提出请舒同于1947年1月2日至6日，前来四十六军军部，有要事相商。舒同作为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干部，派这样重要的领导人进入敌军营垒亲自开展工作，在我军的敌军工作史上实为少有。为此，专门发电报请示在前方作战的陈毅。陈毅颇费思量，深感为难，担心舒同安全，但权衡再三，认为舒同亲自到四十六军与韩练成谈判，意义重大，有可能扭转整个山东的战局，还是同意舒同前往四十六军，回电强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舒同在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联络科长杨斯德陪同下，于1月6日到达四十六军。10日会谈开始后，舒同代表华东局和陈毅向韩练成致以问候，听了韩练成介绍和中国共产党联系的经过，深为韩练成的诚意所感动。与韩练成经过多次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由陈毅司令员派两名干部帮助韩工作。2月20日，粉碎国民党军进攻山东的莱芜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包围四十六军之后，韩练成适时离开指挥位置，使其全军阵脚大乱，迅速崩溃解体。战役胜利结束后，韩练成在我两名联络干部的引导下，来到山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舒同情地接待他，祝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韩练成向陈毅提出返回南京，继续在蒋介石营垒里做些力所能力的工作。陈毅同意韩练成的要求。韩练成回到南京后，递交《鲁中战场脱险记》，被蒋介石誉为“独胆英雄”。直到1948年11月，韩练成才脱离国民党军队，只身前往香港，经华南党组织安排秘密返回解放区。1950年，韩练成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并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蒋介石发动对山东重点进攻后，舒同随华东局军政机关转移到渤海地区，即与邓子恢、张云逸组织了后方委员会，负责组织后方支前工作，并组织驻渤海地区部队进行“三查三整”运动。驻渤海地区的华东局、华东军区直接领导下的机关、部队在舒同的领导下，最早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渤海区是黄河以北山东地区唯一未遭国民党军队蹂躏的地区，华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渤海军区机关，以及从鲁中、鲁南撤退下来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以及残疾军人、家属和地方工作人员，到1947年9月时达41万人。驻渤海地区各单位、机关本着“精简编制”、“降低生活标准”以及“清理资财”三大方案，结合以“三查三整”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自上而下地进行检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斗争，批判贪污浪费的行为，精减和妥善处理12万各类人员，复员民工5万人，伤病员痊愈后重返前线，还精减马匹3000匹。到这年底，吃公粮人员由41万缩减到24.5万，大大减轻了渤海区人民的负担。  1947年，山东解放区因为遭到国民党重点进攻及其对人民的血腥摧残和反复搜刮，加上夏季秋季洪水泛滥，局部地区遭受旱蝗虫灾，致使当年冬至1948年春出现严重灾荒，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处于极端困难境地。华东局遇到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舒同肩负起领导生产救灾工作的重担。在实施“精简编制”、“降低生活标准”以及“清理资财”三大方案的同时，华东局提出生产节约，备荒救灾，要求各级政府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备荒中的具体问题。1948年春，华东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研究春耕生产和救济灾民。为了控制灾情继续发展，克服灾荒带来的损失，决定将春耕生产和救灾作为全党中心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积极参加生产救灾运动，并提出“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救灾口号。各地党组织和政府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按照自愿原则组织劳动互助组织，动员全体劳力参加生产救灾。发放救济粮款，实行以工代赈，组织党政干部帮助群众恢复发展生产。发放农业贷款，解决农民群众生产资料困难。在华东局和山东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山东解放区军民终于战胜了大灾荒，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激发支前热情。 解放战争期间，舒同参与组织指挥了鲁南、莱芜、济南、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