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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立，1913年1月生，贵州省贵阳人，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一生致力于高能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是国际宇宙线锥体理论的八大奠基人之一，中国唯一进入国际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学者，世界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张永立7岁入学，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18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之一）主攻数学。大学期间，曾主办《理工杂志》，并著《矢算初步》一书（该书于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2年在交通书局再版）。因其在数理方面突出的造诣和天赋，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于1936年获得去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土学位和做博士后研究的奖学金。 在比利时的3年里，张永立师从年轻的数学家De La Vallée Poussion学习数学分析及当时最新、最著名的“小参量解微分方程方法”。随后，他又参加了青年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最早创立者G.E. Lemaitre领导的“宇宙线的地磁效应”这一最前沿的高能天体物理学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中，他运用了“小参量解微分方程方法”这一前沿的数学解题方法，很快就得出了近赤道宇宙线强度的锥体分布规律。在其1939年发表的《近赤道的宇宙线轨道》和《无限靠近赤道的宇宙线锥体》2篇论文中，阐述了宇宙线赤道锥体理论的最核心观点，奠定了宇宙线赤道锥体理论的基础，因此被誉为宇宙线锥体理论的八大奠基人之一。此外，张永立在1939年还发表了《单氘乙烯的拉曼光谱》《单氘乙烯的频谱模型计算》《C２HｘDｙ，x＋y=4分子的基频和位函数计算》等论文，并出版了博士论文《论宇宙线和乙烯分子的振动》。这些文章和著作为以后追溯地球大气演化中的痕量元素反应提供了可贵的线索，曾被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誉为国际上早期讨论星际分子形成的奠基性论著。当时年仅26岁的张永立也因此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永立抱着“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于1939年毅然回国工作，先后在震旦大学、大夏大学和贵州大学任教，还应交通书局的邀请，主编了《实用实验诊断》《黔省柞蚕问题》《防沙保土》和《中国农业史》等系列应用科学丛书。他还利用假日举办“原子反应与原子弹”“激光理论与应用前景”及“天体物理知识”等科学讲座，收到良好的科普效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熊庆来校长的多次诚聘下，张永立于1949年11月来到昆明，受聘为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在云南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正是中国国内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年代。在历次运动中，张永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公正的否定、批判、甚至是迫害。这些政治运动不仅使张永立失去了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而且让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再加上多年来的超负荷工作，他后来病倒了，治愈后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里，张永立却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兢兢业业地对待工作。在物理系现代教学的组织工作方面，先后担任过光学、理论物理学教研室主任，主讲过“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及相对论”等理论课程。此外，面对教科书的缺乏，张永立总结了自己多年学习、研究和教学的心得，撰写了《量子力学的矩阵理论》和《相对论导论》等讲义和教科书，这些著作在当时虽没有正式出版，但却在本校和国内其他一些重点大学中得到广泛传阅和使用，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的赞誉，为云南大学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也弥补了当时教材的不足，方便了学生的学习。张水立先生就是这样，把自己渊博的知识，多年积累的治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为云南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人才培养方面，20世纪50年代，张永立做原子光谱足量分析研究的时候，为云南省培育了一批光谱分析人才。20世纪60年代初，张永立主持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合办的云南粒子物理研讨班时，亲自制定培训方案，选定教科书，指导每一个受训学员，高速度高质量地为中科院云南宇宙线站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学员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了该领域的业务骨干。除了积极育才，张永立还是一个护才、识才和惜才的良师。如今在湖南长沙铁道学院（已并入中南大学，编者注）任教的王永久教授，1963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曾慕名报考张永立的研究生，成绩优秀，但因出身不好，没被云南大学录取。于是他直接联系张永立，得到了张永立的热情帮助和鼓励，并答应今后和他做“忘年之交”的朋友。在那个出身不好就被人歧视和看作另类的年代里，张永立不但没有冷落和回避王永久，而是帮助和鼓励他，这无疑极大地维护了王永久的自尊，为王永久后来的成才打下了基础。张永立能顶着压力，爱护和关心学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永立是一个学识渊博，没有架子，平易谦和，正直的师长。他的高大人格是云大人学习的榜样，是云大魂的具体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数学家秦元勋和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易家信、中科院高级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丁玲凯等都认为张永立是使他们受益匪浅的导师。 科学研究方面，20世纪60年代，张永立先生撰写了《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可夫斯基几何与光锥》《广义相对论的Sagnac效应》等学术论文。他十分注意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深入云南锡业公司考察和合作研究，并发现该公司分析技术十分落后，他建议使用大型摄谱仪做分析。云锡公司采纳了该建议后，提高分析工作速度约８倍！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促进了云锡公司的发展。同时，张永立在云锡公司的烟囱内还发现了可以制备高温超导材料的贵金属材料铊，这为铊的提取和减少资源浪费提供了科学依据。1970年，军工宣队为了出“资产阶级教授”的丑，限期“请”张永立先生去讲“激光物理现状”这一他没有涉足过的领域。他也没有退缩，而是白天拖着半身不遂的身体去图书馆查阅极其有限的中外文资料，晚上又熬夜写讲稿，对未知领域进行着学习和研究……。遗憾的是他却因为积劳成疾倒下了，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由于历史因素及实验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张永立先生的研究成果虽不如从前那么辉煌，但他对科学知识执着探求的精神和在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奋斗不止的作风，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在学位点建设方面，1962年国内高校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张永立积极参与了云南大学招收研究生的筹备工作，并于1964年招收了建国后云南大学物理系首批物理学硕士研究生……。 在云南大学做学问和教书育人的同时，张永立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经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理论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委员、两任云南省人民代表，出席过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等，对促进学术的发展和交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72年10月24日午夜，由于多年的积劳成疾，文革中又遭残酷迫害，身心更加不济的张永立，因心肌梗塞不幸早逝，享年60岁。 （李国红撰稿，王晓珠审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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